“衡”字本义是天平，王充自己解释说：“《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也。”即《论衡》就是评定古今思潮、学说的价值的天平。“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材，如衡之平，如鉴之开”，剖析圣人之道，解释世俗之疑，明辨是非之理，衡量轻重，去伪存真，攻击虚妄之说。

故《论衡》又被称为“疾虚妄古之实论，讥世俗汉之异书”。

书中，他对被神化了的儒学、有意志的天、目的论、道教神仙方术和种类繁多的世俗迷信进行了批判。

他认为，“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天和地都是没有感知、没有意志的自然物质，其跟地上的房屋一样，并无神秘特殊之处，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规律和事物的生成发展都是自然无为的结果，与天地无关。“天不能故生人”，“人，物也；物，亦物也”，天和人都是自然的产物，“物自生”，“物自为”，二者之间并无直接派生关系，“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天道无为，不能干预人事，所谓的“无妄之灾”就是无妄之灾，日蚀、月蚀只是自然现象，“食有常数，不在政治”，自然界的灾异与社会的政治、道德无关，所谓“天人感应”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地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拟天的可笑结果。他还认为人有生即有死，死亡是生命的最终结果，有生必有死，生与死是相对而言的。人所以能生，由于他有精气血脉，而“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将形体与精神的关系比喻为蜡烛与烛光，人死即为火灭，火灭则不复有光，从哲学的高度对生命现象作了科学唯物的解释，从而否定鬼的存在，破除了“善恶报应”的迷信。最难得的是，他反对颂古非今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是一样的，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没有根据认定古人总是胜于今人，相反，汉朝比过去进步，是因为汉在“百代”之后，推崇“今胜于古”。此外，所有的如符瑞、灾异、风水、卜筮、祭祀、厌胜、祈禳、解除、求雨、雷刑等迷信，无一不在他的攻击破除之列。他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否定了天与鬼神，使迷信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从而进一步把一切迷信囊括在“疾虚妄”之内，大力加以批驳。他说“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揭露了所有奉祀鬼神的官吏、君王欺世骗人的丑恶嘴脸。

举个例子，按照“天人感应”说，人是由“天帝”有意识地创造的，“五谷万物”也是由“天帝”有意识地安排它们专门为人生长的；而帝王更是由“天帝”有意识地生下来统治万民的，从而定下了统治的“秩序”，把君权神化。

为了把这套思想体系说得言之凿凿，他们还提出了一种“符瑞”说，即把一些想象的和自然的事物，如龙、麒麟、凤凰、雨露、嘉禾、芝草等，称为帝王的“受命之符”，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夏的祖先是其母亲吃了“薏苡”草后出生的；汉高祖刘邦则是其母在野地里和龙交合而生；东汉光武帝刘秀是生而室内有光等。

《论衡》针对这种荒唐之言做出了大胆的批判：吃“薏苡”根本不能生人，至于龙与人的交合，他说“天地之间，异类之物相与交接，未之有也”，指出异类的生物根本不可能交合。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人都是由父母生的，帝王也不能例外，所谓“圣人更禀气于天”，乃是“虚妄之言”，不足相信。

他进而指出，既然天、人、物三者不是同类，不能相合，那么与“符瑞”也就毫不相干了。

在封建帝王专制统治的环境下，能有这种真知灼见，已显不凡，而敢于把这种真知灼见著之于书，更是难能可贵。这，正是王充及其《论衡》书的伟大之处。

遗憾的是，由于《论衡》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甚至怀疑古经，“刺孟而问孔”，“诋訾孔子”，“厚辱其先”，遭到当时以及后来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冷遇、攻击和禁锢。

清乾隆皇帝就骂其“已有非圣无法之诛”！

但不管统治阶级如何抵触、排斥王充和他的《论衡》，王充都称得上是东汉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

整个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长统。王充的成就最为杰出，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其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集前人无神论思想之大成，以元气自然论论证万物生化，最终确定了古代无神论的理论体系。他的《论衡》，堪称我国古代的一部唯物主义哲学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