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新区，保护古城”的“梁陈方案”，一开始就遭到否决。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中央就提出要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策略，确定将来的北京除了是政治、文化中心外，还要发展为工业中心。1950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手指着广场以南一带，兴奋地告诉身边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将来从天安门上望过去，四面全是烟囱！”苏联专家团作的《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提出，应把行政机关建设在旧城中心，即天安门广场周边地区及东西长安街一线上。他们还认为，北京的工人太少，要把北京建成一个大的工业城市，以提高工人阶级的人口百分比。他们反驳了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认为那是不经济的，是“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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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上书中央，建议保护古城，把中央行政中心另建在北京西郊。
梁思成据理力争，提出把北京行政中心建在旧城会导致大量的拆迁，造成更大的浪费；人们城外居住，城里上班，会造成跨区域的交通问题；北京也不宜大规模地发展工业，应该像美国的华盛顿一样，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1950年5月，梁思成卷入了一场“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他大声疾呼：“城墙不但不应拆除，且应保护整理，与护城河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的计划，善于作用，使它成为将来北京市都市计划中的有利的，仍为现代所重用的一座纪念性的古代工程。”他用诗意的语言描绘：“这应该成为一个全长将近四十公里的这么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环城公园。登上去之后，可以壮阔我们的胸襟，能够休息人民疲劳的筋骨，壮阔他们的胸襟，古老的城墙确实可以担负起新的使命。”“环绕北京的城墙，是一件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它不只是为防御而叠积的砖堆，它磊拓嵯峨，是一圈对于北京形体的壮丽有莫大关系的古代工程。无论是它壮硕的品质，同北京人民同甘共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
梁思成不断地向北京市和中央国家领导人“冒昧上书”，提出他对中南海新建宿舍、长安街的规划，以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等问题的意见和建议。这一年，林徽因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她坚定地站在丈夫一边，大声疾呼保护古城区，保护古城墙。但他们微弱而执拗的呼声顷刻间即被时代的高强音淹没。一些报刊甚至开始对梁思成进行不点名的批评。世界上最大的城墙被拆除了，梁思成唯一能做的只是多看几眼。不谙事理的梁思成不明不白地失败了。他留下一段箴言：“北京古城所承载的信息，不是皇帝个人以及封建王公大臣的，是全民族的，是勤劳聪明的中国人用砖石垒成的史书。现在，人们不懂得她的珍贵，把她大卸八块随意糟蹋，五十年后，相信会有人后悔！”
古代中国的房屋建筑在力学上有三个特色——飞檐、藻井与斗拱。飞檐是力的延伸，藻井是力的凝聚，斗拱是力的分配。梁思成与林徽因很快又找到平衡的支点。1950年6月30日，林徽因主持清华营建系师生设计的方案被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选定为国徽，当全体代表以起立方式通过时，被特邀列席这次会议的林徽因无比激动地目睹了这一历史时刻。1952年，梁思成担任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简称“纪念碑”）的建筑设计主持人，林徽因也被任命为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他就纪念碑的设计问题写信给北京市长彭真，根据北京城故宫中轴线这一体形环境，及纪念碑所处的具体位置，并从构图原理等各个方面来分析论证纪念碑应采取什么样的体形。梁思成几次生病住院，仍与夫人一起对纪念碑的设计方案作了无数次的修改。在碑的体形与环境的配合，及各细部的艺术处理上，他们反复推敲，考虑得无微不至。核心问题是寻找一种体现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的建筑形式。冥思苦想中，灵感如电光石火，骤然降临。1939年秋，梁思成曾带领营造学社的同事从昆明入川，沿着岷江、嘉陵江考察，他们兴奋地发现了四川遗存的汉阙——那是汉代建于宫殿、祠庙、陵墓门侧的一种石砌建筑，状如碑，上覆檐，檐下多有斗拱……于是，他提出纪念碑的设计可参考借鉴汉阙的造型，并获得了一致通过。林徽因与助手关肇邺一起，认真推敲，反复研究，先后画了数百张草图，终于完成了纪念碑须弥座的图案设计和碑身的全套纹饰。回忆那段日子，梁思成曾自豪地说：“差不多每天都在兴奋激动的心情中度过高兴愉快的一天。”
北京城的破旧立新正突飞猛进。建设单位为了改善城内的东西交通状况，准备拆毁位于古城中心的团城，以便把马路修得一平二直。中国向有临水筑台的传统，如秦代长乐宫有鸿台，三国时曹操筑铜雀台，南朝金陵建凤凰台等，但这些古迹早已不存，仅见史载。唯有这座团城古台还存活在世上，而今又要遭遇不测。忧心忡忡的梁思成首先苦口婆心地说服了苏联专家，但一些行政领导却坚持非拆不可。温文尔雅的梁思成一改平素的书生气，竟冲天一怒，拍案而起。他离开会场，径直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总理恳切陈词。周恩来终为所动，亲到现场勘察，最终保住了团城。
梁思成的“上谏”只能保住一些“盆景”，却不能守护一座城市。北京市委常委郑天翔在1953年的一篇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批评另建“新北京”是“错误思想”。这年5月4日，北京市委就朝阳门、阜成门和东四、西四、帝王庙前牌楼影响交通的问题请示中央：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四、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同年5月9日，方案照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他不理解为什么当初解放军宁可流血牺牲也要保护下来的古建筑，现在却一定要把它们拆掉。其后不久，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在这次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梁思成的学生罗哲文后来回忆：“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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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梁思成参与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工地。
老北京旧貌不存，一幢幢高楼在主城区拔地而起。梁思成只好退而求其次，他提出旧城内建新楼，须考量中国式的“大屋顶”元素。其实，他并不赞同简单地将古代宫殿式的屋顶生硬地套在西式建筑头上。早在1944年撰写的《中国建筑史》中，梁思成就认为这类建筑“颇呈露出其设计人对于我国建筑之缺乏了解，如（北平）协和医学院与（成都）华西大学，仅以洋房而冠以中式屋顶而已”。历史是一条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长河。他希望通过“大屋顶”体现“中国建筑的轮廓”，保存一点点历史的基因。
1955年，一场冲着梁思成“大屋顶”而来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的批判，愈演愈烈。一篇发表在《文艺报》上题为《梁思成在民族形式问题的错误》的文章写道：“梁思成口口声声是‘对人的关怀’，但他的‘理论’和他的所作所为，都彻底地证明了他根本缺乏‘对人的关怀’。如果有，那只是出于反动阶级的立场，他才把建筑艺术看做是没有阶级性的，才产生了他这一套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复古主义论调，才要我国现代新建的一切建筑物都纹丝不动地向古代反动的宫殿、庙宇、衙署和住宅看齐。”何祚麻曾在《我与自然辩证法》一文中，谈起批“大屋顶复古”之始末。他写道：
<blockquote>1954—1955年间，在我国的建筑工作中，曾经出现一股复古主义的美学思想，亦即片面强调在建筑里要继承民族形式，要求各个新式的建筑上都加上一个“大屋顶”，从而造成经济建设中的一些浪费。毛主席也曾好几次说：“大屋顶”也不好看。这样一种批评建筑学中错误思潮，亦即批评梁思成教授的建筑思想的任务，便交到了中宣部。1955年，在某次的政治局会议上，部长陆定一同志写了一个条子给彭真同志，请彭真同志负责领导这一批判工作，彭真同志同意了。于是于光远同志便带了我去见彭真同志。彭真同志除了召集有关同志开了一次动员会并做了讲话外，最重要的一个措施便是下令在颐和园的畅观楼里组织了一个班子，大大小小共写出约十余篇的批判文章。其中写得最好，最有说服力的是查汝强同志所撰写的《评梁思成的建筑理论的若干问题》的文章。我也写了一篇《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当时决定先发我写的那篇文章，便刊登在《学习》杂志上。<small>3</small></blockquote>
心力交瘁的梁思成终于住进同仁医院，成了住在夫人林徽因病房隔壁的“病友”，而林徽因的生命已走到尽头。据梁再冰回忆，1955年3月31日晚上，同仁医院打电话告诉她：林徽因病危。梁再冰立刻赶到医院，母亲已经昏迷不醒。护士把住在隔壁的梁思成搀扶过来，“父亲坐在母亲的床前，拉着妈妈的手放声痛哭。”林徽因追悼会在北京贤良寺举行，气氛低调冷清。亲朋好友送的挽联中，金岳霖语出惊人：“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林徽因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公墓二区。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把她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刻样移做她的墓碑。墓体朴实、简洁，体现了他们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
这年5月27日，梁思成写检讨反思：
<blockquote>我的烦恼是“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就开始犯错误了。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到想搞一个在建筑领域中的反党活动。我写文章、做报告，系统地做学术演讲，并且以我的理论教育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和学生。为了反对美国式的玻璃方匣子，我有意识地搬用毛主席的话“矫枉必须过正”，所以为了矫方匣子之枉，必须过正地去搞复古主义。我想搞一个学派，以群众的压力来“教育”党的领导同志。我的错误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了不少建筑师，造成巨大浪费。正如一位领导同志后来告诉我说：连许多共产党员都被我“俘虏”了。正在我暗暗高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突然成了全国性的批判对象。使我大吃一惊。我心情非常沉重。<small>4</small></blockquote>
1956年2月6日，应邀参加全国政协招待宴会的梁思成，托周恩来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转呈一封信，表达了入党的愿望。信中说：“一个多月以来，我内心不可抑制的要求就是不仅仅从外面靠拢党，而要求自己成为党的一个儿子。”“当我知道在今晚的宴会上将得到最大的幸福，将陪同您坐在宴会席的时候，我不能抑制这再生的青年的兴奋……”毛泽东见信甚感欣慰，明确表示支持梁的入党申请。这件事的最终实现，尽管还有两年多的考验过程，但却使梁思成逃过一劫。1957年的“引蛇出洞”，设计师陈占样在“一切以人民的名义”下，被打成右派。由于彭真的出面，梁思成没有成为右派。据说，毛泽东曾问彭真：“那个梁思成保住了没有？”彭真回答：“保住了，按照主席的指示办的。”毛泽东说：“这就对了，他还是梁任公的儿子嘛。”
免遭厄运的梁思成却从此选择了沉默。1959年，梁思成在第19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写了一篇长文《一个知识分子的十年》，文章一开始就说：“1949—1959：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的十年！多么幸福的十年。”文中还引述自己写的一首诗：“十年教诲沐东风，东方红日暖融融。旧皮还须层层剥，身心才会真透红。”
梁思成说过，“建筑物在一个城市之中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它必须与环境配合调和。”也许梁思成没有料到，在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建筑师也同样不能独善其身。一次，梁思成听说河北宝坻县（2001年撤县设区，今属天津市）一座自己曾勘察过的辽代古庙被拆毁后，哀叹道：“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
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辛波丝卡，在其诗集《一百种乐趣》中，有一篇题为《写于旅馆》。诗中写到“文物古迹的热爱者”梁思成。1945年，梁曾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他在为国民党政府及盟军编制敌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名单时，特地建议盟军在战争中要保护日本历史文化名城京都、奈良。日本把梁思成称为“日本古都的恩人”和“日本文化的恩人”，并塑铜像纪念。诗人在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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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梁思成摄于清华大学胜因院。
<blockquote>京都是幸运的，</blockquote><blockquote>幸运而且遍布宫殿，</blockquote><blockquote>带飞檐的屋顶，</blockquote><blockquote>如音阶的楼梯。</blockquote><blockquote>古老而有情调，</blockquote><blockquote>坚硬而富活力，</blockquote><blockquote>它是木质的，</blockquote><blockquote>但从天上朝地上长，</blockquote><blockquote>京都是一座城，</blockquote><blockquote>动人的美令人落泪。</blockquote><blockquote>我是说真实的泪水，</blockquote><blockquote>出自一位先生，</blockquote><blockquote>一个行家，文物古迹的热爱者，</blockquote><blockquote>在一个关键的时刻，</blockquote><blockquote>在一张绿色桌子后，</blockquote><blockquote>大声地说：</blockquote><blockquote>等而次之的城市多的是呀！</blockquote><blockquote>然后在座位上，</blockquote><blockquote>突然开始啜泣。</blockquote><blockquote>就这样京都获救了……<small>5</small></blockquote>
获救的还有梁思成——这块不朽的“辽代的木头”。
<blockquote>（本文照片由梁从诫、李光谟等提供。）</blockq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