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梁思成在美国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顾问。这年春天，国立中央研究院选出首届院士，梁思成以“主持中国营造学多年；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物，实地搜求，发现甚多”的业绩，高票当选。“同榜翰林”中，有与他在抗战中一路结伴逃难，最后流寓李庄的老朋友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李方桂、董作宾等，还有他的胞弟梁思永、挚友金岳霖。他们中或已定居美国（如赵元任、李方桂等），更多的人则在撤退台湾和留在大陆之间徘徊不定。当时，费正清夫妇和一些美国朋友劝梁思成：“北平保不住了，共产党来了。看来台湾也不保险，还是把全家接到美国来吧？”梁思成轻松作答：“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也得要盖房子。我还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吧。”

两年前（1946年）的10月，结束战时苦难岁月，刚回到清华园的梁思成便接到耶鲁大学的邀请，赴美讲学。他带着《中国建筑史》和同时完成的《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图片，以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向世界建筑学界介绍中国的古建筑。他列举了北京的故宫和天坛、山西的应县木塔和佛光寺等处。佛光寺是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十多天，梁思成林徽因带着助手莫宗江等，在山西五台山的一处荒野，一个叫豆村的地方发现的。那座唐代寺庙，萃集了佛殿、塑像、绘画和书法等艺术。梁思成讲演的丰富内容和精湛分析，博得了国外同行的崇敬和赞扬。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古代文化瑰宝也在美国产生了影响。梁思成被指名为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咨询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将与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勒·柯布西耶等人一起同室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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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梁思成（左三）在美国纽约与国际著名建筑师一起讨论联合国大厦设计方案。

梁思成访美期间，开始为祖国的战后重建作准备。他把日程排得很满，马不停蹄地考察美国的建筑教育，访问著名大学的建筑系，结识了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大师。1948年他出席普林斯顿大学“远东文化与社会”研讨会，发表了《唐宋雕塑》和《建筑发展》两项学术报告，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这些迟到的桂冠是名至实归。在我国古代，建造房屋等土木工程活动，历来被视为“匠人之术”，施工要诀仅凭师徒言传身教，罕有文字记载。因此，直到19世纪，西方学者描绘的世界建筑体系大树，主干是希腊、罗马建筑，以及由此派生的体系。而远东中国和日本的建筑，不过是旁枝末节。20世纪20年代梁思成留学哈佛时，就决心写《中国建筑史》。战前，他与夫人林徽因带着助手，跑了两百多个县，实地精细地研究了两千座古建筑。战争中，一路西迁，由长沙而昆明，最后落籍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度过了艰难的六年。访问过李庄的费正清曾感叹道：“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路，改善生活去了。”梁思成与林徽因在长江边上的李庄，重新聚合了星散的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在茅屋油灯下，梁思成在林徽因、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协助下，捧出了由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中国建筑史》。

战后，林徽因从西南回到北平，被清华大学聘为一级教授。尽管重病在身，她仍同许多教师一起倾力筹创初生的建筑系。梁思成从美国回来，买了许多书，包括战后美国出版的关于都市规划方面的新著。带着建筑教育和城市规划的新思路，梁思成将城市设计的概念首次引入这个新兴的国家，决定将清华建筑系改名为营建系，并设立建筑组与市镇规划组两个专业。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他们准备描绘出新的蓝图，最为关注的就是所在的这座千年帝都。美国建筑学家贝肯在《城市建设》一书中赞叹道：“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单项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了。这个中国城市是作为封建帝王的住所而设计的，企图表现出这里乃是宇宙的中心。整个城市深深沉浸在礼仪规范和宗教意识之中……它的设计是如此之杰出，这就为今天的城市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small>1</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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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在李庄写成的《中国艺术史建筑篇》手稿，出版时易名《中国建筑史》。

1948年年底，中共开始部署平津战役，决定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万一非打不可，也要全力保护古建与文物的安全。战前，毛泽东曾向前线指挥部发出指示电，“请你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校和市郊名胜古迹等”。一天，两名年轻的军官在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奚若的引领下，来到清华园新林院8号梁林寓所，他们拿出一张北平城的作战地图，请梁思成标出重要的古建筑。他们告诉梁思成，此图作为攻城之用，宁愿多流血也得尽可能保护古建筑。二战中，梁思成曾为盟军的大反攻绘制过古都、古建和文物保护地图，也许这些军人是领命而来。这正是梁思成日夜担心的事情。他立即投入工作。

在中共军队进入北平前，沈从文在《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一文中，公开表达了他的“美育代替政治”的理念。他假借“苏格拉底”之口诉说自己对北平未来发展的设想。“苏格拉底”认为，像北平这样一座历史古都，“应有一治哲学，懂美术，爱音乐之多能市长。北平应建成一个历史文物的花园，警察员工的工资应提高到园艺师的水平；他们如果检查私人住宅，只是为了卫生和绿化问题提出建议；故宫博物院也将改变其机关制度而按学校制度组织，真正发扬文化而非发卖文化；作为美丽园中的大学，将被重新设计为花木掩映的花园，学生多于温暖阳光下读书谈诗，课堂及长廊均挂有风景画等美术作品；宣传标语通知均被限制到约手掌大小，且只能于盥洗间、饭堂这类地方张贴，免破坏学校整洁……”而古建筑专家、联合国大厦建筑设计委员之一梁思成如若能够出任副市长，则“实为中国一大光荣事”。<small>2</small>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率22万国民党守军起义投诚，北平实现和平解放。接着，朱德和毛泽东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两位军代表再去清华园，请梁思成组织师生编写一份《全国古建筑文物简目》（以下简称“简目”）和《古建筑保护须知》，以便印发给南下作战部队。于是，一份长达百页的“简目”，成了梁思成和清华大学营建系献给新生政权的一份厚礼：它在战争中保护了古建文物免遭误炸，还对50年代初全国开展的古建文物调查保护起了铺垫作用。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即是以“简目”作为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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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和清华建筑系第一届学生在一起。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1949年春天，解放军已在作渡江准备，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协助工作。第四野战军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平津两地招收了一万名青年学生参军。二十岁的梁再冰正在北大西语系读三年级，也毅然报了名。父亲梁思成脊椎有病，佝偻得厉害；母亲林徽因患肺结核，已卧床多年；弟弟梁从诫正在上高中三年级。当她向父母提出自己的选择时，担心父母会不同意。夫妇俩的确感到突然，感情上也难以割舍，更担心女儿的学业因此半途而废。但梁再冰态度坚决，他们也不再坚持，最后双方妥协，等参军一年后，梁再冰再回北大完成学业。那时人们有所不知，参加了革命，就是党的人，一切得听党的安排，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这年4月，梁思成把女儿送上了南下的列车。

一个月后，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49年5月22日，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召开的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梁思成、林徽因与北平市副市长张友渔、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及工程师华南圭等人一起，讨论了有关北平建设发展的系列计划，形成的一份决议是“正式授权梁思成先生及清华营建系师生起草西郊新市区设计”。梁思成在这年6月写下的《城市的体形及其计划》中，有这样一段话：“有限度的市区是不许蔓延过大的市区。最理想的是以五六万人为最大限度。超过此数就应在至少三四公里距离之外，另建一区。两区之间必须绝对禁止建造工商住宅建筑，保留着农田或林地。这种疏散的分布，可使每区居民，不必长途跋涉，即可与大自然接触。”他想发挥“社会主义国家更有效的集中领导”，汲取西方工业化国家一百余年来的发展经验，解决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问题，希望把北京建设成像华盛顿那样“风景优美、高度绿化、不发展大规模工业的政治文化中心”，“能像罗马和雅典那样的世界旅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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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女儿梁再冰。

新生时代，只争朝夕。一身是病的梁林夫妇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梁思成担负了大量的行政工作，仍在清华教课，讲“中外建筑史”，给低年级的学生讲“建筑概论”、“建筑设计”；逐字逐句地审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他要求师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随手勾画出那些建筑的形象。据青年教师、梁思成的助手郑孝燮回忆：“梁先生重任在肩，异常繁忙。他在清华园住的新林院8号宅院的客厅，不但变成了这位建筑系主任的会议室，同时又等于主要来自全国政协的重大任务研讨方案和设计绘图的工作室，有时是夜以继日地忙着。他的夫人林徽因和建筑系的部分教师都是他完成任务的核心骨干。那一段难忘的时间，新林院8号客厅的灯光常是彻夜通明。”

1949年9月下旬，林徽因和营建系的十名教师一起参加了国徽的图案设计工作。她为这项设计竭智尽忠呕心沥血。据设计小组成员朱畅中介绍，林徽因曾提出过许多精辟的意见，比如用色要着力精简，要便于雕塑、作证章和钢印与印刷不走样等。“梁先生和林先生以病弱之躯，不辞辛劳带头做方案，并带领大家讨论研究方案……先后做了二三十个正式完成的国徽图案。”

9月30日，梁思成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得以参加这个开国盛典，实在感到光荣与兴奋。当两个月前我设计改造中南海怀仁堂会场时，实在也想不到自己会来坐在这代表席上的……”“我几个礼拜来，整天都在开会……四面八方去拉建筑师来北京，组织公营建筑师事务所，组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企划处，等等，技术工作全由妈妈负责指挥总其成，把你的妈妈忙得不可开交，我真是又心痛，又过意不去，但是工作一步步地逼迫着向前来，紧张兴奋之极。……妈妈瘦了许多，但精神极好。”

欢乐还在继续。1949年10月2日，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梁思成领着全家人席地而坐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清华园里，金色的秋风中飘扬着热血震颤的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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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林徽因与病中的梁思成商讨国徽图案。

梁再冰曾回忆，“当时常和父母通信，一年后回家，还担心他们的思想和我的有差距，结果发现他们也非常积极。”

新春的鹅黄嫩绿，很快就遭遇一场冻雨。

中国革命的胜利，在苏联老大哥看来，也是自己的胜利。对胜利后城市建设和规划，他们天经地义地认为是自己的义务与权利。

作为一个城市规划的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思成就预见到北京城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必然面临着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发展。为了迎接这个大发展，必须有一个较全面的、有远见的发展规划。承接下北京新市区设计的梁思成有些惶恐，自己是学建筑的，城市规划并非长项，因此请来曾在南京政府内政部营建司担任工程师的陈占祥共同商议。陈占祥曾在英国学习城市设计，两人一拍即合，心心相印。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一起向北京市当局递交了他们草拟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著名的“梁陈方案”）。他们从占地面积、交通联系、长远发展等几方面详加论证，认为从北京的长远发展考虑，应将新的行政中心区放在京城西郊；而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存有众多文化遗迹的古都，应将它完整地保留下来。在梁思成眼中，这座城墙围起的伟大城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杰作。在他组织编制的那份“简目”中，第一项要保存的文物就是整座北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