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岱峻)_半个蚕茧两岸恩怨（2 / 2）_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blockquote>关于中国文化起源的问题，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提倡中国文化西来说，为“种族优劣说”找根据，帝国主义于是便有理由可以侵略所谓“劣等民族”。胡适也看不起祖国的古代文化，这是买办阶级崇外心理的表现……</blockquote><blockquote>当年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人曾说：“殷墟文化是多元的……出土品确可指为原始于东方的为骨卜、龟卜、蚕桑业……确与中亚及西亚有关者为青铜业、矛、空头锛等。显然与东亚有关者为肩斧、锡、稻、象、水牛等。”（安阳发掘报告，四册，576页）我们并不否认有借用，但不能将内因和外因割裂开来，更不能将外因看成比内因更重要。25</blockquote>

圈内人都知道，李济就是文中被点的“当年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人”。文中批评的是李济撰写的《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问题》等篇文章的观点。事实上李济出语谨慎，他提出殷墟铜器形制来源较复杂，部分铜器与西伯利亚，尤其是叶尼塞河中上游，甚至远至欧洲的锋刃器有相近之处，空头斧与矛大约全为西方式；但句兵却为中国产，大部分礼器为中国发明。因此“说这种青铜器完全是欧洲，或西伯利亚传到中国的，都说不通。要说这种文化竟是中国自己演化出来的，我们又没有一点可靠的证据”。这本是学术问题，完全不必与“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提倡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理论联系在一起。

1959年庐山会议后，开始“反右倾”，大陆考古学界开展了对李济的彻底清算。《考古》杂志上一篇题为《批判李济的反动学术思想》的文章，一开始就写到，“李济是美帝国主义一手扶持起来的所谓‘考古学家’，过去在中国考古界长期篡窃着领导地位……”文章认为李济的历史观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否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他这样的资产阶级考古学家“只能以搜集和整理材料的工作代替历史学和考古学”，他的“学术思想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和庸俗进化论观点”，“研究方法是最粗俗的繁琐主义和形式主义”。文章结尾指出：“这些资产阶级考古学的毒素，严重地侵袭了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阵地和阻碍了它的飞跃发展。为了奠定共产主义考古事业的基础，我们坚决按照《红旗》发刊词的指示：‘必须充分地、全面地、深入地展开思想战线的斗争……，粉碎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粉碎李济之流的资产阶级的考古学！”26

1960年，李济偕夫人应哈佛大学之邀赴美访问，8月乘船取道檀香山、日本回台湾。得知这一信息，大陆有关方面即筹划了几种方案，动员考古界知名人士和李济的亲属参与，打算以“约请参观访问”的名义邀李济夫妇回大陆。李济拒绝了，理由是“回到内地不会有大的贡献，对国家民族文化反而不利；牵连台湾的人太多，必然令在台的亲友遭受大不幸；即便参访，回去也要冒极大风险……”几乎与此同时，夏鼐约见了李济的儿子李光谟，让他带一封信转交李济。据李光谟回忆：

李济主编的《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

<blockquote>这封信是没封口而经过我手的。我看了信的内容，颇感“兹事体大”，就拿去找尹达过一下目。信的全文笔者已记不真切了，但其中引用的一段中国文学史上极其著名的文字不妨转录于下：</blockquote><blockquote>……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blockquote><blockquote>这是南朝梁武帝之弟萧宏的记室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的一段千余年来脍炙人口的名句。然而尽管文字清丽感人，毕竟这是一封劝降书。</blockquote><blockquote>记得当时尹达读完这封劝降书沉默了好一阵，对我只说了一句话：“夏作铭好糊涂！”他把信留下了没让带走。27</blockquote>

扣下那封信的尹达，时任考古所所长，是中共老党员，早在1937年抗战爆发之时，就告别师友，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他是李济的学生，夏鼐的师兄。1931年春，尹达（原名刘燿，字照林）以河南中州大学国文系学生的身份，参加李济主持下的殷墟发掘的实习，毕业后留在史语所作研究生，后升为助理员，先后参加了小屯、后冈、卫墓及大赉店等地的发掘。

当年，就在殷墟发掘的工地上，有一天深夜，李济忽然到标本室去查看某个刚出土的标本，正好刘燿就睡在标本室。李济一进来，刘赶忙把一本书藏在枕头底下。于是李就走过来问刘：“照林，你在看什么？”刘不好再隐瞒，就拿出这本小册子（是一本关于社会发展史的通俗读本）。李济翻看了一下，说了一句：“我们作科学考古的人，不要戴有色眼镜啊！”尹达回忆说：“我向李先生辩解了一下，大意是说我觉得扩大一些知识面有好处。李先生好像又重复了一下刚说的那句话，我也说了一些我的看法，李先生没再说什么，找到标本后他就出去了。”28尹达显然比夏鼐更清楚老师李济的政治态度。

1933年秋，刘燿与关百益、王老生、李济、张嘉谋、郭宝钧坐马车赴河南濬县辛村工地。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台湾的李济对记者李青来发表了一篇自传式的谈话，后由记者整理发表于《新时代》杂志创刊号，题为《我与中国考古工作》。文中谈到安阳考古发现鸟兽骨时提到有孔雀骨和犀牛骨；在李济写于50年代至70年代的许多论著中，都提到了这两类动物骨殖，例如写于1957年的《中国文明的开始》英文本和后来的中译本，1956年的《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1969年的《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1977年的《安阳》（Anyang）等。当夏鼐读到此文时，他用铅笔在复印件上批注：“似未见孔雀和犀牛的骨头……”影响不胫而走。

1926年李济的山西西阴村考古发掘，一件最重要的出土物是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夏鼐在他的几篇文章中都对那“半个蚕茧”持否定意见，其主要论点是：蚕茧在黄土层中保存几千年是不可能的；六千年前的生产技术太落后，养蚕织绸可能吗？石刀切割不可能切得如此平直等。按说这些问题他曾有足够的时间与李济当面切磋的，但他似乎从未发表过不同见解；当年他也应该是亲眼看到过那个蚕茧标本的，却偏要在文章中写成传闻：“从前有人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过‘半割的’蚕茧，边沿整齐……”；李济在西阴村发掘报告中特别提到蚕茧的位置在坑的下部，“土色没有受搅的痕迹”；而夏鼐的文章不经考证就武断地说“大概是后世混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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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发掘物到底是否有孔雀骨和犀牛骨；西阴村发现的蚕茧究竟是后世混入的，或是当时发现出土的，这不仅关涉学者的业务水平，更显出职业道德和学术良心。

就在夏鼐极力否定“半个蚕茧”之时，有一批学者开始辨正去讹，缜密考证。1967年，日本学者布目顺郎专程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搞到为西阴村茧壳拍摄的反转片，并复原为照片。他从大小、形状上判断：那个茧壳应与现在桑树上的被称为桑蝗的野蚕属于同一品种，布目顺郎还证明了黄土层中长久保存蚕茧，和用石刀平直切割蚕茧的可能性。30日本学者池田宪司在经过多次考察后认为，这是一种家蚕茧，只是当时的家蚕进化不够，茧形还较小。31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亚洲研究学会首位亚裔会长何炳棣在《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32一书中写道：

20世纪20年代的西阴村。

<blockquote>1927年，一位中国考古学家在山西南部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半个被切割过的蚕茧（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虽然这半个蚕茧是否属于仰韶文化最近受到了质疑（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载《考古》1972年第2期）。一些商代青铜器上的织品印记经鉴定是很好的丝绸（“1937 Silk from the Yin Dynasty，”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9.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C. C.YOUNG）。商代甲骨文中有桑树、丝绸和某些丝织品的文字。在《诗经》中如果黍和稷单独计算的话，那么桑就是提到次数最多的植物，达20次。这些提到桑的诗所包括的地区范围说明桑树在古代中国北方的分布要比现在广泛得多。</blockquote>

2005年9月7日，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在中国先秦史学会、山西省社科院等联办的“全国虞舜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八届年会”上说：“1926年，夏县西阴村出土了半个蚕茧化石，证明了黄帝的妻子嫘祖养蚕的史实，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不小的轰动……”33近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编写的《古代服饰》34一书，论证了我国从北京山顶洞发掘的项饰，到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的半个蚕茧，再至浙江钱山漾的炭化丝织物等历代服饰史。

如今，山西西阴村那个俗名叫“灰土岭”的地方，醒目地立了三块不同的“西阴村遗址”纪念碑。三块碑立于不同的时期，最早是夏县政府60年代初立的，山西省政府是20世纪70年代末立的，到了90年代则是国务院立的（1996年11月20日国务院公布“西阴村遗址”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变化，标志着对“西阴村遗址”的重要性认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也标志着李济当年的“发现”得到了国家认定。

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是李济在台湾大学的得意门生。自从1972年中美建交后，他就把目光投向中国大陆，对促进两岸考古学界的正常交往，作过“搭桥之旅”。1974年11月27日，他给夏鼐写了第一封信：

<blockquote>作铭所长座右：</blockquote><blockquote>刚写给郭院长（注：郭沫若）一信，谨将副本附上，我觉得作此一问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一试。倘能有此一行，其主要目的是去学习在书本上学习不到的学问，同时还说不定对国内的考古以及中美两国考古学界的来往上也可以有所效劳之处，不知先生意下如何？</blockquote><blockquote>虽然从未见过，却早自高晓梅师处常听到过去与先生共事种种，向往久矣。今署七月在台湾作考古工作时，与先生老友数人共摄的一张照片一起附上，藉博一乐也。</blockquote><blockquote>敬候指教，并颂</blockquote><blockquote>时祉</blockquote><blockquote>晚张光直拜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廿七35</blockquote>

此时，大陆还笼罩着“文革”的阴影。张光直的身份是美籍华裔学者，又是从台湾去的，是李济的高徒，这些背景足以让国人色变。张光直的信本欲拉近距离，又是提及业师高去寻，又是寄赠与李济、石璋如、高去寻等人的合影照。前尘旧事，定使夏鼐在“文革”中吃够苦头，避犹不及。这封短函是一道难题，令其措手不及，所以夏鼐的回信足足拖了两个多月，对过去的师友和收到照片事绝口不提：

<blockquote>张光直先生：</blockquote><blockquote>您1973年11月27日来函已收到。</blockquote><blockquote>关于您希望来国内参观访问的愿望，我是能够理解的。据我所知，近年来旅居国外的外籍中国学者，多想回国参观访问，但由于面前条件所限，未必能一一满足。不过，我觉得，您如愿自费来华，可向我驻美联络处提出申请。

</blockquote><blockquote>此复，并致良好的祝愿。</blockquote><blockquote>夏鼐　1974年1月30日36</blockquote>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逐渐好转，夏鼐与张光直越走越近。张光直以他的谦虚博学，赢得夏鼐的好感；夏鼐对中国考古所作出的贡献，也令张光直敬佩。更何况，研究人类学的张光直不能离开中国这个大背景，领航中国考古学的夏鼐也要加强国际学术联系。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他们有一种间接的薪火相传关系：夏鼐长张光直二十一岁，李济是他们共同的老师，高去寻、石璋如等既是夏鼐昔日的好友，也是张光直的师辈。所以，这以后的往来通信中，除了讨论学术，交换信息，提供互助，还经常有问询昔日师友，代台湾的师友寻访大陆亲友一类的话题。渐渐地，夏鼐后来致张光直的信，充满了久违的温情。如1979年9月20日，转告高去寻的儿子高适际的下落，信中的人名也许是出于谨慎的原因，只用了一个姓；1982年11月24日探问高去寻的消息，转赠在海外拍的高去寻、张光直的合影；1983年7月22日转告高去寻，尹达已去世的消息；1983年9月10日，“……前承嘱托打听石二哥在大陆家属情况，现已得消息，兹另纸附奉，以便转去，并望代为问候……”37信中的“石二哥”即石璋如。20世纪30年代参加安阳发掘的十位青年以年龄或入所的先后顺序互相称呼：老大李景聃，老二石璋如，老三李光宇，老四刘燿，老五尹焕章，老六祁延霈，老七胡福林，老八王湘，老九高去寻，老十潘悫。“文化大革命”期间，考古“十兄弟”变成了一个反动集团，“造反派”曾逼问“走资派”尹达：“你当年参加殷墟考古发掘时，在反动学术权威李济指使下，加入了什么反动组织？你们结拜的‘十兄弟’都干了些什么反动勾当？必须老实交代！”……几十年后，“十兄弟”分隔在海峡两岸，且大多凋零，夏鼐笔下一声“石二哥”，读来既觉亲切又备感沧桑！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夏鼐。

李济之子李光谟曾给我讲了一件事：

<blockquote>父亲去世后，给我留了一笔钱，交给他的干女儿、语言学大师李方桂先生的女儿、美国加州黑华德大学人类学教授李林德代管。1982年，我向夏鼐先生建议把这笔钱捐出来设立一个“李济考古学奖”。当时，两岸考古学界已经有了交往。夏鼐一听我的建议最初非常兴奋，非常高兴。他说，应该应该。我去办，估计问题不大。</blockquote><blockquote>但事情的难度大大超乎我们的估计。他先是打电话告诉我，上头批准了，让我快点把钱弄回来。于是我很快托人把美元寄回来（一到国内就成了人民币）。但结果石沉大海，再无消息。</blockquote><blockquote>夏鼐先生后来躲着我。我去找他，问他秘书，他秘书说他不在北京，根本就见不着。这件事的结果是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的。设立“李济考古学奖”的风吹出去了。一次考古学理事会上，有人催问此事，夏鼐在会上说，上头不批准，“大陆上设第一个考古学奖不能以一个到台湾去的人的名义”。38</blockquote>

1985年，夏鼐捐赠三万元稿费，设立了国内考古学的最高奖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

李济是位纯粹的学者，他不会在意“半个蚕茧”的非学术质疑和门生故旧迫于情势的批判。他了解夏鼐在史前考古、汉唐、中西交通和科技考古等方面的成就，了解他对大陆考古事业所起的作用。他就尹达于1959年任大陆考古所所长事在一次谈话中说：“刘照林（尹达）和夏作铭（指夏鼐）早就完全有资格担任所长了……”20世纪70年代末，李济的生命已到晚期，费慰梅开始为老朋友李济写口述史。费慰梅在后来跟一些朋友的交谈中，几次说到李济的一个看法，他自己认为生平有两个在考古学方面的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是夏鼐，一个是张光直。

夏鼐又是如何看待恩师李济的呢？

在李济去世的当年，他在《考古》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一文，谈到蔡元培院长在1928年任命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过程时说，“所中提名两人，一位是著名的金石学教授，另一位是年轻而具有一定近代考古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归国留学生。蔡元培院长选择后者，后来证明这选择是明智的……”39夏鼐隐曲的文字，没道出老师李济的名字，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他对老师的重新评定。夏鼐在1979年8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1953年，李济与他的另一个得意弟子张光直。

<blockquote>昨天接李光谟同志电话，谓得美国来信，济之先生已于8月1日去世。今天又得张光直教授来信，谓死因是心脏病猝发，有养子光周在侧照料一切。张函中又说考古三期上我写的《五四运动与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中对李济的评价，殊为公允。不知李在生前曾获见否？40</blockquote>

夏鼐希望老师在临终前听到弟子的一声忏悔。1985年，值夏鼐去世那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合编的《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夏鼐曾在“序言”中第一次正面说起李济：

<blockquote>回忆抗战以前的情况：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李济（1896—1980）和吴定良（1901—1969）…这些前辈学者将体质人类学引进中国，其中李、吴二位还是我们中国的学者。李济是美国哈佛大学R.B狄克松（Dixon，1875—1934）和E.A.荷顿（Hooton，1887—1954）二教授训练出来的学生，但是回国后改行专搞中国考古学了，虽然他始终未能忘情于体质人类学。……</blockquote><blockquote>解放以前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如李济和梁思永，都曾在国外学过体质人类学。……到了李济、梁思永主持发掘时才注意到人骨标本的采集，并且用科学的采集方法和保存方法。1935年春，我到殷墟发掘团参加工作时，采集人骨标本已成为一种制度。41</blockquote>

文中说“李济（1896—1980）”不确，李济于1979年8月1日去世。夏鼐尽管只涉及体质人类学，但到底没有回避自己与李济的关系。夏鼐写道：

1979年8月1日，李济在台北去世。

<blockquote>194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避居四川南溪李庄时，由山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在地的月亮田搬运人骨标本箱子到山上板果坳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有一个箱子被碰裂开，露出了满箱人头骨。这里的乡下人本来对于外来的下江人很不信任，加上以前几天有几位广东籍的同事捕捉一条蛇宰杀了做成佳肴打牙祭，所以，一下子谣言便传开了：这些下江人嘴馋得很，什么东西都要吃，蛇不用说，连人也要吃。满箱的人骨便是铁证。肯定人骨还不止这一箱呢！闹得满城风雨。最后还是由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人开了一次群众会，向大家解释一通，这事才平静下去。</blockquote>

说人骨标本，说起中研院在四川李庄的前尘旧影，这在夏鼐的文章中并不多见，似乎弥漫着一种忆旧思故的情绪。

夏鼐曾在吴金鼎去世时写的一篇怀念文章中引过吴的信：“自胜利以后，弟无时不在梦想着田野工作。俟一切安定，弟必及早返所随诸兄再晒太阳也。”421948年1月，李济在纪念蔡元培的一次讲演会上说道：“……斯文赫定博士有一次告诉我说，三年不回到骆驼背上，就要感到腰酸背痛。这一句话最能得到考古组同人的同情；他们却并不一定要骑在骆驼背上，他们只要有动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43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另一个世界，李济、梁思永、董作宾、吴金鼎、尹达、夏鼐、高去寻、石璋如、张光直等一大批中国考古学前辈，他们定然又回到田野上，“与天地精神往来”，手握考古铲，快活地晒着太阳干活。

<blockquote>（本文照片由李光谟、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董敏等提供。）</blockq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