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岱峻)_灵谷烦冤应夜哭天阴雨湿隔天涯激流中的曾昭燏（2 / 2）_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我多次参观过那间“主任室”，那是四川李庄张家祠堂西北角的一间房子，木地板，外面一壁的雕花木窗户。众目睽睽，何藏“隐私”？

当时，李济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两个女儿先后病逝，心绪极坏。再者，史语所属中研院系统，经费由财政部拨付，中博院隶属教育部，经费由教育部发，李济同时兼任史语所三组主任和中博院筹备处主任，矛盾就难以回避。总干事曾昭燏作为工作上的助手、学术上的同仁，思想感情上也许与李济走得较近，甚至也不乏一些生活上的关心。从曾昭燏致李济的信即可看出两人关系的渐进。收入《曾昭燏纪念》文集中的第一封信是民国三十年十一月六日，署名“曾制昭燏”；民国三十二年，署名“曾昭燏”，到民国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开始，以后的署名皆为“昭燏”。信中除却谈工作，也有生活上的关心，如“奉二月二十一日手书，敬悉一一。重庆生活之苦，在人意料之中。只望诸事得早日完毕，能于月底返李庄则幸甚矣。伤风愈否？极念极念……傅先生于十二日从此乘飞龙轮动身至南溪。昨日早乘巫山轮往渝，燏送至南溪，闻船上甚拥挤……现从筲箕背至李庄有长天、永昌二轮对开，惟南溪至筲箕背一段需起早耳。南溪旅馆极坏，不能住，可住张官周之征收处。”14关切之情跃然纸上。难怪，傅斯年会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曾于济之信服之至，亦怪事也。”15

其实，曾昭燏的独身是自觉舍弃了做女人的权利，“而委身于学问、社会”。情欲对于李济这样的学者，也是奢侈品。他曾说过：“所谓研究自然科学的真精神者，至少应该保持如荀卿所说‘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的态度。养成这态度最大的阻碍，自然是感情。尤其是在人文科学范围以内，感情最难抑制；结果多少总是‘蔽于一曲’而失其真。”16所以，我相信，李庄时期的曾昭燏，也就是李济的红颜知己。

1945年12月，曾昭燏参加了李济主持的“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和“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1946年10月中博院迁回南京，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辞去了中博院筹备处主任职，交给曾昭燏代理。后由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兼任，曾昭燏仍担任总干事。此阶段，在她的主持下，中博院开始了陈列大殿的基建工程。

1941年11月6日，曾昭燏致李济信。

1948年秋冬之交，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南迁。当时，由于对中国政治前途的不同判断，曾氏家族的后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有的离开大陆，如曾昭燏的哥哥曾昭承、妹妹曾昭楣以及至亲俞大维家族等去了台湾、香港。二哥曾昭抡、妹妹曾昭懿等留在大陆。曾昭燏在1951年的“干部履历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的一位堂侄女曾宪楷忽到南京，住在我这里。她与我是中学同学。她有一位胞妹曾宪植在大革命时代就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成为叶剑英将军的爱人。在抗战初期的时候，宪楷因之而与叶剑英、周恩来认识……她和我谈了她所知道的共产党的事，她说共产党绝对要文化，绝不会仇视知识分子，她劝我尽力保存着博物院这个国家文化的库藏，以待新时代的来临。她的言辞使我消除了一切的忧虑。”17曾昭抡还希望她与二嫂俞大絪一起赴解放区，“可为学术界服务，做些纯粹的研究，对人类的贡献更大。”18

11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议作出决议，决定精挑文物分三批运往台湾。曾昭燏坚决反对，12月6日她致函杭立武：“此次遵照理事会决议所选诸物皆国宝，若存京文物安然无恙，而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职对此事虽无责任，然为本院保管文物已七八年，对于诸物有浓厚之感情，知有各种危险，岂可缄然。”1912月22日，海军派出中鼎轮装载着史语所和数学所重要图书、仪器、设备以及故宫迁运文物，由李济督运开往台湾，28日抵基隆港。1949年3月6日，曾昭燏与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等在《大公报》上联名发表了题为《搬回古物图书》的文章。一月后，曾昭燏又与徐森玉、王家楫等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将已运往台湾之文物运回大陆。

李光谟曾向我讲过李济对此事的态度。他说：

<blockquote>父亲发表了一个公开宣言，记得好像不是他一个人署名，还有另外几位。声明中说，你们说这批东西应该运回大陆，意思是运到台湾去就不是国内了？我们又没运到国外去。我工作了一辈子经过的事太多了。一件事是战后被国民政府派到战区查询日本人抢掠的东西，到了长春。我可知道，俄国人进到长春去解放长春抓走溥仪的时候，伪满洲行宫即溥仪宫殿里头，北京故宫最珍贵的东西都在那里，全部一抢而空。这个账可是怎样算？另一件事，历史上曾老九20打南京的时候，屠城三日，不但杀人，金银财宝满地都是，文物也是。南京太平天国掠了好多民间的财物，最后一概都被曾老九抢走了——这是有所指的，陶先生那篇东西，你曾昭燏可签了字！21</blockquote>

1951年，曾昭燏在南京博物院。

过去这批人大致可归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类，偏左偏右色彩不同。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迫使他们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当初，圈子里流传李济与曾昭燏的绯闻，虽属无稽，但也可见两人感情不薄。而今，楚河汉界，真刀真枪，互相攻击，真让人扼腕叹息。

随着新政权的诞生，曾昭燏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春。1951年她被文化部任命为南京博物院副院长，1954年任院长。她在繁忙的管理工作中，1950年主持了南唐二陵的发掘。她和全体工作人员同住在荒芜的祖堂山下的幽栖寺内，过着艰苦的野外考古生活。发掘工作结束后，在她主持下出版了大型专著《南唐二陵》。1954年她又主持了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墓发掘。她还与尹焕章合撰了《湖熟文化》和《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等文。

曾昭燏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后，立了一条不成文的院规：凡是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员，尤其是做考古工作的，绝对不准私人收藏古董。她自己身体力行，不玩古董，还把收藏使用的清同治年间的瓷茶具捐给了国家。其实这条铁律即来自李济。1928年，李济入主史语所考古组之初，他就与同人约定：绝不私藏和购买古物。他一生经手发掘保存研究的文物无数。到他去世后，人们清点遗物，在他家里没发现一件文物古董。在这一点上，分隔海峡两边的考古学家仍是心有灵犀。

曾昭燏在南京博物院库房向工作人员讲解文物知识。

傅斯年娶曾昭抡夫人俞大絪的妹妹俞大綵为妻，与曾昭燏有亲戚之谊。在曾昭燏的回忆中，自认为受他思想的影响最大。当曾昭燏听说傅斯年1950年12月20日在中国台湾不幸去世时，竟如晴天霹雳、悲痛万分，在办公室掩门恸哭。

受到重用的曾昭燏为努力跟上时代，阅读也在开始转向。她读刘少奇《论党》、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托里亚蒂《人类的唯一正确道路》、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伏契克《绞刑下的报告》等。从接受思想改造，到后来身先垂范。她在日记22中写道，1951年11月20日，她主动要求参加土改，“同罗宗真到西范井庄组织群众开会，斗争地主四人，令其自报财产，通夜未眠。”1952年3月29日上午，“向全院广播，检查南唐二陵发掘团的浪费与官僚主义。”8月2日，在全院大会上作自我检查一整日，“回忆前事，痛苦万分”。抗美援朝运动中，她捐款300万元及22枚银元，用于造飞机大炮。1953年2月24日，“听说毛主席已到南京，以为可能到博物院来，无心做事。”3月6日，“惊闻斯大林于昨日下午九时五十分逝世，悲痛不已，写誓词稿及唁电稿，七时起开追悼会。”年终时写道：“今年得见到毛主席是生平最大的幸福。”1955年3月3日，“撰写批判胡适思想委员会历史组工作计划。”她把胡适题赠她的《胡适文存》上交给组织。5月16日，晚七时半，向南京博物院全体干部作关于“美蒋劫运文物事”的报告，并进行座谈；18日夜，起信稿与《人民日报》，“为美帝企图劫掠我国文物事”。6月20日，“夜，写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章。”9月17日，“同徐平羽谈解放前与李济在一起工作的旧事。”

1957年6月6日，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召集民盟中的知名学者、教授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等开座谈会，与会者在会上谈了大鸣大放开始后个人所接触到的情况以及对形势的一些看法。“反右”运动开始后，这六位教授很快就被划为大右派。时为高教部副部长的曾昭抡是我国引进西方近代化学的先驱，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者。曾昭燏对这位“投身民主运动，纵论时局风云”的二哥素来崇敬。7月14日她赶到北京，“住在高教部宿舍，同曾昭抡俞大絪夫妇长谈。”15日“上午，与曾昭抡俞大絪夫妇谈话。11时到高教部黄松龄副部长谈曾昭抡的右派问题。下午，写信给统战部李维汉，要求同他见面”。7月18日“读曾昭抡这一年的日记，并作摘录”。19日“同曾昭抡挖‘章罗联盟’的阴谋资料一整日”。8月6日“到卫生学校看王淑娟，得知曾昭懿的神经已错乱。”9月2日“上午为曾昭抡口述材料做记录。写信与民族学院请追查费孝通。”——此时的曾昭燏从思想不通，到主动开始配合。

与此同时，曾昭燏的侄儿曾宪洛也同样遭遇不幸。曾宪洛与夫人郑秀琴生有曾宁、曾卫两个儿子，那时他们一家与曾昭燏一起住在南京博物院的宿舍里。戏剧理论工作者曾宪洛因与几位文艺界同仁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江苏戏曲工作的矛盾何在？》一文，被打成“江南草”右派反党集团的头目之一，受到最严厉的处置，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曾昭燏有几个兄妹去了中国台湾，她配合南京军区政治部，参与电台的向台湾同胞喊话，开展攻心战……1958年7月18日，毛泽东作出炮击金门的指示。8月中旬福建前线万炮齐发，轰击金门。曾昭燏写诗：

<blockquote>重洋制敌古今稀，运筹帷幄费苦思。</blockquote><blockquote>系得瘟神留海角，东风一着见高棋。</blockquote>

台海那边的金门前线，亲临指挥的就是曾昭燏的表哥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俞大维的母亲曾广姗是曾国潢的孙女。俞大维是留学哈佛的博士，抗战时是国府兵工署署长，曾昭燏在1940年9月16日的中秋日记有记：与俞大维夫妇及兵工署等三十余人同至龙泉镇，大家聚于傅斯年、俞大綵家，共度“中秋大会”，下午众人散去，“四哥（大维）、六哥（俞大绂）、叔兄（昭抡）、涭妹（昭楣）等均留下”，“聚谈甚欢，四哥健谈特甚”。而今，台海那边，傅斯年墓木已拱，俞大维已为“人民公敌”。

在那个对农民起义高唱赞歌的年代，平定太平天国，攻下南京城的曾家自然是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作为曾国潢的曾孙女，曾昭燏时刻不忘洗清“罪恶”。她在《读李秀成自述手迹》中，有“一火金陵万屋墟，焚身犹欲救池鱼。百年心事分明在，试读名王自白书”“鸿毛岱岳须臾事，取舍分明是丈夫。寄语世人须着意，亲仇有界莫模糊”的诗句。

1963年的曾昭燏。

作为南京博物院院长、江苏省妇联及省社科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曾昭燏在领导运动的同时，也接受运动的冲击，使得她高度紧张，身心疲惫。1962年2月11日，她敬重的老师胡小石去世，精神上再受打击。曾昭燏为先生撰写了墓志铭。1964年，随着“四清”运动的来临，曾昭燏陷入莫名的恐惧，患了抑郁症，住进南京丁山疗养院接受医治。据中博院（后来的南京博物院）老职工尹焕章的女儿邓嘉嵋叙述，196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曾昭燏叫尹焕章到她家的凉台上说话，她告诉老同事，自己藏着一个秘密：表哥俞大维到台湾前，把他家的地契房契都托付给了她。天长日久怎样处理始终心理很矛盾，后来就把它烧了。烧了又觉得很不妥。其时，俞大维任台湾“国防部长”。这件事在当时是件大事，藏着是个问题，烧了是更说不清的问题。在尹焕章看来，这是造成她患上忧郁症的重要原因。生病期间，尹焕章曾陪老领导在附近走走。一次陪她登上灵谷寺九层塔，在第七层时，曾昭燏将身体探出了栏杆外，尹焕章一把拉住她，说：“院长，这个玩笑可开不得！”这件事让尹焕章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关于她弃世的先兆，有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曾是九三学社成员，在民主党派的座谈务虚会上，大家都说‘形势大好’，曾昭燏突然来了一句说：‘我看你们都是佞臣。’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了，大家群起质问曾昭燏：‘我们怎么是佞臣？’曾昭燏立即起身离开会场。”

231964年12月初，她收到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证书。她对老同事凄然地说：“别再宽慰吧，我不行了。”12月22日，曾昭燏提出去散散心，她让南京博物院的小车送她在灵谷寺前。半个小时后，灵谷寺塔上，飘下一道身影。前一天，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世上已无曾昭燏。

当年一起在英国留学，后来又一起在中博院与史语所考古组同事的夏鼐，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收到宋伯胤同志来信说：曾昭燏院长于12月22日在灵谷寺塔自杀，口袋中有遗书，说古物运台，自己有责任；隐匿湖南家中的地契，对于家庭成员中不满，实则这些事都已向组织交代过，自去年5月间入丁山医院守养，领导上很照顾，此次当由于神经错乱，自绝于人民。事件发生后，南博即请示省委，决定不组织治丧会，不发讣告，由家属自行料理后事，院加襄助，当即火葬，尚未埋葬，此事向觉明教授知之，曾去电吊唁云。”24

今日灵谷塔。

1965年2月14日，陈寅恪听到曾昭燏的死讯，写了一首《乙巳元夕前二日，始闻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君逝世于灵谷寺追挽一律》诗，诗云：

<blockquote>论交三世旧通家，初见长安岁月赊。</blockquote><blockquote>何待济尼知道韫，未闻徐女配秦嘉。</blockquote><blockquote>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blockquote><blockquote>灵谷烦冤应夜哭，天阴雨湿隔天涯。25</blockquote>

陈寅恪的母亲俞明诗是曾国藩第三子曾纪鸿之女曾广珊丈夫的妹妹，曾广珊的儿子俞大维，又娶陈寅恪的胞妹陈新午为妻。因由这几层关系，尽管曾陈二人不曾共事，但关系密切，1949年后仍“歌诗唱和，颇有交往”。至1963年年初，陈寅恪仍有诗《病中南京博物院长曾昭燏君过访话旧，并言将购海外新印〈李秀成供状〉，以诗纪之》。曾昭燏的死，是不堪外在压力的人格分裂所致。史家陈寅恪似早有预知。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谈及历史上值世变之际，有这样一段话：“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

<blockquote>（本文照片由李光谟、李在中、岱峻提供，及采自南京博物院网站。）</blockq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