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李健吾在抗战胜利后曾如此评价林徽因。他与林徽因过从甚密，所述应当中肯。但我研究李庄数年，也看到了林徽因许多不为人知的轶事。前些年写作《李济传》，李济之子李光谟先生给我提供了两封林徽因在1945年中秋前写给他父母的信，从那些文字中我读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温柔贤良的林徽因。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系出名门，留学美国，兼善东西方文化，酷爱艺术。那时北平的北总布胡同，他们是花信风，几乎每周六家里都是花团锦簇。那拨“星期六朋友”，如诗人徐志摩、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等，常跨过一扇门，从金岳霖的小院径直来到梁家“太太的客厅”。后来自美来华的学者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也卷了进来，一时间俨然“国际艺术沙龙”。
沙龙的老板是金岳霖，他是梁林家的老朋友，在清华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与梁林是先后同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回国后执教清华、北大。他高大帅气，西装革履，极为绅士。主持人是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林徽因。“太太的客厅”中，人们如众星捧月，听她以诗的语言和艺术的眼光，大谈旅途见闻、读书心得、人生感悟。林徽因顾盼生辉、光彩照人，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控制场面和调动情绪的本领。客厅里笑语欢声，迸珠溅玉。萧乾曾记下1933年11月初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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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自家寓所。
<blockquote>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blockquote><blockquote>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small>1</small></blockquote>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晚年回忆林徽因，“她是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位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智力活动兴趣的女子，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里，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着她转。”<small>2</small>
那时，北平的知识分子因其出身教养、兴趣爱好、受学背景、专业方向的殊异而各有圈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上空笼罩着战争阴云，林徽因这种招风揽月的沙龙聚会也招惹是非。1933年10月，作家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甫一发表，就引起华北乃至全国文化界的关注。写作的背景是北平，作者写到，客厅里的那位诗人捧着太太的指尖，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明眼人都知道，这是针对诗人徐志摩的诗作《偶然》。徐写道：“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文洁若当时尚是中学生，后来她在《林徽因印象》一文中说：“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金岳霖也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林徽因对冰心的讥刺做出了迅疾的回应，据李健吾回忆：“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
对这场文坛公案，后辈不容置喙。不过从林徽因的性格分析，她的患病不能说与性格全然无关。侯健在他编著的《养生箴言》一书中有言，“名过伤肺，……肺病者宜逃名，名人每多言，言多则损肺气”。此番道理病榻上为肺病所害的林徽因不会不察？可惜性格即命运。
欢娱如朝露。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骤然改变了林徽因和那群“星期六朋友”的命运。
1937年秋，梁思成、林徽因携家带口与金岳霖等结伴离开北平，首途长沙。离乱中“星期六朋友”重聚，话题多是对往昔的回忆。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
<blockquote>每天晚上我们就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到处串门，想在那些妻儿们也来此共赴“国难”人家中寻求一点家庭温暖。在空袭之前我们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饭馆，而是在一个小炉子上欣赏我们自己的手艺，在那三间小屋里我们实际上什么都作，而过去那是要占用整整一栋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我们交换着许多怀旧的笑声和叹息……<small>3</small></blockquote>
短暂的欢乐是长夜的前奏，顷刻间灾难又至。那封信中林徽因继续写到：
<blockquote>炸弹落在离住宅大门十五码的地方，我们在这所住宅里有三间房子，作为我们临时的家。当时我们都在家——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两个孩子都有病躺在床上。谁也不知道我们是怎样逃脱被炸成碎片的厄运的。当我们听见先扔下来离我们较远的两颗炸弹的可怕炸裂和轰鸣声以后冲下楼梯时，我们的房子已经垮了。出于奇特的本能，我们两人一人抓起一个孩子就奔向楼梯。但我们还没有到达地面，近处那颗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儿子）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就开始裂开，那大部分是玻璃的门窗啦、镜框啦、房顶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来雨点般地落到我们身上。我们从旁门冲出去，到了黑烟呛人的街上。</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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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林徽因及其友人。
<blockquote>当我们向联大的防空洞跑去的时候，另一架轰炸机正在下降。我们停止奔跑，心想这次跑不掉了，倒不如大家要死死在一起，省得孤零零地活着受罪。这最后的一颗炸弹没有爆炸，而是落在我们在跑着的那条街的尽头。我们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少了）都从玻璃垃圾堆里掘出来了，现在我们就在这儿那儿的朋友家暂住。<small>4</small></blockquote>
猝不及防的轰炸，使梁思成、林徽因和金岳霖等朋友仓皇星散，各自南下。金岳霖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我离开梁家，简直像掉了魂似的。”
1937年12月8日，梁思成等几家人离开长沙，乘长途汽车去昆明。在湘黔交界的小城晃县，旅程突然中止，他们被拦下告知，所有前行的大汽车都被征用，乘客只能无期苦等。绝望中出现奇迹，梁思成之子梁从诫记下了发生的一幕：
<blockquote>泥泞的公路两侧，错落着几排板房铺面，星星点点地闪出昏暗的烛火。……这里已滞留了几班旅客，到处住满了人。妈妈打起了寒颤，闯进一个茶馆，再也走不动了。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但是茶铺老板连打个地铺都不让。全家人围着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blockquote><blockquote>就在那走投无路的时刻，竟发生了一个“奇迹”，从雨夜中传出了一阵阵优美的小提琴声。父亲“听仙乐耳暂明”，这拉琴的一定是一位来自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或许能找他帮一点忙？</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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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24日，日本人第一次轰炸长沙，李济夫人与赵元任夫人（左三、左四）在小吴门现场。
<blockquote>乐曲戛然而止，父亲惊讶地发现，自己面对的，竟是一群身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十来双疑问的眼睛正望着他。那年月，老百姓见了穿军装的就躲，可是眼下，秀才却遇上了兵！父亲难为情地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青年们却出乎意料地热心，立即腾出一个房间，并帮忙把母亲搀上那轧轧作响的小楼。原来，他们二十来人，是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七期的学员，也正在往昆明撤退，被阻在晃县已经几天了。其中好几人，包括拉提琴的一位，都是父亲的同乡。这一夜，母亲因急性肺炎高烧四十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了。<small>5</small></blockquote>
两个星期后林徽因终于退了烧，他们赶上一辆开往昆明的小公共汽车。本来计划“十天艰难的旅行”实际用了差不多六个星期。1938年1月中旬，才踉踉跄跄到达昆明。
昆明城中尚没安定，敌机又开始轰炸。梁思成、林徽因随史语所和中博院一同迁往北郊的龙泉镇。他一家借住在麦地村一李姓富户，主人叫李荫村，曾在昆明市的私立求实中学教过国文。很快，他们从村上借来一块地皮，自己设计，请人用未烧制的砖坯，盖了一生中唯一为自己建造的房屋。这所房子连上佣人房一共七间，客厅有壁炉，有一扇很大的窗户，几乎是普通民居窗户的四倍。在平房西侧，有一间小小的耳房，是为金岳霖盖的。盖这座房子花费了他们认为能够支付得起的双倍价钱。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惨。米价已涨到一百块钱一袋——我们来的时候是三块四——其它所有的东西涨幅差不多一样。今年我们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轻松的。”
乔迁新居的梁家又恢复了喝下午茶的习惯，金岳霖还养了一只用作观赏的黄羽大公鸡。田野风清，林徽因又萌发了诗意，她在《除夕看花》一诗中写道：
<blockquote>新从嘈杂着异乡口调的花市上买来，</blockquote><blockquote>碧桃雪白的长枝，同红血般的山茶花。</blockquote><blockquote>著自己小角隅再用精致鲜艳来结采，</blockquote><blockquote>不为着锐的伤感，仅是钝的还有和剩余下！</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今日的脚步，再不甘重踏上前时的泥沙。</blockquote><blockquote>月色已冻住，指着各处山头，河水更零乱，</blockquote><blockquote>关心的是马蹄平原上辛苦，无响在刻画，</blockquote><blockquote>除夕的花已不是花，仅一句言语梗在这里，</blockquote><blockquote>抖战着千万人的忧患，每个心头上牵挂。</blockquote>
1940年10月13日，日机的狂轰滥炸逼着逃难者继续撤离。栖居龙泉镇的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和中博院等单位将迁往四川，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也不得不随行。梁思成既是史语所的通信研究员，又兼中博院建筑资料委员会主任。他在给费正清的信里抱怨道：
<blockquote>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我们已经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将要去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远离都市，那里除了中央研究院各个研究所，别无其他机关。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如此。不管我们逃到哪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small>6</small></blockquote>
1940年11月底，搬迁开始。临行时梁思成忽然发烧，只好暂时留下。林徽因领着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随史语所的眷属，坐卡车离开昆明。车上共有三十多人，年龄从七十岁的老人一直到襁褓中的婴儿。大家坐在敞篷卡车上，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路不平，五肺六脏都差点吐出来，车颠簸，大家你搀我扶，挽成一团。艰难的旅途持续了两个星期，好不容易才到了四川泸州长江边。
逃难到南溪县的李庄，营造学社迁移到镇西面的上坝月亮田的张家大院。月亮田依山临水，一边是缓坡的“柑子坡”和翠竹林，一边是滚滚东去的长江水，空气中弥漫着江水的腥味。那年是林徽因三十六岁的本命年，从那以后她就没能逃脱疾病的厄运。大女儿梁再冰十一二岁，据她后来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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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昆明龙泉镇梁思成林徽因家。
<blockquote>四川气候潮湿，冬季常阴雨绵绵，夏季酷热，对父亲和母亲的身体都很不利。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经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须节约使用，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我们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四十度不退。<small>7</small></blockquote>
躺在床上，林徽因昏昏沉沉不省人事。梁思成远在重庆为营造学社筹措经费，得知妻子发病的消息，他买了些药品后急忙赶回李庄，担当起了医生兼护士的角色。
林徽因一天天挣扎着，一点一点地退了烧。她十分虚弱，下不了床，每天只能靠在被子上坐一会儿。听那些快活的飞鸟在竹梢上唱歌，她试图用目光捕捉着掠过窗棂的一道翅影。病榻上，她写下那首《十一月的小村》：
<blockquote>我想象我在轻轻的独语：</blockquote><blockquote>十一月的小村外是怎样个去处？</blockquote><blockquote>是这渺茫江边淡泊的天，</blockquote><blockquote>是这映红了的叶子疏疏隔着雾；</blockquote><blockquote>是乡愁，是这许多说不出的寂寞；</blockquote><blockquote>还是这条独自转折来去的山路？</blockquote><blockquote>是村子迷惘了，绕出一丝丝青烟；</blockquote><blockquote>是那白沙一片篁竹围着的茅屋？</blockquote><blockquote>是枯柴爆裂着灶火的声响，</blockquote><blockquote>是童子缩颈落叶林中的歌唱？</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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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林徽因在李庄上坝家中的病榻上。
<blockquote>是老农随着耕牛，远远过去，</blockquote><blockquote>还是那坡边零落在吃草的牛羊？</blockquote><blockquote>是什么做成这十一月的心，</blockquote><blockquote>十一月的灵魂又是谁的病？</blockquote><blockquote>山坳子叫我立住的仅是一面黄土墙；</blockquote><blockquote>下午通过云雾那点子太阳！</blockquote><blockquote>一棵野藤绊住一角老墙头，斜睨
</blockquote><blockquote>两根青石架起的大门，倒在路旁</blockquote><blockquote>无论我坐着，我又走开，</blockquote><blockquote>我都一样心跳；我的心前</blockquote><blockquote>虽然烦乱，总像绕着许多云彩，</blockquote><blockquote>但寂寂一湾水田，这几处荒坟，</blockquote><blockquote>它们永说不清谁是这一切主宰，</blockquote><blockquote>我折一根柱枝看下午最长的日影，</blockquote><blockquote>要等待十一月的回答微风中吹来。</blockquote>
1941年秋天，金岳霖从昆明千里迢迢到李庄休假，除了与梁家重逢，还带着一个重任——重写《知识论》，那是一部几十万字的理论著作，本已完成，一次躲空袭，人坐在书稿上，警报解除后，起身就走，等到想起，已水过三秋了。金岳霖的到来，给梁家带来了春天般的欣喜。此情此景见诸三人联手写给费慰梅的信：
<blockquote>林徽因——</blockquote><blockquote>思成是个慢性子，喜欢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对做家务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务事却多得很，都来找寻他，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一样。 当然我仍然是站长，他可能就是那个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老金（他在这里待了些日子了）是那么一种客人，要么就是到火车站去送人，要么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扰正常的时刻表，但也使火车站比较吸引人一点和站长比较容易激动一点。老金——</blockquote><blockquote>面对着站长，以及车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说不出任何话，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过。我曾经经过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好多次，一次也没看见过站长，但在这里却两个都实际看见了，要不然没准儿还会把站长和车站互相弄混。</blockquote><blockquote>梁思成——</blockquote><blockquote>现在该车站说话了。由于建筑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条有相当的缺陷，而由协和医学院设计和安装的难看的钢支架现在已经用了七年，战时繁忙的车流看来已动摇了我的基础。<small>8</small></blockquote>
战时岁月的悲苦，患难中的友情，苦中作乐的调侃，在这封信中演奏得天籁般和谐动听。
1942年10月，梁思成的大妹梁思庄带着女儿吴荔明从沦陷区北平燕京大学辗转到了李庄。此行，她也代表家人来探望思成和思永两兄弟。初一相见，梁思庄差点认不出漂亮的嫂子，林徽因那么瘦，瘦得只剩一个衣服架子，蜡黄的脸，只在眼睛里才看得到昔日美丽的影子。
梁思成和弟弟梁思永的身体也被病魔折磨得厉害。1942年4月18日傅斯年给朱家骅写信，试图为梁氏兄弟申请救济：
<blockquote>骝先吾兄左右：</blockquote><blockquote>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blockquote><blockquote>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它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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