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玖回忆,当政府号召组织“青年军”时,傅斯年召集开会,动员所内青年人参军。他说:“你们现在不参军,将来抗战结束后,你们的儿女要问你们:‘爸爸,你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什么?你们将怎么回答呢?’”<small>21</small>跟随傅斯年多年的侄子傅乐德报名参军,傅斯年去信勉励:“你这次从军,实在的好事。此时青年总当以爱国第一,立起志气来,做于国家有益的事。我们这一辈的人,太多自暴自弃,或者懒惰无能,把这样的局面交给你们一辈的手中,实在惭愧!只盼中国在你们这一代的手中,成一个近代的安乐国家。”<small>22</small>
敢在“委员长”面前跷二郎腿的傅斯年,在乡下却十分谦抑。板栗坳到李庄镇有七八里之遥,且要上下一道陡坡,地方曾多次提出修公路的动议。1944年6月16日,傅斯年写信告诫李庄区区长张官周:“前李仲阳县长在任时,曾闻其有修筑由李庄镇直达板栗坳公路之议,日前始悉此路业已动工,并闻占用民田甚多,倘此路专为本所而修,则本所既无此提议,更无此需要,何妨还田归民,就此终止,敬希将此意转达地方经画此事诸公。”<small>23</small>滑竿是傅胖子上下山依赖的交通工具。张汉青的父亲张海洲抬过滑竿,他还记得:“傅所长胖得很,恐怕有一百七八,只有我老者张海洲和李伯周抬得起他。傅所长去镇上办事,抬滑竿的只要身体斜一下,他马上就喊停,自己下来走。到李庄,有时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请吃饭。饭碗摆好,他一坐下来,刚捏起筷子他又站起来,看轿夫桌子上的菜一样不一样。要是不一样,他马上站起来就喊走。”<small>24</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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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的傅斯年。
桂花院乡民邓素华告诉我:“傅所长家门口有块晒坝,水竹儿编了个栏栏,圈得宽宽的,外人不能随便进去。他家请了个烧锅的(保姆),叫龙嫂,四十多岁。龙嫂的女都打发(出嫁)出去了。我们跟龙嫂进傅家耍过。屋里头书多得很,山一样地码起。后来龙嫂是跟傅家走了。”龙嫂走的时间是1945年8月底。她跟随傅太太和傅仁轨第一次出远门。他们坐船去重庆,同路人有哲学家金岳霖带着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人们相信,国难过后,会是万家团聚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受师友胡适之托,代理北大校长。1945年11月,昆明西南联大发生学潮,他以校务委员身份前往处理。他在给俞大綵的信中说:“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此次惨案,居然告一段落,太不容易。我所办的,除了若干共党及CC外,尚未有责备我者,而称颂我者甚多。”学生运动平息后,美国驻昆明总领事馆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也说,“幸好有这样一个人出面,他不是当官的,但有直接的权力处理局势。”<small>25</small>回到北平,饱受劳累和诟骂的傅斯年,被戏称为北大的“功狗”。
1947年,傅斯年高血压病发作,他在妻儿的陪伴下赴美就医。6月26日史语所几乎全部同人到车站相送,弟子陈槃作《送孟真师偕夫人暨公子赴美疗养别后奉怀二律》,诗曰:
<blockquote>江夜照离车,灯昏雨气斜,廿年唯许国,四海未宁家,</blockquote><blockquote>衰疾余身患,忧劳与鬓华,平生知遇意,极眼去程赊。</blockquote><blockquote>百年新大陆,六月远游踪,今古蟠奇抱,风潮荡此胸,</blockquote><blockquote>辞荣同腐鼠,难识故犹龙,送君情如水,后夜满吴淞。</blockquote>
劳榦作《和槃庵(送孟真师偕夫人暨公子赴美奉怀)原韵》,诗云:
<blockquote>北郭送轻车,桓灯照雨斜,天人归独抱,风雨正无家,</blockquote><blockquote>倦客常千里,羁身有岁华,瞬看春草绿,不信别程赊。</blockquote><blockquote>感激平生意,殷勤望别踪,播迁疑小梦,湖海荡余胸,</blockquote><blockquote>大宇平如镜,丛山郁似龙,加餐公自勉,辛苦向吴淞。<small>26</small></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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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春,蒋介石与傅斯年在北平文丞相祠合影。
送行的队伍中还有“国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交通部”部长俞大维等。
抵美后,傅斯年先在波士顿伯里罕医院治疗。血压正常后,移居新港静养。1948年夏,稍见好转,傅斯年忽然执意要回国。夫人劝他多疗养一阵。他说:“国内要做的事太多,岂可偷闲而安居异国?”俞大綵自知拗不过他,只好把十三岁的儿子傅仁轨留在美国读中学,托人照顾。临行前,美国医生“坚嘱勿再任行政工作,以免复发”。
1948年8月,夫妇俩回到风雨飘摇的中国。俞大綵回忆:
<blockquote>民国卅七年底,时局日趋紧急,孟真在南京忧心如焚,旧疾复发、血压猛升,加以感时忧国,情绪极劣,随身携带一大瓶安眠药,一旦共军攻入,他便要服毒自尽。正在那几天里,蒋总统命孟真前往台湾,接长台湾大学。孟真本早有决心,以身殉国,但念及设能藉此机会接出困在北平的学人,同去台湾,群策群力,整顿台湾大学,岂不可遂书生报国之志?便决心就台大校长的职务。<small>27</small></blockquote>
以傅斯年的身体状况,断不能接长台大。他在去世前几天,还对朱家骅说:“你把我害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small>28</small>俞大綵曾回忆丈夫去世前的情景:
<blockquote>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他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我一阵心酸,欲哭无泪。</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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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傅斯年、俞大綵夫妇在美国。
<blockquote>他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死后要留给儿子,他要请董先生为他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small>29</small></blockquote>
似是谶语,1950年12月20日下午,傅斯年在列席省参议会,回答参议员质询后,竟一头倒地。当晚11时23分,与世长辞。
傅斯年逝世时,正在美国读中学的傅仁轨,无钱回台奔丧。他给悲痛中的母亲写来一封信,信中写道:
<blockquote>父亲已走完了他艰苦的旅程,现在该是他静静安息的时候了。妈妈,不要太伤心,不要流泪向人倾诉你心中的悲痛,更不要因为家境贫困,哭泣着向人乞怜。我们母子要以无比的勇气,来承受这个重大的打击,我们不需要人们的怜悯,而是要争取人们对我们的尊敬……<small>30</small></blockquote>
孀居的俞大綵,背负着“故校长夫人”的牌子,仍在台湾大学教外文。环境影响心境,也影响行为。她似乎并不受学生欢迎。许悼云以为,“傅师母脾气不小,她教过我们半年英文,学生很辛苦。”作家陈若曦的笔下,更为细致:
<blockquote>四年的大学生涯,令同学闻之色变的是俞大綵老师。……本组原有三十八位学生,第一堂上课就少了二十多位……</blockquote><blockquote>老师不愧体育系出身,身材保养良好,也很重视穿着打扮,永远显得光鲜亮丽。(注:另有一说,俞大綵毕业于沪江大学外语系。)她总是穿一袭合身的旗袍,色泽华而不俗,头发烫得卷卷的,涂脂抹粉外,高跟鞋的颜色和指甲搭配,在讲台上走动时顾盼自如,宛如明星走秀。老师英文咬字清楚,口气不疾不徐,脸部表情冷漠深邃;讲课很少对着学生,头总是抬得高高的,目光不是投向窗外,就是瞪着课堂后的天花板;眼神时而冷淡,时而遥远,一副拒人千里外的神色。以前的寡妇不管如何穿着打扮,常会散发出哀怨悲苦的气息;老师却一举一动全然反传统,特立独行的外表先就让我觉得新鲜有朝气。……</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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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校园内纪念傅斯年的建筑“傅园”落成。
<blockquote>两堂课下来,我就明白为什么许多学生要退选了。老师太过威严,动辄罚站,不给女生留颜面,简直公然歧视女性。……女孩子脸皮薄,不久就掩面而泣。不料这一来更激怒了老师。“出去,出去!要哭到外面哭去!”她气呼呼地呵斥着,同时高跟鞋“登登登”,三步并两步地走去开了教室门,硬是把同学撵出去……这以后,我对散文课兢兢业业,每堂课前都做考试准备……大学四年,就数这一年我最用功。为此我很感激俞老师……</blockquote><blockquote>下学期的最后一堂课,她一来就宣布:“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堂课,不讲课了,我们玩一个游戏。”天上竟会掉下这么个礼物!大家惊喜交加,不禁面面相觑起来。“你们每人说出一项心愿,随便什么都行。来,从这边开始,陈小姐请!</blockquote><blockquote>她的手像乐队指挥棒似地朝我一指。盼了一年,头一回被点到名,我激动得很,身子立即随着指挥棒弹了起来。我大声宣告:“我但愿天下的寡妇都结婚去!”只见她的鼻孔扭曲了一下,脸朝窗外瞪了两秒,随即回转来,若无其事地示意我坐下。我像死囚获得特赦,喜不自胜地坐下来。这时才注意到,右排的女同学正咬着唇皮,强忍着不敢笑出来。
</blockquote><blockquote>我犹陶醉于自己的大胆里,这时传来老师的催促声:“郭先生……哈罗,郭先生,轮到你了!”郭松棻宛如从存在主义的甜梦里被摇醒,慌慌张张地站了起来。“我……我愿意娶个有钱的寡妇!</blockquote><blockquote>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俞老师也笑了,但笑容一闪而过,立即又把头转向窗外。等回转脸来,依然冷若冰霜,俨然神圣不可侵犯。一年来难得这么嫣然一笑,虽然短暂,那一刹那却是美丽又温柔。<small>31</small></blockquote>
1990年,俞大綵病逝台北,享年八十四岁,距夫君逝世整整四十年。遗体火化后暂厝普导寺,身后至为萧条。
2003年10月9日,我在李庄羊街八号罗萼芬老人家,他拿出一张照片递我看。是他表姐张素萱前些年从台湾寄来的。张素萱嫁给史语所的李光涛,1949年跟丈夫去了台湾。照片上三个女人,其中两个是张素萱和她的女儿李小萱,还有一个女人更加苍老。照片背后有张素萱的题词:“送给萼芬老表。这是一百零三岁帮傅斯年所长的佣人龙嫂,现已经一百一十多岁了。她是河对门的农妇,先帮傅所长。后傅所长夫妇死了,又帮‘交通部长’俞大维。又死了。现在听说她被送进养老院了。”
在李庄,我不止一次听过关于龙嫂的故事。她是从山里走出去的乡下人。她与傅斯年的岁数当是不相上下?历史已翻过了好几页,她还活着。也许,世界都已老去,而她的长寿秘诀正在于大字不识。
李田意是当年傅斯年夫妇托付照顾傅仁轨的监护人。他回忆:
<blockquote>在傅先生夫妇由美返南京之前,他们的少爷仁轨正在新港念初中。他们让我暂时照料仁轨,等他初中毕业之后, 由我同他一块儿返国。想不到中国大陆的局势起了变化, 因此关系,傅先生夫妇只好决定让仁轨继续在美国读高中。仁轨在高中毕业之后,考进哈佛大学。四年之后,他又回新港,入耶鲁医学院学医。他转攻医学是傅先生的意思,可是他并不喜欢,后来竟中途而废。为了表示不念医学的决心,他先入美国空军服兵役。期满之后,他在纽约一家公司找了一种编辑工作,从此不再在任何学校念书了。<small>32</small></blockquote>
据何兹全、罗筱蕖、王汎森等人告诉我,那以后傅仁轨与海峡两岸都断了联系。
2004年8月,我意外地收到一封寄自美国的信,是傅仁轨读了我的《发现李庄》后写的。信的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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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龙嫂与张素萱母女。
<blockquote>Dear Sir :</blockquote><blockquote>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ending me the books on Li Zhuang.They are most interesting.I am grateful to you for bringing back memories from that time.</blockquote><blockquote>With best wishes,</blockquote><blockquote>Jack Fu</blockquote><blockquote>14049 Bel Red Road, Apt.7</blockquote><blockquote>Bellevue, WA98007</blockquote><blockquote>August 18,2004傅仁轨</blockquote><blockquote>(先生您好:谢谢惠赐大作《发现李庄》,读来甚有兴味,谢谢您为打捞记忆,还原历史所作的努力。顺颂 大安 傅仁轨)</blockquote>
信是英文写的,“傅仁轨”三个字的签名用的是中文。后来台北“中研院”得知我与傅仁轨有联系,史语所所长王汎森找到我说,台湾准备将傅斯年先生列入进“先贤祠”的人选,需征得家属同意,但与傅仁轨一直联系不上。我告诉了他仁轨先生在美国的地址。不知他们后来是否有联系?仁轨先生也是年近八旬的老人,对如山的往事他自有理由不愿涉及。我也不能再用这些前朝旧事去扰乱他的心境。
<blockquote>(本文照片由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李光谟、罗萼芬提供。)</blockq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