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岱峻)_至刚至柔至情至性傅斯年与家人（1 / 2）_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blockquote>一代学人傅斯年，这些年已成学界研究的热点，甚至公众讨论的话题。我更关注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公众视野之外的那个“傅大炮”。他在豪放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柔韧的心，有着近乎赤子般的童真。如胡适所评价的：“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blockquote><blockquote>傅斯年五十五岁弃世，誉满天下，谤也随之。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对生者的不幸。伤痛最深，哀莫大矣，莫过家人。</blockquote>

1934年，三十八岁的傅斯年挣脱樊篱之后，新筑了爱巢。

那道樊篱是祖父傅淦在1911年送给他的成人礼。在腊月的鞭炮唢呐声中，他与聊城丁馥萃女士拜堂成亲。那年他才十六岁，在天津府立一中读书。丁夫人长他三岁，是县绅丁理臣的长女。丁傅两家是世交，又是街坊。这对红绣球，像一副锁链，锁住了少年人的幸福。傅斯年早年丧父，祖父和母亲把他们兄弟培养成人，他也习惯了在长辈面前唯诺听命。婚后，丁夫人一直陪侍傅母家居。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大，六年后留学欧美，一去又七年，直到1926年才回聊城省亲。那以后傅斯年一直在外，再也没有跨进过家门。他与丁夫人相处日短，文化不同，何来感情？若要离异，对方并无过错。于是一场既要取得战果，又不能伤及无辜的战斗持续多年，直到双方身心疲惫。1934年夏天，他终于拿到了离婚契约。离异后的丁馥萃，一生未再嫁，身后无子女。傅斯年为此内疚不已。

同年8月5日，傅斯年与同窗好友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綵女士在北平结婚。俞家望门。祖父俞明震，即《鲁迅日记》中多处提及的“恪士师”，曾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甲午战争后曾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嫡亲孙女。俞大綵兄妹八人，她生于1907年，回忆童年：“父母亲非常注重儿女的教育，长兄大维出国深造时，大纲与我才十一二岁，其他诸兄姐们，到十二三岁，均被送入学校住读。因大纲与我最幼，留在家中，延师先读国文，另有一位陈女士教英算。”1俞大綵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外文系。她性格活泼，思想开通，兴趣广泛，骑马、溜冰、打网球、跳舞样样出众。

择偶也是选择生活。婚后的俞大綵这样定位：“如果比学问，我真不敢在他面前抬起头，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结婚之后他没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动，但我完全自动放弃了……”北平安好新家，傅斯年立即从济南接来母亲一同居住。傅母姓何，有蒙古人血统。他奉养母亲十分周到。俞大綵写道：“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而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2家有贤母，室有良妻，乐呵呵的傅斯年长于这边长跪，那边作揖。罗家伦评价他：“这几年可以为他高兴的就是他能和俞家八小姐大綵女士结婚，使他得到许多精神的安慰和鼓励。”

1934年，傅斯年与新婚夫人俞大綵在北平寓所。

1935年，俞大綵产下一子，按傅家班辈排，“斯”以下应为“乐”字辈，傅斯年却为儿子取名“仁轨”。罗家伦解释，“说到聪明的孩子仁轨的命名，确有一件可纪念的事，有一天孟真对我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一个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轨。我一时脑筋转不过来，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枉费学历史，你忘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3《旧唐书》中的刘仁轨出身寒微，“恭谨好学”，历仕唐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皇后四世，古稀之年建功立业，白江口海战，大败倭国水军，“百济诸城，皆复归顺”。此战之后，倭军九百多年再未踏步朝鲜半岛。借古喻今，也是祈愿国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发表论文《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为建立满洲国制造理论依据。傅斯年闻讯，立即组织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一起编写《东北史纲》，驳斥日方谬论。该书第一卷于1932年10月在北平出版，经李济节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时任冀察政务委员的萧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名人，企图劝说大家就范。与会的傅斯年拍案而起，当即表示誓死不屈。——傅斯年的家国情怀，也寄托在儿子小仁轨身上。

1936年1月28日，傅斯年移家南京。不久，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去世，代理院长朱家骅赴任浙江省省主席。于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傅斯年受命代理中研院总干事。他让俞大綵携两岁幼子，去江西庐山牯岭投奔岳父。又转托史语所一位职员，护送母亲前往安徽暂居。留守金陵的傅斯年开始忙碌于组织搬迁，转运文物图书等万千头绪。曾侍奉傅斯年母亲一路逃难的朱仲辉写道：

<blockquote>当南京空袭日频之下，傅先生忙于公务无法陪侍老太太避难同行，遂托专人护送老太太至安徽歙县暂住。南京沦陷后，才辗转由陆路逃至汉口，历时廿余日，备极劳累，沿途辛苦，老太太每谈及，必感谢护送人之殷勤劳苦。斯时老太太年已七十以上，虽长途劳累，终能平安健康地住在了长沙。傅先生每言老母逃难之事心实不安，说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对祖先。4</blockquote>

撤到长沙，史语所寄驻在城东的圣经学校和韭菜园子。1937年11月24日，日机首次轰炸长沙，凄凉的废墟和燃烧的烟火，又在催促流浪者继续逃离。此时，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语所、中博院与中国营造学社也随之同迁。

1937年12月，傅斯年率史语所历史组岑仲勉、全汉升、劳榦、王崇武等在长沙圣经学校。

1938年春，迁到昆明的史语所，分住城里拓东路和靛花巷两处。傅斯年致函代理所务的李济：“同仁几全到昆明，大可安定矣。在云南总是‘羁旅之人’，理当‘入门而閟禁’。同仁迁移安适，至慰。弟意在昆明可作长久想。所址租地以全租为宜，临大（联大）如建筑，似可入一股……”5秋天，傅斯年携妻子来到昆明，与史语所历史组主任陈寅恪同住靛花巷宿舍。傅家住一楼，陈家住三楼。他们既是留学欧美的同窗，又是姻亲（俞大綵是陈寅恪的表妹）。为躲避敌机轰炸，人们在楼下空地挖有防空洞。每次警报一鸣，众人争先恐后往楼下跑，傅斯年却拖着肥胖之躯往楼上冲。他担心陈寅恪视力微弱，行动不便，每次总是把陈寅恪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陈寅恪曾苦中寻乐地撰写过一副对联：“见机而为；入土为安。”

1938年9月28日，昆明再遭轰炸，死伤无数。城里的文教单位又开始迁往郊外。史语所搬迁龙泉镇，中研院社会所和北平研究院历史所迁到落索坡，中博院设竹园村，中国营造学社迁麦地村……人们渴望片刻安宁，开始了安居工程。傅斯年在棕皮营村长赵崇义的西院租了块种竹笋的地，盖了五间房。落成后，一家三口喜迁新居。1939年1月20日，傅斯年为爱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他要年仅四岁的儿子记住逃难的经历。他在图上题记，“小宝的一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那时的傅斯年，也许幻想这个家庭不会再分离。回忆那段日子，俞大綵也溢满温馨：

<blockquote>我们初到昆明时，友人送给仁轨一只很漂亮的大黑狗。一日孟真午睡方酣，那只狗走近床边，用舌轻舐他的手，他被惊醒，便伸手猛打，没有打中，他怒气冲天地拾起拖鞋再打，狗已远去，他却把自己的眼镜从几上打落到地上，镜片碎了。在他盛怒之下，我只得戏言，虐待动物是一罪，要遭监禁的，不料他竟“恼羞成怒”，整整三日，不与我交一言。这场冷战，延续了三天之后，第四日清晨，他起床，长揖到地，面有愧色地笑向我说：“我无条件地投降了，做了三天哑巴，闷煞我也。”……我很欣赏他不时流露出天真的稚气。6</blockquote>

1938年10月，史语所同人在昆明龙头村，左二为傅斯年，右四为俞大綵。

1940年10月13日，日机轰炸西南联大，文化巷住宅被毁，有师生被炸死。同济大学打算迁往四川。傅斯年再度兼任中研院总干事，开始作搬迁的准备。年底，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和中国营造学社开始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每个参与搬迁押运的职员，都有不同的遇险经历，傅斯年则要应对突发其来的所有难题。如潘悫汇报：“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泸州）蓝田坝检查哨屡次无理取闹，故意为难。”傅斯年即致函川滇公路管理处：“请电令川滇公路所属沿路关卡，对于本所迁川租用之卡车家车一体放行，勿予稽留”……

坐镇重庆，遥控指挥的傅斯年如同在下多副盲棋：一年前，西南联大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自兼所长，除了授课，还指导研究生；他往返昆明重庆两地，处理中研院院务；史语所初到李庄，诸如打通关节，租赁房屋，筹措钱粮，稳定人心等，事事操心。

转眼就是1941年的春瘟时节。3月，傅斯年被送进重庆歌乐山下的中央医院。这次生病，是几年来心力交瘁以致积劳成疾。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谈道：“去年初冬，敝所奉命自昆明迁川南，其时甚为忙碌，又以兼任敝院总干事长之故，更感生活之不安定。今年在二三月中，五十天内，一连开会五次，长者如参政会之十日，短者不过一日，但属于敝院者，须弟事先准备，又以有各种不如意事，时有暴怒。”7住院四个月后，傅斯年回到歌乐山上的家里养病。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诉：“出中央医院时，血压是低了。以后高高下下几个月，我在歌乐山养病，以离中央医院近也。出院时为7月7日，直到9月中，才可以说能走点路。一夏大轰炸，只是听着他在头上过，任之而已。”8那是一段穷愁的日子，俞大綵写道：

<blockquote>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廊外偶而细雨纷霏，又怕看远树含烟，愁云惨淡，我不敢独自凭栏。</blockquote><blockquote>记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顾路途遥远，上山探疾，孟真嘱我留客便餐，但厨房中除存半缸米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楼，向水利会韩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与韩君，素不相识，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学与孟真同学，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钱。</blockquote><blockquote>事隔一月，我已还清债务，漫不经心地将此事当笑话说与孟真听。不料他长叹一声，苦笑着说：“这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让你再腼颜向人借钱了。我好惭愧。”我很后悔失言，不料一句戏言，竟引起他的感慨万千，因为他常为国家多难而担忧，但他于个人生活事，从不措意！9</blockquote>

福不双降、祸不单行。这年10月，傅斯年的母亲不幸去世。母亲逃难重庆，他无暇顾及，只好安排弟弟傅斯岩照顾母亲的生活，自己负担费用。朱仲辉写道：

<blockquote>傅先生母丧后，悲恸之情自不待言，但以国难当头，丧事一切从简，不发讣告，不开吊，寿衣老太太早已自做好，仅购置优质棺木，并请俞大维派人料理安葬事宜，墓地经选在歌乐山附近，地名已记不清楚。仅记得是在当时水利部后山，大概是中研院数学研究所办公处旁一小山顶上。下葬时在岩石中钻一洞穴，用吊车将棺木放入，再用水泥制成约七八寸厚之水泥板三块，用吊车吊起盖上，极为坚固，是日参加葬礼者除傅先生兄弟二人外，仅有我与中研究院高先生及数学所部分人员，另有工程人员不过十数人而已，人虽不多，但极隆重。10</blockquote>

办完母亲的丧事，傅斯年身心两伤，高血压再度复发。

傅斯年的母亲何老夫人。

1941年年底，大病初愈的傅斯年将妇携雏，来到雾霾弥漫的李庄板栗坳。四川的坳，就是山间的小盆地。栗峰山的张家大院隔着几块水田有个独立的小院，叫桂花院，是给傅斯年租赁的。山居生活有种种不便，却有一种“复得返自然”的静谧。董作宾写下傅斯年此刻的行状：

<blockquote>第一组主任，现在是傅孟真先生兼任的，他名为回所来养病，实际上他一会儿也闲不住。他忙着督促指导各部分的研究工作；他忙着审核论文，编印集刊，他已编成了集刊五大册六十万字的论文；他忙着和同事们讨论每个人跟他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他忙着替朋友和同事们买药，请大夫，治病；他忙着和朋友们“摆龙门阵”，讨论天下国家大事，或者写信给朋友吵嘴；他忙着到大厨房去拍苍蝇，或者叫人锄路旁的野草，把毛厕里多撒石灰；他忙着为同事买米，买布，买肥皂等等；他忙着一切的一切。有时似乎是清闲了，他又忙着找密斯特王（指版本目录学家、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堂）下两盘象棋。11</blockquote>

大嗓门直肠子的“傅大炮”，也有心细如发的时候。任继愈讲述：

<blockquote>傅斯年在李庄的时候遇到向达的儿子和李方桂的儿子打架，一个五岁，一个八岁。五岁的打不过八岁的，李方桂的夫人就来找向达的夫人，两位夫人争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傅斯年经过看到了，对双方赔礼道歉，连说：“你们两个消消气，都不要吵了，都怨我。”边说还边作揖。傅斯年处理这事看似“低三下四”，但他是为了尊重李方桂、向达两位专家，让他们安心研究，不为家庭琐事分心。12</blockquote>

弟子们见了所长，却似老鼠见了猫。马学良写道：“当时我们小辈，晚饭后在田边散步，远远看到傅先生迎面走来，都转身急急奔逃，如果逃脱不了，就会被抓去下棋。其实傅先生心不在棋，意在思考某一学术问题，或天下兴亡大事，不过借棋定神，心有别属。因而常常高举棋子而迟迟不落，令知者感怀，不知者诧异。也有传说他是借机测试，以便了解你的智能和学术造诣。”

13

六十多年后，我到李庄寻访前贤旧迹。找到李庄镇永胜村八十八岁的四婆婆邓素华，她家所住的桂花院当时就转佃给傅斯年家。她领着我去看那个小院。那是川南普通的农舍，前面一块水田，中间一块晒坝，房子围成一个三合院。她告诉我：“傅斯年家三块人（人称块，川南土语），傅太太个头不高，瘦精精的，话不好懂。有个儿子，牌坊头的李先生有个女儿。傅太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在屋头教两个细娃读书。”14后来，史语所的子弟多了，自己办了子弟小学。傅斯年兼首任校长，延聘当地名媛罗筱蕖、张素萱为专任教师，兼课的是所里的研究人员，如丁声树教国文，劳榦教历史，石璋如教地理。眷属作兼任教师，如董作宾夫人熊海平、董同龢夫人王守京、何兹全夫人郭良玉以及俞大綵等。罗筱蕖告诉我：

<blockquote>傅斯年叫我当教务长，管杂务，从教务到工友的事都做。我爱唱爱跳的，性格活泼，孩子们都喜欢我。我还记得傅斯年的孩子叫傅仁轨，董作宾的孩子董敏、董兴，劳榦的孩子劳延瑄、劳延全，向达的孩子向宇生、向燕生，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等。因由孩子的关系，也熟悉了那些太太。她们天天接送孩子。俞大綵在家里请我吃过一顿饭。用当地新出的麦粉做了一个蛋糕，两三个菜，龙嫂做的。15</blockquote>

在俞大綵晚年的记忆中，四年的李庄岁月竟如仙境般迷离：

<blockquote>那是一个水秀山明，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山半，俯瞰长江，过了一段悠闲的日子……在那段难得的清闲的日子里，（他）不是给儿子讲几段《三国》《水浒》，便是看书写作；有时背着双手，环绕室中，摇头晃脑，不断地用满口山东腔调，哼唱诗词，怡然自得。年幼好奇的儿子只在一旁瞠目相视。16</blockquote>

傅斯年一家住过的板栗坳桂花院。

春秋两季，傅斯年要离开李庄，乘船去重庆公干。他下榻的上清寺聚兴村22号，是中研院总部宿舍。费正清描绘这里，“高级知识分子生活在落难状态中，被褥、锅盆瓢勺、孩子、燏子和谈话喧闹声乱成一团。这是一个贫民窟，但又住满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真是一个悲喜剧的好题材。”17傅斯年在这里忙公务，也舍生忘死地参政议政。程沧波写道：“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之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的房内，看他拿着一个小箱子，藏在枕头底下，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件。”18那位大员即国府财政部长兼行政院长，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傅斯年自1938年3月开始上书蒋介石，认为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作来一切若不相似”。此后数年多次致函蒋，揭发孔祥熙的贪腐问题。俞大綵回忆：

<blockquote>在李庄几年中，孟真在家时更少，常去重庆；心所焦虑，唯在国家之危急存亡。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表言论，在报纸上写文章，对政府的批评甚至对当局个人的攻击，都是出于一片爱国赤诚，毫无一点私念。他平常好议论，但他对个人私事，向不作恶意批评。只要事关国家，他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常对我说：“我非识时务之俊杰，更不识何谓明哲保身，我乃大愚也！”19</blockquote>

妻子当然知道横亘在丈夫前路的险情，却更了解他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性格。1945年8月1日，傅斯年给夫人写信：“国库局案，我只嚷嚷题目，不说内容，不意地方法院竟向中央银行函询，最高法院总检察署又发公函给我，要内容‘以凭参考’（最近的事），闭会后孔祥熙连着免了两职：一、中央银行总裁；二、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老孔可谓连根拔去（根是中央银行），据说，事前并未告他。老孔这次弄得很狼狈。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这一件官司（国库局）我不能作为密告，只能在参政会辩，此事我大有斟酌，人证物证齐全，你千万不要担心。把老孔闹掉，我甚为满意。以后的事在政府与法院，我不作主动了。上星期一见蒋先生，他对此表示极好。”20其实，他早已得到一份关于蒋介石欲为孔祥熙（中央银行国库局案）说情的绝密抄件，还在上面勾出要害处，并在“委座”的名侧大笔一挥批道：“不成话。”他给夫人的信不过是放宽她的心。

1944年夏秋，日军为实现“一号作战计划”围困衡阳，国军方先觉部全军覆没，部分日军窜犯贵州，占领黔东南重镇独山。一时间人心惶惶。傅斯年在桂花院的土屋中，展纸研墨，为儿子仁轨书写文天祥的《正气歌》《衣带赞》诸诗。题跋曰：“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今所不解，稍长必求其解。念兹在兹，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矣。”南宋将领文天祥被俘前，曾在衣带中藏有诗文，被后人称为《衣带赞》。《衣带赞》开篇即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傅在题跋中所书“（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则是孟子的名句。示儿亦为自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