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最初由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石川县人）提出，主要目的是攻占陕西。反馈到东京后，东京加上四川攻略，并将之转到南京，要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研究。先前就建议攻打四川的总参谋长后宫淳此时却持保留态度，他认为：进行川陕攻略需要动用大量伞兵部队，现在日军的伞兵部队还不足以支持这样大规模的作战；另外，冲入重庆前，最好先下成都，但如果由成都攻重庆的路线遇到麻烦，结果就会不如人意。此时的他更关注常德，认为由常德和长沙地区运出的大米，极好地支持了中国大后方的日常生计，潜台词是：最好先打常德。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的意见是什么？

三年后，成为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抱怨：派遣军有那么多人，但却放着不用，白白耽误了攻略重庆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在抱怨前任畑俊六。其实，不能说畑俊六没想过打重庆这件事，他那时候比后宫更积极，他的意见是：不要单独进行陕西攻略，要将之纳入四川攻略的一部分，否则就毫无意义。不过，畑又表示，陕西既有国民党，又有共产党，在滇缅公路被切断的背景下，应利用两党冲突，而不是向该地发起进攻，进而密切两党的关系。

各种意见反馈到东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田边盛武那里。

田边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出任次长的，辅佐杉山元。综合考虑后，他仍希望先拿出五个师团来打陕西（他曾做过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当时就有奇袭黄河防线进而攻取西安的想法），并认为需要对那里的重要城市进行长期占领，以威胁汉中和四川盆地，并切断西北公路，由此对重庆政府施压。这个观点显然跟畑俊六的意见不那么相同。为此，田边飞来南京，专门跟畑俊六商量这件事，并把时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和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叫了过来。随后，田边似乎说服了畑俊六，计划6月底提交陕西攻略计划，9月份开始出兵侵入三秦大地。

冈村的华北方面军在接受陕西攻略任务后打起小九九，他们另有盘算：拿下西安后，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参谋长安达二十三甚至已经计划好了，整个陕西攻略分五部分：强渡黄河作战，西安以东歼灭战，宝鸡、天水、兰州追击战，陇海铁路之战，延安攻击战。举足轻重的第11军的司令官阿南惟几虽然不反对陕西攻略（但其后任塚田攻反对，理由是：这将刺激苏联。如果苏联因此而采取难以预料的军事行动，那么日军得不偿失），但更希望同时进行四川攻略。

此时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的意见很关键。他认为，如果先单独打一场陕西攻略战，意义是不大的，所以他拿出来一个预计进行五个月的川陕攻略计划，并建议专门组建一个方面军，由冈村宁次或冈部直三郎出任司令官，率部从东北面攻入陕西，翻越秦岭和大巴山后，直下成都平原。华中第11军亦归该方面军司令官指挥，同时将在东北的第2师团调归该方面军，第16师团则再次反回中国战场，参加这一攻略。此外，再临时组建两个军，进攻第5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老河口，进行策应战。以第11军第3、6、13师团为主力，一举突破第6战区防线，从宜昌方向入川，占领重庆。最终，以16个师团、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两个飞行团的兵力实施川陕攻略。这个兵力规模已超过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的东南亚攻略。一旦实施，将是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

这期间，热衷于陕西攻略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派出高级作战参谋岛贯武治等人到陕西潼关黄河对岸的风陵渡以及沿河向北的龙门、河津等地进行关于地形、河流的秘密侦察。半个月后，安达又带着岛贯乘飞机从空中对秦岭、大巴山的地形地貌以及汉水、渭水的情况进行了观察，并飞到西安、宝鸡、汉中上空进行拍照。与此同时，日军开始在淮河蚌埠地段（地形接近黄河）以及晋中山地进行模拟演练。针对秦岭和大巴山多悬崖峭壁的特点，日本人专门进行了用迫击炮发射铁爪（这听上去确实古怪）使之钩住峭壁上的树石进而实施攀援的训练。此外，日本人还进行了伞兵突击训练。

在东京，田中新一将计划上报田边盛武，后者虽然对同时进行四川攻略这件事兴趣不大，但还是将之呈报参谋总长杉山元。杉山皱了皱眉头，拿给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看。结果是，东条对这个庞大的计划表现出谨慎和怀疑的态度。东条的心腹陆军省军务局局长佐藤贤了明确表示：他的部门拿不出10万吨的船舶和5万吨的汽油用于川陕攻略。东条为此特意召集了一次会议，田边、田中、佐藤以及陆军次官木村兵太郎参加，但会上没形成一个定案，只是几方达成所谓的谅解。

最后，东条说：“还是进奏天皇陛下决断吧。”这已经到了1942年8月中旬。

由于川陕攻略涉及因素太多：兵力、军种、季节、气候、地形、补给……为协调各军，在田中新一牵头下，又开了一次参谋会议。在会上，新任第11军高级作战参谋的藤原武（南京战和大屠杀其间当过第6师团作战主任参谋，6月初接替岛村矩康）第一次提出来：“第11军所在的武汉地区受到第5、6、9三个战区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军主力置这三个战区100个师于不顾而直攻四川，是不是太冒险？闹不好，不但打不进四川，还会被中国军队包围。”

刚由华北方面军调到中国派遣军担任作战主任参谋的岛贯武治提出一个解决办法：由华北方面军先进行西安攻略。此时，第11军不打四川，而是进行一次常德会战，因为那里是第6和第9战区的结合部。在其附近击溃两战区主力后，第11军北上，跟华北方面军一部会合，再击溃第1和第5战区主力。这之后，在1943年初夏，再进行川陕攻略。怎么说呢，只能说岛贯想得挺好的。

9月3日，在反复考虑、各种权衡后，田中新一最终拿出代号为“五号作战”的川陕攻略计划正式方案，预定1943年春季之后发动进攻。为实施这一作战，中国派遣军所辖部队将由61万增至97万。相应的，关东军由70万人下降到49万人，太平洋战场上的南方军则由34万下降到28万人，日本国内由53万人下降到50万人。由此可见，“五号作战”一旦实施，就动了日军的全身。

同日，杉山元和东条英机觐见昭和天皇，上奏“五号作战”计划。

天皇问：“在美军更多地出现在太平洋的情况下，从南方（指东南亚）抽调部队用于这样大规模的作战，可行吗？”

东条回头看杉山，杉山回头，没有人。

杉山答：“决心和实行是两回事。虽进行准备，但不意味着一定要实行，应依据当时形势重新作出判断。关于抽调南方部队问题，虽抽调了第16师团，但还有其他强有力的部队，此外还将组建一批独立守备队。”

天皇最后没同意，也没反对，说：“那就根据战局而定吧。”

然而，将近一个月前，在1942年8月7日，美军登陆南太平洋上由日军驻守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到10月，争夺战及周边海战进入白热化。这个岛屿位于所罗门群岛南段，战略位置极重要，牵动着东京和华盛顿的神经线。10月下旬，日军为扭转劣势，派出精锐第2师团登陆瓜岛，但在美军的优势火力下，很快就一败涂地了。东京随之束手无策。11月初，瓜岛惨败已成定局，12月31日，大本营御前会议作出决断：从瓜岛撤军。日军在未来的1943年，于太平洋上转入守势是板上钉钉。在这种情况下，太平洋战场需要更多的兵力和军需，于是一度热热闹闹的“五号作战”被取消。

先前支持这一攻略的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在答中国派遣军相关参谋的质疑时，不得不这样解释：“川陕攻略至少在昭和18年（1943年）没办法实施，没办法再向中国大陆增兵；相反，如果太平洋战场需要的话，那么还需要从中国大陆抽调兵力增援那里。大本营已经决定，把第6师团调往太平洋战场了。”

11月10日，得知“五号作战”已被取消后，畑俊六在日记中写道：“这就是事情的最后结局。”除了瓜岛争夺战之外，“五号作战”被影响以致最后取消，还跟下面写到的浙赣会战有一定的关系。

1942年4月18日，从太平洋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的16架B25轰炸机（每机5名机组成员），在杜立特中校率领下，飞向了东京。中午12点半，杜立特的座机率先投下4颗燃烧弹。这是自13世纪遭蒙古远征以来，日本本土第一次被攻击。轰炸后，美军轰炸机除1架迷航飞往苏联的西伯利亚外，其余15架朝中国浙江飞来，计划在顾祝同第3战区控制的衢州机场降落。但由于当晚大雨滂沱，又有传言说日机来袭，衢州机场照明关闭。油料将尽的15架轰炸机的飞行员和机载人员只好跳伞，降落在浙江衢州和临近江西的山区，除少数人被日军俘虏和跳伞身亡外，大多数机组人员都被中国军民救下，随后被安全送到重庆，受到山城市民英雄般的欢迎。

东京被炸这件事叫天皇心惊胆跳（也知道自己国家被炸不好受），质问参谋总长杉山元：“不是说本土防御没问题么？”

杉山元吓得赶紧调查美国飞机是从哪来的，又飞到哪儿。结果是：从航空母舰上来的，落到中国浙江衢州机场一带。

就这样，东京大本营临时策动了浙赣作战。

由于天皇的质问，东京陆军省部对浙赣作战的关注超过了武汉会战后任何一次战役。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参谋总长杉山元天天催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作战准备的情况。畑当时正钻研川陕攻略，同时命令第13军进行广德、宁国作战（安徽这两个地区离南京很近，抗战军民活跃）。在东京的干预下，广德、宁国作战不得不取消。杉山元的原话是：“放下一切！立即迅速摧毁浙江的机场！”

杉山元随即派参谋本部的一个参谋携带着极为详细的浙赣攻略计划飞抵南京。

这件事叫畑俊六极为不快。在当天的日记中，畑写道：“诚属对我等之轻辱。此次中央对此项作战之所以卖力，是由于总长平时一向上奏天皇夸耀国土防卫万无一失……”畑俊六认为浙赣作战属于冲动型，希望东京收回作战计划，但被拒绝了。

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也在日记中抱怨：“由于美军小规模的空袭而进行浙赣作战，却使为了今秋对重庆作战而必要的大规模攻势无法发动！”

东京大本营不管那一套，他们监督畑俊六立即实施浙赣会战，后者不得不出动八个师团（浙江方向的第13军6个，江西方向的第11军2个），在5月15日，以浙江衢州、丽水以及江西玉山三大机场为目标，向顾祝同第3战区发动进攻。这次会战十分仓促，以至于后来日本防卫厅编撰战史时竟然找不到第13军的作战构想和相关史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浙江和赣东为中心地带的第3战区成为空袭日本本土的前沿基地，战略地位由此骤然上升。重庆军委会还一度预测，美军将来有可能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以进攻日军。基于以上各方面考虑，军委会扩建了浙江最大的衢州机场，以供将来美军战机使用。

日军开始频繁调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会战，军委会把在衡山待战的王耀武第74军以及丁治磐第26军（1942年初接替萧之楚）调往第3战区。此前，第3战区主力部队是李觉第25集团军（以何绍周第88军为基干）、王敬久第10集团军（以莫与硕第86军为基干）以及上官云相第32集团军一部，主要布置在浙赣铁路两侧；日军发动攻势后，军委会又把孙渡第58军调往上高，王甲本第79军调往抚州（发现敌第11军5月中旬于南昌集结），并将欧震第4军推进到赣江西岸，让刘广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山东郓城人）第100军（施中诚1942年年底接任）集结在湘赣边境。

顾祝同学薛岳，同样采取了“后退决战”的战术，同时命令各部加强地雷战。

就这样，在西路第11军在江西集结的时候，东路日军泽田茂（前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第13军已从杭州出发，沿途攻占了诸暨——义乌——金华、兰溪、武义——龙游，直奔衢州而来。这里是顾祝同预定的决战地。到5月26日，顾把战区司令长官部由江西上饶撤至福建建阳，并在武夷山设立前进指挥部。此时，用日军的说法是，“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去向不明”。但同时，日军情报部门证实，王耀武第74军已经到了浙江。

5月28日，中国军队有个意外的收获：上午10点多，日军第15师团长酒井直次（日本陆军军官学校23期，山形县人）的坐骑，在兰溪踩了地雷。

该师团参谋长川久保回忆如下：

5月28日上午，师团前进司令所命令工兵小队长，搜索并清除去兰溪途中的地雷。乘马前进的次序是：卫兵骑兵、步兵尖兵、间濑参谋、古谷金次郎参谋、酒井师团长、专属副官、川久保参谋长、吉村参谋。10时45分，行至兰溪北方1500米的三岔路口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沙石俱下，地雷爆炸了。师团长从马上坠落，马被血染红，倒在地上。我立即跳下马，赶至阁下身边，阁下坐在地上，腿伸着，左腿皮肉已被炸掉，脚心粉碎。立即命人止血，并去找军医，但军医都分散在野战医院的各包扎所，迟迟不到……

当天下午，酒井死了，这是抗战八年中唯一一个直接被毙杀于阵战中的日军中将师团长。

按日本人的说法：“现任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首次。”第15师团会战前警备南京，是第13军的主力部队，在兰溪地雷设伏的是顾祝同的外甥赵锡田（黄埔军校4期，江苏涟水人）第63师。大规模运用地雷战是第3战区的一个特色。

顾祝同将主力集结在衢州周边，做出与日军决战的姿态：正面死守，两翼侧击。秘密调来的王耀武第74军隐伏在衢州东南山区，丁治磐第26军则在衢州西北（从湖北宜昌，到湖南长沙，再到浙江衢州，该军也可谓转战千里了）。

浙赣会战期间，正值江南的雨季，从日军开始行动后，各种雨就基本上没停过。

6月3日晚，衢州又突降大暴雨，中日两军在雨中激战。守城主力是莫与硕（广东阳江人，黄埔军校2期）第86军，但莫本人在接战前以去城外收容被击溃部队为名跑掉了（后被判处徒刑），留下副军长兼第67师师长陈颐鼎守城。在衢州，他带着部队作出最大努力，激战到第6日，破城在即，但他的任务是死守衢州，在没撤退令的情况下，如果开始突围，是要被枪毙的。

此时，衢州正降下几十年不遇的大雨，四野成河，后方龙游地区的日军飞机甚至被冲走好几架。陈颐鼎进退维谷，他曾参加过南京保卫战，两次都是孤城悬命。就在这时，一个陌生人出现在衢州，交给陈颐鼎一张蜡纸字条，上面的字是：“又新（陈颐鼎的别号），速设法前来，我在凤林街等候你。平。”平是谁？陈问条子是谁给他的，来人说是他师父，江湖道上的人。陈颐鼎更迷惑。他想起：又平是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的别号，由此认定这是上司王敬久传给他的密令，于是放弃了不能行走的重伤员后开始突围。

这是事后陈颐鼎回忆中的说法，有些玄奇了。

大雨倾盆夜，守军残部都穿着雨衣、带着雨帽，趁日军停止进攻的空档，冲出了衢州，途中虽遇到一部日军，但由于守军被雨衣包裹得很严实，且最前面领队的副师长会日语，说是皇协军，由此骗得敌人，辗转来到第74军阵地。

日军在6月7日攻占衢州后，指挥作战的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带着窃喜之情在日记中这样说：“敌梦想再现第二次长沙作战的场面（即中国方面所称之第三次长沙会战），欲死守衢州，从南北两侧对我军发动侧击，但我有小薗江（时任第26旅团长，由山西调来，后出任第11军参谋长，辅佐横山勇指挥1943年的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旅团位于二线，无须担心。”

打下衢州的日军蹚着泥水，向浙赣交界处的江西玉山机场以及上饶追击。

一周后，日军侵占上饶。此时，顾祝同出现误判，认为日军占领上饶后，很快就会像第11军打长沙那样撤走，所以命令部队反击。谁知日军没有立即撤兵的打算，反而对顾祝同的部队进行了更猛烈回击。

日军下一步的计划是顺势打通浙赣线。为此，协助第13军作战的第11军出动了第3师团、第34师团、第40师团一个支队、第68师团两个支队和第6师团一个支队。这也是熊本第6师团调往太平洋战场前在中国大陆参加的最后一次战役。

从1937年11月初杭州湾登陆，到1942年12月21日开赴南太平洋，在参与了南京战和大屠杀、武汉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后，这支血债累累的凶暴部队就此离开中国，前去太平洋给自己掘墓去了（日本投降前，师团主力灰飞烟灭于布干维尔岛）。

浙赣线之战中，在江西建昌、鹰潭，日军分别击溃王甲本第79军和刘广济第100军，转身又在抚州击溃来援欲重夺该城的欧震第4军。薛岳命孙渡第58军和王甲本第79军再援，后者无力进攻，前者迟迟观望，坐等第4军被击破。日军随之进攻孙渡第58军。薛岳再叫欧震第4军和王甲本第79军攻其后背，但两军都无力前进，又眼看着孙渡第58军被日军击溃。第三次长沙会战各部配合很好，但此次浙赣会战却配合得很糟糕，是国军各部缺乏协同的典型战例。

就这样，第11军在此战中大打运动战，轻而易举地击溃了薛岳派过来的四个军。

在7月下旬，薛岳遇到跟顾祝同一样的问题。此时，日军第11军一部先行返回原驻地，薛岳以为日军要全部撤退，立即下令反攻，但立即遭到日军的“反反攻”。到8月下旬，第11军真返回原驻地时，薛岳的这几支部队却都无力追击了。

无论是对第3战区，还是对第9战区来讲，浙赣会战都是完败的一战。在作战指导和战术配合上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

第9战区过来的几支部队接连被击破，原因之一在于薛岳逐次投入兵力，当已确定战场在赣江以东后，仍将主力保持于赣江西岸，致使兵力不能集中使用。薛岳对增援临近战区的积极性始终不高。事实上，在6月初，蒋介石就已下令，将孙渡第58、王甲本第79军交给顾祝同指挥，但薛岳不执行这个命令。蒋介石没办法，只好以抚河为作战地域，两个战区各自在一边作战，结果是全无协同。

会战中，日军占领浙江衢州、丽水和江西玉山三个机场，然后进行了破坏。温州也在这次会战中被日军占领。为报复浙江、江西一带的中国农民搭救美军飞行员，日军进行了残酷的杀戮。据《陈纳德回忆录》记载：“在这次为时三个月的战役里，日军把战争的矛头直指中国东部的中心地带。在两百平方英里的范围内，实行‘三光’政策，犁毁机场，并把所有协助杜立特轰炸机的嫌疑人统统杀掉。美国飞机所经过的村庄的全村村民，不分老小，全部杀光，房屋全被烧掉。”

鬼子之罪，罄南山之竹而难书。

日军直到9月底才完全撤回原驻地。这期间，他们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掠夺。在江西玉山，第3战区储存的铁轨1万条被日军第13军掠去。浙江金华、武义、义乌一带的山区盛产重要矿石萤石（储藏量预计350万吨。萤石，可作为炼钢、铝生产用的熔剂），日军为此在该地区长期驻扎。同时，第13军还掠夺了12万吨铅、19.6吨萤石、38.7万吨铜、6500桶桐油、4003桶石油、4000桶重油（原油提取汽油、柴油后的剩余重质油，即燃料油，主要用于钢铁厂）、4000立方米的木材和800艘民船，第11军那边则掠夺7325吨稻谷、2000多辆辎重车（从农民用的独轮车、马车到汽车）。

从5月15日到9月30日，首尾四个半月的浙赣会战，是武汉会战之后中日两军胶着期最长的一次会战。第3战区和第9战区虽然失败，但日军那边也因此战中止了入侵川陕的计划，正如后来日本人在《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结束语里说的那样：“这一次突然进行的作战，无论对推动四川作战，还是对扩大清乡工作，都带来严重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四川作战已经决定进行，就无须进行浙赣作战。这个时期最好是首先在昭和十七年（1942年）六月发起西安作战，接着在七、八月翻过秦岭和大巴山，于秋季进入四川……”但随后，日本人又说，“即使这边攻占重庆，那边进攻延安，也不能保证中国最后的屈服。”

中日战在1942年就是这样波诡云谲。

这一年，以塚田攻之死画了个句号。这是危险重重的1942年中，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最大战果了。

那是在12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召集在华的第11军、第13军、第23军、华北方面军和驻蒙军司令官在南京开会，传达大本营1943年度作战指导。会后的18日，在夏天接替阿南惟几出任第11军司令官的塚田攻，带着高级作战参谋藤原武等10人乘飞机从南京飞回武汉。塚田的座机飞过安庆后，与南京和武汉地面同时失去联系，显然塚田已凶多吉少。日本人一下子疯了。这是七七事变以来日军军衔和职务最高的将领遭遇不测。

塚田可谓日本陆军的中坚。七七事变时，任陆军参谋本部运输通信部长的他，后出任华中方面军参谋长，辅佐松井石根攻略南京；1938年，出任陆军大学校长，年底出任关东军第8师团长；1940年之后，晋升为陆军参谋本部次长；1941年12月，出任南方军总参谋长，辅佐寺内寿一攻略东南亚；1942年7月，塚田再次来华，就任第11军的司令官，使命是一旦实施“五号作战”，指挥日军攻占重庆（虽然他本人并不热衷于这一会战）。

塚田与地面失联后，武汉第11军司令部立即派出第3师团全部、第68师团主力和第40师团户田联队开入第5战区李品仙集团军驻防的大别山一带进行搜寻。与此同时，驻安庆的隶属第13军的第116师团也出动兵力寻找。

别找了，事情是这样的：

12月18日午后，李品仙集团军苏祖馨第48军第138师第412团第3营第9连的战士正在大别山区太湖县境内的一个高地进行警备，一抬头，发现从南京方向飞来一架敌机，由于天气不太好，该机飞得比较低。于是，高炮手不慌不忙地瞄准。

一击而中！

日机拖着黑烟坠下，塚田等人全部毙命。

该连的中国士兵若无其事地继续警备。一周后，第68师团搜寻队在太湖县境内的一处山野发现飞机遗骸和塚田等人的尸骨。塚田死后，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签字，追晋其为陆军大将，由此塚田也就成为抗战中被中国军队毙杀的职位和军衔最高的日军陆军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