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纵贯大陆</h4>
时间进入1944年，二战大势完全明晰了。
欧洲的德国，亚洲的日本，已经成了真正的强弩之末。在欧洲，以美英两军为主导的法国诺曼底登陆计划已箭在弦上，近300万军队要渡过英吉利海峡，向德国本土发起进攻。东线那边，苏军也已反攻到希特勒的家门口。在太平洋上，日军在美军强大的火力面前，打一场局部战斗的胜仗，其几率都已相当于买彩票中头奖。在中国，中美混合空军的战机日益增加，成都机场更是进驻了当时最新型的B29重型远程轰炸机，整个混合空军用于一线的战斗机和轰炸机超过750架，此时日机只能利用黄昏、月夜和黎明采取小规模偷袭。
进入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力量对日军发起大规模的春季攻势。在北方，日军据点接连被八路军破袭。在华中，新四军于淮安发动车桥战役，这是一个歼灭战的典范。此战中，新四军第1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集中了五个团的兵力，以一部绕过日军外围据点，采取黑虎掏心的方式，直击目标所在地车桥，在日军中计增援后，又集合优势兵力伏击打援，一举歼灭日军460余人，生俘24人。
在正面战场，1944年2月上旬，蒋介石先由重庆飞抵桂林，再从桂林坐专列北抵衡阳，随后从衡阳坐汽车来到衡山，于10日在圣经学校召开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
在会上，蒋介石以及何应钦、白崇禧等人分别作了报告，总结和检讨了鄂西、常德会战。剩下的主要议题是结合二战大势，探讨战略反攻阶段中国军队的作为，此外还专门研究了滇缅反攻事宜，并确定在春天，配合缅北战场，向滇西之敌发起攻击。
费异常在《警卫南岳军事会议》中回忆，蒋介石作报告时会场鸦雀无声，个个挺身而听。但是，当何应钦或白崇禧作报告时，“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在纸上给某胖子画相，互相抿嘴窃笑”。
每次召开南岳军事会议，实际上都是蒋介石放松的时刻。
有一次在衡山山路上，蒋介石碰到一个第9战区的师长，师长行礼后笔直地站在那儿。蒋介石了解完所在部队的情况后，问：“带《步兵操典》没有？”
师长颤颤巍巍地答道：“没……”
蒋介石就很不高兴，扭头走了。
薛岳得知此事，叫驻衡山的方先觉第10军从军需仓库拉来一卡车《步兵操典》，发给第9战区的将领，每人口袋里装一本。
另一次，蒋介石在侍卫长俞济时陪同下散步，碰到王耀武。王立即向蒋介石和俞济时敬礼，后者是他的老上级，做过第74军的初代军长。
蒋介石说：“佐民，这几年你辛苦了。”
王耀武说：“‘坚苦卓绝’，学生时刻记着校长的教诲。”
“坚苦卓绝”四个字，是蒋介石在题字时最爱写的。最近一次题，是在去年年底的一天，地点是钓鱼城。钓鱼城在重庆合川，是个著名古战场。南宋时，蒙古大汗蒙哥在此中炮，重伤而亡。钓鱼城军民守城36年，创造了一个历史奇迹。在当日，登上钓鱼城的蒋介石亦手书四个大字：坚苦卓绝。
现在王耀武提到这四个字，蒋介石是很高兴的，对俞济时说：“你虽然是74军的首任军长，但做军长的时间毕竟短，这个军的战绩主要还是靠了佐民。”
俞济时连忙点头称是。
王耀武急忙想解释，被蒋介石摆手打断，说：“我听说你在广西等地建了几个农场，把部队里伤残老兵安置在那里，让他们有营生可做。”
王耀武点头承认。
蒋介石证实这件事后还是有些吃惊，大约也是觉得比较新鲜，说：“好！好！好！”
蒋介石问王耀武：“你现在还兼着74军军长吧？虽然这个军是你的心血，但你应该担负起更高的责任。不要再兼着了，也不要做29集团军副总司令了，会后我要任命你新的军职。”
望着蒋介石的背影，王耀武下意识地从口袋里掏出前两天薛岳发的《步兵操典》。
俞济时走上来，拍了拍王耀武的肩膀：“我说佐民啊，你就是运气好，看到没有，委员长一高兴，你又要高升了。”
王耀武说：“良公（俞济时，字良桢），现在做到集团军副总司令，我就很满足了。”
俞济时说：“这话在我俩之间就不要说了，你今年也40岁了，以你的能力和战绩，也该扶正了。汤恩伯不说，黄埔学生里，胡宗南、关麟征他们不早就是集团军总司令了吗？你哪点比他们差？就算委员长不提这事，我也会跟他说的。”
王耀武感激地望着俞济时，后者从王手里拿过《步兵操典》翻了两页，说：“嘿，薛伯陵也干这临阵磨枪的事！”
就在这年2月，王耀武被提升为第24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73、74、100军。
第24集团军这个番号先前属于第5战区，后归冀察战区，总司令为庞炳勋，辖其兼任军长的第40军和孙殿英新编第5军，驻河南。1943年，孙殿英降敌在先，庞炳勋被俘于后，两人都投靠日军了。蒋介石一气之下，将该集团军番号撤销。现在为了提升王耀武，又把这个番号恢复。王耀武的得力部下，刚从陆大特别班毕业的第57师副师长邱维达出任集团军参谋长，与王耀武关系很好的彭位仁为副总司令兼第73军军长，第100军军长施中诚转任第74军，第74军副军长李天霞升为第100军军长。
李天霞最终没坐到第74军军长的位子上。
李天霞先前统领的第51师是第74军3个师里获得奖章奖状最多的，无论从副军长的现职还是从抗战资历与战功上讲，王耀武卸任第74军军长后，李天霞做军长都是顺理成章的。李也这样认为，所以当王耀武提升的消息传来，身在贵州为军部训练新兵的他，已经做好启程赴前线接任军长的准备了，没想到却失算了。
对于第74军军长给谁当这件事，王耀武的想法是：如果没人提出不同意见，他就推荐李天霞；如果有，他就要总体权衡这件事。王耀武知道，第51师师长周志道不会反对李天霞继任；第57师师长李琰当师长没几天，也不会提不同意见；最关键的人物是张灵甫。张、李互相看不上，在军中不是秘密。王耀武呢，在关系上，跟张近，但跟李也不远。现在，他最关心张灵甫的想法。私下征求三个师长的意见时，反对李天霞做军长的，果然是张灵甫。
当然，张没有直接反对，而是说：“希望施军长回来。”
施军长，第100军军长施中诚，第57师前任师长，从第74军副军长的位子上调到第100军。张灵甫这话就很明白了，他不认可李天霞出任军长。
如果王耀武这时候硬叫李天霞做军长也没问题，因为正如上面说的，李做军长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合情合理的，完全的水到渠成。但王耀武迟疑了。
首先，在张、李不合的情况下，如果李继任，对第74军来说就意味着内部不合，这是他不愿看到的；其次，王内心深处，还是希望两三年后张能做第74军军长。如果现在李做了军长，当日后他调升时，绝对不会推荐张接替他（从资历和私交上讲，如果李天霞做了军长，当李调升后，接任军长的必是周志道）。还有就是，军中有不少人在背后里说李天霞为人不行，罪名有两条：滑头与好色——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这就是人品问题。
经过各种考虑和反复思忖，王耀武最终决定牺牲李天霞。
就这样，王耀武向重庆推荐第100军军长施中诚接替第74军军长，又推荐李天霞继任第100军军长。明眼人自然看得出来，老实巴交的施中诚不属于第74军嫡系，他过来只是个过渡，为将来张灵甫做军长铺路。
李天霞就这样被坑了一道，不但没当上第74军军长，还被调出了该军系统，其内心之愤愤是可想而知的。几年后，当张灵甫被包围在孟良崮时，李天霞离之最近却故意徘徊；至于被围的张灵甫，宁愿向更远处的胡琏求救，也不愿向李天霞低头。
继续说衡山的故事。
因二战大局已定，日本投降只是个时间问题，其发动大会战的几率很小了，所以蒋介石颇为闲暇地在南岳停驻两周，不时带着宋美龄观赏衡山景致。按费异常回忆：“有一次，蒋氏夫妇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对面茅屋的窗口里有一个老太婆探头探脑地偷看。蒋看见了问：‘老太太，您为什么把门关着？’老太太说：‘是宪兵要我关的。’蒋介石说：‘宪兵糊涂，宪兵糊涂。’我听了吓了一跳，幸好没有人怪罪于我，才安下心来。又有一次，蒋氏夫妇竟到南岳山下小街上散步，一群小孩跟着喊，我怕做‘糊涂宪兵’，不敢上前拦阻，却忙坏了林蔚。”
叫蒋介石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流连南岳时，东京大本营正准备以河南黄河铁桥为起点，发动一次自战争爆发以来乃至于日本现代陆军建军以来规模最大的大陆穿越战。
关于“一号作战”的动因，前面已经提到了。
计划的策动者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早就断言：美国人切断日本海上交通线是迟早的事，海上交通线最迟到1944年秋就将不保，为此必须在大陆上开辟一条新的交通线，这个交通线将从东南亚的越南一直到中国的东北，经朝鲜半岛，连接到日本本土。而要想开辟这样一条漫长的交通线，就需要发动一次规模巨大的会战，歼灭控制着河南段、湖南段、广西段的中国军队，同时摧毁湘桂地区的机场。
蒋介石在召开第4次南岳军事会议时，“一号作战”的框架在服部卓四郎和中国派遣军高级作战参谋天野正一的合作下已经搭建起来。
河南段没什么可说的，但湖南段和广西段出了点问题。这两段的具体作战草案是第11军高级参谋武居清一郎制订的。报到南京后，畑俊六认为太保守了，动用兵力规模很小，觉得制订者没领会上峰的意思，于是叫武居再弄个新方案，但被拒绝了（第11军高级作战参谋的脾气都很大）。结果武居被撤职，曾担任过第11军高级作战参谋的岛贯武治二次走马上任。
作为武居的前任，岛贯曾指挥过鄂西会战，后调到关东军做高级作战参谋。他还在华北方面军做高级作战参谋，又一度担任中国派遣军的作战主任参谋，阅历非常丰富，对战术更是精通，尤擅指挥大兵团作战。赴武汉二度上任前，岛贯应邀回了趟东京，跟服部卓四郎以及其上司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真田欀一郎恳谈。他对真田没什么可说的，这人因跟东条英机关系密切而做了部长，智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服部则属于那种有想法又非常固执的人。
在参谋本部，真田说：“中国战场近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尔干半岛，恐成为大东亚战争的败命处，切望湘桂作战的成功。”
服部说：“跟巴尔干关系不大。不过，美国空军以中国大陆为基地对帝国本土进行轰炸将是必然之事，故摧毁其在中国西南的机场为当务之急。‘一号作战’之湘桂部分的真意在于对桂林、柳州机场的摧毁。”
真田说：“我基本上也是这个意思，而且我认为，完成‘一号作战’后，为压制中国西北的空军基地，还可以发动曾中止的西安作战。”
服部说：“那是以后的事。请岛贯大佐谈谈自己的看法。”
岛贯说：“最关键的当然是在敌人取得制空权的情况下，我军如何在作战中保持后方补给。湘桂段作战开始后，绝大多数弹药必定通过湘江水路运输，而水路最易遭空袭。最近我看到一份战报，从今年1月以来，美军在中国大陆的作战飞机每月至少增加50架，成都甚至成为新型轰炸机B29的基地，其轰炸范围囊括了满洲、台湾、南海和帝国本土，而且每个月击沉我方船只达4万吨。此外，会战开始后，依据其规模，每个月我军至少有3000人战死，3到5倍于此的士兵受伤，军医够用吗？”
真田和服部互相看了看，服部说：“现在能够用于作战的飞机不超过280架，战斗中队和轰炸中队各12支。会战打响后，大本营会再增加9支中队，尽量夺取相关城市的控制权。至于军医问题，中国派遣军会全力以赴。只是现在不知道会在哪里碰到中国人所称的钉子，长沙，衡阳，桂林，还是柳州？或者在湘桂某个不知名的小城？不过，两军在桂林决战已经是普遍的看法。”
岛贯说：“怎么使用第13师团和第3师团是一个关键。它们必然是要机动地布置在外围的，至于攻坚这样的事，交给别的师团好了，但需要指定一个师团，对其进行特别的攻城和巷战演练。另外，为快速向桂林突进，必须在开战四个月内击溃薛岳第9战区以及孙连仲第6战区的至少60个师。”
分别时，服部叫住岛贯：“大佐！你知道我力主策动这次作战的目的吗？”
岛贯一皱眉头。
服部说：“其实这次作战还有另外一个隐蔽的目的，即使在参谋本部也无法完全公开。去年秋天，大本营在太平洋上画出‘绝对国防圈’，这你想必早就知道了。外围是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威克岛等地；中间是新几内亚、马里亚纳群岛、硫黄岛、小笠原群岛；里面是菲律宾群岛、台湾岛、琉球群岛、加罗林群岛。如果最里面的第三条岛链被美国人突破，战火就会燃烧到日本本土。现在，举国上下人心惶惶，在军部，有人甚至希望立即跟美国讲和。从这个角度来说，迫切需要一次大的胜利来鼓舞士气。另外，这次作战最大的任务，我想不是攻取长沙，而是南下桂林。中国人会死守桂林，那将是一场大战。至于计划中攻占南宁进而贯穿大陆以及打通广东方面的粤汉路，需要看桂林攻略后的形势再定。从这个角度说，命名为大陆打通作战未必准确，就叫桂林总攻略吧。”
岛贯到武汉上任后，把前任武居的作战计划全部废止。在他制定的新的湘桂攻略中，动用了八个师团的兵力，加上河南作战的部分，整个“一号作战”，日军出动的兵力超过50万人（特意新编成14个独立混成旅团和独立步兵旅团以及8个野战补充队），战马10万匹，以及1500门火炮和1500辆汽车，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现代陆军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
作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畑俊六，也就成为这次大会战的象征性的总指挥。
具体到一线最高指挥官，河南段是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导下，由驻山西方面的吉本贞一第1军配合）；湘桂段是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由广东方面田中久一第23军和驻印度支那的南方军一部配合），空中支持来自第5航空军（由第3飞行团升格而成，军司令官为下山琢磨，有战机250架）。
一切就绪后，军国日本垂死前的一次回光返照行动“一号作战”，即中国军队所称的豫湘桂会战开始了。
这种回光返照的第一缕惨光，照在了1944年4月黄河南岸的霸王城。
霸王城在郑州附近黄河南岸平汉铁路桥西侧。1941年秋，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河南的日军曾进行牵制作战。偷渡黄河的日军一度攻袭郑州，随后即放弃，但却在南岸的霸王城保留了一个前进据点。以无能著称的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无动于衷，哪怕霸王城及附近邙山上日军只屯驻了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大队。已升任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汤恩伯，也失去了前些年的锐气与风发，而更多地把时间用于派系斗争以及个人集团之建立，同样坐视日军霸王城据点孤立地存于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两年半而无动于衷。
无论是蒋鼎文还是汤恩伯，当然都知道霸王城据点的价值，他们之所以不将之拔掉，是担心一旦攻击霸王城，引来黄河北岸的日军大规模反击。两个人大约都认为：与其招惹日军南下，不如坐视不理。就这样，有两年多的时间里，第1战区不见硝烟。现在，叫蒋、汤没想到的是，黄河对岸的日军不打是不打，一打就置第1战区于死地。日本人行动前，已有各种迹象，但坐拥40万军队的蒋、汤到此时仍抱有侥幸，认为日军在河南正面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可能性不大，其进攻重点仍在薛岳的湖南战区。
事实是：4月17日深夜，随着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一声令下，内山英太郎第12军以15万之众突破黄河防线，打来了。
第1战区的部队一触即溃。
在特意调过来的坦克师团的开路下，日军在两天后的4月19日就第二次占领了交通枢纽郑州，之后新郑、虎牢关、许昌接连陷落。在许昌，守城的新29师师长吕公良殉国（黄埔军校6期，浙江开化人）。配合第12军作战的山西方向的第1军也渡过黄河，切断了陇海铁路。5月21日，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四川蒲江人）在撤退中遭日军拦截而阵亡。四天后，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洛阳被日军占领，此战是河南段会战中打得最激烈的（第15军军长武庭麟率部守备）。
虽有许昌和洛阳保卫战，但从整体上看，日军在河南战场上势如破竹。这是第1战区多年不备战的最终恶果。
豫中大败时，西安朱绍良的第8战区一度出兵驰援，而山西方向吉本贞一第1军也想趁机夺取潼关，进而威胁西安，于是才有了豫西灵宝一仗。在第34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指挥下，守军一度遏制了日军的进攻。在关键时刻，并无占领陕西计划的冈村宁次把坦克师团调走，日军攻势转颓，最后被迫撤军。
中原大部就这样在战争后期的1944年沦陷了。
战役结束后，蒋鼎文和汤恩伯被蒋介石双撤职。蒋鼎文是1942年初接替因中条山会战失利而辞职的卫立煌出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的，之前任驻陕西的第10战区司令长官。在河南的这两年多，蒋鼎文没有任何作为（先前在陕西时，胡宗南是他的副手，不服他。到了河南后，汤恩伯成了他的副手，更是不服他）。豫中陷落后，养病的陈诚又被任命为第1战区司令长官，去收拾残局，将原属朱绍良第8战区的陕西并入第1战区。不并入也不行了，因为第1战区已经没什么地盘了。
后来，在姜克夫编撰的《民国军事史》中，对第1战区有一个评价：抗战八年，没打过一次好仗。
这个评价可以说是事实。
河南段作战后期，日军第27师团被从东北抽调到战场。
这支1937年7月7日发动战争的部队，当时称中国驻屯军，辖第1联队和第2联队。侵华战争爆发后，增加第3联队，改称中国驻屯旅团、中国驻屯兵团，最后改成第27师团（兵源来自东京、山梨、佐仓），所辖联队番号仍称中国驻屯第1、2、3联队。师团长是南京战时的第6师团第45联队长竹下义晴（很快落合甚九郎接任）。他们调过来跟河南段作战没什么关系，而是准备参加接下来的湘桂作战。第27师团从关东军调出是个重要情报，但却没被薛岳的战区得到。
在武汉第11军司令部，高级作战参谋岛贯武治开始划火柴。
他制订下的湘桂作战分三部分：第一阶段，以长沙、衡阳为主的湖南作战；第二阶段，以桂林、柳州为主的广西作战；第三阶段，以粤赣线南段为主的韶关作战以及摧毁江西遂川和赣州机场的作战。东京大本担心部队不够用，除前面提到的从关东军抽出来的第27师团外，还将参与河南段作战的长野祐一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岛根县人）第37师团，以及四个新编旅团、一个坦克联队和4个炮兵大队并入第11军。
这样的话，投入湘桂作战的日军就达到了10个师团：山本三男第3师团、赤鹿理第13师团、落合甚九郎第27师团、伴健雄第34师团、长野祐一郎第37师团、青木成一第40师团、毛利末广第58师团、船引正之第64师团、佐久间为人第68师团、岩永汪第116师团，又以第13和第3师团为双核心。按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里的说法：“第3、第13师团是从昭和12年（1937年）上海战役以来，作战经验丰富的老练部队，是第11军的核心力量，在对华作战中，被认为是最精锐的部队。”
但是，在失去制空权的情况下，日本人进行地境如此漫长的作战，就真的有把握吗？
第11军里的一些老参谋最担心的是第一战就受挫长沙。岛贯武治是个例外。他的担心在于取下长沙之后的事，也就是向衡阳进军途中中国军队从东西两面的侧击。他研究过前几次长沙会战，发现日军三分之二的伤亡来源于侧击。因此，制订作战计划时，岛贯把重兵放在两翼尤其把第3师团和第13师团放在左翼即东路。在岛贯看来，长沙陷落前，薛岳将会以东路部队为主进行侧击；长沙陷落后，第9战区余部又势必会在这一线集结和向南转进。
就薛岳的战术，岛贯对横山勇说：“应对办法很简单。薛岳的战法，核心是反包围。要想从容扼其咽喉，就必须斩断手脚。此战我军必取长沙，但却先要攻占东西两要点，东面必然是浏阳，西面则是宁乡。此两地是中国军队调动兵力的轴线。拿下此二城，中国军必乱，长沙为我所有，也就是一两天的事了。”
因为中美混合空军掌握着制空权，日军只能更多地利用夜晚行军，为此决定在5月下旬发动攻势，这是从利用月光的角度考虑的（由此可见1944年日军之窘迫）。
由于这次是第11军倾巢出动，所以畑俊六把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留在南京，自己带着高级作战参谋天野正一、高级兵站参谋辻政信（辻参与指挥进攻马来亚半岛之战后，回陆军大学当了一阵老师，随后到的这个位子，后调往缅甸出任第33军作战主任参谋，参与指挥缅北滇西的密支那会战和龙陵会战）离开南京，在武汉设立了派遣军前进指挥所，直接负责第11军的后方补给和兵站事务。
在5月的火光下，横山勇抬起头，看到薛岳的脸，但后者却不想看他。
自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大捷，到现在1944年春，日军已两年多没对第9战区发动攻势，薛岳着实认为把鬼子打怕了，以至于在疲沓中轻敌了。
河南开打时，薛岳的判断是，日军只在中原局部采取行动而已。
在太平洋上的日军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这两个战场，对日军来说，有联系，但联系还真是没薛岳想象的那么大），他们难有力量再大举进攻长沙。所以，对战区情报部门反映的湘北和鄂南日军的异动，薛岳没有重视起来。随后，重庆军委会亦提醒薛岳日军有向鄂南集结部队的迹象。薛对的观点是：即使日军发起进攻，也是重演第三次长沙会战而已。
进入5月中，1943年底取代吴逸志晋升为战区参谋长的赵子立愈发担忧。
吴逸志是怎么去职的呢？1943年的时候，太平洋战争进入白热化，吴逸志心血来潮，写了个“论亚洲战场的重要性”的文章，并草拟了个如何加强亚洲作战的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军队在闽浙沿海地区开辟新战场，向印缅战场增加兵力，并向太平洋地区投入五到十个师的精锐部队，协助美军跟日军作战。写完后，上报重庆军委会。蒋介石看完后，也觉得他确实是心血来潮，但还是鼓励了一下。其他军政要人看完后，也都顺嘴夸了几句。吴逸志就很兴奋。他恰好有个襟兄弟在外交部上班，于是就叫那个亲戚想法把他的计划直接转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该方案还真就到了罗斯福手里，罗斯福还真就给吴逸志回了信，说会叫参谋部门研究研究，还对吴进行了表扬。吴逸志大喜，立即把这件事电告蒋介石，觉得一定能够得到嘉奖，却忘记这是自己的擅动。
蒋看完电报后，在上面批了几个字：“免职，交军法执行总监部法办。”
最后，在薛岳的求情下，吴逸志才没被法办，但丢了战区参谋长一职，参谋处长赵子立取而代之。
现在，赵子立的担忧是：从河南战场上出现了敌人的一个坦克师团这件事看，日军这次进攻非同寻常，第9战区现兵力不足以抗击有可能出现的大战，要立即向军委会请援。薛岳显得很不耐烦。赵子立认为敌人越是在穷途末路时越要小心它。
这话叫薛岳很不爱听，觉得赵子立是在给他上课，说：“你职位越高，越是没胆气了，还记得武汉会战的时候吗？你不是这样的！在第9战区，敌寇进攻是常态，但为什么过去两年他们没进攻？前年他们主要打第3战区，去年一年都在打第6战区，不能说全赖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威慑，但敌军胆怯亦是事实。现在虽有风吹草动，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军以不变（指‘天炉战法’）应万变，其奈何长沙？”
赵子立说：“形势种种，似已说明此次非比前三次长沙之战，第三次会战敌人大败在于兵力不足，这次情况怕是不一样，如果敌人内外线、东西两翼兵力充足，且又有足够的预备队，而我们仍用‘死架子’，那就完全被动了。现在整个战区只有60个团，以我的意见，还是向军委会多要些兵力，再把决战地区由长沙改为衡阳，这样才安稳。”
赵子立说的“死架子”，亦指“天炉战法”。
薛岳听后直视赵，说：“想要的话你去要吧！”
赵子立由参谋到副参谋处长再到参谋处长直至现在的参谋长，一路晋升，与薛岳的关系，则是一路下降。正如前面讲过的，赵的官越大，薛岳就越听不进赵的建议。这样说吧，当作为一个小参谋的赵提出些作战想法时，薛岳能从欣赏的角度去倾听和接纳，但当他成为仅次于自己的战区二号人物时，薛岳反而接受不了了。
吵完架，赵子立跟驻湘西的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联系上，叫他把情况跟重庆反馈，后者联系到侍从室主任林蔚。林当主任的第一处负责军事，此时也已拿到不少情报，显示日军这次进攻确实非同寻常，但怎么个非同寻常又一时难以断定。
在一次紧急会议上，军令部次长兼作战厅厅长刘斐提出这样的判断：日军可能要进行纵贯南北的作战，北面打通平汉线，南面打通粤汉路，并可能对广西桂柳地带发起进攻。
蒋介石不是不同意日军似要进行纵贯南北的作战这一见解，而是不同意其提出的一旦日军在湖南发起攻势，应放弃长沙和衡阳而在广西桂柳进行决战的计划，认为那样太冒险，一旦决战失败，日军会顺势攻入贵州。
白崇禧认同刘斐的意见。
但5月上旬的这个会没形成一个应战定案。
到5月14日，刘斐给薛岳发了份电报：“敌打通平汉路后，必定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线，以增其战略上之优势，其发动之期，当在不远，务须积极准备，勿为敌所乘，以粉碎其企图。”
薛岳看完把电报丢在一边，对出身桂系的刘斐他是向无好感的。
对薛岳之大意，时任守卫长沙的第4军第90师的参谋长罗平野有这样的回忆：“对日本关东军南下（指第27师团）的消息，则一无所知，因此未向上级请求增加兵力。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也有轻敌的想法，认为第四次长沙会战不过是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的重演，按照过去的打法，可以将敌人击退，取得同样的胜利。”
一天后的5月15日晚，军委会的一纸电报又发到长沙：“现在证实，有大量日军集结在湘北和鄂南通城、崇阳一线，目前正向南移，占领前线阵地，准备大举进攻长沙。”与此同时，战区后续情报也到了。
这时候，薛岳确定日军还真要再打长沙了。他连夜召集军事会议，布置应战方案，仍决定固守长沙，翻版第三次长沙会战。却不知横山勇不是阿南惟几，岛贯武治用兵更是刁钻。这一次，第11军有备而来，为破解“天炉”中绵延的侧击，岛贯特意将双核心第13师团和第3师团用于东路平江到浏阳一线。
当薛岳仓促应对时，1944年5月23日，横山勇带着他的参谋长中山贞武（1944年初接替小薗江邦雄）和高级作战参谋岛贯武治等幕僚，坐火车，离开了武汉，将战斗司令所向岳阳推进。
5月27日是日俄对马海战胜利纪念日。
这一天凌晨5点，依据岛贯武治的作战计划，左路湘东的第13师团和第3师团率先发动进攻，其线路是由平江，而浏阳；中路第68和第116师团则在黄昏时强渡新墙河，直下汨罗江、捞刀河；入夜后，右路第34师团针谷支队才在海军协助下横渡洞庭湖，向汨罗江口突进；西面最外翼的第40师团在午夜出发，负责牵制第6战区的部队和护住友军右侧背，配合这个师团作战的是第116师团一部及另外两个独立混成旅团，他们沿湘江西岸前进，路线是：沅江、益阳、宁乡。
也就是说，从东到西，各部日军进攻时间依此靠后，最终进攻态势呈斜线形。
这说明岛贯意图把东面的中国军队往日军的中路赶，进而围歼之（由于后来薛岳违抗重庆军委会率部往湘西转进的命令而坚持把残部留在湘东南，所以岛贯的这个计划阴差阳错地没有完全实现）。
在中路第一线部队的后面，藏着作为二线部队的第34师团主力和第58师团。
岛贯的战术是，一线的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负责纵深突破：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长沙东南的株洲，一部从那里向西北迂回包抄长沙，主力继续马不停蹄南下衡阳。当第一线的两支部队越过长沙后，立即投入第二线的第34师团主力和第58师团，后者负责主攻长沙城，前者负责占领湘江西岸的岳麓山（第58师团此前进行了长时间攻城和巷战演练）。
就这样，日军从东西长达120公里的正面分多路压上，“一号作战”第二阶段之湘桂会战开始了！
现在说的是第11军首席，赤鹿理第13师团，该师团从1943年开始，就以联队为单位配备了相应炮兵、工兵、通信兵。以第104联队为例，它配备了一个山炮兵大队（来自师团所辖的炮兵联队）、一个迫击炮中队（来自师团所辖的炮兵联队）、一个工兵中队（来自师团所辖的工兵联队）、一个通信中队（来自师团直属）、一个卫生队（来自师团直属）、一个野战医院（来自师团直属）。也就是说，师团长赤鹿理把师团里原本独立的炮兵、工兵、通信兵等分散到三个步兵联队，结果是，第13师团所辖的会津若松第65联队、仙台第104联队、新发田第116联队，每个联队都成为了一个五脏俱全、具有强大机动和完全独立作战能力的支队。
在这样的配备下，第13师团所攻平江至浏阳一线，是极其顺利而迅猛的。山本三男的第3师团紧随其后。
新墙河正面，面对中路第116师团主力和第68师团的攻击，杨干才第20军（1943年9月接替杨汉域）很快就放弃了既设阵地。这是“天炉战法”的一环。随后，杨森指挥第20军和王泽浚第44军尾随日军南下。如果完全明了此次日军的战法，就会觉得这种尾随多少有点悲哀了。开打后，薛岳令第3战区丁治磐第26军迅疾向浏阳靠近，同时催促杨森和王陵基两部的四个军一个由北而南、一个由东北而西南靠近长沙、浏阳一线。
危局下，重庆军令王耀武辖施中诚第74军、彭位仁第73军、李天霞第100军，并临时指挥王甲本第79军，在湘西一线御敌；又从两广调沈发藻暂编第2军北上。同时，叫孙连仲第6战区和顾祝同第3战区进行牵制性进攻。当时，罗广文第18军和池峰城第30军在中美混合空军配合下，对驻宜昌的澄田赉四郎第39师团的一个联队发起进攻。日军阵地虽被炸得体无完肤，但这个联队居然以劣势兵力和火力顽抗了三个来月而保阵地不失。第3战区那边，顾祝同还没来得及出兵，反而被永津佐比重第13军打了个先手，该军再次向衢州发动进攻。不过，就是在这次战役中，第70师团第62旅团长横山武彦被中国军队设在龙游附近狮子山阵地的重机枪击毙（6月11日）。四年前，他作为第39师团联队长，率部在湖北南瓜店围攻张自忠。
进入6月中旬，日军中路第116师团主力、第68师团突破汨罗江防线，直下捞刀河，后面的第58师团和第34师团随之跟进。
直到这时候，薛岳才发现：在中路，日军一线两个师团后面，居然还有两个师团！
到这时，他才发现整个战局跟第三次长沙会战完全不同。加上左右两翼，现在日军至少出动了七个师团！
这是湖南战场上从来没有过的事。
薛岳准备不足的情况，可从日军第3师团长山本三男的日记看出来：“历次作战，在战线附近几乎看不见居民，但此次在各处却时常看到。这或许是中国军和军民认为日本军不会打到此地。”
薛岳有意令驻衡山的方先觉第10军、由两广而来的沈发藻暂编第2军等部队悉数北上，在长沙和浏阳间与敌决战，但遭白崇禧强烈反对而作罢。作为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已奉命到桂林统一指导第9、6、4、7四个战区的战事。军委会也认为调诸军北上不现实，令暂2军推至长衡间的株州，第10军仍控制在衡山，并做好守卫衡阳的准备。
有一次，在电话里，白崇禧建议薛岳放开长衡，在桂林与日军决战。
薛放下电话后，说：“丢他妈！我就不去给广西看大门！不在湖南打，把部队都拉到广西——他家里去，可恶！”
薛岳的反应有地域派系之背景，但白崇禧直接建议在桂林决战也值得商榷。其优点，是桂林决战可使日军战线拉长而使其进入最疲惫状态；但缺点更明显，桂柳地区，从地理上讲，不具备相互增援之便利。从这个角度说，衡阳确实是最好的决战点，除第9战区原有兵力外，西面第6战区，东面第3战区，南面第4战区和第7战区以及军委会直辖的兵力，都容易向衡阳会集。
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亦认为长沙、衡山、全州、桂林、柳州都没有这个优势。
他认为：新墙河距衡阳500多里，可逐次抵抗一个多月，这期间各战区部队都可从容赶到决战地带。而衡阳本身，亦适合固守，北、东皆有河，西、南城外又没有像长沙岳麓山那样能对城区构成绝对威胁的制高点。开打后，兵出衡山切断日军补给线，比在湘北更容易。后来，赵子立回忆：“但遗憾得很，由于两年的平静生活，除了看例行公文外，总想看自己想看的书，对作战方案一度想过后，就没有再去想。及至1944年5月，有了具体情况，最初只争论日军敢不敢打的问题，没有着重去研究作战计划。”
在日军急速的攻势下，长沙第四次成为危城。
虽然张德能第4军正驻守长沙，但薛岳仍希望衡山方向的方先觉第10军取代第4军来固守这座城市（像第三次长沙会战那样）。据赵子立回忆，在用谁来守长沙这个问题上，薛岳一直问赵：“让哪个部队来守长沙呢？第4军这个部队长于攻，而不善于守。”
赵子立呢，就装傻，不说话（后来，赵子立解释：自己当时不说话，是因为如果第4军守长沙的话，从保全该军的角度，薛岳更容易接受自己在衡阳进行决战的方案）。
粤军第4军是薛岳嫡系，薛终不希望用它守危城。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给薛岳发了封电报，内容是：驻衡山方先觉第10军或担负守备衡阳的任务，不得用于长沙方面。
薛岳最后说：“好吧！就让第4军守长沙！战区直属的饶少伟（黄埔军校6期，四川资中人）暂编第54师也留下来。”
决定第4军守长沙后，薛岳带着赵子立和留守参谋登上岳麓山，设立指挥部。长官司令部其他人员则迁往湘东南的耒阳。
右路青木成一第40师团击破梁汉明第99军后，遭彭位仁第73军阻击，后者在益阳又跟鬼子激战竟日。益阳出现险情后，宁乡就难保了，而宁乡是岛贯武治此次长沙攻略中右翼关键一环。要确保宁乡，就得控制益阳。王耀武令李天霞第100军去解益阳之围，李部还没到达益阳，就已经失守。李迅速率部反扑，重夺该城。日军知李天霞为先前第74军的部队长，战风狡悍，故而并不纠缠，主力绕过益阳，跟王甲本第79军交战后，直接攻往宁乡了。没想到，守备宁乡的是张灵甫第58师。张把兵力之一部放在城里，自己带主力在城外策应。宁乡之战是抗战中张灵甫指挥第58师打得最激烈的一役。在团长何澜重伤的情况下，守军与城外的主力里外配合，使第40师团损失不小。师团长青木最后不顾战前占领宁乡的计划而被迫绕道，向长沙西南的湘乡而去。
宁乡战后，新任第11军参谋长中山贞武说：“前任所称的‘虎部队’确实冠盖重庆军，见之而避之，也许能更迅速地完成作战计划。”
王耀武虽率部在湘江以西与日军激战，但战局整体却开始恶化。
左路山本三男第3师团、赤鹿理第13师团按计划逐一打击平江到浏阳连线上的中国军队，打到浏阳东南山地后，第3师团被王泽浚第44军咬住。第13师团压制住罗奇第37军，但遭杨干才第20军和从江西而来的王陵基集团军傅翼（四川陆军速成学堂，重庆酉阳人）第72军尾随。薛岳令鲁道源第58军由醴陵向浏阳北上，围打第13师团。在这种情况下，赤鹿理改变作战部署，放弃直攻浏阳的计划。结果是，第13师团在被杨干才第20军、傅翼72军咬住尾巴的情况下，仍迎面击溃了鲁道源第58军。第3师团顺势逆转了局面，逆袭入浏阳城，王泽浚第44军与之发生激烈的巷战。
在鄂西和常德之战中被两次击溃的川军第44军，本是一支弱旅，但浏阳战中拼得极顽强，是他们军史上最耀眼的一页。在日军两个师团在浏阳又转为主动后，由第3战区而来的丁治磐第26军陷入彷徨。这时候，进至长沙东南的株洲的沈发藻暂2军不战而退（从1937年的南京到1944年的湖南，沈之表现一贯地差），岩永汪第116师团主力随之将该地控制，所辖黑濑平一第133联队则奔袭了与株洲处于同一线上的湘潭（长沙西南），从南面包围长沙已是转眼的事了。
至此，薛岳复制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愿望完全落空。
在急剧恶化的形势下，薛岳决定从岳麓山上下来，也撤往耒阳，6月14日，在走之前，对赵子立说：“我先去后方，你在这里照料一下。”
赵子立认为：薛岳很快也会叫自己去耒阳，但接下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就在这时候，赵得知第4军军长张德能以两个半师守长沙城，以一个师守岳麓山，于是急忙给张打电话，说：“这样岳麓山就难保了，你立即再往岳麓山调一个师！这一次，湘江西岸出现大量敌人，他们是从湖面和路面双管齐下的。岳麓山一丢，长沙还怎么守？反过来，如果集中兵力扼守岳麓山，即使长沙城被攻陷，而保有岳麓山，那么长沙也不能算丢！”
张德能开始不说话。
赵子立再追问，张德能说：“参谋长，实不相瞒，长官临走前有交代，部队仍归他指挥，现在的布阵是他的命令，如果你想变更部署，先给长官打电话吧。”
赵子立立即给刚到耒阳的薛岳打电话：“我在这里是否指挥第4军？”
薛岳说：“你不要指挥它。”
赵子立问：“那我在这里干什么，要不我回去吧。”
薛岳说：“不！你要在那里联络。”
赵子立说：“联络？为什么不派参谋？”
薛岳摔了电话，赵子立也摔了电话。
赵子立显然比薛岳更生气，因为摔了电话没多久，岳麓山指挥所上的一些参谋和人员就声称奉了薛岳的命令，往耒阳撤退。一名负责对空联络的美国军官也找到赵子立，说：“你们都走了，为什么不叫我走？”
赵子立正在气头上，说：“你走？你走什么？！他们走是因为在这儿没任务了，你担任对空联络，现在长沙要打仗了，正是你要履行任务的时候，你怎么能走呢？”
美国军官没话可说。
过了一天，美国军官又来了，说：“你让我走，我也走；你不让我走，我也要走！”
赵子立看了他一会儿，说：“那你就走吧！”
这仗确实没法打了。
日军按部就班。在二线位置一直保持战力的毛利末广第58师团此时迅速由汨罗江突至捞刀河一线，在6月16日出现在长沙正面的北郊，伴健雄第34师团则兵临湘江西岸岳麓山。与此同时，佐久间为人第68师团和岩永汪第116师团一路南下，在友军进攻长沙的同时他们已经形成向衡阳追击的态势。岛贯武治，可谓深得中国兵法中“兵贵神速”之精髓。
赵子立仍建议张德能往岳麓山增兵，后者仍不敢违背薛岳的命令，说：“长官叫我以主力守长沙，我只好以主力守长沙。”
此前，在岳麓山的一次会议上，面对赵子立的坚持，张德能说：“这是薛老板指示的，长沙城丢了，还有什么搞头。”
薛岳和张德能以一个师守岳麓山这件事在后来被诟病。
在此次会战中，薛岳确实轻敌了，但具体到长沙兵力的运用，却未必一定就是有问题的。在湖南战场厮杀多年的薛岳，在长沙一带驻防多年的张德能，又如何不知道岳麓山的军事价值？如果以为薛、张只分兵一个师守岳麓山的因为是不了解其重要性，只能说后人太天真。
张德能第4军有三个师，薛岳走前临时配置了饶少伟暂54师和王若卿炮兵第3团。叫张拿两个半师守城，一个师放在岳麓山保护炮兵团。从长沙现有兵力看，只能说是有多少米做多少饭（赵子立亦承认：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只从湘江以东进攻长沙，以一个军守卫尚嫌少，现在日军沿江进攻，以一个军多一点的兵力守长沙，又兼顾岳麓山，兵力与阵地终不相配）。可以回想一下第三次长沙会战，李玉堂第10军最初只有两个师守城，即使西城下的湘江沿岸不驻防部队或少量驻防，两个师也根本照顾不开北、东、南三面，这也是后来李死活把方先觉一个师由岳麓山调回长沙城的原因。
现在呢，如果再往岳麓山增加一个师，就意味着守长沙的只有一个师多一点（饶少伟暂54师兵力很少），用他们守三面城垣和外围阵地完全是开玩笑。至于“长沙失陷，保有岳麓山，长沙仍不算丢”这种说法，只是听上去是那么回事，而毕竟禁不住深究。实际上，现在面临的不是岳麓山上放多少兵力的问题，而是在各种仓皇下守军无法从容应战并缺乏死战意志的问题。
6月16日黄昏，伴健雄第34师团和协助其作战的第68师团志摩源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长野县人）旅团对岳麓山发起进攻，毛利末广第58师团则开始攻打对长沙外围阵地。
按赵子立回忆，17日傍晚，张德能打来电话：“敌兵强大，长沙难守，我想按你的意思，以主力守岳麓山。”
赵子立说：“能过来吗？晚了吧！”
张德能说：“能过来。”
赵子立听完后，说：“你知道，你不归我指挥，但如你一定要转移时，我仍同意，并仍负建议的责任。”
张德能留下一个团在长沙城，其余部队聚集在湘江东岸，准备渡江。
但由于船只缺乏，事出仓促，又没细致的部署，在日军炮击下，江边场面极混乱，部队长对队伍失去掌握。张德能于凌晨两点先行过江，由于两晚上没睡觉，在岳麓山湖南大学，迷糊了一会儿。当他再睁开眼时，6月18日早晨，发现渡江部队，有的死于日军炮火，有的虽然过江了，但直接南溃了。
张德能拎着手枪，跑到大学门前的公路口，大声喊：“统统回来！不回来，我枪毙你们！”
但已经兵败如山，没人听他的了。
毛利末广第58师团开始攻长沙城，三个小时后的8点即冲入东南角，随后师团参谋长有马纯雄掏出日记本写道：“敌主力确已逃走，炮声已停，无如所想之抵抗。”这次长沙之战，从岳麓山被攻到长沙陷落，前后不到两天。如果从长沙城被攻算起，到日军突入城里，只有三个小时。
长沙就是这样沦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