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苏亚雷斯于1924年12月7日出生在里斯本。他是一名律师，在许多政治诉讼案件中充当重要角色，明确表示他对萨拉查<small>[1]</small>独裁政权的敌视。他多次被捕，曾被放逐到圣多美岛，最后被迫流亡法国。1974年，在“康乃馨革命”<small>[2]</small>结束独裁政权后，回到祖国，担任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该政府担负起向民主化过渡的使命。作为外长，他开始了非殖民化进程，使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赢得独立。他是社会党人。当他的政党在1975年的选举中得到相对多数的选票时，他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面人物。1986年至1991年当选为共和国总统。1996年，第二届委任期满。1999年被选入欧洲议会，任职至2004年。
同任何未经全民的斗争而靠恩赐获得的自由一样，葡萄牙靠恩赐得来的自由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好处。这个国家现在渐渐发觉，为了自由的生活，人们仅仅在4月的某个早晨醒来时，看到一支决心清算已死的独裁者和废黜腐朽的旧政权的军队和坦克是不够的；为了学会运用民主，仅仅在这些军人的枪口插满红色的康乃馨是不够的。不管是否替它插上康乃馨，也不管康乃馨是红的、粉红的、白的、黄的，还是五彩的，枪还是枪，军人还是军人。这个国家还发觉，在经历了50年黑暗的法西斯主义统治以后，人们不可能马上学会互相尊重，马上充满责任感和自尊。刚刚许下动听的诺言，提出文明的主张，就显出原形：狂风恶浪中的懦夫和太平盛世的勇士。控制了政权的是那些叫嚷得最厉害、最蛮横和最狡猾的人。刚刚过去一个月的那场曾给予葡萄牙善良的人以希望的选举，原是一场玩笑。
社会党以获得40%的选票而取胜。这是一个为人类社会主义、自由思想和多党制而战斗的党。没有多党制，人们将会陷于独裁专政之中。尽管社会党取得了胜利，但它还是无足轻重。人民民主党获得27%的选票而居于第二位。它并不能被视为真正的右翼党。不管怎样，它在国内代表着一种强烈的主张，但是谁都无视这一点，好像人民民主党并不存在一样。决心要强制推行早就过时、失去光泽的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只获得12.5%的选票（它的衍生组织人民民主运动的选票也只有4%，从而宣告失败）。然而驾驭一切的还是共产党。它通过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来发号施令。在那里，昔日的法西斯记者摇身一变成了极左的革命者。它通过仅存的工会来发号施令。在那里，领导人不是由工人选举产生的，他们利用“五一”来谋取私利。它通过反复无常的小人组成的武装民兵来发号施令，而在卡埃塔诺统治下，这些人连最细小的勇敢举动也不敢设想。它通过与其秘密结成联盟的军人来发号施令。如果共产党人不喜欢某家报纸，军人便去封闭它。如果共产党不要立宪会议，军人便宣称自己倾向于不召开立宪会议。就像断线的项链上的珠子，恩赐的自由一个接一个地落地并跌得粉碎，只剩下口头上的自由。人们已经不敢说出心里话，只是心怀疑惧，不安地环顾四周，低声诉说着内心的不满。凡是被认为不是左派或左得不够的人，都将遭到厄运。他将被看做反动派、反革命分子或法西斯分子。在军人的集会上，经常喊出的口号是：“不同我们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这也是萨拉查的口号。
要了解这些军人的需要是困难的，首先是因为他们自己就不很清楚。他们之中有极端分子、超极端分子、斯大林主义者、毛主义者和温和派。他们的思想极端混乱。他们是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游击战士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也许他们没有阅读过葡萄牙文的马克思和毛泽东著作，且不说葡萄牙文是词汇贫乏的一种语言。武装部队运动内部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一致，而是充满着各种思想潮流和可怕的对立。参加4月25日军事政变的许多军官与卡埃塔诺手下的狱吏一起进了监狱。被关进监狱的还有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罪状是在里斯本墙上涂写绝妙的标语。葡萄牙共产党的标语写道：“太阳照耀着我们每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就在下面写道：“如果不下雨的话。”共产党的标语写道：“今天我们有几千人，明天我们将有几百万人。”无政府主义者就在下面写道：“因为你们不服避孕药。”共产党的又一条标语说：“如果你不喜欢葡萄牙的话，那么你就滚吧！”无政府主义者补充说：“最后离开的人请关灯。”在专政时期，政治犯有300人，而现在有2000人。的确，在革命时期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否现在发生了革命？哪些事情算做革命的内容？难道就是某些兵营中的士兵拒绝给长官擦皮鞋，让莫斯科的马戏和古巴的芭蕾舞到首都来演出，先对银行和企业实行国有化，然后作出由谁经营管理的决定等等这些事情吗？每当军人掌握政权时，他们总要谈论革命。希腊的帕帕多普洛斯谈革命，智利的皮诺切特谈革命。当然，这些葡萄牙军人是坦率的，他们有美好的计划，但实际上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现实中充满混乱和独断专行。真正的法西斯分子，真正的反动派流露出欣喜的神色。老百姓叫苦不迭：“革命并不总是导致民主、进步和自由。被称为革命的东西并不都是革命。”甚至法西斯分子今天也自称为“革命者”。这难道不是真的吗？我们生活在意大利的人很清楚，红色的并不一定是红色的，它往往是黑色的屏障。红色者或所谓红色者操着黑色者同样的语言，做出同样的举动和干下同样的坏事，这种情况也不少见。那么，在葡萄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国家处在危急的关头。要摆脱这种形势，它将要冒着一分为二的危险，至少会受到一次大动荡的破坏，也许将留下无法治愈的创伤。
下面是我对苏亚雷斯的第一篇访问记。他是告败的选举中获胜者的领导人。这次采访恰好是在社会党报纸《共和国日报》事件发生过程中进行的。访问记成了一份令人难忘的文件。被自己同军人签署的协议所束缚，并被军人和军人同共产党的协议抵消了自己影响的苏亚雷斯，实际上十分清楚地知道：国家面临的危险是一分为二，或受到大动荡的破坏，或留下无法治愈的创伤。但是，他无能为力，也没有更多的发言权。遗憾的是他的话不够强硬。如果你读到他的话，觉得这些话还算坚决的话，那么当你当面听他讲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很不满意。他不是以一个战斗者的姿态出现。他口气温和，表现犹豫不决，因而令人感到扫兴、生疑，且由于不明其因而感到不快。我彬彬有礼地低声向他述说了我的看法。他回答说，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从来不需要以安眠药使自己入睡。后来他慢慢离去的动作使我产生了希望，希望他是一个镇定自若的人。
马里奥·苏亚雷斯（以下简称“苏”）：您来到这里是为了看看目前葡萄牙所发生的事。这就是在葡萄牙发生的事：我刚得到消息说，《共和国日报》的社长和编辑人员遭到共产党印刷工人的扣留。他们要求社长和编辑人员辞职，让他们的人来接任，当然都是共产党人。《共和国日报》是社会党的报纸，是葡萄牙仅有的一家独立报纸，是今天唯一一家其消息不受共产党人控制、操纵和歪曲的报纸。在葡萄牙，从报纸到电台和电视台，全部的新闻机构都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它们清一色，对共产党唯命是从，丝毫没有批评。为了得到真理，人们争相阅读《共和国日报》。这就导致了今天早晨的袭击事件。印刷工人来到社长劳尔·雷戈那里，命令他离开，并告诉他说，他们已经接替了他的工作。在记者们的支持下，雷戈拒绝离开自己的岗位。印刷工人于是把他和记者们一起囚禁起来，甚至不允许他们出去买香烟，喝咖啡，也不能会见任何人。这是葡萄牙共产党人向社会党人和自由发起攻势的一个最新的典型例子。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仅仅是共产党人呢，还是共产党人和军人在一起发动了这次攻势？
（苏亚雷斯没有回答，也许是因为电话铃响了。他要同新闻部长科雷亚·热苏伊诺讲话。新闻部长是一位强硬的军人，看来是站在共产党人一边的。）
部长先生，我猜想你已经知道在《共和国日报》发生的事……对，完全对……不，部长先生，劳尔·雷戈不是法西斯分子……他是反法西斯的老战士，曾经历过地下斗争，坐过监狱，被流放过……不，部长先生。您认识阿尔瓦罗·格拉，部长先生。您应该知道，关于阿尔瓦罗·格拉反法西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觉得你们介入了这件事，部长先生。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件，部长先生，它涉及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民主。这种占领是非法的，是违背新闻法的，它玷污了革命的意义。我们社会党人不能容忍，部长先生。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占领。怎么？不，部长先生。我希望能这样。
法：部长先生，仅仅是共产党人呢，还是共产党人和军人在一起发动的攻势？
（苏亚雷斯又没有回答，也许他没有听见。他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着下面的话：“印刷工人要以他们的方式来印刷登载他们写的文章的报纸……这是古巴，这是阿尔巴尼亚，而不是葡萄牙。他们要在葡萄牙制造一个古巴，一个阿尔巴尼亚。”）
法：仅仅是共产党人呢，还是共产党人和军人在一起发动的攻势？
苏：共产党人对社会党人发动的攻势，在选举结束时就立即开始了。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缩小选举的影响，并表明选举毫不重要。其实，共产党人本来就不想要选举，而且想尽了一切办法，不让选举进行。然而人们还是在自由的气氛中进行了选举。它表明了人民再也不愿失去自由。他们仅仅投了共产党12%的选票……而现在共产党人却说，那12%的选票并不能体现人民的意志，甚至是与人民意志相违背的，那个结果与他们无关。就是在昨天的一次公众集会上，共产党领导人库尼亚尔还说，选举结果同革命是不相容的。选举主义和革命是两种对立的概念。革命有其自身的动力，不需要选票，选举是消极的举动等等。他利用一切机会，企图说服别人相信最强大的党不是在选举中得胜的党，即社会党，而是在选举中失败的党，即共产党。他拒不承认获得27%选票的人民民主党为葡萄牙的第二大党。他毫不掩饰地要把它逐出国家的政治生活。这是共产党人追求独裁政权的惯用手段。葡萄牙共产党不同于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它不赞成民主的做法，不承认这种民主的做法。
法：仅仅是共产党人呢，还是共产党人和军人在一起发动的攻势？
苏：为了否定选举结果，他们不仅利用报纸、广播和电视，而且还利用他们以同样方式控制的工会。现在存在着一条法律，它保证选举工会联合会领导委员会的权利，但它没有得到实施。这样，工会联合会也成了共产党人的一个权力中心，甚至是共产党人意愿的传播中心。另外，他们还利用地方行政机构和最近被收归国有的一些企业，在那里人民民主运动占上风。这是左派的一个小党，实质上是葡萄牙共产党的一个分支。他们在工人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了权力中心。工人委员会相当于先前俄国革命时期的苏维埃。这些权力中心就像职业介绍所和惩罚所一样，由它们来决定招聘和解雇人员。谁不是共产党人，便是法西斯分子。谁不站在他们一边，便是反对他们。这是一场悲剧，不仅对葡萄牙来说是如此，对整个欧洲和整个地中海来说，也是如此，特别是对欧洲左派来说，更是如此。你想想他们给西班牙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造成的危害吧。我感到意大利共产党人是可亲的，感到他们是同志，因为他们在政治生活中讲民主。我为他们受到葡萄牙共产党人的危害而感到遗憾。葡萄牙共产党只做对反动派和右派有利的事。
法：仅仅是共产党人呢，还是共产党人和军人在一起发动的攻势？苏亚雷斯，我知道，我给您提出了一个麻烦的问题，一个危险的问题。但提出这个问题是我的本分。如果不是军人同意，那么是谁同意共产党人这样为所欲为呢？不是军人在执政吗？
苏：显然，中央的权力掌握在军人的手中。他们是继续革命的动力和保证。政党是后来产生的。政党通过立宪协议同军人联合起来，协议通过总的方针路线指出应该走的道路，也就是多党制的、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主义。但至今人们不能说，军人的所作所为是独裁行为。我们没有忘记是他们要求各党联合起来的，是他们反对共产党人的意见，要求举行选举的。如果他们真的想当独裁者的话，也就不会同意选举。恰恰相反，他们同意了选举，而且付诸实施了。这是50年以来的第一次选举，先是经过正确的竞选运动，还保证各党在电视台做宣传，然后他们让选举在没有暴力行为的情况下进行。在保证自由的社会主义进程和“没有选举便没有民主”这个原则问题上，他们没有食言。
法：他们无视选举的结果，或者不运用权力使人们尊重这一结果，那么他们实行选举有什么用呢？
苏：现在，直到今天，直到此时，无视选举结果的不是军人，而是共产党人。
法：然而军人允许共产党人成了新闻界、工会和行政机构的无可争议的主人。军人建立了一个政府，在那里每个党有两名部长，丝毫不考虑社会党人获得的38%的选票。
苏：我并不认为在葡萄牙选举意味着一切。如果选举意味着一切，那么军人政府就没有理由存在下去，存在的将是一种正常的民主，政治的民主。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常的民主。如果您愿意这样说也可以，我们连民主也没有。充其量我们现在只不过处在人们所说的民主的前期阶段，实际上，权力集中在武装部队的手中。这一权力是通过革命，而不是通过普选合法化的。仅仅进行选举将意味着不了解在葡萄牙必须把权力的两种源泉，即武装部队的革命合法性和普选的人民合法性结合在一起。只有通过两者之间的平衡，才能达到正常的民主，即政治的民主。
法：这种平衡存在吗？
苏：怎么说呢……总之……直到昨天还是存在的，在相当程度上。
法：今天呢？
苏：如果库尼亚尔不选择民主的外衣，如果他的共产党人继续垄断报纸、工会和就业机会，如果普选继续得不到尊重，如果军人接受所有这一切……那么平衡将会中止，我们将陷入专政统治。这是明显的，肯定的。
法：一个阿尔巴尼亚或是一个智利？一个斯大林主义的政权或是一个皮诺切特？
苏：我们社会党人正在为争取不导致产生一个阿尔巴尼亚，或一个古巴，或一个皮诺切特而斗争。但是我认为皮诺切特的威胁还是迫在眉睫。我们清楚地知道皮诺切特分子是如何产生的。我去智利做过一次旅行，认识阿连德，同他长谈过。我还认识智利激进党的代表人物。因此我了解智利的经历。从我回到里斯本之后，我始终担心的就是陷入智利式的境地。我知道这一危险是存在的。我知道右派各集团，特别是国外的右派集团正在策划着一次右派军事政变。我断言，面临的危险，也是首要的危险是斯大林主义的专政。这是库尼亚尔所梦想的一种人民民主。他的武力行为和挑衅，成了个不断在拧紧的螺丝。遗憾的是武装部队运动对此流露出越来越害怕的神色。
法：这是我想知道的。但执政的军官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真正想的是什么？他们的革命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什么？是现代社会主义，表面的民粹主义呢，还是库尼亚尔式的共产主义？
苏：我们应该承认，他们之中有大量的无政府民粹主义。最近几个月来，在国内已形成了一股可怕的蛊惑人心的浪潮。每个人都愿意比别人更左，比别人更革命。他们不厌其烦地重弹必须进行一次大革命，一次彻底革命的老调。他们唯恐表现得温和。这种时髦有利于无政府民粹主义和导致疯狂行为。譬如占领房屋，开设只维持一个月的医院。人们发现一所暂时无人居住的房屋，便去占领，而没有任何人去加以干涉。在那里开设了医院，而又没有任何人去加以监督。一个月后，既没有了房屋，也没有了医院，只有混乱。同时还出现了一股提出无理要求的浪潮。它来自工人或者自称站在工人一边的人。他们要求增加工资的幅度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他们不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是为了搞垮工业。工业破产后，劳动者领导了工业，但是他们领导得很糟，因为他们缺乏经营管理的技术知识。结果这种试验以全面失败而告终。
法：全面失败，也许这就是民粹主义者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可以作为借口来说，你们政治家一无所能，现在由我们军人来掌握国家，我们用棍棒来把事情安排妥当。
（苏亚雷斯没有回答，继续着他的论证。）
苏：人们并不清楚要实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要实现像古巴、阿尔巴尼亚或某些东欧国家的那种人人都一样贫困的社会主义吗？我们社会党人不要这种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集体的贫困不是社会主义。譬如说，我们来进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吧，但我们准备怎样经营管理国有化的企业呢？在经营管理中，工人如何发挥作用呢？是由劳动者还是由国家和政党委任的官僚来经营企业呢？我们来进行土地改革吧，但谁来改革？是农民呢，还是国家？我们不要国家资本主义，仅仅换个老板我们不感兴趣。不仅如此，还要保留私人的部门。保留哪些部门呢？怎样刺激这些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对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呢？是给他们分红，还是什么也不给呢？如何鼓励尚未国有化的企业主，让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或者就让他们生活在明天就要被剥夺财产的恐惧之中呢？回答我们的是沉默。
法：苏亚雷斯，我必须向您再次提出刚才的问题。这些军人极端分子想完全控制国家，为此他们煽动混乱，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苏：您应当了解，此时此刻，我不喜欢谈军队的内部情况。您应当了解，我不想做，也不能做有损那些可能会指控我搞分裂主义的人的名誉的解释。在今天的葡萄牙，分裂主义是另一句时髦的话……我应当把武装部队运动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对待。它信仰自由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信仰军人同政党达成的共同行动纲领。我应该把他们当做一个统一体，而不是当做各种潮流的大杂烩来对待。他们的分裂对我没有好处。显然，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显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以同样的方式说话和行动。但在我们政党面前，他们的行动好像是完全一致的，是在和谐一致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我希望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因为如果武装部队运动分裂的话，那么葡萄牙的革命再也不可能了。我是站在革命一边的，我投身在革命之中。
法：我们这样说吧，对于军事政变中的军事政变的危险，您是否持悲观主义的态度？
苏：我是悲观主义者。这倒并不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而首先是出于经济的原因。通货膨胀日益严重，我们正在耗尽我们的白银储备，已经准备开始耗费我们的黄金储备。我们的消费与生产之间每年存在着560亿埃斯库多<small>[3]</small>的差额。殖民主义战争和政局的急剧变化造成的种种后果，沉重地压在我们的身上。实际上，葡萄牙的资本主义始终是受国家保护的：是一种靠殖民剥削的寄生资本主义。法西斯国家一倒台，资本家便纷纷逃到国外。他们抛弃了一切，留下来的是垄断资本主义。那时在葡萄牙存在着九个经济集团，它们集中在银行界。随着银行国有化和这九个集团的头头被赶走，所有的经济领导人员都迁居到国外。我指的是那些逃亡到巴西、法国和西班牙的经理、管理人员、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再也没有人给我们发放贷款。谁准备给我们发放贷款呢？谁准备在葡萄牙投资呢？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法：我们假设苏联，对它来说，可能是值得的。
苏：我不相信，即便我们到了独裁的人民民主地步，我也不相信。在葡萄牙古巴化之前，共产党人可能提出的问题正是这样：“以后谁来支付这笔账单？苏联吗？”如果我是库尼亚尔的话，我不会依靠它。苏联不可能再把共产党的葡萄牙，即另一个古巴背在自己的身上。在经济上和国际关系中，古巴使它付出了过大的代价，而带给它的东西却很少，几乎没有。难道它值得再用葡萄牙去重复这种试验吗？从我们所处的战略地位来考虑，代价也是极大的。诚然，我们可以设想在我们没有成为独裁的人民民主的情况下，苏联准备帮助我们。我们中的不少人想知道它将以此换取什么东西。我们不愿被美帝国主义殖民化，也不愿被苏联帝国主义殖民化。结论是出路很少。实际上我们仅能依靠劳动者在国外的收入。他们拥有一百多万人，选举结果公布后，他们又继续寄钱回国。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当他们看到选举结果毫无作用时，他们是否会继续寄钱回来呢？我们姑且不谈旅游业，这种混乱状态当然对旅游业不利。里斯本旅馆现在接待的顾客只达到它的容量的10%。游览地空旷无人，即便来了一名游客，他遇到的也是旅馆和饭店在罢工。
法：如果这一切都有利于军事政变中的军事政变，那么为什么还对军人的行动如此放任呢？
苏：因为现在我们没有他们不行。如果他们都返回军营去的话，那么混乱将成为定局。在他们离开之前，必须建立一种通过选举反映人民意愿的政治制度。关于军人，并非像您所想的那样，所有的军人都站在库尼亚尔一边，这是您的看法……
法：苏亚雷斯，您是否真的相信军人所恩赐的自由？
苏：首先必须承认，他们是非常特别的军人。其次需要说的，是自由并不是他们恩赐的。导致他们推翻卡埃塔诺的是群众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欧洲，你们把我们忘记了。你们以为我们在睡觉，我们并没有睡觉，斗争一直在进行。军人行动就是这一斗争的产物。其实，当他们一意识到起义时机成熟时，他们就同反对派运动联系。但请您相信，我们今天享有的自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大家所共有的胜利成果。因此，若有人想独占它，必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现在人人都在思考、讨论和集会。譬如昨天，重建无产阶级政党运动的一个小组拘留了几个人，并把这些人押送到某炮兵团。该团的士兵就召开会议，讨论是否认可这次逮捕。
法：不错，但会议作出了什么决定？
苏：认可这次逮捕。
法：换句话说，在某一集团的倡议下，谁都能进行逮捕，不是绑架，而是逮捕。
苏：是的，唉！是的。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
法：然后军人召开会议，决定可以认可逮捕？
苏：对，噢！对。
法：再由警察局介入，批准逮捕，就像逮捕那几个人一样？
苏：对。
法：因为军事警察局是执行逮捕的最高当局，它可以随意逮捕人？
苏：对。
法：还可以逮捕您？
苏：对。
法：您对此不感到震惊，不感到愤怒吗？
苏：您知道，我是一个法学家。我一直为人权而战。我为政治犯辩护过。我同大赦国际<small>[4]</small>有很多的接触。我尊重人，尊重人权。但同时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处在革命形势下，处在转变时期。幻想革命能在完全尊重人权和向公民作出全部保证的情况下进行是不现实的。当然，我们社会党人为之而战的革命合法性是存在的。我们不能容忍建立一个独断专行的王国，也不能容忍谁叫嚷得最厉害，谁就有理的准则。否则就会产生一种权力割据，每个政治团体各有自己的民兵。要是存在民兵，要是每个集团都可以任意捕人，甚至审判人的话，那么……
法：苏亚雷斯，可是这恰好是最近几天发生的事。
苏：对，经常如此。
法：存在着武装的政治团体，是不是真的？
苏：是真的，是正式的。
法：军人没有解除它们的武装，是不是真的？
苏：是真的。
法：共产党有自己的民兵，是不是真的？
苏：库尼亚尔说没有。如果我没有这方面的论据，我就不能发表相反的意见。我只能说，我们社会党人没有任何民兵。也许我们是唯一没有民兵的人。
法：是否会爆发一场内战？
苏：我不能相信在我们左派之间会发生一场内战。一旦发生，那将是完全的无政府主义。我们左派之间应该寻求谅解，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共产党人应当明白，他们不能再继续攻击和诋毁我们社会党人。您想想，他们甚至还说我们卷进了3月11日的未遂军事政变。他们置调查委员会所作的调查结果于不顾。根据调查结果，如果军事政变得逞的话，我将同科斯塔·戈麦斯
<small>[5]</small>和贡萨尔维斯<small>[6]</small>一起被枪决。他们甚至影射我是美国方面的人。在卡埃塔诺和萨拉查的眼里，我是苏联方面的人，而在他们的眼里，我却成了美国方面的人……
法：这是独立派人士的命运。
苏：可我不是独立派的人，我是社会党人。
法：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不意味着是一回事吗？
苏：是这样。但是还必须记住，世界上并不仅仅存在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还存在着第三力量。它是一支强大的力量，称为自由的社会主义。尽管它常常遭到挫败，但它是由几百万人组成的一支力量，是注定要赢得胜利的。在欧洲，在共产主义国家，在美洲，在世界各地，您都能找到他们。信仰自由社会主义的不乏其人。要是我们能在葡萄牙取得胜利的话，那么我们将成为反对右派专政和左派专政的一面旗帜。
法：苏亚雷斯，你们取得了胜利。但您认为胜利是怎样丧失的？
苏：根本没有丧失。
法：他们甚至取缔了你们的报纸。
苏：他们还没有能够做到。
法：我们希望这样。我问您，鉴于目前这种形势，您不担心在下一届的选举中社会党人的选票会转到共产党人那里去吗？当然这是假设在葡萄牙还要进行选举的话。
苏：我坦率地回答您吧，假设在葡萄牙再进行选举的话……要是那些曾投社会党人的票，期望借此使国家恢复一定秩序的人抛弃我们的话，那么这些人也不会转而去投共产党人的票，他们将去投右派的票。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葡萄牙，共产党只能靠武力上台，譬如他们同拥有武力的人联合。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如果共产党专政或共产党一军人专政压垮了我们，那么接踵而来的将是一次右派军事政变，甚至是极右派的军事政变。我们将永远丧失在国内建立起一个较为公正、自由的社会的希望。这将危及整个欧洲，将有助于在其他地方发生军事政变。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表明，我们获得的选票是非社会党人投的，非左派投的。绝大部分的选票是这样，但还有一部分选票是那些害怕极权主义，信任我们的多党制主张，信任我们的民主的人投的。
法：既然谈到多党制和民主，那么还应该谈人民民主党。不管有无道理，它获得了27%的选票。几年前，您曾说过意大利的中左政府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吸引人的尝试。那么在葡萄牙取得自由之时，想必也要进行这样的尝试。
苏：是的，我说过这话，但是条件不同。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结构中，我们可以设想这种解决方法，但今天的葡萄牙不行。经历了一场改变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革命之后，中左政府已经过时。作这种考虑等于拒绝革命的进程。您将会回答我说，但存在着人民民主党呀。是的，它是葡萄牙的第二大党。怎么办？这应该由人民民主党来决定它自己的行动。但依我看，它只能根据今天的现实，寻求与我们的共同点来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况且它也自称为社会民主党。当然，它不会希望同社会党达成一种特别的协议。我们社会党人也不想同任何人达成什么特殊的协议。既不想同它，也不想同共产党人有这种关系。我们只相信各政党的联合，相信那种能集纳所有人的政治结构。
法：苏亚雷斯，那么我要请您解释一下您的社会主义。譬如，您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苏：我是受马克思主义启示的人。我是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过程中，在政治上逐步成长起来的。年轻时代，我经常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在大学里，我是“共产主义青年”的成员。在那个时期，我认识了库尼亚尔。他当时确实曾对我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我听他的演讲，尊敬他。但他并不是唯一对我有影响的人，还有我父亲，他对我的思想的形成也有影响，他是民主共和党人。还有那些我通过我父亲认识的社会党人。如经济学教授贝尼托·卡拉卡，他是一位很左的社会党人，但同时持有浓厚的自由主义思想。他有着相当渊博的人文学科知识。1950年我听了他的演说，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的解释。我得出结论，人们不能用教义问答的方式来求助于马克思主义。今天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分析经济和社会的一种有效方法，但是它还应该表明经济学和技术的成果。换言之，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只发生启示性的作用，它完全不是一种教条。
法：当您谈到社会主义时，指的是哪一种已经实施的社会主义？
苏：我们马上可回答您说，自由的社会主义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实施过。一方面有独裁社会主义的经验，另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实施的社会民主。毫无疑问，假使我是一个德国人的话，我将投维利·勃兰特的票。不消说，德国的工人阶级是完全支持维利·勃兰特的。毫无疑问，假使我是一个瑞典人的话，我将投奥洛夫·帕尔梅
<small>[7]</small>的票。毫无疑问，假使我是一个意大利人的话，我将投南尼的票。毫无疑问，假使我是一个法国人的话，我将投密特朗的票。但在这些社会党人中，没有一个人能适应葡萄牙的现实，这同样是毫无疑问的。葡萄牙的经验同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所取得的经验太不相同了。在那些国家里，社会民主党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我们必须为自己闯出一条新路，采取更为激进的方式。必须实行大规模的改革和国有化，必须把权力交给劳动者。当人们想维持多党制，维持言论自由和其他方面的自由时，这是一件困难的事，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每天都必须纠正昨天的错误，修改理论，仔细观察政策的实施，改变已经作出的选择，因为这里的变化，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是如此迅速，如此突然，以至我们往往来不及深思熟虑，而是不假思索就行事。我们大家都感到有点儿混乱，有点儿惊讶。
法：这种承认是坦率的，但也是可怕的。
苏：我知道，但这不是我们的过错，应归罪于法西斯主义。长达50年的法西斯主义影响不可能在一日之内或一年之内消除。当河水决堤时，大地上的一切都会被冲毁、淹没，无一幸免。冲破了最后一道堤坝的军队就像河水一样。它是如此混乱，对一切迷惘不解。现在它正在重新整顿自己的思想，伴随而来的是到处可见的矛盾和冲突。此外，还有过激的情绪，长期的压抑造成这样的情绪是难免的。总而言之，需要高度的镇定自若，才能应付这种局势。许多人甚至连葡萄牙应同欧洲还是同第三世界站在一起，是属于欧洲还是属于第三世界都作不出决定。
法：您作出决定了吗？
苏：我说，我们是一个欧洲国家，同时也是第三世界国家。我看不出向第三世界开放与逐步同欧洲结合成一体这两者之间会有很大的对立。由于过去的殖民地，我们同第三世界的联系太紧密了，我们不能贸然去瓦解这种联系，忘记同第三世界的关系。我们应当继续成为第三世界的好朋友。抛开这一前提，我们还能在第三世界问题上说些什么呢？我们的全部贸易是同西方进行的。我们的小麦、肉类和生活必需品都来自欧洲，我们不能没有共同市场。这里还有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在葡萄牙，没有一个人想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上表明立场，连共产党人也不想表明立场。我觉得，认为葡萄牙可以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至少是不现实的。这是我们的地理战略位置决定的。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像法国人和罗马尼亚人那样，执行民族独立的政策，坚持一定的独立性。不管怎么说，与天然的集团，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结合成一体是一种必要，因此……
（苏亚雷斯中断了讲话。这时，一个人神色慌张地走了进来，向他附耳低语。他开始是无动于衷地听着，然后嘴唇上流露出一种微妙的神态。）
法：苏亚雷斯，我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苏：共产党的印刷工人自己印刷了《共和国日报》，一群社会党人在街上焚烧这些报纸。军人已经包围了报社。似乎他们决心要选择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关闭报社。这是古巴，不，这是完全的无政府主义。在这里起作用的仅仅是人体的力量和个人的权势。必须把群众发动起来。
法：您是这样心平气和吗？您从来不受愤怒、激情和斗殴愿望的影响吗？
苏：需要镇定自若。我生来如此。即使在监狱里，当我躺在破板凳上时，我也能做最平静的梦。我从来就不需要药片使自己入睡。
法：值得钦佩，我明白了。但有时忍受失眠的痛苦也是有用的。法国人有句俗语说：“战争时期就是战争时期。”<small>[8]</small>
苏：实际上我们已经处在战争中。我需要到那里去，我需要跑步到那里去。
法：去吧，去吧！快跑，快跑！不要为我而浪费时间。我只提最后一个问题：您最终会输掉这场战争吗？
苏：我相信我已经表明了自己是个善于为自由而战的人。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那么我在葡萄牙只能重新去做我一直做过的事：为夺回自由而战。
1975年5月于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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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东尼奥·萨拉查（Antonio Salazar, 1889—1970），葡萄牙独裁者。1930年建立法西斯政党国民同盟，任该党领袖。1932年国民同盟成为全国唯一的合法政党，他就任总理，从此开始了对葡萄牙三十多年的独裁统治。1968年因病离职。
[2]又称“四二五革命”，指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左派军官组织“武装部队运动”发动的政变，推翻了葡萄牙40多年的独裁政权。这次政变未经过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而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了政权的更迭。政变中士兵用康乃馨代替了子弹，故名“康乃馨革命”。
[3]加入欧元区前葡萄牙的官方货币单位，现已停用。
[4]大赦国际，又称国际特赦组织，是一个人权监察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创立于1961年。1977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5]科斯塔·戈麦斯（Costa Gomes, 1914—2001），葡萄牙军官和政治家。1972年出任“武装部队运动”首领，1974年4月康乃馨革命后，与其他六人一起组建“救国委员会”。1974年9月—1976年6月任共和国临时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