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是的，但我将不谈此事。
法：您的证人中有几个人曾经受过他们的威胁？
派：我不知道他们的人数。很少有人来向我讲这些事，但总也有得知这些事情的方法……现在我告诉您在美国注册公司工作的一个证人的情况。他在我的委员会面前作证后，联邦调查局找了他，企图让他改变证词。联邦调查局的企图只是部分地得逞了。但不管怎么说，那位年轻人的表现是勇敢的。他来到我们这里，诉说了事情的经过。其他一些人也是有勇气的，但另有很多人在政府的压力下收回了他们的证词。联邦调查局说：“这是严重的事，应该控制它。”
法：派克先生，他们在肉体上也威胁您吗？
派：是的，但是我将永远不知道威胁来自何人。这是我接受进行这次调查时准备应付的风险之一。各种各样的风险，从国家的风险到个人的风险。在前一种风险中，我将冒触发一场战争，使国家处于难堪和屈辱的地位，并有损于我们在国外的情报机构的风险。在后一种风险中，我将冒进行此类调查的人必然要遇到的那些风险：电话受控制，在家没有安全感，总是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跟踪。总之，即使承认调查的结果是积极的，我还是会说，风险大大超出好处。
法：我猜想您不仅仅指的是基辛格的愤怒，科尔比的敌意。消息的走漏也必然大大地伤害了您。
派：大大地伤害了我。它毁坏了委员会的可信性，给我本人带来了祸害，扼杀了国会对中央情报局实行监督的思想。草率发表那个报告只有利于中央情报局，有利于基辛格，有利于白宫。也就是有利于那些不喜欢议会监督，因而迫不及待地要恢复陈旧的保密制度的人。除了这些以外，我还将告诉您另一件事：如果我不得不在凶杀政策和走漏消息两者之间作选择的话，那么我选择后者。如果我不得不在我国参加的一场秘密战争和能导致秘密战争停止的走漏消息两者之间作选择的话，那么我选择后者。
法：谁能泄露这份报告？
派：不是我。老实说，我不知道是谁。虽然我不否认可能是委员会中或者是编辑小组中的某个人泄露出去的，但如果是中央情报局、白宫或国务院泄露出去的，那么我丝毫也不会感到惊讶。我重复说一遍，报告在《乡村之声》报上发表有利于基辛格，有利于白宫，有利于中央情报局本身。您也许会反问：“可是现在人们知道了他们过去所干的事呀，这对他们有利吗？”我来回答：“现在人们知道了他们过去所干的事，但他们对过去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现在和将来。”
法：科尔比愤怒地否认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任何责任。
派：好吧！在我看到中央情报局能干出的种种事情后，我并不认为中央情报局不会向报纸透露一份报告。
法：派克先生，在您的报告中只有一个地方使我感到迷惑不解。您说，如果美国受到攻击，中央情报局不可能及时知道。
派：如果您指的是像珍珠港那样的一次突然袭击，或者世界上某个地方向我们的其中一个设施发动的进攻，当然我们不可能通过中央情报局得知。在调查过程中，我没有找到任何能给我以这种希望的东西。也许我们在欧洲会感到放心些。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竟有两周的时间不知道苏联军队在捷克的行踪。现在我们对那里发生的事了解得更多了些。在七年中，我们的工作略有改进。但是在其他地方呢？1973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的情况是令人沮丧的。即使那个地方既没有我们的基地，也没有我们的军队，但我们的情报活动令人心寒。中央情报局糟糕透顶。您想想吧，战争开始后三四个小时，他们还在继续说：“那里将不会发生什么事！”
法：葡萄牙呢？
派：仁慈的上帝啊！他们也没有看准。当时，人们期待着右派的军事政变。他们连斯皮诺拉<small>[3]</small>的书都没有读过。在这件事上，我们有可靠的证据。那个时期，中央情报局似乎没有在葡萄牙活动。唯一给我们提供葡萄牙消息的是国防部的一名武官、年轻的海军军官。他为了在该国四处周游，早就不再出席鸡尾酒会，而与那里的左派分子有接触。您知道，在中央情报局里就像在其他各官僚机构里一样，地位越高的人，耗费在鸡尾酒会上的时间越多。
法：科尔比说，您的这些话是不负责任的，存有偏见的。他说，中央情报局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情报机构。
派：科尔比说中央情报局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情报机构也可能说对了。但是它没有能力预见到一次突然袭击。当科尔比说“我们不能讲成功，否则成功会变成失败”时，他也说对了。但是这些成功确实存在吗？我没有闻到成功的丝毫芳香。请您相信我，我们根本不是带着找岔子的偏见开始调查的。事情就是这样。我检查了中央情报局的开支后说：“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如何花费那笔钱的。”我要求委员会的12名成员提出在国际政策、国防和战略利益方面与美国至关紧要的问题。他们任意地作了选择。是的，不管调查结果是好还是坏，他们盲目地作了选择。他们选择了越南的新春攻势，俄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73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印度的原子弹爆炸，葡萄牙的军事政变，塞浦路斯的军事政变和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在所有的七个事件中，他们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为美国公民付税养活中央情报局作辩解。中央情报局在各地的活动都干得不好。
法：还没有提到它的那些令人作呕的罪恶行径。我想起了损害库尔德族一事<small>[4]</small>。
派：噢，仁慈的上帝啊！噢，是的！确实人们不可能毫无廉耻到这种地步！那是整个调查过程中了解到的最糟糕的事例。它使我感到恶心。如果您问我什么事情使我最作呕，我告诉您吧，就是您提到的这个事例。多么的讨厌！
法：对基辛格来说，却又是一朵花。事实上，基辛格和波斯国王一起背叛了库尔德人，并让伊拉克人屠杀了他们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儿童和老人。后来，他从那个无知而疯狂的巴尔扎尼<small>[5]</small>那里收到一些礼物。是不是其中有库尔德族领导人赠送给基辛格妻子的珍珠金项链和赠送给基辛格本人的地毯？
派：假定我不知道您所说的事，那么我应该这样来答复您：如果基辛格收到礼物，法律规定他应该把礼物上交给美国政府。
法：我明白了。他自己没有收下礼物，而是交给了政府，那么，难道他不能拒收珍珠金项链和地毯吗？
派：当然能拒收，谁都可以拒绝收礼。
法：当礼物来自一个被他出卖的人时尤其应该如此，对吗？
派：这是您说的，我没有这样说。
法：您愿意的话，我可以说得更坏。但不应该由我来说，而应该由您来说。派克先生，那么请您给我解释一下，您的报告是否揭示了这七个议题的全部真相？
派：哦，没有。我向您重复一遍，譬如，我们没有得到有关塞浦路斯的情况。尚有许多东西有待揭示。例如希腊的军人政变，它是我们未曾谈到的一个议题。又如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变，它是我们没有谈到的另一个议题，因为丘奇已经谈及。但是对我来说，最令人失望的还是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真相不明。
法：为什么您不听听你们的前任驻雅典大使亨利·塔斯卡的意见？他知道希腊和塞浦路斯的很多事情。而且他还对基辛格发过火。
派：咳！但是他发的火还不足以使他到这里来作证。不，他丝毫也没有流露出急于要告诉我们的意思。他留在罗马，至今仍在那里生活，我不得不派遣我的一名助手前去问他，但从他那里我们并没有得到很多的东西。
法：你们连谁杀死驻塞浦路斯大使达维斯也不知道吗？
派：我不能谈报告中没有写上和公布的东西。
法：快说吧！所有的记者都知道谁杀死了达维斯大使。
派：我猜想您指的是一个集团，而不是某个个人。
法：说得对。是桑普松<small>[6]</small>集团，也就是约安尼迪斯用以代替马卡里奥斯的和中央情报局过去和现在都加以保护的埃奥卡B<small>[7]</small>这样的强盗集团，对吗？
派：您是个消息灵通的新闻记者，并非所有的记者都知道。
法：谢谢。现在请您告诉我，您认为历史会记下基辛格是得知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计划的人吗？
派：历史也会记下他不知道这个计划。人们愿意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真理……您听我说，我竭尽全力讲述了我见到的真理，但是真理并不是一种统计，真理是一种见解。我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可能对基辛格这方面来说不是真理，而对您这方面来说也可能不是真理。现在我们谈的是某个人头脑中的东西。无论是您，还是我，我们都不得而知，也许他也不知道。因为即使在相同的情况下，人的思维是倾向于相信那些对他将来有利的东西。
法：派克先生，至此我们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到了意大利这个议题上。派克先生，您的报告把所有与意大利有关，并值得一说的事都说了吗？
派：是的，我知道的那些情况都说了。除名字以外，我都说了。
法：您永远不让我们知道那些名字吗？
派：我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此事而言，我内心是矛盾的。因为您瞧，如果我是意大利议会的一个成员，那么……鉴于我不能直接谈意大利，我们还是做这样的假设吧：如果我是希腊议会的一名成员，如果希腊议会的某些成员被控告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钱，那么为了我个人的声誉，我会要求公布这些名字。但是，如果我是希腊议会的一名成员，为了参加竞选活动而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钱，如果这笔钱帮助我当选了议员，但没有减少我对希腊的忠诚，那么我将认为透露我的名字是很不公正的，因为我的生命将会处于危险之中。
法：派克先生，您正在谈有人如何扼杀您的报告吗？您正在用韦尔什作为借口吗？别说了，间谍和贪财者之间有天壤之别！
派：您说有天壤之别，但是有人杀死了韦尔什先生。您不能把一切都合理化。杀人的那种人是没有理性的，每个国家都有疯子和恐怖分子。我不能肯定从中央情报局那里接受钱的人，一旦他的名字被揭露，会在他的国家中有安全感。不，我丝毫也不冒这样的风险。
法：派克先生，那么我应该向您提出一个我曾经向科尔比提出过的难题。如果我这个外国人到这里来给您钱，让您根据我的利益制定政策，那么……
派：我不会拿外国人的钱。从您这方面来说，给我钱是非法的；从我这方面来说，接受钱也是非法的。我将不得不把联邦调查局的人叫来，让他们将您逮捕。
法：这恰恰是科尔比回答我的话，而我是这样回答他的：“科尔比先生，那么我将不得不叫来意大利警察，让他们把您、您的马丁大使和在意大利的全部中央情报局人员逮捕起来。”
派：仁慈的上帝啊！您对他说了这些？
法：是的，我忘了基辛格。他也应该被逮捕，不对吗？
派：仁慈的上帝啊！我多么希望也在场！您确实教训了他。他作何反应？
法：他没有反应，仅仅拒绝了“腐败”一词。
派：我对您说：关于这个词，我也有很多疑惑不解之处，或者说得更清楚些，我有矛盾的想法。当谈到资助选举的捐款时，区分合法和非法的界限是相当微妙的。人们将永远弄不清楚捐款的限度在哪里，也不知从何处开始是在向那些根本不需要捐款的人支付。我们把这种支付称为贿赂。如果捐款是根本的和必要的，那么我想人们可以称它为捐款，而不是贿赂……否则我们所有的政治家都将是堕落腐败的人。然而……中央情报局说，在您所指的国家中，总之，在意大利，“钱不是问题”。
法：这意味着没有任何捐款是必要的，或者是必不可少的。这意味着它不是捐款，而是贿赂。况且您的报告谈到了贿赂。根据各词典的注释，“贿赂”一词解释如下：“出钱让人为我们办一件事，或者为我们效劳。”总之，我得感谢您这一证实。用金钱收买的那些意大利政治家应该感谢谁？感谢基辛格吗？
派：不，为了公正地对待基辛格，应该承认贿赂之事在他任职之前就相当盛行。
法：确实。他只是增加了“国家安全”的说法而已。请原谅，但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与贿赂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有什么关系呢？
派：从实质上来说，国家安全意味着国家的基本力量。既然我是个美国人，您就不能要求我忘了这点。为此我还能够理解基辛格博士所认为的美国的国家安全与贿赂一些意大利人这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至于意大利共产党，美国最大的担心是，如果今天共产党人取得了选举的胜利，那么以后在意大利将再也不会有选举。如果意大利共产党取得选举的胜利，我本人也不知如何看待是好。我的意思是说，我不太相信他们会反对俄国人而与美国人友好。老实说，我记不得有过一个国家或出现过一种局面，在那里共产党人在赢得选举胜利后，又因选举失败而放弃政权。
法：我同意您的看法。但是问题仍然是我们意大利人愿意自己尽早地解决那件事。正如我对科尔比所说的那样，因为我们不是你们的一个殖民地。
派：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完全同意。问题还是：苏联人对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资助究竟有多少？制定美国政策的要人究竟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在安哥拉问题上我曾经说过，我们对安哥拉的政策不能称为政策，在那里为了支持某个集团，我们每次向它拨款五千万美元。与此同时，海湾石油公司每三个月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一亿美元，也就是向已经受到共产党人资助的同一些人提供援助。我们没有政策！
法：你们对意大利有政策，但自由派不喜欢它。派克先生，您在调查中为什么选择意大利作为接受贿赂的例子？
派：我们没有选择意大利。我们曾想方设法去了解过这些钱最后花在什么地方，钱的线索把我们带到了意大利。
法：清楚了。那么我向您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在发现其中的一部分钱通过米切利将军到了新法西斯分子手里时，您有何感想？那时，您仅局限于盘问了主管人呢，还是愤怒地向他们指出美国没有权利做这种事呢？
派：显然，美国没有权利做这种事！我是这样说的！显然，那时，我不仅局限于盘问他们，而且还斥责了他们竟做出类似这样的事。噢，我就是这样斥责了他们！我是这样做的！但是等犯下了罪行之后再去斥责某个人是徒劳的。目标依然是防止滥用职权和恐怖活动，防止重蹈覆辙。因此这种情况更需要我自问我的这些抗议是否会有所裨益。答案是：是的，它们会有所裨益。因为我们知道，在很多地方，通过各种方式搞得过火的那些人在某段时间内也将会戛然刹车的。考虑到韦尔什的死和消息的走漏，我担心的是，将不可能再有国会的监督。我担心，真正的监督必将来自执行机构。我不能肯定执行机构会准备自己监督自己。这样，过了一定的时间之后，这种监督将流于形式，滥用职权现象又将重新出现。
1976年3月于华盛顿
<hr/>
[1]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 1937— ），美国著名记者，以揭露政界和军方丑闻著称。
[2]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 1897—1991），意大利裔美国导演，被称为“好莱坞最伟大的意大利人”。《迪兹先生进城》是他1936年的作品，由加里·库珀主演。
[3]安东尼奥·斯皮诺拉（Antonio Spínola, 1910—1996），葡萄牙元帅。1974年“武装部队运动”推翻葡萄牙独裁统治后，出任武装部队运动救国委员会主席、临时总统。1975年右翼军人发动政变失败后，曾被捕并流亡巴西。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他和政变有联系，1976年回国。
[4]库尔德族是中东地区仅次于阿拉伯、土耳其、波斯的第四大民族，是西亚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因被归入不同的国家，一直存在民族统一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库尔德族展开了独立运动。1970年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民主党达成停战协议，签订和平协议，给予库尔德人文化、政治自治权。但协议并未被执行，对库尔德族的军事镇压也一直未停止。
[5]马苏德·巴尔扎尼（Massoud Barzani, 1946— ），伊拉克库尔德族领导人。从青年时代起投身于反抗伊拉克镇压库尔德人的游击战。1979年起任库尔德民主党主席。现为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领导人。
[6]尼克斯·桑普松（Nikos Sampson, 1935—2001），“埃奥卡”成员，塞浦路斯独立后进入政界，成为国会成员。1974年希腊军政府在塞浦路斯发动政变后被委任总统，在土耳其入侵时辞职，任期仅8天。因滥用权力被判处20年徒刑，1993年被赦免剩余刑期出狱。
[7]埃奥卡（EOKA）是塞浦路斯民族主义者为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于1955年成立的战斗组织，全称为“塞浦路斯全国战斗者组织”。随着塞浦路斯的独立，埃奥卡于1959年宣布放弃武装斗争。但塞浦路斯独立后，土耳其族和希腊族的矛盾逐渐激化，1971年，希族极端分子成立了“埃奥卡B”组织，目的是武力驱逐土耳其族人，实现与希腊的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