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的所有欧洲王权都岌岌可危，查理一世和其他国王一样，妄图靠建造雄伟战舰来彰显权威。1634年，他参观了位于伍利奇（Woolwich）的造船厂，在这儿，国王最青睐的船匠菲尼亚斯·佩特（PhineasPett）正在建造一艘名为“美洲豹”号（Leopard）的巨轮，“在船内，尊敬的国王陛下将我传唤至身侧，带着他高贵的决心，亲自询问我再建一艘新巨轮的事宜”23。这艘巨轮将比其他任何船只来得更为雄伟，“海上霸主”号成为了史上第一艘装载火炮超过百尊的战舰。它的设计在很多方面都显示出超越时人的领先意识。要装载如此之多的火炮，就必须充分利用船侧位置，因此不得不摒弃过去船头和船尾开火的模式。这就增加了船舷两侧的活动，从而取代了老式的转身上膛模式。但是最打动民心的还是船只本身精致的装饰。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3/1-200603162ZQ29.jpg"/>

小凡·德·威尔德（VandeVeldetheYounger）的一幅画作，描绘了水手跨坐在火炮上清理或装填弹药。很明显，这幅画作是在港口绘制而成。可能在17世纪早期的海战中，火炮是从舷外装填火药的。（国家海事博物馆，PW6464）

并不是所有英格兰臣民都能有幸一睹巨轮雄姿，所幸托马斯·莱利（ThomasLely）为其建造者绘制了一幅图像，图中菲尼亚斯·佩特与其子一起站在船尾。更直观的作品来自约翰·佩恩（JohnPayne），他就住在靠近塔丘（TowerHill）的边门处，在佩特的帮助下，他雕刻出了细节逼真的船体。托马斯·海伍德（ThomasHeywood）也出版了《圣上的皇家战舰实况》（TrueDescriptionofHisMajesty’sRoyallShip），书中为整艘船的精美装饰洋洒千言。“船首之上，国王埃德加于马背之上践踏七王……我烦请你留意船尾顶端上的丘比特，或是神似丘比特的孩子，他跨坐并驾驭雄狮，意为宽容约束无礼，无邪限制暴力；这正是国王的大爱啊。”船尾处是胜利女神的雕像，“她一手拿着皇冠，另一手捧着桂冠，分别象征财富和荣耀”24。

炮术（1620~1850）

火炮不过是一头封闭的管子而已。若炮管内出现爆炸，力量会从一个方向涌出，就能将炮弹推出炮口。炮弹既可以从炮口填装，也可以从后膛装填。如果从炮口装填，火药和炮弹将会从敞开的一端塞进去。从后膛上药的火炮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打开封闭的一端。在都铎王朝时期，这一过程是由可拆卸的隔离箱完成的，人们打开隔离箱后用火药填满弹仓，再将隔离箱装回炮身。这样的火炮体形要小，对敌时能适用于对人的瞄准和射击。由于机械精密水平不高，后膛装弹对开炮者也会造成生命威胁。由于火药技术的进步，后膛上弹的火炮逐渐被淘汰。

火药由硝石、硫黄和木炭混合制成。早期的蛇纹石粉是一种简单混合物，其成分会在震动中相互分离，吸收潮气，内部的空气无法自由循环。17世纪早期，粒状火药粉很常见，它由大小适中的颗粒制成，但是火炮必须做得很结实才可以容纳这样的火药粉。到19世纪，在圆筒或烤箱里制火药成为常事，这样可以让火药烧得更为均匀，同时也可以提高火药效能。

早期的火炮，特别是那种后膛装填的火炮，都是分块组建，然后用铁环将这些部件绑在一起的，因此“炮筒”（barrel）这个词到现在都还在用。体积稍大的火炮，用模具制造产量更高，火炮制造最初用黄铜（事实上是一种更像青铜的合金），后来用价格低廉很多的铁。铸炮仍然保留着古代火炮的特点，包括加固的环状物和双弯曲线，从这些可以想到炮筒构造。每一座火炮后膛那头都有一个球或尾钮，可以更好地固定系留索。17世纪之后，英格兰舰队使用的大多是铁质炮，青铜用来建造战舰。在接下来几十年中，炮兵委员会的炮队巡视员托马斯·布罗姆菲尔德（ThomasBlomefield）使用扩展钢铁工厂的新技术来提高铸炮技术。布罗姆菲尔德通过在尾钮上面增加了一个环帮助固定后膛绳索，简化了火炮的设计，提高了效能。正是这种火炮，帮助纳尔逊上将在拿破仑战争中赢得了胜利。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3/1-200603162ZW07.jpg"/>

大约1800年，炮手发动暴乱。此事刚好发生在船舰的后甲板上，有一个人已经倒下了，另外一个人受伤了。（国家海事博物馆，PU8487）

炮架的设计对英军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至关重要，因为西班牙人使用的炮架更适用于陆地，却并不适用于海战。

英格兰人采用的是可运输（以其小木轮命名）炮架，在船上只占很小空间。大约在1620年往后，火炮可以由后膛绳索控制，移位到可以重新上膛的位置。一卷旧绳捆住火药和炮弹塞入炮筒后，炮尾的绳索控制它们无法发射出来。当准备就绪时，需要炮架两边拖动滑轮的士兵负责把炮弹从炮口发射出去。直到大约1780年时，引爆火炮还需要将点燃的火柴扔进点火孔。大约1780年之后，用于步枪的燧发装置开始应用在火炮上，让火炮得以同时开火，这让英军在瞄准目标方面享有战略优势。

国王建造巨型战舰的政治意图显然被民众忽视了，民众的躁动开始呈现出起义的态势。查理对苏格兰的长老会主教征税却遭到反抗。为平息叛乱，查理从东海岸起航向福斯湾（FirthofForth）发动进攻，国王握有天时，却不具地利、人和。相较于查理军中练得半吊子的强征军，苏格兰训练有素的职业军在质量上要优越得多，且在人数上也远超查理军。与此同时，荷兰和西班牙相继进犯海域，在肯特岸边的唐斯（Downs）与英军纠缠。被迫无奈下，国王只能于1640年再次召开议会，筹集再次征战苏格兰的军费。末了，征战仍以失败告终。

直至1641年春，议会都是这个国度内颇具效率的机构。它意图将国王特权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议会取消了许多陈旧的封建特权，这么做部分出于捍卫公民自由，更多的是为了凸显议会自身的重要性。船费被判为非法，所有以船费为财源的基金都被勒令归还。毋庸置疑，1642年内战将至时，皇家海军的海员们肯定是支持议会的。一月，来自查塔姆的2000名士兵进入伦敦，相信“伟大的舰船之母——议会，其完美之可贵可匹敌整个王国，而此时却摇摇欲坠、岌岌可危。”25随后，议会任命沃里克（Warwick）伯爵执掌军队。当他到达查塔姆的时候，除了5艘战船拒绝听命于他，其他舰船均表示归顺。据一位保王派领袖说：“船员对国王的忠诚被严重扭曲，他们非但没有掉转船头远离是非，反而将他们的船长逮捕，移交给伯爵；伯爵命船员拘捕船长，船长们被当作罪犯一样被遣送至议会。”这位保王派还说，这使得国王“在所辖三国之内，无船可用”，这“对于国王来说，后果不堪设想，致使他的同盟军和大陆领国的君主们选择袖手旁观，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国家的统治权已经旁落别家了”26。

之后的内战主要在陆地之上进行，但议会仍需要海军。一来防范外国干涉；二来阻止保王党人私运军火，用以围攻诸如莱姆（Lyme）和普利茅斯这样的港口城镇；三来保卫他们的贸易和供给，以防备私掠船和海盗的袭击。议会软硬兼施，招募了新的海军。到1643年初，海军的月薪从原来的15先令上涨至19先令。与此同时，1642年一道法令将强征兵役的政策延续了一年，而之后又数度顺延，直至1660年。在1643年4月的一纸令状中，酒馆和旅店被迫“接纳并招待所有被强征入伍的海军、水手、船员，无论他们是服役于议会军船还是充作战船的商船。军鼓擂击、令状宣读之后，号令即时生效，船员就应登船备航”27。即便我们假设船员强制服役的薪饷早已付清，那在鼓鸣令宣后就要入伍，这仍然昭示了强征之野蛮，难免让人忆及亨利八世的时代。

在内战期间，海军在夏季约有6000名士兵，冬季则维持在2000名左右。虽也有新造船只入列，但多是小型快速的护航艇。因此，海军所需的海员数量与征收船费时期相差无几。议会的组织更有效率，财源较国王来说也更为宽广，因此能够给海军士兵们高薪良饷。第一次内战于1646年告一段落，国王查理对苏格兰投降，被移交给议会，惨遭囚禁。直到此时，议会仍坚信其初衷是从佞臣手中拯救国王。但是由于革命派内部就如何处置国王一事争执不下，而对胜利之后的革命深度和广度也意见不一，这一初衷越发难以维系。内部的分化给了王党可乘之机，1648年，他们再次举旗反击。这一次，相当一部分海军投向保王党，其原因并不在于他们如1642时那般缺衣少食，而只是对议会妄图撇国王而专统的行径感到不齿。虽然也有船员的支持，但是叛投保王党的带头人主要还是军官。国王年轻而勇猛的侄子鲁伯特亲王（PrinceRupert）发号施令，带领着他的部下前往荷兰。此时的议会军满是政官将帅之才，轻易俘获大部分叛军。当败势昭然时，绝大多数船员与其叛船一道重归议会军营。来年年初，查理一世被处以极刑。

虽然获得了内战的胜利，但议会远未能安歇。苏格兰议会仍怀有二心，而保王派也大量零散在边区村落，诸如锡利群岛（ScillyIsles）等地；爱尔兰的反英起义还未平息，国际的舆论却因诛君一事甚嚣尘上。可以说，这一新政权在其有生之年从未得片刻安宁。海军比陆军更为必需，毕竟最危险的敌人都在海峡彼岸。在处决国王后不久，议会就着手于建造新的战舰，而这一安排影响深远。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3/1-200603162ZW31.jpg"/>

“坚决革新”号（ConstantReformation），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巨轮，后来被加建了两层，又装载了更多的火炮。此图由老凡·德·威尔德所绘。这艘船在1648年保王派的起义后被带到了尼德兰。（国家海事博物馆，PZ7253）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英格兰海军腾飞的起点。在过去的两个半世纪中，英格兰海军的发展起落不定。它曾在亨利五世、亨利八世、伊丽莎白和查理一世时期暂获辉煌，也自从亨利七世起便维持着相当规模，但它从不曾有时机获得实质性的成长。查理一世的舰队并不比亨利八世来得可观，甚至相较于亨利五世，都难称壮大。

但这一切在17世纪中叶都将彻底改变。1642年，议会接管了35艘状况尚佳的战船。这些战船若在满载状态，船员数将达到7300人。到1652年，这一数据翻了一番，达到102艘战船，12500名船员之多。而到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之时，海军已拥有战船157艘、士兵21900人。在短短的18年间，海军规模几乎扩大了2倍。而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虽然每一次战斗都为海军提供了成长的契机，但短期内如此快速的扩张却再未得见。其实，只要财政状况良好、政府得民心、战争不旷日持久，那对于英格兰来说要维持一支6000名士兵左右的军队并非难事。但是自1649年以降，上述条件往往难以全部满足，而军队所需的人数也远远不止6000。

在1649至1660年间，共和军需要与外逃的保王党作战，需要降伏苏格兰、爱尔兰的反抗，还要应对法国、荷兰和西班牙名目繁多的滋扰。战场上的不断胜利为不列颠增加了海外领地，扩展了帝国的疆域。战争的技艺也得到了彻底革新，因为在1653年，海军首次使用一字排开的阵形。自此往后，战船和商船的区别越发显著，因为只有专门设计的战船才能在对敌时以相近马力一字排开。也正是从此时起，国家的海军实力开始完全仰仗于专门设计的战船。人们再难看到改宗换信的商人凭一己之力抵挡海军主力舰队的场景。由于海军分队被派往地中海和西印度群岛（虽然主力仍留在祖国周边海域），战争的规模也因此扩大了。英格兰在此之前就已经占领了巴巴多斯岛、弗吉尼亚、新英格兰等殖民地，但这些都是私人探险的产物。1656年，英格兰海军、陆军联手，占领了牙买加，这是英格兰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开始在欧洲之外争夺殖民地。从此，海上帝国对于海外资源的掠夺竞争更趋白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