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湖会议所有的参会者都同意必须对犹太人发起战争，因为他们代表着帝国的一个大的麻烦。海德里希展示了一幅巨大的人口地理图表，列出了在欧洲各国生活的1700多万犹太人。后来就如何围捕这些犹太人，如何剥夺他们的财产，如何将他们运往东部并加以灭绝，进行了生动的讨论。会议纪要是以令人恶心的官僚委婉语表述出来的，没有显示出一点可怕的实际状态。但是根据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证词，万湖会议的参与者是“直截了当地讨论这一问题，使用了和我后来在纪要中完全不同的语言。在会谈期间，他们没有使用任何委婉的语言”。
在万湖构架的整个计划将席卷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首先开始于德国和保护国。犹太人遭到围捕，送往东部的“过渡性强迫集中居住区”，然后运往“更远的东部”，这是死亡集中营的委婉语。六十五岁以上或者得到过勋章的老兵没有被杀害，而是囚禁在波希米亚的特莱西恩施塔德“展示性的”强迫集中居住区，像莱奥· 贝克这样著名的犹太人被送往那里。对于一半混血的犹太人并没有达成决策，尤其是对普遍的规则——一等的一半混血的犹太人应该作为完全的犹太人对待，因而加以灭绝——是否应该有所例外没有达成决策。尽管普遍的共识是对这样的犹太人采取绝育措施，以便阻止他们对德国人民进行进一步的污染，但这一决策依然被推延到下一次会议。
万湖会议只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在正式的会议之后，参会人员分成若干团组对技术细节进行了进一步讨论。尽管对采取哪种单一的办法来实现灭绝犹太人的目标——大规模射杀、毒气杀人、通过奴役劳动致死——没有完全形成共识，但每一个人都赞同灭绝欧洲犹太人的普遍政策。这一决定超出了参会者控制：在东欧杀戮的场所，是在这个会议之外作出的。万湖会议的意义不是发起了最终解决方案——在七个月前，它就伴随着对犹太人的射杀开始了——而是德国政府更多的部门（不再是希特勒和党卫队）已经支持最终解决方案，并制订出方案实施通行的程序和方法。在整个德国，对犹太人系统的围捕几乎立即就开始了。这涉及由德国和外国官员所做的广泛的科层体制的共谋。通过卫星国政府或德国人控制的行政机构的工作，德国行政机构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以及在这些国家的流动资金。起草的立法将犹太人变为没有国家的人，因为这样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想要调查过去犹太居民的命运就变得不再可能或者毫不相干。
另外，任何一个已经把犹太人变为没有国家的人的国家就可能对他们的财产提出要求。剥夺犹太人的国籍和没收他们的财产之后，犹太人被允许保留100帝国马克和50千克的个人所有物。在被遣送到东部之前，犹太人还必须移交他们资产的细目表，作为对提供的服务所支付的费用，盖世太保优雅地将它接受下来。
从不顾及恶劣的天气、盟军的轰炸，或者国防军的需要，德国国家铁路的列车现在行动了起来。犹太人像牲畜一样成群地被赶入密封的货车当中，分送到五个东部的灭绝营——奥斯威辛、贝尔泽克、索比堡、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到1942年春天，这些灭绝营已经安装了固定的毒气室，它们能够一天灭绝2.5万犹太人。最初的方法是使用柴油发动机中的废气，后来是使用氰酸。它是由名叫“德格施”（Degesch）的一家公司以齐克隆B商品名销售的。这几个字母是德国杀虫剂公司德文的首字母。从武装党卫队卫生部消毒主管库尔特· 格施泰因的证词中，我们深入地了解了这家公司，了解了这种化学药剂在灭绝人类中的使用。格施泰因得到了艾希曼办公室的命令，陪同艾希曼的得力助手罗尔夫· 金特，将氰酸运送到安全的地点，对此他给我们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当他们达到秘密地点贝尔泽克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在维尔特指导下的一场灭绝行动。在这个特别的行动中，柴油发动机没有点燃，维尔特极度狂怒。不是因为700名被塞进狭小毒气室的男女和孩子不得不忍受2小时40分钟的垂死挣扎（格施泰因有一个记秒表），而是因为这一失误引起造访者面前引起的尴尬。格施泰因对他所见的东西感到极度恐惧，他告诉维尔特他带来的毒气不再有用，必须被掩埋。格施泰因后来说道，为了要见证大规模的屠杀，并且将对犹太人的灭绝告知世界，他没有离开他的位置。这一点后来证实没有成功。
在奥斯威辛，鲁道夫· 霍斯决定使用齐克隆B，他强烈地相信用这种毒气他可以得到超过维尔特使用的柴油方法更好的杀人效率。齐克隆B由蓝色的小球组成，它们可以用一个小筒携带。戴着面具的操作者只需将小球通过一个小洞丢入毒气室，在那里它们就会变成在20到30分钟内杀死人的毒气。奥斯威辛成为了纳粹灭绝系统中最可怕的死亡工厂。
奥斯威辛起初是一个囚禁政治犯的营地，其中大多数是波兰人，但是它很快变为一个劳动营，后来成为了灭绝犹太人、吉卜赛人、“种族上劣等人”的主要地点。到1942年年中，集中营被分为三个地点：1号奥斯威辛是由砖砌成的营房，它是最初的营地；2号奥斯威辛靠近比克瑙，它能容纳20万受害者；3号奥斯威辛是位于莫诺维茨的工业中心。奥斯威辛有自己的足球场、图书馆、摄影暗室、交响乐团、60名医生和300多名护士组成的医疗设施，以及一个巨大的面包店、一个制革厂、一个锡匠店。这里还有30个营房，它们被波兰囚犯昵称为“加拿大”，专门用来储存从囚犯那里获得的掠夺品。这些营房塞满了衣服、鞋子、眼镜、珠宝、手表、丝绸内衣、金制的和钻石的戒指、高档酒水。奥斯威辛是这个世界见到的最大的墓地，正如它的囚犯所称谓的，是“世界的屁眼”。德国人在那里的所作所为似乎是要抹去他们为西方文明所作出的最好贡献。奥斯威辛是一个兽性的城市，在那里，那些曾经一度是文明社会的成员将无助的受害者和自己贬低为人类能够沉沦的最低层次。
无论在奥斯威辛还是贝尔泽克、索比堡、马伊达内克，到达的犹太囚犯遭遇到的是同样的现实。他们一到集中营就被赶下运货车，集中在入口等待“欢迎”，在车上留下了粪便和被践踏的婴儿。一个负责挑选的官员用简单的手势指示每个新来的囚犯排成两列：右边一列被判处劳役，左边一列被判处死刑。老年的男女和孩子通常被立刻处死。那些被作了消灭标记的人被命令脱光衣服，并被告知必须去洗个澡。一些心理学上的各个集中营有所不同的伎俩得到了采用，以掩盖等待这些死刑者的可怕现实。在奥斯威辛，人们被告知把他们的鞋子系在一起，把他们的衣服挂在标号的钩子上，以便洗过澡后可以轻易地找到它们。甚至他们领到了肥皂走进毒气室。女人被剃去所有的头发。专门的突击队员用鞭子、棍棒或枪托，捅戳和驱赶着像一群牲畜的受害者进入毒气室。专门的突击队员包括乌克兰人，甚至犹太帮手，这是一项可怕的工作，它让犹太人服务于执行自己同族人的死刑。霍斯后来写道：我从来不知道
有任何人给那些将被毒死的人任何一点些微暗示：什么在等待着他们？相反，他们竭力欺骗他们……尽管他们可能拒绝相信党卫队队员，但是他们完全相信他们同族的这些人。
但是，甚至这种残忍的欺骗也没有愚弄每一个人，这里出现了极度痛苦的哭喊，以及难以描述的恐怖的悲惨场景。一旦受害者被塞进能塞满800人的毒气室，大门就被封上，毒气通过天花板上的通风口释放出来。
通过大门上的窥视洞可以看到那些站在通风口下的人立刻被杀死……尚未死去的人晃来晃去，开始发出尖叫，挣扎着呼吸。但是，尖叫很快变为死亡前发出的咯咯声，几分钟后一切趋于平静。二十分钟后，没有任何动静可以察觉了。
至少需要半个小时把大堆尸体拉出来，它们“像一根根玄武岩的柱子，笔直地胶着在一起，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倒下”；腿上布满了排泄物和经血。另一种专门的人员是“牙齿小组队员”，他们很快行动起来，在受害者身上提取填充物。这样有价值的东西被格罗博科尼克搜集起来。用毒气杀害犹太人在莱因哈德· 海德里希遇刺后被称为“莱因哈德行动”，格罗博科尼克是这一行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负责搜集掠夺品（金钱、黄金、钻石、手表等），并且把它们送往德意志帝国银行。帝国银行接下来将这些掠夺品储存起来，尤其是将熔化掉的黄金填充物做成的金条储存在瑞士银行的地下室里。
在提取了黄金填充物之后，尸体被焚化，要么在露天，要么在火葬场。方圆数英里都散发着恶臭。德国的制造商竞争着政府的合同，建造最自动的和有效的焚化炉。最大的合同交给了爱尔福特的I.A.托普夫父子公司。这家公司最终完善了一套设施，它包括地下的毒气室，以及将尸体提升到地面的电梯。假如时间许可的话，大规模杀戮的技术人员毫无疑问可以完善出一套完全自成系统的设施，受害者作为活人进入其中，得到有效和清洁的处理，通过烟囱化作青烟出来。
对于那些没有立刻标记为消灭的人来说，在死亡营的生活是人间地狱。许多幸存者见证了非人的、难以描述的境遇。埃利· 维泽尔、普里莫· 列维、塔德乌什· 波洛夫斯基、维克托· 法兰克尔、让· 阿梅利的描述复杂精致，同时，普通男女讲述了数以百计悲惨的故事。他们的经历不可能被学术的话语再造；他们必须在没有分析的情况下允许为自己代言。
在五个主要的灭绝营里发生的毒气杀人开始于1942年春天，一直持续到1944年秋季。到1944年夏季，东欧的大多数犹太人已经被灭绝，除了那些阻碍希特勒种族灭绝狂热的国家之外，欧洲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也是如此。一个这样的国家就是匈牙利，直到1944年10月希特勒废黜了米克洛斯· 霍尔蒂政府，建立了他能够自己控制的傀儡政权，犹太人在那里一直得到保护。希姆莱的侦探立刻来到匈牙利，尽可能围捕他们能够发现的犹太人。艾希曼和他的特工亲自监督这一行动，将这个国家的犹太人用列车送往奥斯威辛。纳粹也三心二意地尝试新的手法：将犹太人送到西方世界，因为纳粹的口是心非和西方的漠不关心，这是一个不幸从未实施的计划。丹麦、挪威、瑞典为拯救它们的犹太人做了许多工作，瑞典派遣拉乌尔· 沃伦贝格作为特使前往匈牙利帮助匈牙利的犹太人移民瑞典；他后来在苏联警察国家的内部消失。沃伦贝格的努力和其他类似的帮助一样，几乎没有对大规模的放逐产生影响。在即将到来的军事失败的阴影下，希姆莱和他杀戮成性的特工加强了他们使欧洲“没有”犹太人的工作。在对毁灭难以满足的胃口的驱使下，这些杀手梳理着先前忽视或者禁止进入的地区和集中营。这样，几千名被拘禁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在奥斯威辛被毒气杀害。奇迹般地存活下来的莱奥· 贝克偶然在盖世太保的办公室撞见了艾希曼。贝克回忆道：“他明显吃惊地看着我说，贝克先生，你居然还活着？他仔细地审视着我，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冷酷地说道，我想你早就死了。贝克回答道，艾希曼先生，你明显在宣布了一个未来发生的事情。”
到1944年11月1日，毒气杀人就停止了，但是杀戮和死亡一直持续到1945年5月解放为止。当纳粹的奴隶帝国从一个又一个军事失败中退缩的时候，患有犹太恐惧症的杀手们用尽所有他们还占有的力量和恶毒，追猎他们控制下的犹太人。这解释了在战争最后六个月内发生的死亡行军。当盟军逼近各种集中营的时候，纳粹耗费了所有的努力阻止犯人落入前进中的盟军手中。许多饥饿的、瘦骨嶙峋的囚犯用铁路疏散到德国内部的集中营，但是同样多的囚犯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被迫行军难以置信的长途，一路被袭击、虐待、射杀。将近6万人被迫从奥斯威辛出发进行死亡行军，2.5万人从斯图特霍夫出发，数千人从克劳斯—罗森、布痕瓦尔德、达豪出发。这些死亡行军没有得到希特勒或希姆莱的命令，而是出自现场指挥官，他们恶毒的犹太恐惧症一直坚持到最后。他们把对纯粹复仇的需要和掩盖罪行的动机结合在一起。这一需要证明比对盟国的仇恨更为强烈。伴随着正在面对他们的失败和惩罚，这些犯罪者尽力掩盖他们罪行的证据，摧毁毒气室，尽可能多地毁灭定罪证据。一个被称为1005分遣队的特别小队由党卫队的保罗· 布罗贝尔领导。这个分遣队被指派重新打开墓穴，把尸体放在浸油的铁轨木枕堆上焚烧，并用专门的机器将骨头碾碎。1943年春季，这个小队出现在俄国，后来转移到波兰，最后是东南欧清除杀人场所。布罗贝尔将挖掘腐烂尸体的任务交给犹太人和当地人。一旦墓穴的挖掘者完成他们可怕的工作，他们就被杀害了。杀戮者们相信他们将笑到最后，世界将永远不会发现或者因为难以置信而拒绝少数幸存者的证词。正如党卫队的看守一直告诉受害者的那样：
无论怎样，这场战争是可能结束的，但是我们已经赢得了对你们的胜利；你们当中没有人将留下来作为见证人，即使有人幸存下来，世界也不会相信他。这里也许会出现历史学家的怀疑、讨论、探索，但是，这里将没有确定的东西，因为我们将把证据和你们一道毁灭。即使某一证据留存下来，即使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幸存下来，但是人们会说你们所描述的事件过于可怕而难以置信。他们会说这些事件是盟国宣传的夸张，他们会相信我们，而不是你们。我们将成为口述历史的人。
使用这些残酷言辞的党卫队武装分子犯了自信期望的错误。这个期望认为，世界不会相信难以置信的东西，或者杀戮者的谎言会得到比幸存者诚实的证词更多的信任。杀戮者们在一个方面是正确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无疑是恐怖的，以至于我们很少去谈论他们杀戮了多少人——500万或600万——而是更多地谈论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犯下如此难以言表的罪行。另外，历史学家依然在追问自己是什么原因制造了大屠杀，有多少德国人和非德国人实际上知道正在以如此巨大规模犯下的种族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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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者：普通的德国人？</h2>
因为大屠杀需要一个规模巨大的、具有高水平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科层体制，因此从一开始就将遥控的科层体制的杀戮者和现场的或者灭绝营的专业杀戮者区分开来，是一件有用的工作。前者制定计划，并监控种族灭绝；后者射杀犹太人，或者在毒气室里消灭他们。种族灭绝自身可能被疯狂的犹太恐惧症所驱动，但是个体的杀戮者并非必然被统一的、内在一致的犹太恐惧症的参照系所驱动。记得这一点是重要的。这就是为何历史学家正确地把不同类型的犯罪者加以区分的原因所在。这些类型包括：疯狂的犹太恐惧症患者、没有是非的权术者、野心家、墨守成规的人、道德上的懦夫或者施虐狂。但是，可能无疑的是，激发这一犯罪行为自身的知识参照系首先是精神的失常，它是纳粹领导层思想的特性所在；特别是给希特勒的心态提供能量的仇恨。
人们经常在问：是什么类型的人能够犯下如此罪行？在回答这一问题时，焦点必须放在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之上，因为杀戮得到了让暴力和毁灭得到美化的死亡文化的支持。同时，对这一事实的认知不应该诱惑我们把一个被许多人误认为是最重要的动机认定为主要的因素，即十足而纯粹的施虐狂是大屠杀的动机。证据表明，只有很小百分比的犯罪者实际上是施虐狂的杀戮者。甚至在冷静而有效地调度数以千计的受害者的纳粹医生当中，从临床的意义上来说也很少是施虐狂。正如奥斯威辛一位幸存的医生埃拉· 林根斯—莱纳所认为的那样：“这里几乎没有施虐狂。在临床的意义上来看，不到5％或10％是病态的罪犯。其余的人都是完全正常的人，他们知道对错的差别所在。他们都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大多数集中营的指挥官以及他们的同事也是这样的，他们几乎没有处于施虐的动机从事杀戮，在他们监督的恐怖之屋之外过着“正常的”生活。注真相是：集中营的看守和他们的同事经常是从社会的渣滓中招募的，因此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说，人们总是期待有相当数量的施虐狂的精神病患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显露出来。这些男女构成了尤金· 科贡所称的纳粹体制的“消极精英”。但是，在这些消极精英当中，施虐狂的数量不会超过10％。在许多施虐狂堕落的案例里，区分用取乐堕落和用“减轻罪感”堕落并非总是可能的。前者是对残酷纯粹的快乐，后者是逃避罪恶的工具。
假如施虐狂在种族灭绝中发挥着微小的作用，焦点就必须转变到德国社会更大的文化模式上，它们提供了动机和制度机制，使国家授权的对数百万人的杀戮成为可能。犯罪者直接或间接地杀戮，因为他们信仰暴力的犹太恐惧症的共同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为他们创造了条件，把犹太人设想为德国人生活和文化上的恶性肿瘤。这个集团由真正的信仰者构成，他们欺骗自己形成了这样的想法：灭绝是一种形式的民族救赎。就是这种形式的意识构成了纳粹国家最高领导层的特征，并提供了给种族灭绝机器增添燃料的能源。然而，这里还有许多自觉自愿的其他犯罪者，因为他们适应了没有疑问服从命令的文化。这里还有一些参与大规模屠杀的人，因为这对他们的职业或者经济境遇有利。经常的情况是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成为犯罪者的动机。
通常存在两种杀戮者：一是那些从他们的办公桌来管理毁灭进程，并发布各种命令的人（诸如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穆勒、艾希曼这样的“办公桌杀戮者”）；二是那些完成实际行刑或者毒气杀人的人（霍斯、维尔特、门格勒、特别行动队的成员、集中营的看守）。这里依然几乎没有施虐狂。像希姆莱和艾希曼那样人都视自己为正派的人，为了崇高的事业正在从事重要的工作。1943年10月4日，希姆莱在波兹南对党卫队领导人进行了臭名昭著的演讲。在其中他把杀戮者奉为名人，因为他们具有力量和勇气承担了令人震惊的工作安排。这个演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自欺的思想态度。希姆莱对那些垒起一座座尸体之山、同时依然保持正派的同事大加赞美：“坚持到底——除了由于人类虚弱造成的少数例外——保持正派，这就是让我们坚强的东西。这是我们历史中光荣的一页，它从未被书写过，也不可能被书写。”
假如它如此光荣但不可能被书写，那么种族灭绝的设计师就含蓄地承认，因为这一行为蔑视文明存在的所有规则，因此它是极不光彩的，从而必须被永远地掩盖起来。当然，对光荣或者正派的提及是防卫机制，依靠这一机制，杀戮者可以让自己的行为正当化，并和这一行为保持距离，以致它不会打破他们情感上的平衡。艾希曼在这种自我正当化的策略上堪称大师。艾希曼曾经告诉一位同事，由于知道他在杀戮数百万犹太人中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感到非常满足，他将大笑着跳入坟墓。尽管他是残暴的犹太人仇恨者，但他在耶路撒冷的审判中编造了完全不同的面具。他再三地重复自己是纳粹科层体制中的一个小小的齿轮，执行与犹太人移民和遣送的相关工作。他在耶路撒冷假装的极其无知误导了汉娜· 阿伦特，她认为他的行为是“平庸的恶”。这一无辜实际上是自我欺骗和蓄意说谎的结合。艾希曼完全在狭隘的意识形态的限制中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愚蠢的；但他也是一个精明和狡猾的说谎者。他出自意识形态的信念杀人，同时像狗一样地把自己奉献给职业和权威。艾希曼以最恶劣的方式代表了不真实的、渺小的德国人。他按照浅薄的意识形态行事，因为他被告知要信仰它，并被命令没有异议地实现这一意识形态。
当后来面对他的控告人的时候，艾希曼和许多类似他的人都试图采用对他们有利的不真实的东西。他把自己描绘成没有自己观点，只是执行命令，从来没有杀过一个犹太人的人。他甚至宣称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反犹太分子。所有的这些人都在用谎言找借口。艾希曼和他的同类已经把这一借口完善成了一种精细艺术。当无知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艾希曼就展示自己是“机器上的齿轮”，接着是以“命令就是命令”为自己辩护：
豪普曼先生，假如他们对我说：“你父亲是个叛徒。”假如他们告诉我我自己的父亲是个叛徒，我就必须杀了他，我会这样做的。那时，不假思索地服从给我的命令，我只是做着上司吩咐的事情。
在耶路撒冷，艾希曼固执地拒绝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他相信德国人民的拯救依赖于犹太人的灭绝；要杀死犹太人，因为这是元首的命令；元首的命令让灭绝成为好事，变得有效。奥斯威辛的指挥官鲁道夫· 霍斯说的完全是一样的事情：“我必须强调我从未从个人角度仇恨犹太人。确实，我看不起他们，他们是我们民族的敌人。但是，正因为这一点，我认为他们和其他囚犯没有区别，我完全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其实他没有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他用毒气杀死了他们。霍斯宣称这不是他的选择，因为他得到了元首的命令杀死犹太人。艾希曼也同样逃避道德责任，他告诉法庭：“哪位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动脑子想这些问题呢？我得到来自上司的命令，我不会左顾右盼……慢慢地，我们被教会了所有这一切。我们融入其中，我们知道的一切就是服从命令。我们被我们的誓言所束缚。”
这样的言论背后有一个假定，那就是犯罪者完全被超出他们控制的“较高层面的力量”所完全决定。索比堡、后来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指挥官弗朗茨· 施坦格尔告诉吉塔· 塞雷尼：他没有做任何错事；一直有比他地位高的其他人；他只是做了服从命令的事情；他从来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就是这个“体制”让他做了这件事，这是一个不可扭转的体制，任何个人都无法改变它。因此，假如体制不能得到改变，最好就是让自己适应它的意志和目的，强迫自己“显得冷漠和事不关己”，“看清一切”，“维护铁的纪律”，“埋葬所有人的思考”。毕竟“这里有一件事情是合法的——命令”，特奥多尔· 艾克就是用此格言作为自己信笺的标题。
这些犯罪者已经把德国的文化特性内化于心了吗？其最好的表达是“不被允许的事情是不能做的”；或者他们故意说谎和欺骗他们自己吗？正如汉娜· 阿伦特在听完艾希曼的自辩后对自己追问，他们的行为是否是不诚实、说谎的自我欺骗、粗暴愚蠢的教科书案例？撒谎是这些犯罪者共有的特性，这样就经常不大可能对促使这些人参与大规模杀戮的动机进行归类。希姆莱、艾希曼、霍斯、施坦格尔，以及许多其他人都是绝对按照纳粹的行话、陈词滥调、官僚遁词思考问题的。他们没有能力，或者也不愿意考虑任何在他们狭隘意识形态之外的立场，或者显示出对他们种族敌人的任何同情。在什么范围和程度上，纯粹的信念、说谎的自我欺骗，或者对权威的服从在这些思想和行为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很难确定的。他们肯定知道对与错之间的差异，在某些情况下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较高层次的美德和世俗权力之间的冲突。例如艾希曼承认，他已经将其一生实践康德的绝对命令。当半信半疑的辩护律师要求艾希曼详细叙述这一断言的时候，他试图提供一个相当得体的对这一原则的陈述：一个人应该以这样一种方式行动，即一个人的行动能够依靠他的意志和义务成为人类行为的普遍法则。
艾希曼承认，一旦他决定参与最终解决方案，他就不再要求按照康德的绝对命令生活，因为他的判断能力不再是自由的，他感到被迫接受最高的命令。他的新的绝对命令现在出现了：按照这样的方式行动，即你的行动原则和阿道夫· 希特勒是一样的。我们倾向于对这些解释不予理会，把它们作为逃避个人责任的卑劣努力。当然，它们就是这样的努力。但是，许多德国人相信这样的想法，并根据这样的想法行事。例如汉斯· 弗兰克就倡议下面一句话作为第三帝国的绝对命令：“按照这样的方式行动，即假如元首知道你的行动，他会赞成你的行动。”赫尔曼· 戈林曾经承认：“我没有良心。我的良心就是阿道夫· 希特勒。”因此，假如希特勒的良心替代成为了集体的超我，并且认可大规模杀戮，个体的德国人就自动地解除了责任。这种对自由的逃避显然是确定无疑的。
使那么多人参与种族灭绝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是远离犯罪本身。那些忙碌于铁路时刻表、搜集统计数据、起草反犹太法规、忙碌于驱逐犹太人的官僚们，实际上没有看到射杀和毒气杀人。他们仅仅是在庞大的组织中从事着专业人士的工作，因此几乎没有见证最终的产物——堆积如山的尸体。他们封闭的生存状态使自己与他们行为丑恶的结果隔离开来，并且对于他们来说，也使得声称他们仅仅是在执行他们专业领域的日常工作成为可能。对于大多数官僚来说，职业的目标和意识形态的承诺一样是重要的。德国外交部德国局的负责人马丁· 路德代表外交部出席了万湖会议，他是一个种族灭绝的野心家。路德是一个天才的、富有野心的、工作努力的管理者，他的主要目标是权力，而非意识形态的热情。他不是一个教条的种族主义分子，而是一个没有道德观念的权力专家。
同样真实的是路德的下属弗朗茨· 拉德马赫，他负责德国局的犹太人处。拉德马赫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学习法律，在1937年加入外交部之前担任过助理法官。在担任驻乌拉圭蒙得维的亚的临时代办之后，他在外交部承担对犹太人事务的控制，并参与了导致最终解决方案的决策制定过程。拉德马赫从事于流产的马达加斯加计划。后来又涉足了政府针对国外犹太人，尤其是在东南欧的反犹太举措。1941年10月，拉德马赫前往塞尔维亚处理犹太人的“放逐问题”，由于强大的抵抗德国人占领军的游击战役，这个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地方军事当局要求以100比1的比例射杀游击队员，并建议射杀犹太人以取代他们没能发现的共产主义者。拉德马赫和他的办公室都参与了接下来对数以千计的犹太人的杀戮，并给他赢得了犹太人屠夫的称号。拉德马赫自己从来没有看到任何这些残暴行为。事实上，在他的上级马丁· 路德倒台之后，他离开了外交部，自愿参加了海军。尽管拉德马赫具有强烈的反犹太主义倾向，但他并没有让这一偏见作为他行动的关键所在，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方法来提高自己的职业地位。有人清楚地记得，当他的职业发展似乎受到危害的时候，他毅然离开了外交部。他的存在理性就是他的职业，它依赖于这个国家要求他做的任何事情：他后来说道：“我的来自儿童时期的全部教育就是服务于国家，而不关心那个时刻国家领导层的政治观点。”
在德国的科层体制中有数以千计的拉德马赫，在每个机构当中都能发现他们。这些人将职业生涯和个人野心置于道德考量之上，他们很快使自己适应了新的种族国家，并急切地试图通过承担任何任务证明他们的价值，而不管它是如何不道德。极少数人显示了良心的悔恨，但多数人没有。为何他们会这样呢？这些人在执行命令中长大，以小心翼翼地对细节的关注完成他们的职责，同时不允许对更重要的道德问题提出疑问，因此这些人在道德危机的时代，没有可以利用的道德基础。他们是现代官僚文化中空洞而不真实的人，他们和今天公司的技术人员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他们按照大规模毁灭计划劳作，无心去询问为何他们要将自己的一生和职业生涯奉献给毁灭这个星球上的生命。这样的人是道德的突变体，与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人无异，也许更坏，因为这些小齿轮合成了致命的集体机器。
权力的官僚技术人员可以采用他们远离犯罪，为他们要么不知道、要么无辜于任何错误行为作辩护。那些知道正在发生什么的人要么把自己一分为二，要么躲闪到各种合理化的背后，比如“我只是在从事我的工作”，“我只是服从我的命令”，“假如我不服从，我也会被射杀”，或者“其他人更可恶”。那些直接参与大规模屠杀的人——毒气杀人专家、特别行动队的杀手、集中营的全体人员、残忍的医生——又怎么样呢？
为了试图理解这些大规模杀戮的技术人员。罗伯特· J.利夫顿关注于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原理，它被称为人格分裂和双重人格。这涉及一个过程，据此一个人被分为两个功能整体，以至于一个是冷血杀手，一个是好医生、好丈夫，或者尽职的雇员，它们可以分离地在各自合适的领域发挥作用。基于自主和关联基础上的某种辩证逻辑调节着两个自我之间的关系。奥斯威辛的自我必须自主地在其残忍性中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同时一种关联必须和前一个自我保持联系，因为杀戮者必须看到自己是一位正派的人、一位好父亲、一位好同事。种族灭绝的杀戮者在这一境遇中每天工作。在其中，对于奥斯威辛的自我来说，成为依然留存的文明自我的篡位者和替代者并不是非同寻常。正如艾希曼所言，为了维持正常人的幻觉，一个人实际上“在内心深处没有成为一个肮脏的杂种”，残忍的自我假装处于生死的斗争中，并且把杀戮作为自卫、生存，甚至民族自我净化的方法合理化。将良知转化为奥斯威辛的自我可以避免内疚，它将杀戮作为自卫或者种族治疗合理化了。
人们多次发现，这样的一些行为和合理化，与黑手党或恐怖主义组织相关联。通过合理化，这些行为和合理化如影随形。利夫顿指出，双重人格（而非性格混乱）是一种选择，它可能被带进犯罪境遇或者被生活方式所激发。人们可能延伸这一点，认为我们所有的人在某一刻选择双重人格作为防御机制来保护自我，不让自己听到更高的道德意识的声音。换句话说，双重人格不仅在犯罪背景中发挥作用，而且在任何希望它的成员内化侵略、贪婪、竞争、无道德的专长等道德标准的组织中也是如此。在所有的现代社团当中，并非都需要陷入犯罪的境遇。所有要求它成员的东西，是他们能内化社团的价值观，把爱和同情留在家里。
大规模杀戮的伦理观被内化为民族净化的救赎行动。这一内化在医学专业特别强烈。卷入种族灭绝之中的纳粹医学专家，将杀戮作为一个治疗过程合理化。他们坚持认为，为了德国的生存，另一个群体必须死亡。在纳粹种族意识形态这个妄想的体制中，这个观点对那些相信它的人产生完美的感觉。另外，这一妄想的体制在新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犹太恐惧症、伪科学等各种德国传统中都有深根。根据利夫顿的观点，纳粹运用了一种倾向于反复出现死亡、启示录的历史景象的文化；因为这个原因，这一文化抓住了死亡和治疗之间的关系。
集中营的医生比大多数其他纳粹分子更能代表死亡和治疗综合征的范例。他们相信依靠杀戮他们实际上在治疗，就像中世纪焚烧异教徒的那些人所做的一样。一位在大屠杀中幸存的犹太医生曾经询问纳粹医生弗里茨· 克莱因博士，他是如何能够将残忍的行为和他作为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相调和。克莱因博士的回答是：“当然，我是一名医生，需要维护生命，出于对人类生命的尊重，我将从患病的身体中取出腐烂的阑尾。犹太人就是人类身体中腐败的阑尾。”许多党卫队医生在死亡集中营是选人的官员，他们决定谁死谁生，或者在无辜的受害者身上实施可怕的医学实验。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新的、提高德国民众生物学质量的种族精英的先锋。由于他们已经被灌输了犹太人、吉卜赛人或斯拉夫人是劣等人的思想，因此在各种医学实验中把这些人当作豚鼠来使用时，他们没有感到任何不安。用一个党卫队医生的话来说，这样的人是比老鼠还便宜的、最便宜的实验动物。
并非所有的这些实验都被用于提高德国人民的种族质量，许多实验是在战时的条件下挽救德国人的生命。例如，西格蒙德· 拉舍尔博士和他的团队用数以百计的犹太人、吉卜赛人、波兰人或俄国人在达豪进行冷冻实验，脱去他们的衣物，让他们裸露，或者身着飞行服，放入冰冷的坦克里，观察他们的身体是如何抵抗寒冷，寻找复苏接近冻僵身体的方法。医生们仔细地记录这些囚犯反应的每个细节，包括他们口吐泡沫，痛苦痉挛，临死前呻吟，进入半意识状态。这些降低体温的实验得到了希姆莱和军队的赞助，以努力发现更好的办法处理暴露在极寒条件下的状况。拉舍尔和他的同事还为德国空军进行了高空飞行的人类反应实验。囚犯们被投入降压舱里，被暴露在极度压力或者真空的环境中。当他们在极度痛苦中尖叫或者痉挛的时候，这些医生毫无表情地观察他们是如何反应的，直到他们的肺破裂。拉舍尔只是许多医学实验者中的一个。他与基尔大学的两位教授霍尔茨罗勒博士和芬克博士紧密合作，形成了一份很长的研究报告——《对人类的冷冻实验》，1941年10月在纽伦堡的医学会议上，他们与数以百计的同事分享了这一报告。
其他实验涉及使用“劣等”吉卜赛人。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吉卜赛人被强迫饮用海水，被毒药弹射击，被注射传染性黄疸。在拉文斯布吕克，他们被坏疽伤口所折磨。波兰的女性囚犯被笑话地称为“兔子女孩”，被用于骨头嫁接。最广泛的实验之一涉及绝育。莫达斯博士主持的一个研究是注射或者管理贝母汁液的剂量；另一个是X光射线绝育。最臭名昭著的大规模绝育和阉割的屠杀是在奥斯威辛的第十区，数以百计的人类豚鼠被卡尔· 克劳贝格博士注射了各种腐蚀剂，他是生育能力研究方面的专家，他的制剂今天依然在被使用。安乐死计划的关键人物是霍斯特· 舒曼博士，他试图在奥斯威辛创造一种流水装配线的方法来绝育数以百计的人，这个方法非常快捷，并且似乎也是无害的：囚犯们被告知在一个柜台上填写一张表格，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一个隐藏的X射线机发出辐射。用这样的方法，舒曼希望一天能够绝育4000人。致残和过量用药是通常的办法，它们引发急剧的膨胀和生殖器的退化。这些令人遗憾的副作用和将要收获的巨大收益相比是苍白的：“在德国囚禁的300万布尔什维克分子可能被绝育，以致他们只可用于工作而不能繁殖，仅仅想到这一点就打开了最为深远的前景。”
舒曼在奥斯威辛的一个同事约翰· 保罗· 克莱默博士非常投入地指导着对饥饿致死的研究。因为在奥斯威辛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即将饿死的病人：他选择“适当的标本”，用致命的苯酚注入心脏，然后得到各种器官用于细致的分析。他可怕的实验丝毫不影响他正常的日常生活；事实上，他声名狼藉的日记向我们显示了荒诞的人是如何用一方面杀人，同时一方面保持“正常”生活方式来分裂自我的。
1942年9月4日……在女子集中营进行了一场特殊的行动（选择）……是恐怖中最为恐怖的事情……
9月6日……今天是星期天，一顿丰盛的晚餐：西红柿汤、加有土豆和红卷心菜的半只鸡、甜布丁和了不起的香草冰激凌……
10月10日……我从十分新鲜的尸体中取出和保存了器官，有肝脏、脾和胰腺……
10月11日……今天是星期天，我们为晚餐上了一只大烤兔，还有面团布丁和红卷心菜。
活跃的贸易也发生在人体器官的采集当中，特别是保存完好的劣等种族的头颅。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教授奥古斯特· 赫特博士指导了对劣等种族头颅的研究，并且说服了希姆莱送给他保存完好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头颅。这位欣喜的党卫队全国领袖把选择优质候选人的任务交给了沃尔夫拉姆· 西弗斯，他是党卫队祖先遗产协会的头领。他也有个绰号叫“蓝鸟”。西弗斯在奥斯威辛搜寻是否有好的候选人，命令把他们杀掉，然后把这些身体送给赫特教授。他后来宣称他“只是发挥了一个邮递员的职能执行任务的”。赫特的研究完全符合希姆莱的种族偏执，他一直想发现纯粹的雅利安人的起源，并将雅利安人的血统纯洁化。
这种变态的种族科学在臭名昭著的约瑟夫· 门格勒博士那里可谓登峰造极。他是奥斯威辛的“死亡天使”。大多数奥斯威辛的幸存者记得门格勒是短小精悍、衣衫洁净的德国官员，冷漠、无情，当新来的囚犯从肮脏的火车车厢下来接受他们命运的时候，他等候他们的光临。像一个歌剧的舞台指导，有时用口哨吹着瓦格纳的歌剧，他用手杖指着每个人，命令他们向右或者向左。他十分享受这些选择，并且他在各种医学实验中眼睛都不眨地——“任性而嗜血”——杀害了无数的人，尤其是孩子。正如在希姆莱的案例中一样，他的教养似乎没有预言他在奥斯威辛的残暴行为。他出身于一个巴伐利亚的上中产阶级家庭，在金茨堡拥有一个销售农场设备的企业。他年轻时候过着我们先前遇到过的中产阶级父母的儿子的生活方式：在预科学校——集权主义和傲慢的精英主义的滋生地——接受严格迂腐的教育，拒绝宗教而支持民族主义的种族意识形态，喜爱民族主义和军人的价值观。门格勒在1931年加入了准军事组织钢盔党，1934年加入冲锋队，尽管直到1938年他才加入纳粹党。在接受了中等学校离校考试之后，他在慕尼黑、波恩、维也纳、法兰克福的大学学习物理生物学和遗传学。1935年，他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论文聚焦于四个种族群体的下颚部分，声称通过研究下颚就可能确认种族群体。1936年，他通过了国家医学考试，在莱比锡大学医疗诊所获得了他的第一个职位。
但是，改变门格勒生活的东西是他被任命为法兰克福大学第三帝国遗传生物学和种族纯洁学院的助理研究员，他在德国一流的遗传学家奥特马尔· 冯· 费许尔的指导下工作。门格勒成为了费许尔的得意替手。这位著名的教授鼓励这个年轻人的职业成长，确保他被任命为奥斯威辛主要的医学研究人员，并且利用自己在威廉大帝人类学、人类基因和遗传学学院院长的地位，为门格勒在集中营的研究调度基金。心存感激的门格勒回报教授的服务，从奥斯威辛定期向他提供保存完好的人体器官。
当战争爆发的时候，门格勒加入了武装党卫队的医疗部队，与众不同地服务于西线，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和二级铁十字勋章。1943年5月，在毒气杀人登峰造极的时候，他到达了奥斯威辛，充分利用了那里提供的稀有机会，对人类，尤其是双胞胎进行了实验。门格勒确信依靠对双胞胎的实验，反常的遗传传递是可以被确定和控制的。他选择了250对双胞胎，把他们看作是实验室研究人员可以当作的青蛙、老鼠。根据利夫顿的观点，门格勒给奥斯威辛带来了“残忍的科学疯狂”；它的目标就是培育更高级形式的雅利安人。用被门格勒胁迫的波兰助手的话来说：
我发现门格勒只能被描绘为疯子。他颠倒真理。他相信你能创造新的超级种族，好像你正在培育种马……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和一个纳粹分子。他野心勃勃，以致完全没有人性。他对遗传工程十分疯狂。我相信当他消灭犹太种族的时候，他会开始消灭波兰人；当他消灭波兰人的时候，他会消灭其他人。总之，我相信为了他的事业他正在做这件事……最终，我相信他会杀死自己的母亲，假如这件事会对他有所帮助的话。
因为门格勒的乌托邦迷梦和他的事业，他怀着良心进行拷打和杀戮。但是，对于和他共事的人来说，门格勒是一个正直的人：正确、好相处和“有文化”。当然，这是奥斯威辛双重人格综合征，伴随着对高贵的研究和在德国民众的身体上切除脓肿的正当性认同。门格勒是狂热的、真正的信仰者，一个怀有人类完美幻象的疯狂教授。奥斯威辛是他理想的世界、他成真的梦想。在这里，他实现了种族的幻想，并把以下行为正当化，其中包括解剖分析双胞胎，将亚甲基蓝染料直接注射到受害者眼里，搜集身体器官，通过射杀、注射，或者把他的受害者送到死亡室来发泄他爆炸式的愤怒。正如一个同事所认为的那样，假如在一个平常的时代，他可能是一个患有轻微施虐狂的德国教授，奥斯威辛把他转变为纳粹邪恶的原型。在犹太受害者眼里，他已经成为了他们最深层的集体恐惧的化身，成为他们对所有德国事物恐惧感的关键所在。
但门格勒是一个怎样普通的德国人？希姆莱、艾希曼、霍斯，以及其他像他们一样的纳粹狂热分子是怎样普通的人？他们是作为整体的德国民众的代表吗？另外，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吗”？——这句话经常意味着暗示。由于在所有更具推测的意义上根据统计学和心理学的基础都很难回答这些问题，因此大屠杀的研究者依靠审视更大、更为一致性的杀戮群体，并采取自问的方式，从对个人的研究途径转移到对一般规律的研究方法。他们的自问是：这些人比纳粹种族精英的领导人更能代表普遍意义上的德国人吗？假如这一点能够成立，一个人也许能够让所有德国人同样为大规模杀戮负责，因为这可能证明了每一个普通的德国人，不分男女，都和种族灭绝的杀戮者穿一样的鞋子，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了杀戮。或者平和一点，人们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鉴于某种特定的文化环境，但是普通的德国人依然成了大规模杀戮者，过去和现在的许多普通德国人也是如此。这类研究聚焦在特别行动队的杀戮者，尤其是在俄国使用的去增强最初人数较少的特别行动队的辅助警察部队。特别行动队和它专门的部队由受过严格训练的、意识形态受到灌输的突击队员组成，他们把充满暴力的犹太恐惧症的仇恨变为了杀戮的行动，人们很难把他们当作“普通的”德国人。
但是，对于派往波兰和俄国去支持迅速扩张的大规模杀戮计划的预备警察营的成员来说，同样也是不真实的。迄今为止，我们只有两个主要研究涉及这些部队。据说它们的成员由“普通的”、中年的德国人构成，从广泛层面的德国人中招募而得。克里斯托弗· 布朗宁做了第一个研究，他集中研究了预备警察101营和它的五名警察，这个部队的大部分人来自汉堡。布朗宁的大部分信息来自1962年至1972年间汉堡公诉人办公室领导的对210名警察的审问。审问获得了对这支部队很好的采样，包括其成员的年龄、教育、职业背景。布朗宁显示：大部分警察101营的成员是中年成家男子，来自社会的底层，拥有各种各样的职业技能，几乎没有受到超出小学教育的正规教育。他们从普通的警察变为大规模杀戮的杀手，代表着最为知名的大屠杀的故事。布朗宁详尽记录了这个故事，好像他在1941年夏季到1944—1945年第三帝国崩溃之间追随着这些杀戮者的行动。因为有40个类似的警察部队大约同时在波兰和俄国行动，因此要求对其他这些部队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评估预备警察101营的代表性价值。丹尼尔· 约纳· 戈德哈根的著作《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调查了九支警察部队，另外他通过他所称的“普通的”德国人，聚焦于广泛的杀戮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