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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杀戮计划</h2>
1977年，新闻记者吉塔· 塞雷尼采访了希特勒的二等高级秘书克丽斯塔· 施罗德，并向她提及鲍曼以前的一个副官海因里希· 海姆曾经告诉塞雷尼，他不相信希特勒知道犹太人的灭绝。根据塞雷尼的说法，施罗德大笑地说：“啊，海姆一生都是个好人。希特勒当然知道！不仅知道，而且都是他的主意，他的命令。”然后施罗德提及一个著名的事件：“我清楚地记得1941年的一天，我想它是初春……我认为我永远不会忘记希姆莱脸上的表情，当时他刚结束一个与希特勒两个人的冗长会议。他一屁股坐在我桌子对面的椅子上，双手掩面，肘部顶着桌子。他说，我的上帝，我该做些什么？后来，很久之后，我们发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确信，就在那天，希特勒告诉希姆莱犹太人必须被杀戮。”
没有人准确地知道希特勒是何时下达命令灭绝犹太人的。没有发现任何希特勒签名和指示的书面文件，毫无疑问，也没有发现他命令灭绝犹太人的书面文件。这正是他邪恶狡猾的标志：他一直待在阴影里，把所有有关最终解决方案的讨论限制在一伙亲信当中，主要是希姆莱、海因里希、鲍曼以及戈培尔。另外，他还玩起了捉摸不定的用手势猜字的游戏，告诉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这一部分是测试他们的反应，一部分是让他自己具有他所需要的灵活性，以便把自己打扮成正派的德国人民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同时又是他的党羽邪恶的天才。在打败法国之后，阿道夫· 希特勒的神化运行得非常之好，在纳粹党员和普通党员眼里，元首的希望就是每个人的要求。鉴于其不稳定的、受到不安全感和深深的不信任诅咒的个性，人们一直不太清楚，在元首的心智或者他黑暗的灵魂上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他从来不和任何人分享他作出这一决定的过程。他灭绝犹太人邪恶的深思熟虑发生在他扭曲思想的静默当中，或者发生在和他心智相似的追随者相处的时候。关于这件事人们不知道任何细节性的东西。
另一方面，没有人能够保持长久的秘密，尤其是这一重大事件的黑暗秘密。弗洛伊德曾经漠视对他信念的反对。他相信人或早或晚会开启他们最深层的感情。他认为最隐蔽的东西对有眼有耳的人来说会变成公开的，或者转弯抹角的明显东西。“他与自己的指尖唠叨，背叛会从他的每个毛孔渗透出来。”希特勒可能试图使导致最终解决方案的决策进程成为得到小心翼翼守护的秘密，但是它非理性的犹太恐惧症促使他一而再地、私下或公开地暴露他想对犹太人做的事情。尽管我们只有来自内部人间接的证据，比如施罗德和其他人有关这个独裁者何时和如何作出有关犹太人的决定，但是这里有相当长的文献踪迹可以回溯到1919年，它揭示了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意图。20世纪20年代纯粹的咆哮和夸张变成了1941年致命的现实；现在的问题不是是否去灭绝犹太人，而是如何尽快，并采用什么方法去灭绝犹太人。
正如人们所回忆的，希特勒在1939年1月30日发布了对犹太人的公开威胁，警告他们假如战争一旦爆发，他将把他们灭绝。这不是随便的威胁，或者夸夸其谈的炫耀。希特勒真的相信国际犹太人世界政府的存在，他将所有的所谓犹太人影响的碎片加以扭曲来支持他的成见。例如，就在战争开始不久，希特勒就知道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哈依姆· 魏茨曼写信给英国首相张伯伦，这封信收录在1939年9月8日的《犹太人编年史》，在其中，魏茨曼宣称犹太人将站在英国和民主体制一边战斗。希特勒认为，这个声明不仅是犹太人对德国的宣战，而且是把犹太人作为战犯拘禁的论据，无论何时需要，都可以利用他们作为与他的敌人讨价还价的筹码。他的妄想或者愚蠢十分严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以致他真的相信他的敌人依靠或者正在和“国际犹太人”联合占据了强势地位。迟至1942年7月，当犹太人已经在死亡集中营被毒气杀戮的时候，希特勒亲自提起了魏茨曼的信以提醒他晚宴的客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们不要忘记世界犹太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头号敌人，这次战争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议会和它的领导人哈依姆· 魏茨曼宣战后爆发的”。元首继续说，战争结束后，他将威胁毁灭每一座城市，除非它交出它的犹太人，以便他能把他们一并送往马达加斯加或者某个其他地点。这些话不仅证明了希特勒的信念——他发动的战争实际上是世界犹太人强加给他的，而且证明了他狡黠的两面派手段，掩盖实际正在施加在犹太人身上的行为，并给参加晚宴的客人这样一个印象：他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
明显的是，对可能的公共反应的某种担心，连同对保密的热衷，以及也许是与这种残暴保持距离的某种心理需求，都使希特勒除了向信任的亲信希姆莱、海德里希、鲍曼、戈培尔之外，没有向任何人显示出可怕的秘密和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但事实是，自1933年希特勒获得权力以来，他一步一步地成为犹太人身上发生的一切的引导精神。正如他全面协调旨在剥夺犹太人权利、财产和生计的各种努力一样，他现在带头驱动来灭绝他们。他在通向最终目标的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尽管在细节上不为人完全知晓，但能够通过检查导致进攻俄国的计划进程重建起来。文献的踪迹没有留下任何疑问：希特勒决定采用即将到来的进攻俄国的战役作为杀戮欧洲犹太人的借口。被称为巴巴罗萨行动的计划制定开始于1940年12月，一直持续到1941年6月22日实际的入侵。
希特勒让他自己相信，与苏联的战争将在几个月内结束，腐朽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泥足巨人”，在它自身腐烂的重量下就会坍塌，同时巨大的领土将为德国人的开发和定居开放。从伏尔加河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欧洲俄国将于亚洲俄国分离，并被德国所控制。与尚未被征服领土的实际征服、控制、行政管理相关联，一个官僚机构养育出来的狂暴就这样形成了。希姆莱已经起草了处置东部异国人口的备忘录；它的政策目标得到了希特勒批准，因此也得到了授权去调动实施它们的技术办法。1941年1月，海德里希开始了与陆军总司令商谈在即将到来的对俄战争中党卫队特别行动队作用的问题，他清楚地表明这些部队的作用从它在波兰的作为中将得到极大的扩展。海德里希也在制定一个短期的、从西方重新安置更多犹太人到东方的计划，尤其是在马达加斯加计划被放弃之后。
1941年1月30日，希特勒公开重复了两年前至今他对犹太人的威胁，并预言即将到来的年月将证明他想要他所说的东西。几天后，希特勒对一些军队的高官们说，他的目标是清除整个轴心国权力控制区域犹太人的影响。根据格哈德· 恩格尔少校的解释，希特勒似乎已经广泛地思考了犹太人问题如何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最初，他说他只想把犹太人赶出德国。但是现在清楚地是：他也必须把他们赶出整个轴心国统治的区域。尽管战争正在加快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但是它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一个类似马达加斯加的计划依然在他的心头，但是他也“以一个不同的方式考虑许多十分不利的事情”。这些不利的事情是些什么并不难以想象。到希特勒这些思考形成的时候，用毒气杀戮精神病人已经进行了一年有余。希姆莱和涉及毒气杀戮的各种技术专家已经进行了几次讨论，探讨在集中营处置犯人的可行性，采用的方法在安乐死计划中正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大规模毒气杀戮流水线方法的构想，明确地萌芽于希姆莱和希特勒的脑海里。尽管希特勒在说他正在考虑不同的、无情的关于计划处置犹太人的事情时可能流露出真相，但是非常可能的是，用毒气杀戮他们是他考虑的无情的事情之一。毕竟毒气对他来说并非不同寻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他遭到了毒气的攻击；正如我们所见，他所体验的心理创伤引发了一些从没有离开过他的启发。有关下毒的议题一直充盈在他过度兴奋的修辞中，并且一成不变地包括犹太人，犹太人代表着所有毒药中最致命的。因此，当涉及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时候，“你只有以毒攻毒”；你必须毒死给德国下毒的人。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写道：“假如人民中的这些希伯来腐败者被毒气攻击”，许多德国人的生命就应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挽救。
在入侵俄国之前的三个月，希特勒和他的计划者全神贯注于三个主要计划：进攻苏联的军事准备，管理被占领土的民政机构的组建，训练特别行动队消灭苏联土地上的政治和种族的敌人。3月初，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 约德尔向相关的军事机构发布了总体的指导方针，他在其中说明了希特勒告诉他的有关苏联领土军事管理的事宜。军队被期望保证被占领土的安全，但是也得到命令向希姆莱提供支持。希姆莱被希特勒委以“特殊的任务”，在被占领土进行政治管理。希姆莱被授权封锁这些地区，肃清所有对立面。在这样做的同时，他被赋予了全权行事，不受“政府或者纳粹党最高人物”的干预。3月30日，希特勒对武装部队的高级指挥官演讲，他简要地向他们提及了即将与苏联发生的冲突。非常有趣的是，几天前在南斯拉夫爆发了一场危机，它将在未来的两个月转移德国的军事资源到巴尔干半岛，但是希特勒执着于俄国，他似乎没有对巴尔干半岛迫在眉睫的战役有过多的考虑。
希特勒心里想的事情就是苏联军事和政治的毁灭，正如他告诉将军们的，这将在总体上需要最为残酷的措施来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委员和共产主义的领导层。正如我们所见，他向将军们显示的指导方针后来变为臭名昭著的政治委员令，他赋予军队指挥官权力，围捕和杀害被俘获的苏联政治委员，或者把他们转交给党卫队保安处接受“特别待遇”，这是拷打和消灭的委婉语。这些命令得到清晰地计划，使军队陷入了即将来临的对俄国人和犹太人的残暴行为之中。希特勒担心的是，将军们在执行其残酷的命令时可能会产生道德的顾虑。他的担心证明是杞人忧天，因为德国最高统帅部在共产主义的威胁，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人联合这两个问题上，基本上和元首的看法是一致的。
纳粹对东部领土民政管理的计划证明是无计划和不现实的。亚历山大· 达林在他的经典著作《德国在俄国的统治：1941—1945》当中对这些准备工作作了精彩的分析。达林正确地指出：德国的政策既不是一致的，也没有有效地得到协调，因为它体现了一场持续的拔河战，它发生在长期不和的集团和纳粹权力群体当中各种人物的联盟之间。这里至少有八个主要的权力焦点：希特勒、马丁· 鲍曼、纳粹党的机构、阿尔弗雷德· 罗森贝格和东部被占领土部、约瑟夫· 戈培尔和宣传部、约阿希姆· 里宾特洛甫和外交部、赫尔曼· 戈林和四年计划、海德里希· 希姆莱和党卫队，还有武装部队。这些权力集团影响最弱的是阿尔弗雷德· 罗森贝格，他是纳粹的种族教授，希特勒基本上把他当作尘封已久的东西拿出来用用，因为他对苏联具有所谓的专门知识。1941年4月20日，罗森贝格被委任为东部被占领土行政长官，但他很快就证明自己不具备任何领导能力，不能与鲍曼、戈林、戈培尔或者希姆莱这样的人抗衡。在其被委任之前，当希姆莱在一个私人的会议上告诉他在俄国摆在眼前的事情，以及他希望罗森贝格做哪些事情的时候，这位糊里糊涂的哲学家吓坏了，他在其日记里坦言：“今天我没有写下的东西，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尽管奥斯兰总督辖区（波罗的海诸国和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表面上属于他的管辖权内，但是帝国的行政长官对他的命令置若罔闻，拒绝他与各种种族集团，尤其是与乌克兰人共同工作的实用主义办法。他们喜欢，并且希姆莱也坚持主张压迫和灭绝。罗森贝格没有政治斗争的才能，从来没有进入希特勒的内部圈子。像希姆莱一样，他是一个种族乌托邦分子，但是不像希姆莱，他相信消灭是适得其反的。在即将到来的权力斗争中，就是希姆莱拥有了最强的持久权力，以及因此形成的对灭绝进程最大的影响力。
克里斯托弗· 布朗宁正确地指出：假如一个人想要知道希特勒正在想些什么的话，他必须审视希姆莱正在做些什么；并且帝国元首和他的参谋部为了准备入侵俄国，在三个月里正在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组建党卫队杀戮小队，与武装部队达成一致，以便他们可以自由地行动而不受干预。谈判间歇性地进行着，因为海德里希错误地选择了盖世太保首领海因里希· 穆勒代表党卫队一方参加讨论。穆勒是一个生硬的巴伐利亚人，完全缺乏外交的沉着，直到更加文雅的党卫队国外情报处处长瓦尔特· 舍伦贝格接管了谈判，党卫队和国防军之间才达成令人满意的一致意见。
同时，海德里希加紧组建特别行动队的任务，这支部队伴随着德国军队进入俄国，在作战部队的后面执行“安全举措”。这支杀戮者部队的主要人员于1941年5月在位于莱比锡东北部的普雷奇边防警察学校组建起来。四支主要的特别行动队被建立起来，它们由在全德国招募的大约3000人组成。对应计划侵入俄国的四支集团部队，这些特别行动队被标以A、B、C、D。A特别行动队由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 施塔勒克领导，它跟随着北方集团军穿过波罗的海诸国抵达列宁格勒；B特别行动队由刑事警察处处长阿图尔· 奈比领导，附属在中央集团军在波罗的海和乌克兰之间行动；C特别行动队由党卫队旅队长奥托· 拉施领导，在西部地区（利沃夫、罗夫诺、日托米尔、基辅、库尔斯克、波尔塔瓦、哈尔科夫）行动；D特别行动队由保安和国内情报处处长奥托· 奥伦多夫领导，它跟随着比萨拉比亚和克里米亚地区（尼古拉耶夫、敖德萨、塔甘罗格、罗斯托夫、克拉斯诺达尔）的第11军。这些部队的领导人，以及它们所分出的特别小组和独立分遣队的指挥官，都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组成，他们在专业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服从残忍的任务。特别行动队的四个领导人中的三个（施塔勒克、拉施、奥伦多夫）都拥有博士学位。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刑事警察处处长奈比直到知道这一刺激性的任务实际上意味着杀戮男人、女人、孩子之前，一直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志愿者。后来奈比提出调职，走向了对立面，在战争快要结束之前被判处死刑。
施塔勒克博士是符腾堡警察的主管，很快在党卫队保安处得到提拔，在维也纳、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挪威，他得到了各种重要的职位，并且在柏林担任了部长秘书。奥托· 拉施博士拥有两个博士学位，是威登堡的前任市长，马丁· 路德在这座城市发动了新教改革。奥托· 奥伦多夫博士是一个经济学家和法律学者。他们三人都是真正的信仰者和疯狂的犹太恐惧症患者。其他的特别行动队的领导人也是如此，有来自学者、行政官员、律师的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和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甚至他们当中还有歌剧演唱者瓦尔德马尔· 克林格霍费尔。对A特别行动队的分析显示它的领导层由动机高度明确的年轻人组成，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在四十岁以下，来自中产阶级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服务于自由军团或者各种各样的准军事集团，在1933年之前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失业，通常都拒绝宗教信仰而支持纳粹意识形态。
大多数这些招募人员必须从第三帝国的治安警察、普通的地方警察中抽选。当党卫队保安警察部队、党卫队保安处、普通的治安警察部队可用的人力资源库在消灭数百万受害者上已经显示人力匮乏的时候，希姆莱就用后备的警察部队，以及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乌克兰的外国部队来扩充最初的人力资源库。这些杀戮者部队、官员和招募的人员是否代表着普通德国人很好的杂交样本，近些年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辩论，在下面的部分我还要进行讨论。还有一个问题也将如此讨论，那就是，为什么这些人如此服从和有效地进行杀戮。
关于给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和他们手下的主要官员下达的指示依然存在着大量的争议。他们被告知在俄国做些什么呢？在什么地方他们得到了简要的命令？这些命令由谁下达的呢？留存下来的唯一书面文件是1941年7月2日海德里希发布的给四个特别行动队队长的指令，它清楚地说明了谁应该被处决，包括共产主义的政治委员、党的官员，“服务于党或者国家的犹太人”，以及其他极端主义分子。这个文件没有说到消灭所有的犹太人，只是提及“服务于党或者国家的犹太人”。但是，在入侵开始之前，可以得到的证据表明，特别行动队的领导人得到了几个口头命令，这些命令使他们十分清楚：所有在苏联的犹太人都应该被消灭。奥伦多夫在纽伦堡作证：在入侵前几天，帝国中央保安总局人事处处长布鲁诺· 施特雷肯巴赫通知特别行动队领导人，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已经派他传达命令，所有在苏联的犹太人应该被消灭。在奥伦多夫作证的时候（1946年和1948年），施特雷肯巴赫据说已经死在俄国，但是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了，并很快否认传达或发布这样一个命令。其他的犯罪者，包括瓦尔特· 布卢默博士和卡尔· 雅格坚持认为，他们听到海德里希准确无误地发布了残忍的命令。例如，6月17日，海德里希邀请特别行动队的领导人前往他在柏林的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的总部，他给他们下达了简短的命令：东欧的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知识分子储备库，元首决定把它摧毁。
后来回忆起他们入侵前得到指示的犯罪者，都宣称他们收到了消灭俄国犹太人的简要命令。他们也记得海德里希要求他们向元首发誓，这使他们毫不怀疑他们将要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完全服从元首的期望。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即使特别行动队的领导人没有得到专门的命令去射杀每一个犹太人——男人、女人或者孩子——他们也感到得到了如此广泛的授权，他们能够以他们喜欢的方式消灭犹太人，越是极端和不人道越好。
这确实是入侵俄国之前纳粹领导层共同的心态。在纳粹权力精英的所有层面上，杀戮的氛围已经成熟。元首在公开场合的声明中和政策会议上都定下了基调，它通过纳粹体系产生了连锁反应。在耶路撒冷，艾希曼提供了杀戮是如何发生的洞见：
只要希特勒一发表演讲——并且他一成不变地触及犹太人问题——所有的纳粹党或政府部门都会感到去做某件事情正在迫近它们。接着，希姆莱给安全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的首领海德里希传达命令，海德里希把命令传达给穆勒，然后命令到了我这里。
艾希曼在这里所描述的是犹太人毁灭过程穿过纳粹命令链的笔直路线。它开始于希特勒，然后下达到希姆莱那里，然后下达到海德里希的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然后下达了总局四处（盖世太保的穆勒那里），然后下达到四处B科（艾希曼和犹太事务科），最终下达到特别行动队和集中营的骷髅部队那里。从这一毁灭过程的中心——在那里作出了计划和决策——出发，与所有类别的机构联系很快就建立起来了。这些机构的专业特长对于大规模杀戮的实际运作是十分关键的。希姆莱和艾希曼两人都热切地在大日耳曼帝国到处穿梭，确保犹太人得到正确地围捕、驱逐，放置在强迫集中居住区，最终被运往死亡集中营。例如，在入侵俄国之前，希姆莱对技术专家谈论到“焚化厂消灭虱子的部队”，以及将焚化厂变为毒气室和人类垃圾处置工场的可行性。希姆莱来到一个名叫奥斯威辛的地方，以前波兰的一个炮兵营驻扎在这里，现在变为了更大的集中营。希姆莱告诉德国的指挥官鲁道夫· 霍斯，新的设施将具有多重使用目的，可以作为集中营，也可以作为大型的工场用于合成油和橡胶的生产。希姆莱还建立了与卡尔· 克劳贝格的联系。他是一个妇科医生，一直试验一种新的生育方法，但是近来把他的研究聚焦于新的绝育方法。这位教授是一个丑陋的、心态失衡的“疯子科学家”，这可能使他给希姆莱留下了好的印象，希姆莱后来在奥斯威辛给了他一栋楼，使他能够在人类豚鼠身上做试验。
通过仔细注意希特勒花言巧语的性质，以及追踪希姆莱入侵俄国数月前所忙碌的事情，一个人不可避免得到一种强烈的印象：大规模杀戮正在酝酿之中。甚至那些间接地或者仅仅在外围涉入犹太事务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一些新的、剧烈的事情将要发生。事实上，一些机构已经敏锐地预料到很快就要发生的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反复出现在纳粹官员书信中的句子是“根据犹太人问题毫无疑问、即将出现的最终解决方案”。这个句子被用于取消犹太人移民任何进一步的许可，并且让德国官员警觉到另一个，也就是最终解决方案就在眼前了。
在纳粹意识形态的框架中，“最终”这个词可能只意味着死亡。换句话说，当它涉及犹太人的时候，总体的解决方案，即一劳永逸地关照一件事情，是在逻辑上排除出任何尚未达到消灭规格的东西。当然，出于隐瞒的目的，希特勒和其他的纳粹领导人一直到最后都采用委婉的词汇，但是泄露从他们每个毛孔中渗透出来。例如，在1941年3月17日，希特勒向汉斯· 弗兰克保证：总督政府将成为第一个清除犹太人的地区，附带说一句，希特勒也给其他纳粹地方长官作了这个保证，他们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去清除自己管辖区域的所有犹太人。正如里夏德· 布雷特曼所指出的，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承诺，因为它涉及前波兰，大多数犹太人被集中在那里。布雷特曼问道，如何才能把所有的欧洲犹太人驱逐到波兰，同时清除波兰所有的犹太人呢？唯一可能的答案是在波兰灭绝他们。当然，有人可能拒绝这样的解释正如一些历史学家已经做的，认为希特勒视俄国为犹太人的定居点，因此把犹太人往东驱逐到西伯利亚就把波兰犹太人清理掉了。确实，“疏散到东部”是一堆委婉语当中的一句，其他还有“清洗”“特别对待”。根据我的观点，把所有犹太人驱逐到西伯利亚的言论只是掩饰的行为。希特勒完全不可能采纳这一计划，因为它没有达到他所寻求的“最终”解决方案。这一解决反感不是给犹太人自己的土地，而是消灭他们。根据希特勒的观点，假如对俄国的征服没有提供他所需要的条件，从而在军事上取得对其政治敌人的胜利，在生物学上取得对他种族敌人的胜利，那么，这一征服是一场失败。总之，他相信不存在对犹太问题领土上的解决，只有生物学上的解决。
在他的军队开进俄国之前，希特勒给出了准确无误的信号：他要把所有犹太人尽可能地消灭，但是无论他还是希姆莱都没有制定出一个一致的办法，可以把数百万在他们控制下的犹太人灭绝。一个人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当希特勒的杀人部队在俄国堆积起犹太人尸体的群山时，希特勒已经跨上了不归路，因为这确实是“最终”解决的正确之路。所有其他的方式——驱逐、强迫集中居住、剥夺财产、移民——都是失败的、延误不可避免事态的即兴之举。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起始于对俄国犹太人的集体枪决，并且逐步增强到对所有德国人控制的犹太人进行大规模杀戮。谈论最终解决方案“不断增强的极端化”，是一个语言学的陷阱。一旦作出消灭所有犹太人的决定——可能是在1941年的暮春和夏季，那么除了在毁灭的方法和技巧上，就不可能存在进一步的极端化。何时希特勒下达了最终的书面或者口头的命令？对这一问题不可能给予明确的回答。但是，可以结论性地明确指出：德国人带着杀戮之心入侵了俄国，并立刻实施了暴行，和他们的领导层一道分享了末日的情绪。在希特勒、纳粹精英和战场的杀手之间很快建立了鲜血凝成的铜墙铁壁。领导层灭绝性的犹太恐惧症，经常以全面彻底的宣言或者政策体现出来，它和官僚机器对这些意图的解释和实施相互作用。在这一作用中，针对犹太人的战争得到了进化。到1941年夏季，支持灭绝的所有方面汇聚成一场决定性的质变。终于踏上了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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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授权的杀戮：大规模的枪决和毒气杀人</h2>
1941年6月22日，德国人采用人类战争中最可怕的武装力量对苏联发起进攻：153个师（超过300万人）、60万辆机动车辆、3580辆坦克、7184门火炮、2740架飞机。德国军队得到了12个罗马尼亚师、18个芬兰师、3个匈牙利师、两个半斯洛伐克师，后来还有3个意大利师和1个西班牙“蓝师”的支持。这一庞大的力量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聚集起来。当7000多门火炮的火舌在6月22日凌晨点亮天空，雨点一般的火力和毁灭性的打击落在人员配备不齐、完全没有准备的俄国防线上的时候，俄国人在惊慌失措中逃窜。
希特勒对苏联的偷袭是他过去闪击战役更大规模的重演。纳粹空军迅速而令人吃惊的攻击，导致超过4000架俄国飞机令人目瞪口呆的损失，这些飞机多数都停在地面。之后，装甲纵队用钳形包围切割了苏联的军队。三个主要的陆军集团军在四个独立坦克部队的支持下，集中于三个战略性的苏联权力中心：北部的列宁格勒、中部的莫斯科、南部的乌克兰。德国的目标是给苏联的政治体制毁灭性的打击。最终的目标是奴役劣等的斯拉夫民族，灭绝种族的劣等人类，将俄国变成德国新的边疆。
进攻俄国的巴巴罗萨计划的头三个月，似乎证实了希勒特所有乐观主义的预言。在7月初，北方集团军抵达了波罗的海的里加，一个月后，中央集团军占领了白俄罗斯和斯摩棱斯克，这样距离莫斯科只有200英里；最后，在南方，德国占领了乌克兰首都基辅，获得了66.5万战俘和大量的资源。
回过头看，我们现在知道这些都是非决定性的胜利，因为希特勒的战役在策略上是有缺陷的，在战略上是弄巧成拙的。它是建立在俄国虚弱的假定和对德国力量过高的评价之上的。希特勒和他的军事主管把他们的决策建立在错误的智力、对俄国人劣等的偏见，以及对苏联政府和武装部队无效性的反共产主义一厢情愿想法的基础之上。德国人对劣等的俄国军事运作的看法来自俄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糟糕的表现、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对俄国军官团的清洗、1939—1940年冬季俄国对芬兰毫无光彩的战役，以及在1941年夏季苏联人没有能力反抗德国人最初的猛烈进攻。另一方面，俄国人的策略是撤回到广大的内地之中，用空间和人力换取时间，让入侵者感到疲惫不堪，同时展开激烈的保卫战。由于德国人缺乏战略上的协调，加上也没有能力在三条战线获取决定性的战争胜利，他们是典型的帝国式扩张的典范。到1941年秋季，希特勒一再地转换他的目标，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一千英里的前线过度延伸自己的战线，没有对任何一个单一的部分实现突破。由于在那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希特勒被拖入到漫长的消耗战当中，这使得闪击战术变得过时，并且一个军队接着一个军队在战斗中和越来越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环境中遭到损耗。注
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德国军队壮观的推进，几乎没有外国观察家和消息闭塞的德国人意识到在挺进中的国防军身后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两项宏大的计划正在迅速地执行：野心勃勃的占领方案被组合起来；被占领土和它的民众受到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迫害、奴役和灭绝。在军事胜利平稳推进的日子里，德国的野心膨胀成宏大的幻觉。欧洲地区的俄国被分为四个帝国军需辖区：奥斯兰、乌克兰、莫斯科、高加索。但是由于军事环境，四个当中只有两个被建立起来。奥斯兰军需辖区由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大区领袖欣里希· 洛斯管理，这个地区包括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白俄罗斯。鉴于这一辖区广袤的地理范围，这个地区也被分为四个军需辖区，每个都根据其主要领土命名：立陶宛被阿德里亚· 冯· 兰泰恩博士控制，拉脱维亚被奥托· 德雷克斯勒博士控制，爱沙尼亚被党卫队二级总队长奥托· 西吉斯蒙德· 冯· 利茨曼控制，白俄罗斯被威廉· 库贝控制。正如事实所证明的，这些地区最缺乏管理的是白俄罗斯，库贝在那里不断地和有权势的纳粹官员争斗，并使自己十分遭人憎恨。假如俄国的游击队没有在他的床下放置炸弹将他炸死的话，纳粹也会把他撤职或者处决。乌克兰也被分为几个军需辖区，并被期望成为大日耳曼帝国（正如纳粹宣传现在所指的日耳曼帝国）的面包篮子。作为被占东部领土的帝国行政长官，罗森贝格推进与乌克兰人结成联盟，但他遭到希特勒、希姆莱和乌克兰民政长官埃里希· 科赫的否决。科赫毫无争议是纳粹委任负责这一地区最贪婪和无能的管理者，“极端愚蠢”和残暴。他对民众的残暴和剥削使他疏离了乌克兰人。乌克兰人对俄国人的敌意使他们可能成为德国人的盟友。这一政策引发了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在颁发为苏联作出杰出贡献的奖章时，斯大林感到遗憾，最应该得到它的科赫没有亲自出现在获奖的位置上。”
总体来说，德国对俄国的统治几乎普遍是糟糕的、欠考虑的。尽管德国人被民众作为解放者受到感激，尤其是乌克兰人，但是他们对民众残暴的对待无疑引发了猛烈的反应，包括游击队的行动和恐怖主义的报复。由于拒绝招募被鄙视的斯拉夫人参加打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战斗，固执地拒绝武装他们，德国人剥夺了对于自身来说重要的、完全可能造成成败之别的支持。进一步而言，饿死战犯或者无情地让他们工作致死除了是犯罪和不道德之外，没有任何用处。注当希特勒让希姆莱成为他在俄国的执行官，并委派他双重任务——在被占领土安置民族上的德国人和奴役劣等的斯拉夫——的时候，德国毫无疑问失去了这场战争。希姆莱无情地推进着他的任务，无视道德、军事，甚至经济的考量，以致德国人遭到了俄国人的痛恨，并且在1942年战争趋势发生转向时从俄国人那里得到了同样的待遇。
当德国人在俄国发动他们另一项宏伟的计划时，更为可怕的一些事件开始了，这就是消灭犹太人。它起始于入侵苏联的第一天。跟随着国防军的铁蹄，希姆莱的特别行动队系统性地围捕共产主义的官员、犹太人、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危险分子”，将他们成群地关进临时集中营，拷打他们，或者当场枪毙他们。德国军队推进的速度非常快，以致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跟不上它的速度，他们发现陷入战线的后面，在那里他们不仅遭到德国人，还有当地立陶宛人、乌克兰人的围捕、拷打和杀戮，他们被德国的公告和小册子所煽动，发起了对犹太人的屠杀。根据马丁· 吉尔伯特的观点，“入侵俄国给德国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遥远的地区、挺进部队的掩护、遥远的路程、地方的合作者、强化的毁灭意志。”这一“毁灭意志”特别强烈，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意识形态的—种族的仇恨之上，得到最高行政机构的官方支持，并且由希姆莱种族卫士以文明行为沦丧的方式执行得更加轻易。特别行动队的人员开始越来越符合尼采金发猛兽的形象：
他们在相互交往中显示出非常足智多谋、自我控制、敏锐、忠诚、骄傲和友谊。一旦他们外出，来到陌生的地方，遇到陌生的人，他们就是出笼的猛兽。他们尽情地品尝着脱离所有社会约束的自由，在迷失中补偿和平社会的封闭所造成的紧张，回归到猛兽无知的意识当中，犹如获胜的野兽，也许从令人恶心的杀戮、纵火、强奸、拷打中显露出来，灵魂高度欢愉而平静，好像这只是一个学生的恶作剧。
在1941年6月22日到年末期间，特别行动队继续着血腥的狂暴行动，无论在哪里发现犹太人都将其捕获。当单个部队和他们的指挥官被杀人的疯狂所控制，随心所欲杀戮的时候，只准射杀特定目标集团的指令很快就失效了。例如入侵之后的几天，309警察营的魏斯少校在比亚韦斯托克发起了大规模的杀戮，因为他正确地解读了希特勒的希望，即所有犹太人，无论年龄或者性别，都应该被消灭干净。他的下属把城市梳理了一遍寻找犹太人，然后变得疯狂起来，到处殴打、羞辱，随心所欲地杀戮。这个城市的犹太人领袖来到第221保安师总部，跪在普夫鲁格贝尔将军的脚下，恳求军队的保护。这时，309警察营的一个士兵在将军背过脸时，解开裤子向犹太人代表撒尿。对犹太人的猛烈攻击在持续进行当中。
在所有被占地区，从波罗的海诸省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特别行动队以难以想象的规模进行了大规模的射杀。典型的是，杀手们在城镇和村庄围捕犹太人，然后把他们赶到城镇外，在壕沟或者反坦克的战壕边把他们枪杀，并在那里把他们掩埋。在多数情况下，犹太人必须在他们被枪杀前挖好他们的坟墓。
被判罪的人不仅被卡车带来，也步行成群结队70到80人一组前往，一路上遭受无情的殴打。20到25人一组被射杀的人被带到离执行处50公尺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受到看管，直到接受枪决。他们在坟墓边上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后，他们被赶往坟墓，强迫脸朝地面躺下。德国人用步枪和自动手枪向他们射击。就这样，一组接着一组被赶着在已经被枪杀的尸体堆上脸朝下躺着。
在各种独立分遣队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他们重复着最高的枪决数字。一些分遣队员骄傲地报告他们的地区已经没有犹太人：
我现在能够宣称，解决立陶宛犹太人问题的目标已经被第三特别行动队实现了。除了工作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家属，已经没有更多的犹太人存在……我想干掉这些工作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家属，但是这会和市政管理和国防军发生冲突，并促成射杀这些犹太人和他们家属的禁令。
这个报告来自在立陶宛行动的第三独立分遣队的首领卡尔· 雅格。在1941年7月至10月末期间，他的属下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一共杀害了13.3346万人。雅格的部队还是第一个射杀妇女、婴儿和儿童的部队。尽管军队偶尔对反犹太人的暴行发出微弱的声音，但是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经常因为军队的合作而赞美它。一个报告宣称：“从第一天开始，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地和国防军的各个部门建立了完美的共识。”一个报告甚至宣称，种族灭绝的杀手和正规军之间已经熔铸起的关系非常诚挚，几乎具有感情纽带的性质。由于发展得过火，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东部军队由于它所发动的野蛮战斗变得愈发残酷。军官和士兵从战斗的一开始就和种族灭绝的杀手们纠缠在一起。尽管一些军官因为所见所闻在道德上感到极度愤怒，并警告他们的下属远离这些杀戮，但是大多数人很快就与这些残暴行为撇清了干系，或者认为这些大屠杀是合理的，接受了这一党的路线，即这些杀戮是对游击队袭击德国军队必要的报复。因为反游击队的战斗使官方认同了对非战斗人员的屠杀，游击队员、市民、犹太人的界限很快就模糊了。
入侵俄国的军队，它包括构成作战部队不可或缺部分的特别行动队，是一支纳粹化的部队，它视自己在发起一场种族的也是军事的战争。希特勒说，当他发起对俄国的攻击时，全世界都将屏住呼吸，这一点他是正确的；当希特勒在入侵之前承认他正在踢开一扇通往黑暗空间的大门的时候，他也是正确的。元首所想象的东西，他的军队都体验了。军队推进到陌生的、不妨说是另一个星球的原野，它们遭遇到了完全不同于自己熟悉的西方的环境。广袤的领土、令人讨厌的天气、巨大的文化差异，引发出一个疏离和敌意世界的感觉。纳粹的士兵为巨大的胜利和意识形态的盲目而激动，自信很快就会赢得战争的终局。当胜利变得越来越渺茫，伤亡在不断增加的时候，1941年充满着末日期待的氛围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清除尽可能多的所谓劣等人的集体决心也变得同样如此。
换句话说，东部军队与纳粹领导层共享了意识形态的世界图景，包括对德国种族优越性的信仰，对同质的民族共同体的奉献，对元首的服从，对东方生存空间的征服。绝大部分指挥官和士兵把共产主义和犹太人相等同，这个等同证明把两者一并消灭是合理的。南方集团军司令陆军元帅瓦尔特· 冯· 赖歇瑙特别坚持地提醒他的部队：对俄战役的目标是清除“犹太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体制，因此“士兵必须充分理解对待劣等犹太人所需要的严厉但也是正义的赎罪的必要性”。赖歇瑙是希特勒无条件的追随者，但是他的观点被许多将军所分享，甚至那些后来策划反对元首的人。例如卡尔· 海因里希· 斯图尔普纳格尔将军参加了1944年对希特勒的军事反抗，但是作为驻扎俄国的第19军团司令，他发布了许多犹太恐惧症的指令。1941年8月17日，斯图尔普纳格尔给陆军宣传部写信，需要更深入的反犹宣传来给部队启蒙。
部队没有必要对犹太人的罪恶进行启蒙了，它们已经对此深信不疑。另外，它们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支持杀戮部队，自愿加入行刑小组，在大规模射杀中抛头露面，给恐怖的场面拍照。因为大规模行刑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因此德国士兵经常观看这些残暴的行为，并且把新闻用书信和照片带回家。一位英国的审讯官后来推论，其实许多人都知道对市民、犹太人、俘虏的残暴行为，在数以百计的德国战俘的皮夹里发现的照片证实了这一点。这些照片有一个循环的模式，先是母亲、妻子或情人的照片，然后是淫秽照片，然后是鞭打、上吊，或者大规模行刑的照片。因此，对犹太人残暴行为的观察和参与，除了杀戮部队自身，还涉及相当规模的人。当地人当中的反犹太分子受到专门的鼓动去发起大屠杀，并且让尽可能多的人卷入其中。在许多城镇，当地人渴望参与对无助的犹太人的大屠杀，正如他们在立陶宛的考纳斯所做的那样。在那里，当地的恶棍在快乐的人群面前用铁锹把犹太人殴打致死，母亲抱着孩子在一旁欣赏着这一景观，士兵在周围转悠，像看一场足球比赛那样看着这一逗趣的场面。对于特别行动队的队员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场景。犹如他们的领导人所报告的：“难以想象我们的手段给当地人所带来的快乐、感激、高兴……我们经常不得不用严厉的言辞来冷却妇女、儿童、男人们的激情，他们眼含热泪试图亲吻我们的手脚。”这样的行为无疑给种族杀戮者们壮了胆。他们毫无怜悯和良心，或者从不考虑到有所顾虑的旁观者，追逐着他们的猎物。德国工程师赫尔曼· 弗里德里希· 格雷贝报告了这样大规模杀戮最令人震惊的一次描述。他和他的领班偶然发现了对犹太男女、孩子的一场可怕的大规模处决。
莫尼克斯和我径直向深坑走去。没有人阻止我们。这时我能听到从一个土堆后面传来的步枪急促的射击声。从卡车上跳下来的人——所有年龄都有的男女和儿童——按照一个手持马鞭或狗鞭的党卫队员的命令脱光了衣服。他们必须把他们的衣服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我看见大约有800到1000双鞋子的鞋堆。还有几大堆内衣和外套。没有尖叫和哭泣，这些裸体的人一家一家地围成圈子，相互亲吻，互说永别，等待最后的时刻……我没有听见抱怨和怜悯的乞求……一位头发花白的妇女抱着一岁大的婴儿，给他唱歌和逗乐。孩子高兴地发出咕咕的声音。一对夫妇含着眼泪在一旁看着。父亲握着大约十岁男孩的手，对他轻声说话；男孩忍着眼泪。父亲一手指着天空，一手摸着他的头，似乎向他解释着什么。这时，站在深坑边上的党卫队员向他的同伙喊了一句什么。后者清点了二十余人，让他们走到土堆后面去。这些人当中就有我刚才提及的这一家人。我清楚地记得一个苗条的黑发女孩，当她靠近我的时候指了指自己说是“23”。我绕土堆走了一圈，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坟墓。人们紧紧地相互楔入，一层层在顶部叠加，以致只能看到他们的头部。几乎所有人的肩膀上都流着头部淌下来的血。一些被射杀的人依然在蠕动……我在寻找射击的人。他是一个党卫队队员，坐在深坑狭窄尽头的末端，脚悬在深坑上。他把一支冲锋枪放在膝盖上，正抽着香烟。完全赤裸的人走下深坑……他们爬到躺着的人的头上……然后我听到一连串枪声。我朝深坑里望去，看见身体正在抽搐……血液从他们的脖子上流了下来。
只有最残酷成性或者铁石心肠的行刑者才能一直忍受这样恐怖的场面。无疑，一些党卫队人士为了享受杀戮犹太人的乐趣，许多这样嗜血事件都被记录了下来。指挥528步兵团的罗斯勒少校偶然碰上了日托米尔附近的大规模行刑，他被行刑深坑的情景惊呆了。深坑里的尸体依然在抽搐。他命令一个警察杀死一个白胡子老人，他的左手抓住一支手杖，依然在极度痛苦中抽搐。这个警察笑着说：“我已经对他肚子开了七枪了，他现在能够自己去死了。”在一个镇子上，犹太人都藏匿起来了。当党卫队全面梳理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怀抱着孩子的女人。这个女人拒绝告诉他们犹太人藏在哪里，一个党卫队队员抓起孩子的腿，将他往一扇门上掼去。另一个党卫队队员回忆道：“我不会忘记像摩托车爆胎一样的声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声音。”在里加，一个党卫队队员看见两个犹太人扛着一根原木，他射杀了一个说：“这样的工作一个就足够了。”犹太人经常是作为体育运动或者娱乐活动而被射杀。一些党卫队队员相信犹太人是练习枪法的活靶子。
大规模射杀在基辅郊区的巴比雅达到了顶峰，3.3771万犹太人在1941年9月末遭到杀戮。之后，特别行动队队员身心俱竭。一些人在酒精中寻求逃避，一些人患上疾病，一些人自杀。8月，希姆莱在明斯克目睹了大屠杀。他的参谋长卡尔· 沃尔夫后来回忆道：当一股脑浆喷到他脖子上，让他呕吐的时候，党卫队最高领袖两膝发软，他的脸几乎变成绿色。希姆莱的宠臣埃里希· 冯· 戴姆· 巴赫—扎勒维斯基乘机利用了希姆莱短暂的虚弱求情，当然不是为受害者，而是为行刑者：“瞧这些突击队员的眼睛，它们一直在战栗！这些人的余生是完蛋了。我们在这里正训练什么样人？不是精神病就是野蛮人。”几个月后，巴赫—扎勒维斯基自己精神崩溃，脑子里全是被害的犹太人的幻象，这让他经常在夜里无法控制地尖叫。当医生询问为何巴赫—扎勒维斯基如此害怕的时候，他告诉了医生有关消灭整个犹太民族的事情。尽管十分挂念巴赫—扎勒维斯基的健康，但希姆莱拒绝了他停止种族灭绝的请求，坦率地告诉他不要再管这件事情，不要干预元首的命令。
确实，元首对特别行动队在肃清犹太人上有多大进展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在入侵俄国仅仅一个月，盖世太保的海因里希· 穆勒就密电指令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元首一直想知道这里的特别行动队的工作情况。”根据这些报告和希姆莱对杀戮场的亲自观察，希特勒认识到假如要成功地消灭犹太人，有必要使用比现在使用的凌乱射杀更有效的方法。元首周围工于算计的人明确指出：如果采用现有的大规模射杀的方法，大约要花费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彻底根除欧洲1700万犹太人的目标。大规模射杀的方法是令人困窘的公开行为，浪费时间，使行刑者心理上衰弱。总之，必须采用最好的集体杀戮的方法，它不引人注目，更为致命，更有效率，节省成本。就在希姆莱明斯克恶心事件发生后不久，来自安乐死计划的毒气杀人专家现在成为了东部更具挑战性工作的选择。希特勒曾在临近8月底的时候终止了这一计划。
1941年夏季，希姆莱咨询了党卫队医生主管、德国红十字会主席恩斯特· 格拉维茨博士，询问他如何完成大规模地消灭欧洲的犹太人。格拉维茨建议采用毒气室。大约就在同时，维尔特和他的安乐死专家正往卢布林转移，希姆莱在那里命令党卫队二级总队长奥蒂洛· 格罗博科尼克建立一个灭绝营的体系。巧合的是，希姆莱召集了鲁道夫· 霍斯，并告诉他：
元首已经命令犹太人问题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我们党卫队将实施这一命令。东部现存的灭绝中心还不能执行预期的大规模行动。因此，我专门指定奥斯威辛用于这个目的，因为它交通位置很好，也因为这个地方很容易对外隔绝和伪装……你要把这个命令作为绝对的机密，甚至对你的上级。在你和艾希曼谈话之后，你要立刻将预计安装设施的计划告诉我……犹太人是德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连根消灭他们。在这场战争期间，每一个落到我们手上的犹太人现在都要被毁灭，没有一个例外。
艾希曼后来在耶路撒冷受审时说：海德里希在入侵俄国两三个月后，也就是1941年8月或9月，告诉了他最终解决方案。海德里希告诉他：“元首认为移民是……元首已经命令身体上的灭绝。”艾希曼宣称海德里希似乎在测试他的反应，在两个词之间停顿了一下，这不是他惯常的风格。海德里希在结束谈话前告诉艾希曼前往卢布林，从格罗博科尼克那里得到灭绝进程的进一步细节。
这样的作战指示，以及清晰的灭绝陈述表明了，纳粹大规模的毁灭机器正在一步步地组装起来。由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在整个1941年夏季和秋季作出的陈述已经充满了灭绝的意象，在其中，用寄生虫的术语将犹太人描述成传染性身体和精神疾病的携带者。在7月10日，希特勒把自己描述成政治—生物学的开拓者：“我感到自己像政治学领域的罗伯特· 科赫。他发现了杆菌，开启了医学界的新路。我发现了作为杆菌和社会分解酵母的犹太人。”那时的希特勒依然赞同大规模射杀，告诫他的部队“射杀所有甚至和犹太混血的人”。但是正如把自己和科赫相参照所清晰表明的，他正在开始向生物学的解决方案行进，他命令进行对杀戮全欧洲犹太人最有效办法的可行性研究。在海德里希访问戈林之后，戈林在1941年7月30日给海德里希写了一封信，给予了他一个特别的委任，信中陈述道：“为了总体解决德国行动领域内的犹太人问题，出于组织的、实质的、金融的观点，我在此委任你执行所有必要的准备工作。”当然，在纽伦堡审判中，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做的一样，戈林轻描淡写了这封信的意义，认为它只是一封日常的行政指令，委派党卫队领导人扩大权力，用移民或者疏散来解决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肯定不是指灭绝。真相是：戈林的指令是建立在“元首指令基础上的”，标志着政府正式开始广泛地介入对犹太人生物的灭绝。它再次证明杀戮者的狡黠，他们不仅彼此牵扯，而且将整个官僚机构的网络都牵扯进来，以致尽可能多的人共同承担了这项罪恶。戈林的指令发动了广泛的跨机构之间的合作，这导致了1942年1月20日万湖会议的召开。
同时，计划一直在进行中，建立灭绝场所，制定毒气杀人所要求的技术细节。1941年9月，奥斯威辛集中营副指挥官卡尔· 弗里奇用名为齐克隆B的杀虫剂杀害了600名苏联战俘和250名其他囚犯。10月25日，服务于罗森贝格领导的东部被占领土部犹太人事务的顾问韦策尔博士，根据罗森贝格的命令草拟了给帝国专员洛斯的一封信，在信中罗森贝格指出，来自元首私人公署的布拉克准备援助一些毒气杀人设备。布拉克答应派遣他的安乐死毒气专家卡尔迈耶博士去里加支持用毒气杀害那些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同日，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成为元首司令部的客人，他们被告知散布灭绝犹太人的恐怖故事是发动战争非常好的办法。
散布灭绝犹太人的言辞就是纳粹领导层所做的事情。1941年11月8日，希特勒给犹太人贴上了世界上最大的纵火犯的标签，宣称德国在东部的目标就是完成纳粹种族计划的目标。一个星期后，希姆莱对他的瑞典按摩师费利克斯· 科斯滕坦言：对犹太人的毁灭正在计划当中，他要证明即将发生的行为是正义的。这个行为是抗击统治了整个世界，并寻求通过战争和革命推翻每一个政府制度的敌人的自卫手段。当疼痛的肌肉得到放松的时候，希姆莱告诉科斯滕：“只有当最后一个犹太人从这世界上消失的时候，国家的毁灭才能够终止。” 科斯滕对他的客户良心的呼吁只引发了些许道德上的发现。希姆莱说：确实灭绝整个民族是“非德国的”，但是这是为历史的伟大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就是伟大带来的诅咒，它必须跨过死尸去创造新的生活。但是我们创造新的生活，我们必须净化土壤，否则它不可能结果。对我来说，它将是要承受的伟大重担……这是意志和义务古老的悲剧冲突。”这种感伤而且不真诚的胡扯,是希姆莱让自己远离他帮助释放的恐惧的方法。在希姆莱对科斯滕坦言的几天之后，戈培尔在《帝国》杂志上告知德国人民：犹太人是罪恶的，现在正在被消灭。这位宣传部长无论公共场合还是私下场合都特别容易信口雌黄，他简直不能舒缓他犹太恐惧症的偏执。他的日记提供了反犹太人举措的连续记录。这一记录清楚地展示了一个杀戮成性的国家正在扩散的妄想和这一妄想的制度化。戈培尔在《帝国》杂志的文章发表两天之后，也就是11月18日，希姆莱向一群德国记者宣布：“对欧洲犹太人生物学的灭绝已经开始了。”
确实，1941年12月7日的晚上，也是珍珠港事件的那一天，700名犹太人被带到罗兹西北35英里处的偏远波兰小镇彻尔姆。这些囚犯被告知他们将被送往东部工作。相反，在12月8日上午，队列长长的、被改装成毒气卡车的运输箱式货车抵达彻尔姆，这些毒气卡车将废气通过管子传送到厢式货车内。它们一辆接一辆地把犹太人运走，在开往附近森林埋葬地的路上用毒气把他们杀死。所有犹太人，包括男女和儿童，都被毒气杀死。当这幕戏剧上演的时候，日本对珍珠港发动了攻击。正如吉尔伯特· 马丁所指出的那样，这两个事件的关联是，这一天永远声名狼藉，这一天也是最后解决方案开始的一天。另一个更为显著的关联是：希特勒对美国非理性的、军事上弄巧成拙的宣战是一种挑衅的姿态，希特勒据此向罗斯福发起了决斗。他认为罗斯福是世界犹太人的助手。希特勒现在认为自己面对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敌人：美国和苏联，它们之间的联系是犹太人。在12月11日的演讲中，他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观点。他指出，在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世界和犹太布尔什维克世界之间，德国正面对共同的战线。假如他不能击败这可怕的联合，他发誓要灭绝再次阴谋利用国外势力消灭德国的犹太人。这解释了支撑希特勒最庞大罪行实施的紧迫性，并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一计划和军事的行动具有同样的优先性。
因为毒气厢式货车只能消灭数量有限的受害者，因此它们从来都被认为是权宜的杀人机器。临近1941年末，一种新的营地——第一个灭绝营——在卢布林附近的贝尔泽克建立，并在1942年春天开始运行。贝尔泽克的建筑师和主要的灭绝者是克里斯蒂安· 维尔特，他先前服务于安乐死计划，是大约100个从安乐死计划转移到波兰灭绝营当中的人员之一。维尔特用柴油发动机将废气抽到死亡室当中。他的第一个毒气室在1942年3月运行，并且每周能处理2万名犹太人。第二个死亡营同月在波兰东部的索比堡开启，第三个稍晚一点在特雷布林卡（华沙东北部75英里）开启，第四个在离卢布林只有一英里的马伊达内克开启。第五个和最恐怖的集中营是在上西里西亚东部的奥斯威辛，也就是波兰以前的奥许维茨。维尔特在贝尔泽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管理对犹太人的灭绝，和在卢布林的奥蒂洛· 格罗博科尼克，以及党卫队警察官员协同行动。正如人们所见，在奥斯威辛，一种新的、更为有效的化学药剂齐克隆B得到了采用。
大规模杀戮的持续、新的死亡营的出现、与运输相关的技术问题、犹太人资产的没收、与被要求交出其犹太人的外国的联络，都必然需要一个更为协调的策略服务于最终解决方案。为了这个目的，海德里希在位于万湖漂亮的柏林郊区的一座庄园里召开了一次会议。1942年1月20日，涉及最终解决方案的各种机构的主要代表聚集在一起，讨论杀戮欧洲剩余的犹太人的技术细节。海德里希在非常亲切的气氛中主持了这次会议，由发出邀请函的艾希曼做会议纪要。除了海德里希和艾希曼，其他党卫队的代表有盖世太保主管海因里希· 穆勒；种族和安置办公室的奥托· 霍夫曼博士；总督政府党卫队情报处主管卡尔· 埃伯哈特· 舍恩加特；里加秘密警察指挥官鲁道夫· 兰格博士。代表各种重要政府机构的人是几个国务秘书、部长级主管和纳粹党的官员：来自内务部的威廉· 施塔克卡特博士，他共同起草了纽伦堡种族法；来自总督办公室的约瑟夫· 布赫勒博士；代表戈林四年计划办公室的埃里希· 诺伊曼；来自司法部的罗兰· 弗莱斯勒博士；来自外交部的马丁· 路德博士；来自帝国总理府的弗里德里希· 威廉· 克里岑格博士；来自纳粹党总部的全国领袖格哈德· 克洛普夫博士；代表罗森贝格领导的东部被占领土部的大区领袖阿尔弗雷德· 迈耶博士；帝国行政主管格奥尔格· 莱布兰特博士。十五个参会者中有八个获得德国主要大学的博士头衔。万湖会议的最终纪要是以官僚主义含糊其辞的方式表述出来的，这个体制采取种种方式以掩盖其大规模的屠杀。这一方式充满了委婉词：“向东部遣送”“自然减少数量”“恰当地给予治疗”“最终解决方案”“向后推动”“清洗德国人生存空间的合法方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