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9月30日，奥托· 冯· 俾斯麦长驱直入普鲁士下议院，预算委员会正在那里详细讨论如何打破国王和立法机构之间就军队拨款已经形成的宪法僵局。他发表了一个攻击性的演讲，他轻蔑地将宪法解决的可能性置于一边，傲慢地宣布：“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由演讲和多数人同意的解决方案决定，这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由铁与血解决的。”在后来的九年，俾斯麦实现了他的宣言，以非宪政的方式解开了宪法的僵局，扩大了普鲁士国家的权力，履行了他说给迪斯雷利的大话：“他将对奥地利宣战，解散德意志邦联，征服中等和更小的邦国，在普鲁士的控制下实现德国国家的统一。”这位“铁血首相”依靠机灵的外交和“铁与血”统一了德国。击败法国之后，他于1873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庆祝他伟大的成功，并举行了德国主要诸侯贵族出席的庆典，宣布普鲁士的威廉国王为新的、统一的德国的皇帝。
大多数德国人被爱国主义的狂热所驱使，作家、音乐家、艺术家都将这一事件理想化，对此大加欢呼。画家安东· 冯· 维尔纳用巨幅的、历史性的画卷记录了这一浪漫主义的辉煌时刻。当然，并非所有的德国人对普鲁士化的德国的前景都欣喜若狂。一些独立邦国的统治者迫于哄骗或贿赂加入了统一的国家；天主教徒害怕一个普鲁士的国家意味着一个新教徒的国家即将出现；自由主义者对普鲁士精英的反动倾向持保留态度；社会主义者没有任何理由不怀疑它是一个压迫的统治。犹太人也有充分的理由小心翼翼，尽管在普法战争期间，大约有七千名犹太人在德国军队服役，表现杰出。德国主要的犹太人报纸《犹太汇报》对统一的新闻作出了回应，它小心翼翼地提醒读者，犹太人为实现法治下的人类尊严和平等作出了艰苦的斗争，他们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而且他们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个新统一的德国明确地给予犹太人充分的法律意义上的平等权。然而，痛苦的经验告诉犹太人：法律容易被废除，可以通过许多限定被侵犯，或者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歧视被动摇。尽管在法制国家犹太人被作为公民对待，但是，公民权的获取和解释控制在具体的邦国及其官员手中，因此谈论普鲁士或巴伐利亚的公民权更为准确。这一公民权是德国公民权的前提。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一些邦的政府使得犹太人的归化变得尤其不可能。注
当然，鼓舞人心的是，德国人似乎在法律和社会的水平上接受和宽容了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在德国人那里接受的待遇，他们与德国人交往所获得的含糊信号，使他们一直未能驱散某种不舒服或者怀疑的感觉。甚至解放运动参与者的语言也带有潜藏的假定，似乎并没有被启蒙运动对多元主义社会的信仰所激励，在这种社会当中，所有公民的权利都得到了保护。第二帝国从开始一直到它结束，犹太人问题一直没有散去，大多数德国人假定犹太人最终将被同化，并放弃他们作为犹太人的孤立状态。犹太人的拒绝导致了惊讶、担忧以及直截了当的歧视，其极端的形式是驱逐。在犹太人和犹太人仇视者所施加的虐待之间横亘的东西，归根结底是德国人的状态。只要它是一个文明的状态，遵守公正和人道的原则，犹太人就能够指望得到相对体面的对待。德国人的状态一直是一个文明的状态，但从1933年希特勒掌权那一刻起，德国就不再文明了。然而，正如对不同社会比较观察所显示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文明。在19世纪后期的背景下，德国人的状态不在最好的名单中，但也不是最坏的。为了理解德国政府和社会文明因素的最终崩溃，有必要揭示其体制上的脆弱，确认其特殊的性质，公正地指出它是如何影响犹太人的。
尽管大屠杀在帝制的德国不可能发生，但在这里存在着三个主要的结构性脆弱，它们动摇了德国人状态的基本稳定性，在失败的战争额外创伤的压力下，使得某种力量得以出现，这些力量让希特勒迅速掌权，并使得其杀戮性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成为政治的存在。这些结构性的先决条件是：
1．一个混合的、未整合的、半封建和半工业化的社会体系，具有长期军国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传统。
2．大众被民族化为社会控制和国际侵略的工具。
3．在社会的许多部门，存在着对生物学和种族主义信仰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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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的社会体系：第二帝国，1871—1918</h2>
俾斯麦依靠把普鲁士制度的军国主义的集权主义特点强加给德国其他部分的手法统一了德国。因此，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国王成了德国的皇帝，普鲁士的首都柏林成为了德国的首都，普鲁士的制度和思想习惯，开始弥漫在国家意识的方方面面。当然，一个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具有许多优点，正如对它进行最为严厉批评的批评家弗里德里希· 尼采也承认的，包括对权威的尊重、对责任的强烈奉献、努力工作、对优良秩序根深蒂固的意识。同时，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一直没有和它的文明状态相匹配。这一传统美化从军精神，把军官的地位置于所有民众之上，成为社会尊重的最高等级。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 迈内克后来非常不满他自己的普鲁士出身，不满普鲁士对第三帝国的影响，他在晚年悲哀地承认，在普鲁士的特征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有文化能力，一种是没有。他相信前者是人道的、个人主义的，是新教徒的良心中派生出来的；后者是残酷的、集体主义的，是长期军国主义传统的结果。对权威服从的普鲁士精神，被依然赋予皇帝的半神化地位符号化了，它渗透到第二帝国的许多方面。
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具有最高意义上的军国主义特征，非常贴近阿尔弗雷德· 瓦格茨对军国主义的经典定义：“军人的地位高于民众，强调军事的考量、军事的精神、军事的理想、军事的规模等价值观。为了军事的目的，强加给一个民族沉重的负担。漠视福利和文化，浪费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力用于非生产性的兵役。”总之，新的德国采取了欧洲其他国家都没有采取的方式，将古老的军事封建价值观制度化和永久化。它给年轻的德国人灌输这样一种理想：作为一名“德国人”，首先意味着他是一位勇敢和忠诚的战士。仅有的另一个把武士偶像化为文化角色典范的国家，就是日本。
事实上，在帝制的德国，军事的组织高于其他所有的机构，并享受着过去只有教会的从业人员才配享有的声誉。军官团像偶像一样得到尊重。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证明：人生是从中尉开始的。任何穿上皇帝军装的人，都会立刻比普通人的地位要高。作为地位最高等级的成员，每一个德国军官都不受平民的控制，他只服从皇帝。军事等级有其自身的荣誉和法律，即荣誉军事法庭。但是，因为军队不服从文官统制，因此它本身就是法律。约翰· 维勒—贝内特公正地认为，德国军官团听命于皇帝，就如罗马禁卫军和罗马皇帝的关系一样。不过他没有说，军事等级几乎都是从贵族阶层选拔和招募的，它从来不会容忍一个犹太人加入其中。
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代表着德国人对军事事务的喜爱。这位皇帝蔑视平民，轻蔑地称他们为软弱的东西。这位皇帝信任军队，而不是国会或者宪法。他的修辞蓄意地采用高调的军事的或者尚武的语气。对于习惯了语调优美的德语的外国人或德国人来说，这种语气听起来具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挑衅性。在对选派到中国镇压义和团的军队演讲的时候，这位皇帝命令他们不要收容任何俘虏，要像匈奴人那样战斗。这句话后来被同盟国的宣传者使用，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他们把所有的德国人赋予了魔鬼的特征。威廉军刀霍霍的修辞充满了诸如“粉碎”“血战”“不屈的意志”等词汇。整个德国教官或军官都对他们的下级如此咆哮。威廉也喜欢用皇家权威的夸大表现加深对臣民的影响，同时恐吓臣民他不能容忍对其权力的反对。那些了解这位皇帝的人知道，皇帝的多数话都是夸张的修辞，是用于公共消费的；同时，尚武的语言和姿态被认为是最值得模仿的，这一点从社会的角度理解具有意义。
弗里德里希· 尼采怀着巨大的恐惧，观察到了德国人的生活和文化的军国主义化。他不仅为德国语言的音乐性而担心，也为在过去几代德国人中保持这种音乐性的感情和感觉而担心。尼采并没有对他所认为的严厉的军事习惯恶意地侵入德国公民的日常生活作出过激的反应。严格的服从、尚武的语言、必须执行的命令、毫不动摇的忠诚、狭隘的军阶意识、相似的军事迷信等等的军事习惯，在母亲养育孩子的方式中，在父亲训斥他们的家人中，在雇主组织他们的商务、接待他们的客户中，在公务员管理公共领域中，开始复制其自身。
然而，由新的尚武的皇帝散发出来的权威光环根本上说是虚幻的。在霍亨索伦权力的光辉之下潜藏着许多社会力量，它们和封建君主政体的自负是不匹配的。在工业迅速增长的时代，德国的君主政体遵守着前工业时代的传统价值观。在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当中，企图使陈旧的封建政体的社会永存，已经引发了不到一个世纪前的法国古老政体的崩溃。有什么理由假定德国能逃脱同样的文化落后的可怕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犹如革命前的法国，是一个混合的社会，它见证了在现代资本主义和机械技术的背景下封建政治机构的顽固。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新的帝国包含了一些反常的事物与不和谐的声音。俾斯麦的宪法建立了露骨的独裁政治，在其中，作为首席执行官的皇帝被赋予了以下的权力：任命和辞退首相；控制整个外交政策；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一旦出现社会动荡宣布军事管制；剥夺持不同政见的邦国的领土主权；召集、推迟、解散议会；颁布和监督联邦法律的执行；解释宪法。这些彻底的自由裁量的权力，可能在专制主义的时代是更为合适的，但是在一个工业的时代就不适合了。在后一个时代，被分享的权力，或者说至少是势均力敌的权力，在削弱社会冲突上证明更为有效。当然，势均力敌的权力以两院制、政党的发展、劳工工会主义的崛起、有权势的商业卡特尔等形式得到了发展。不幸的是，俾斯麦和他的继承者都没有为了政治民主培养德国的民众，而是选择权宜的实用主义联盟和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来解决政治问题。在帝国的统治下，国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主要的决策程序之外，因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保守派精英成功地维持，甚至扩大了普鲁士在新的帝国压倒一切的影响。尽管表面上看是矛盾的，但是新的帝国的政治现实是由强有力的普鲁士邦构成的，它拥有实际的对军事力量的垄断，在上议院占据统治地位，其非自由主义的选举程序偏爱更为富裕的阶层。
当然，德国并没有逃脱人民主权的压力，但是人民对大众民主参与的真正要求不是被钝化，就是被封建的保守机构所指派。这种被沿用的策略，可能部分归因于许多德国人数世纪以来对较高权威的服从，还要归因于宗教或哲学的代言人（路德、费希特、黑格尔、特赖奇克）对权力持有者神圣性的合理化。对处于统治地位的独裁制的反对相对来说就效果甚微了，因为这个国家最好的群体没有选择任职于议会，因为政党逐步成为了狭隘的经济利益集团，而非能够成功地表述那个时代重要社会议题的国家政党。这些议题包括：封建精英和劳动大众之间不断加宽的鸿沟；在欧洲的国家共同体当中德国新的外交角色；一个视自己高于国家法律之上的军事机构傲慢的排他性。
尽管实际上在帝制德国的政治生活相对自由，社会民主形成了稳定的进步，比如到1912年，社会民主党成为了国会中最大的党，但悲哀的事实是：对政治有意义的参与依然排他性地被一个狭隘的、经常是傲慢的精英集团所控制，这个集团决心要让它的统治存续到20世纪。那些建立第二帝国的人，尽管向空中抛帽庆祝人民主权至上，但是他们非常清楚权力依然保存在封建阶级的手中。普通背景下警觉的德国人，特别是犹太人注意到，他们的宪法没有以《人权法案》或《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形式提及基本的公民权利。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正如拉尔夫· 达伦多夫指出的那样，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独裁精神以工业和封建国家“成果丰硕的错误联盟”展示了自己。德国刚刚统一之时，国家就设法自上而下来管理工业化的进程，比如提供无息贷款，宽容辛迪加、托拉斯、卡特尔，并作为所有者拥有巨大的财产和大型的企业（煤矿、高炉、公共设施）。国家通过训练有素、富有效率的公务员所构成的复杂网络管理着这些企业。因此在德国，私有企业被国有企业所替代；在那个时代，欧洲最有动力的工业扩张是政府计划和控制的结果，甚至工业化最臭名昭著的结果——失业、疾病、工伤、恶劣的工作条件——都在国家的保护之下。由于对普通公民一直采取家长式管理的态度，封建国家没有看见，对于工业化世界的公民来说，在扩展日益增多的财富的举措中存在着矛盾。家长式管理的传统，以及它对激进社会主义的根本恐惧，导致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采取了使它成为欧洲最进步的福利国家的举措，同时保持了它封建的外观。因此，德国以非常奇怪的方式成为了一个混合的国家：在家长式管理的意义上，它是封建主义的，但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
然而，如此规模的家长式管理创造了民众服从和依赖的环境，同时培养了一种错觉：没有什么伟大的东西能在没有国家干预下完成，并且除了国家之外，个人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后来所指的普鲁士的本能，它促进好的市民去为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或自私的利益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普鲁士人的目标旨在推进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以一种奇怪方式显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征兆。每个公民都被希望对国家毫无疑问地服从和忠诚，国家以慷慨的社会福利对这种全面的奉献给予奖励，比如养老金、失业保险、残疾保护、医疗保险。社会的希望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将自己定位于服从命令的德国人，服务于国家的需要；反过来，根据表现、才能、对国家的忠诚，由国家对所有的德国人作出判断。
然而，这些信念依然是愿望性的想法，因为实际上占据统治地位的保守主义精英不愿意包容大多数人，让他们更多地分享消耗性的资源，并且，家长式管理不能掩盖第二帝国分配正义上的巨大差异。因此，阶级的冲突大量存在。正如弗里茨· 斯特恩恰当指出的，帝国的精英没有建立与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联系的桥梁，而是在扩建壕沟。另外，帝国的领导阶层越来越多地用敌意的词汇，依靠对所有类别的德国人都熟知的心态表达它的不安全感。这种心态把世界分为朋友或者仇敌。政治上笨拙且在许多方面如小丑的皇帝威廉二世（1888—1918）的即位，象征着新的德国的虚弱。年轻而造作、不成熟也没有安全感的皇帝，明显是德国的写照，因为他体现了一个没有发现自己稳定身份的国家，它试图通过令人恼怒的姿态和武断的自我肯定来掩盖它的虚弱。
德国的知识分子精英是文化和教育的卫士，反映了体现在新的帝国制度中的紧张和异常。俾斯麦用“铁与血”铸造了新的德国。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是向知识分子发动了明显的甚至是嘲弄性的挑战。一个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是如何回应一个新的、军事化的德国的呢？知识分子远没有向权力言说真理，而是很快向它投降。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俾斯麦执政之前的自由主义批评家向他的成功投降。在普鲁士军队凯旋之后，他们扮演了令人吃惊的完全变脸，放弃了他们的和平民主理想，把它作为非现实的白日梦。精神王国的幻象与歌德和浪漫主义的诗人紧密相联，许多有教养的犹太人不无反讽地依然把它当作“真正的”的德国。这个幻象很快让位给军事大国新的幻象。正如一个帝国行政官员所认为的那样，在其中，军国主义是平民的心灵状态。
俾斯麦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成功，给许多德国的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成功也似乎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在主要的学术圈子里对斗争、竞争、力量普遍尊崇的支持。这些德国知识分子开始坚信，生活的本质存在于权力当中。甚至弗里德里希· 尼采也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他所称的“权力意志”，这个词汇后来被纳粹大张旗鼓地宣扬。可是，他过去曾经警告过德国人：没有精神深度伴随的权力政治，只会使德国人愚蠢和野蛮。他现在还认为：“权力意志在哪里匮乏，哪里就会堕落。”作为一种解毒剂，他敦促德国人去重新发现他们的生命之根，通过英雄的“自我征服”去超越颓废的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提高“对退化毫无怜悯之心”的超人所组成的高贵阶层的统治地位。尼采高度暗示性的、格言性的哲学，使它得到了大量粗糙的误解，权力意志和超人的概念能够——结果也总是——与斗争和适者生存的粗糙的达尔文主义观点，与新浪漫主义对权力神话、富有领袖魅力的英雄角色、辉煌征服的幻象等信仰融合为一体。
换句话说，尼采对权力的精神化，只是在种类上与其他一些较少含蓄、更具攻击性的话语存在差异。在具有种族倾向的民族主义者的话语中，权力意志很快就从尼采对“精神超越”的信仰掺杂为野蛮的统治和放纵的侵略。对神话的信仰，是将民众和他们共同的过去联结起来，这一信仰能够轻而易举地变成集体的妄想和革命的冲动。在粗糙的达尔文生物学和“种族卫生学”的影响下，哺育更高类型的人，而不再保证教育出“拥有耶稣之心的恺撒”的想法，导致了国家资助的人类种马场的计划，导致了通过绝育或种族灭绝清除不适应生存的人。无论高级还是低级的知识分子，都沉迷于他们对权力的颂扬之中，视它为现实的最高来源和认可，而非某一特殊目标的实用工具。同样，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他们视国家为绝对意志在尘世的显现，而非习惯性的一套人类制度。从这一点出发，创造名言“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 特赖奇克反复坚称：每一个德国公民必须将自己虔诚地奉献给国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知识分子社会相当大的范围内，我们能够发现一个强烈的反民主的偏见，以及对政治专制主义的偏好。这些态度与克制和妥协是水火不容的。在第二帝国，这些反民主的偏见渗透到不断扩大的德国教育体系当中。从表面上看，德国拥有世界上最令人敬佩的教育体系，与其他国家相比，给更多的年轻人提供了免费的综合教育。从纯粹的技术角度来看，它是一个良好的体系，它教育年轻人读写和计算，使这些技能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构成优秀的职业工作或学术工作的基础。但是，德国教育的体制是在严厉的集权主义，以及精英主义信仰和实践的背景下架构的。教育体系蓄意地生产认真负责的、训练有素的、服从听话的国家仆人。它绝不鼓励年轻人的主动性、创造性或者不顺从。在一个民主体制中，教育在观念上鼓励自我发现的艺术，而在精英主义的德国，它要求出于服务国家的目的，掌握官方认同的知识。
一些德国的保守主义分子尽管对德国的年轻人能读能写，能够成为不断增长的工业世界的优秀工人感到骄傲，但是也在思考他们是否可以不转向极端主义或其他途径而稀释了高雅文化的品质。对“粗俗”大众的恐惧，在19世纪后期是一个十分普遍的话题，在诸如保守派作家保罗· 德· 拉加德和尤里乌斯· 朗本的作品中十分突出。然而，这种恐惧被极度地夸大了，因为德国的学校体系依然控制在国家的行政机构手中，它们具有明确的保守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强调严格的纪律、完美的秩序，以及对权威的服从。这在精英的中学、文科中学，以及占人口比例很小、学生主要来自富裕的中层和中上层阶级的大学尤为真实。不言而喻，这不是民主体制中的教育，而是职业仕途的教育和德国人所称的“教化”（Bildung），其官方宣传的意思是丰满的通才教育。但是，它实际上意味着获得有教养的、经常是傲慢的古典学问的表皮，一个人为了显示自己社会的优越性对其进行展示。文科中学松散而错误地模仿了希腊和罗马的模式。它们既没有教授具有真正深度的古典遗产的价值观，相反却强调语法的结构而没有向作品本身注入快乐；也没有造就身心丰满的公民。这些学校生产的东西经常是书呆子式的、精英主义的狭隘思想。这些人是优秀的技术员、公务员、多产的教授，但很少是在社会或政治上投入的公民。这些学校造就的学生后来被称为——他们也骄傲地自称——“不关心政治的德国人”。他们是消极的追随者，或者顺从的仆人。
因为德国的教育制度保持了它的集权主义和非民主的基础，当它在魏玛共和国期间获得机会的时候，它拒绝对自身的改革，并热切吸纳了反犹太人的偏见，因此它必然被认为是大屠杀主要的制度性罪犯之一——要么拒绝传授真理，要么积极地灌输给年轻人新浪漫主义的神话、沙文主义的信仰和种族主义的信条。甚至教育领域最好的一面，那些在当代世界许多知识领域作出贡献的、有学问的德国人，也为狭隘的“德国精神”的兴起作出了贡献，这一精神用18世纪民主价值观中它所敌对的东西来定义自身。
1914年，当一群伟大的德国知识分子把自己投入到明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 普兰格提出的“1914年思想”的时候，以上的情形就清晰地出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包括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们是维尔纳· 松巴特、阿道夫· 冯· 哈纳克、托马斯· 曼、保罗· 欧利希、弗里茨· 哈伯、马克斯· 利伯曼、弗里德里希· 瑙曼、马克斯· 普朗克、瓦尔特· 拉特瑙、恩斯特· 特勒尔奇、弗里德里希· 迈内克、马克斯· 舍勒等。尽管这些思想家在哲学或学术上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没有真正的道德脊梁，它用道德相对论、富裕、普遍快乐的信条有意或无意地强化了社会腐败的各种力量。为了替代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及其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他们强调更为保守的生活方式，在其中，传统的意义、荣誉、爱国、历史的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在社会领域，这意味着一个没有阶级分割的有机共同体，一个在其中每个个人或团体都为公共利益工作的社会。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伯、恩斯特· 特勒尔奇、斐迪南· 滕尼斯都希望德国不要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式社会，它原子化而无根基。他们强调共同体而非社会的重要性，强调有机整合的民族共同体，而非追逐享乐主义欲望的自利个人的集合。
弗里德里希· 瑙曼在其极有影响的著作《欧洲中部》（1915）提议，在德国的保护伞下，在欧洲中部建立国际新秩序，德国将作为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西方模式的社会经济替代物发挥作用。瑙曼和他的群体不仅支持德国民族主义的事业，而且为了把工人阶级整合到他们的民族共同体中玩弄起社会主义的观念。这类知识分子中有一些是修正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强调阶级的合作而非阶级的斗争，认为民族性的纽带比阶级的纽带更重要。当阿道夫· 希特勒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使用有点相似而更为种族主义语言的时候，他几乎是在重复帝国时期在知识分子当中长期流行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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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的民族化</h2>
为了将迄今被剥夺公民选举权的大众整合到保守主义的社会秩序当中，第二帝国的统治精英设想了一个在德国人控制下的强大中欧、一个在东方的扩张主义政策，以及对海外殖民帝国的攫取。快速的工业化并没有伴随着民主化的到来；并且依靠将劳动人口排除在任何有意义的政治参与之外，统治精英只能设法加深已经通过工业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社会差距。鸿沟不断扩大的社会问题，成为了形成完善的社会政策的动因，依靠这一政策，扩大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悲剧鸿沟”可能缩小。不幸的是，社会鸿沟的缩小没有通过真正的社会改革，而是通过权宜的办法弱化，甚至讨好极端的要求。例如，俾斯麦通过采取掌控国外政策的方式处理国内的政策。他精明地操纵党派或利益集团，去推进他自己的狡猾目标。他自我中心地认为，这些目标和德国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一目标远没有带来社会秩序持续的和谐，因为持续的和谐需要废除旧秩序的特权，而非短期的联盟、权宜的友好，或者人为设计的讨伐，比如针对天主教的文化战争，以及毁灭帝国的社会主义敌人的战役。
尽管俾斯麦假定新的帝国政治上缺乏稳定而小心翼翼地避免国外纠缠，但是他的继任者面对着尖锐的社会问题，开始求助于部族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以获得工人大众的支持，并把他们整合到同质的民族共同体当中，其方法不外乎是经济的、政治的或者心理的。在威廉二世的时代，德国人民处于公开协调组织的事业的狂热当中，其形式是流行的帝国主义、海军竞赛、爱国主义协会和利益集团的兴起。一批有影响的领导人，比如约翰尼斯· 米格尔、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 铁毕子、卡尔· 比洛和国王本人，都拥护国内动员和国外扩张的政策，这些政策除了激情未到火候，预示了纳粹对一切的讨伐。
视自己为恺撒再生的威廉二世要让他的国家变为世界强国，甚至是超过英国的强国。他肯定知道帝国如此宏大的设计会使他与英国以及其他列强发生冲突。从出身来看，他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德国人。他的母亲维多利亚公主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萨克森—科堡的阿尔伯特的女儿。1888年他登基时，接替的是有着改革之心和自由主义思想的父亲腓特烈三世的短暂统治，他急切地要为德国规划新的发展历程。他辞退了俾斯麦，并支持新的世界政治。他浸淫在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的文学当中，梦想着一个更为伟大的、依赖海外殖民地的帝国。这位皇帝欣赏帝国主义的作家和冒险家，比如拉迪亚德· 吉普林、西塞尔· 罗兹、海军上将马汉，最重要的是休斯顿· 斯图尔特· 张伯伦，他的日耳曼人优越性的理论吸引了皇帝的想象，极大地刺激他侵略性的话语。
接着，这位皇帝激励其他人响应帝国主义的号召。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 冯· 铁毕子为了帝国主义的政治，在建造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协调组织辉煌的公关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详尽地阐述了广受欢迎的保守主义“风险理论”，这一理论呼唤一个强有力的德国舰队，它能够阻止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国家，能够使德国人追逐他们的殖民目标，保护他们的供给线。这些帝国主义的观点通过大量的大众协会——最著名的是泛日耳曼联盟、海军联盟、殖民联合会、陆军联盟——得到散布。这些组织确实把战争宣传和美化为一项高贵的事业，赞美为生存的战争，为德国人民要求生存空间，宣称德国人是未来的主宰性种族。
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包括非常广泛的范围，不仅有占据统治地位的普鲁士精英，也有工业界和学术界的著名成员。我们也发现一些后来纳粹运动有趣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其中包括泛日耳曼联盟的创立人阿尔弗雷德· 胡根贝格（1865—1951）；工业家和军火大王古斯塔夫· 克虏伯· 冯· 博伦· 温德· 哈尔巴赫（1870—1950）；海因里希· 特赖奇克的学生、枢密院顾问海因里希· 克拉斯（1867—1953），他是一个坚定的反犹太人强迫症患者，后来为希特勒开放了泛日耳曼联盟的大门；富裕的工业家弗里茨· 蒂森（1873—1951），他后来为纳粹党提供了金融支持；另一位富裕的偶像、煤炭巨头埃米尔· 基尔多夫（1847—1938），他向纳粹的金库倾泻了大量的金钱。然而，这些人只是正在出现的民族主义冰山的一角。这一冰山吞噬德国社会广大的部分，包括中低层阶级、中产阶级、学术界、学生，甚至一部分工人。从更大的国际视野来看，这是非常危险而幼稚的侵略主义，它对整个世界充满错误的认识，并显示了膨胀的民族中心论的信念：德国能够承担和维持世界最大规模的陆军和海军。
几乎没有什么组织比泛日耳曼同盟更充满这种妄自尊大，它的成员支持疯狂的扩张主义政策，宣称日耳曼种族的优越性，要求在东方的生存空间，急切地等待救世主式领袖的降临，他将把德国人从犹太人的威胁中拯救出来。在审视泛日耳曼同盟，以及类似宣称为德国代言的组织的时候，有一点很快就变得十分明显：这些组织对世界的其他地方投射出非常狭隘和野蛮的信号，以及一种甚至不再假装要解放人类或为人类的自由而斗争，而是毫不羞耻地谈论征服和镇压的景象。换句话说，作为一个民族的德国人，不再尝试向世界传递慷慨和人道的信号。确实，德国人有时重复着歌德的名言：“世界将在德国人的天性中繁荣昌盛。”但德国向世界真正的要求是霍夫曼· 冯· 法勒斯莱本所写的国歌中的第一句：“德国，高于一切的德国。”国歌里意味的是对民族优越性不断上升的断定，而非体现在席勒《欢乐颂》中的启蒙运动“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条——这一过去时代的信念，在帝国时代的德国已经烟消云散。毫无疑问，有许多德国人强调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令人敬佩的科技进步所体现的民族成果更好的品质，但是它被好战的断言所压制：德国是伟大的，因为德国人是最伟大的。过去的传教士至少宣称，有时还传播“罗马治下的和平”“自由平等博爱”“民族自决”“为了民主让世界更安全”等宣言；但是与此相比，正如汉斯· 科恩所说，“只有德国人除了自我中心的权力和自我荣耀以外什么也没提供”，这在1871年到1945年间肯定是真实的。
不少德国人注意到这一民族的弱点，正如J.福禄贝尔所言，他们也希望德国人不要不断地使用赞美他们性格特征的一些属性：“德国人的精力、德国人的忠诚、德国人的爱情、德国的严肃、德国的歌曲、德国人的葡萄酒、德国人的深刻、德国人的彻底、德国人的勤奋、德国的女人、德国的处女、德国的男人。”为了满足自我的成长，尼采希望德国人不要把自己变为民族主义的丰碑，而是将自己“去德国化”，成为优秀的欧洲人。但这是一个不能实现的希望，因为尼采自己也开始怀疑，他和德国人一起发现了“德国人是何物的问题永远不会消亡”。在第二帝国时期，大家的共识是：真正的德国人属于一个民族血统的共同体，他们赞同分享所宣称的德国人生活和文化优越性的民族信念。与这种民族中心论——对犹太人来说它具有潜在不祥的含义——的信仰相联系的是一种不断增长的信念，即最好的社会在文化和民族上是同质的，而非不同的或多元的。这些幻象始终是狭隘的、排外的、吝啬的，它们排斥外国人、少数持不同意见者，以及民族不同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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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种族主义的尊崇和民族偏见</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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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在第二帝国</h3>
卡尔·马克思喜欢的隐喻——特别在早期著作中——是“剥去幻想的面纱”，即穿透以既定神话和社会主张形式出现的社会神秘之处，揭示其本质的、起决定作用的机制。毫无疑问，这就是后来马克思所做的，他通过揭露作为人类贪婪和剥削的残暴组织的制度，无情地解剖了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他并非完全地超脱和完全地解析，他的著作其实上升到了相当高的道德主义水准，充满了启示录和鬼神学的意象。工人的形象从血肉之躯的人类得到了提升，变成了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和普罗米修斯；同时，资本家被剥夺了人性，成为了蛇发女怪和复仇女神，成为了“吮吸活劳动才能生存的吸血鬼”般的魔鬼，他们拥有“对劳动的鲜血吸血鬼似的饥渴”。另外，马克思把资本的机器比作巨人族和食人兽；把资本家比作食尸鬼，把孩子的血榨取为资本。当人们读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典型的操纵者——资产阶级及其追随者——的指控之后，一个抽象的新世界出于政治行动、宣传、革命性变革的目的被创造出来。人被剥去了个人的特性——正如马克思明确承认的——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特殊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体现”。
这一剥去幻想的面纱，在其后发现蛇发女妖美杜莎之颅的过程，与反犹太人的批评家完全不同吗？反犹太人的批评家，在每次金融运作失败和社会危机的发展中发现了贪婪的犹太人。人们可能会持反对意见，马克思揭露了真正的社会不公正和真正的压迫者，而犹太人的仇恨者沉浸在幻觉中。即使这一反对意见包含了一定的真理，它也没有触及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体现在两个观点中的相对真理，而是支撑着两个观点的思想类别。我认为，这类思想不合理地使用了潜在的心理失常，例如将个体成见化、人格化、具体化，以便证明一种在犹太恐惧症情况下的幻想，或者证明一种如在卡尔· 马克思情况下的社会学理论。
在帝制的德国，关于犹太人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幻觉的呢？尽管对犹太人进行集体的描述是可能的，但是不可能以单一的意愿或目的把他们作为抽象之物。在一般的意义上，鉴于他们的宗教、习俗以及职业或专业的交往，德国的犹太人组成了鲜明的群体。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一般都偏爱居住在城镇里，城市越大，居住的犹太人就越多。他们从事着过去向他们开放的那些自由职业。这说明了一个事实：他们高度集中地出现在商业、法律、医学、新闻，以及那些迎合新的大众读者的领域。大多数普通的德国人与犹太人在城镇和乡村、在零售和批发市场交往，因为犹太人已经成为了流动商品的中间商。许多犹太人成为了独立的店主、小企业主，至于一些著名的才俊则成为了运营银行、报纸、出版康采恩、大公司和工厂的大企业家。后一个阶层的犹太人在金融上的成功尤其显著，立刻引发了嫉妒和鄙视。
在这些新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埃米尔· 拉特瑙。他是一位工程师，在1881年他亲自见证了托马斯· 爱迪生在巴黎博览会点亮了电灯泡，并和这位美国发明家就在德国推广这一技术进行了谈判。1883年，他组建了德国爱迪生公司。在拉特瑙去世的时候，他的公司一共雇用了7万人，公司不仅负责为德国的大部分地区提供电力，还在世纪之交为世界的其他很多地方提供电力。拉特瑙的儿子瓦尔特· 拉特瑙成为了其父亲的电力托拉斯的经理，1916年帮助组织了德国的战时经济，后来成为了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被右翼犹太人的仇恨者刺杀。
拉特瑙属于处于上升中的犹太人才俊的群体，他们在大学和威廉时代德国的技术学校接受了优秀的科学训练，在建立新的工业康采恩的时候运用了学到的知识。I.G.法本化学托拉斯的创始人之一海因里希· 卡罗，是一位西班牙系的犹太人，他在苯胺染料领域的发现，使得他的公司成为了合成染料以及橡胶、石油和硝酸盐的合成替代物等领域的世界级杰出制造商。另外一位犹太化学家是阿道夫· 弗兰克，他发现了碳酸钾的衍生物可以作为肥料的用处，并把他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可能最有趣的犹太化学家是弗里茨· 哈伯，他是一位来自布雷斯劳的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他开发出一种从空气的硝基硝酸盐中合成氨的方法，后来帮助了德国的战争机器制造自己的用于爆炸的硝酸盐，以及开发毒气。正如弗里茨· 斯特恩所认为的那样，他在1914年不可能预见到“他为德国人制造了毒气，而德国人把它作为另一类毒气杀戮了数以百万计的自己的同胞”。
哈伯像许多德国犹太人一样，是一位成功地被同化的德国人。作为发明家、皇帝威廉学院的院长、国家枢密院顾问、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职业生涯可以成为犹太人积极进取和获得成功的教科书范例。但是，甚至这位伟大的成功者，以及德国人生活和文化的捍卫者，也痛苦且悲剧地发现，他所有的爱国服务在纳粹统治下也没有意义。1933年，哈伯被解除了所有学术职位，不情愿地流亡国外，一年后伤心地去世。
当然，我们可能发现，犹太人最显著的成功故事发生在金融和银行领域，因为现代商业企业的扩张需要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正如先前所提及的，犹太人享有在这个领域的优势，在过去五百多年为农民、贵族提供借贷服务，因此获得了能让自己处于“刀刃”之上的知识和洞察力。一些著名的运营着大型银行的犹太家族，除了已经提及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有门德尔松家族和柏林的布雷施罗德家族、汉堡的沃伯格家族、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个别的犹太人也在建立德国重要的银行中发挥突出的作用。德意志银行的奠基者之一是路德维希· 班伯格，后来他成了帝国议会的代表。另一位犹太银行家是欧根· 古特曼，他把德累斯顿银行的运营扩展到全国范围。
弗里茨· 斯特恩记载了银行家格尔松· 布雷施罗德和奥托· 冯· 俾斯麦之间紧密的伙伴关系，用大量的细节展现了犹太银行家和铁血首相的生活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以及金融的专业知识是如何对帝国的建立和伟大地位作出贡献的。这是一个极其富有启迪性的研究，它总结性地论证了犹太人在积极的意义上所发挥的重要金融作用，也清除了两个反犹太人的神话：一个是犹太人喜欢巨额财富，一个是习惯利用这些财富获取不应有的政治影响和权力。相反，斯特恩认为，甚至布雷施罗德的财富也缺乏明显的政治影响力，因为在普鲁士的政治体制中它没有移动权力的杠杆。尽管布雷施罗德参与了俾斯麦私人的金融事务，对此进行了精心管理，并经常提供精明的信息和建议为这位首相服务，但是他从来没有进入俾斯麦的社交圈子，至多只是一个有价值的、受到尊敬的局外人，他必须对德国政治体制对他所规定的限制心满意足。
铁血帝国的力量需要金融上的支持，犹太人的黄金在此提供了明显的帮助，正如它把德国从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中拯救出来提供的帮助一样。在1870年到20世纪期间，犹太银行家冒着风险将他们的资本投放到许多工业企业上，其中对于经济兴旺尤其重要的是不断扩张的运输系统。科隆的亚伯拉罕· 奥本海默给德国第一批铁路公司之一莱茵河铁路公司提供了金融支持，并且管理了这家公司，它的铁路连接了科隆和安特卫普。莫里斯· 德· 赫施男爵的绰号叫“土耳其”，他在1869年接受了土耳其政府的合同，铺设一条连接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的铁路；第一列东方快车1888年驶离维也纳。到那时，赫施已经成为德国最富有的企业家之一，但他也是一位非常慷慨和关心社会事务的人，他捐赠了数百万元给予有价值的事业，特别是支持了数百万俄国的犹太人，由于沙皇的压迫，他们逃到了西方。
另一位工业巨子是喜欢炫耀的贝特尔· 亨利· 斯特劳斯伯格，他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普鲁士犹太人，机智而有天赋，在英国、美国和他的母国德国追名逐利。斯特劳斯伯格是一个依靠“空气”生活的人，从来不用自己的钱而是用别人的钱投资，依赖对未来的许诺。但是他思维敏捷、富有魅力，足以说服严肃的投资者——其中包括外国政府——投资他庞大的计划。在帮助英国投资者在东普鲁士铺设一条铁路之后，他在德国、俄国、匈牙利延伸和建设铁路线，同时积聚了巨量的纸上财富，这成为了未来投资者的灾难。他的帝国在1873年崩溃，那时罗马尼亚政府拖欠了一条他在罗马尼亚正在建设的铁路线的费用。仅此一次，他的时机选择是灾难性的错误，因为1873年那年，德国的市场崩溃，导致了长时间的、席卷了众多投资者的萧条。这些投资者像赫施一样一直依靠着膨胀的金融价值和风险投资生活。
在造船业，最伟大的犹太人成功的故事是阿尔伯特· 巴林，他从汉堡—美国航运公司的客运部经理做起，最后晋升到公司的总经理。巴林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在运输数以百万计的犹太移民从东欧前往他们的目的地（通常是美国）上显示了杰出的组织能力。像赫施一样，巴林是一位有着强烈社会良知的人，他在接纳自己的客户方面作出了让步，甚至在他们启程去新世界的前后彻底地改善了他们的住宿条件。在他的客户上路之前，他建立了拥有教堂和犹太会堂的微型村落。巴林把汉堡—美国航运公司变成了世界主要的运输商之一，甚至在最恶劣的冬季利用他的船只为富人和名人提供快乐的巡游。皇帝和巴林都喜欢船，但皇帝更喜欢战舰而非客轮，他拒绝听从朋友的意见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温和的进程。就是巴林最终告诉皇帝德国战败了。皇帝离开了德国，而巴林服用过量的安眠药离开了世界。
除了在银行业、商业、运输业之外，犹太人也大量涉足正在出现的大众传媒业，包括报纸、期刊和图书的出版。在许多方面，犹太人是爱书的民族。两千多年来，他们就依靠文字生活，因此如鱼得水似的从事印刷绝非偶然。尽管在这一领域犹太人有着不同寻常的非凡表现，但是他们远没有像他们的诽谤者所相信的那样占据主导地位。这里还是一个成见的问题。从表面来看，一些犹太的报业大亨似乎主导了市场，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尤其明显，但是除了所有的犹太人控制的报纸，仍有数以百计的非犹太人报纸。犹太人的仇视者坚持认为，“犹太人的出版”是激进的，甚至是“犹太教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报纸业或出版业中，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犹太人实际上倾向于成为温和的中心，而非极端的保守主义或极端的社会主义。另外，犹太人很少宣传“犹太教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很少公开维护犹太教的思想。但是，正如后来人们所见，对于犹太人的仇视者来说，这并没有造成什么差异，因为他们很快就创造出一个完全想象的犹太人的“特性”“信念”“精神”等条目。从长期来看，保护自己免受这些恶毒的指控是不可能的。这些指控包括犹太人坚持自己的立场，显示自己的精神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