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长木下勇则说了具体的事：“现我第23军第38师团已开始香港攻略，根据拿到的情报，薛岳第9战区的一些部队如第4军已从长沙向广东转进，第5、6、66军似乎也在向云南集结[8]，在湘桂边境休整的王牌第74军的动向也值得注意。”

在会后转天，木下勇给驻广州第23军去电报，询问欧震第4军南移对香港攻略的影响。但第23军没有及时回复。这种情况下，木下在一个小时内决定对长沙发起新一轮进攻。计划立即被阿南批准。阿南之所以如此积极，除了上面讲到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隐秘的因素：11月底的时候，阿南被畑俊六召到南京开军司令官会议，在那里听到派遣军司令部流传着一种说法：“打长沙这件事，在很多时候反而给予敌人以反宣传的机会，对日本军很不利啊。”

这叫阿南很生气，他决定再打一次长沙，叫派遣军的那些人看看到底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此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京从军部到媒体，都在看着山下奉文（负责攻打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今村均（负责攻打印度尼西亚）、本间雅晴（负责攻打菲律宾）等指挥东南亚作战的将领，甚至连攻略马来亚半岛的第25军作战主任参谋辻政信都上了东京报纸的头条。这种突然的落差叫阿南心有戚戚，结合在南京听到的冷嘲热讽，他决定以牵制薛岳部队南下为由，在他任内再打一次长沙会战。

由于时间仓促，木下勇拟定的第三次长沙攻略计划简单到家：先用第6、第40师团击溃新墙河南岸杨森第27集团军主力，随后将从鄂北应山赶来的第3师团配置在第6师团右翼，渡过汨罗江，击溃南岸陈沛第37军，随后就收兵。

阿南思忖：“真的这样吗？难道不进攻长沙城？”

就在这时候，南下的第3师团路经武汉，师团长丰岛房太郎说了一句话：“愿取长沙。”

阿南确定12月24日平安夜发起攻势。虽有攻打长沙之意，但此时并没正式下达命令。也就是说，日军在开始行动后，仍没有明确到底要不要攻打长沙城。这种仓促叫他们先输了一着。

日军发动攻势前的一个多月，也就是1941年11月17日，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主持召开过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主要是总结第二次长沙会战。该会战跟第一次长沙会战都是按1939年春的作战指导部署的，这个指导后来被证明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在逐次抵抗、断敌退路以及选择决战区域上都比较模糊。薛岳在会上说：“通过两次会战可以发现，鉴于地形使然，日寇攻长沙，兵力重点必保持于其左翼，也就是东面。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怎么使用右翼兵力就成为一个关键。”

薛岳在会上正式提出“天炉战法”。

薛岳说：“什么叫天炉战法？就是说，在敌进攻前，正面坚持破路清野，于新墙河、汨罗江之间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重点保持在右翼，以伏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为手段，既不叫日寇捕捉到主力，又逐次消耗其战力与锐气。当敌人进抵浏阳河、捞刀河之间，战力消耗到一定程度、补给也出现问题且兵力更加分散时，集中长沙以南、东部山区和西部湘江沿岸的优势部队，断然实施反包围。此战法的关键在于长沙的守军能不能死死顶住。如果这个炉底漏了，就功败垂成！”

薛岳特别提到年初上高会战的例子说，罗卓英之所以打赢了，是因为王耀武第74军死守日军攻到纵深后的正面；王耀武之所以打赢了，则是因为余程万第57师守住了上高。会后，薛岳将印刷成册的新应战方略发给军以上高级指挥官，其中包括敌情判断、作战方针、指导要领、军队部署、兵站补给、交通通信、设施破坏等。

也就是说，阿南惟几再次发动长沙会战时，第9战区这边的部队长都是有准备的。

比如，薛岳对杨森第27集团军的要求是：第20军应守备江南桥方面现阵地，敌以全力或主力由湘北进犯时，应先利用现阵地拒止敌人，继应一面逐次抵抗，一面向梅仙、平江外线转移，尔后待命向西进攻，扼守汨罗江北岸，断敌归路，或依据情况派一部向蹿至长寿街地区之敌攻击。再如，当日军向汨罗江进攻时，要求孙渡第58军、陈沛第37军主力向相公市、沙市街以东外线转移，以一部潜伏于汨罗江、捞刀河之间的偏僻地区，等日军大部队通过后，潜伏部队进行攻袭，并阻断其退路，等总反攻时，主力再向捞刀河以北攻击。

长沙军事会议后的一个来月，各部队都在执行新方略，一直处于备战的状态。

整个战区的兵力配置如下：

王陵基第30集团军，辖主力韩全朴第72军、夏首勋（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期，四川江津人）第78军，控制在赣北澧溪，一部在修水、上高，湘鄂赣边区挺进军以九宫山、大湖山为根据地，并在幕阜山一带活动；罗卓英第19集团军，辖杨宏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云南绥江人）新编第3军，主力控制在赣东高安、奉新（孙渡第58军隶属该集团军，但一直在杨森那边作战）；萧之楚第26军在浏阳、洞阳一线；杨森第27集团军，辖杨汉域第20军，在新墙河南岸江南桥占领阵地，一部在平江以北；孙渡第58军主力亦控制在河南岸；陈沛第37军由战区直辖，主力控制在汨罗江南岸，在北岸长乐街、伍公市、新市设置前进据点，主力位于南岸瓮江、栗山巷一线。战区直辖的部队，欧震第4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调往广东，准备策应香港的英军；傅仲芳第99军依旧控制在汨罗江口、营田、湘阴、临资口一线，警备洞庭湖沿岸；第10军守备长沙，军长暂有李玉堂代理，因第二次长沙会战大败，李被撤职留用，新军长还没下来。

12月18日，日军对香港发动进攻。

同一天，第11军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神田正种第6师团、青木成一第40师团在岳阳集结完毕，丰岛房太郎第3师团则正往这边赶。

薛岳这边的情报很准确。

当日军在岳阳刚伸懒腰，结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大势，薛岳即用最快的速度破除疑惑（毕竟离上次会战只有两个多月），断定日军又将进攻长沙，下令各部队按既定的新方略应战。

对湘北日军的异动，重庆军委会也非常关注。

日军于岳阳一集中，重庆即令由军委会直辖的王甲本（已接替夏楚中）第79军由衡阳推进到渌口、株洲一线；第6战区的彭位仁第73军亦由湘西北澧县转进到益阳、宁乡待命；军委会直辖的另一支部队王耀武第74军则由广西柳州做好开拔北上的准备（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王耀武率部到江西萍乡补充，随后转至广西柳州休整和训练新兵）。

这是真正的严阵以待。

平安夜，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下达强渡新墙河的命令。

对于是否攻占长沙，阿南想来想去，还是认为要根据香港作战的情况再定。事实是，圣诞节刚到，香港的英军就向日军投降了。

以前两次会战，日军都是在天气尚热的9月发起的，这一次时间已是深冬。

平安夜逢雨雪天气，到半夜后气温骤降。新墙河不宽也不深，每一次强渡，日军都无须用船或搭浮桥，而是直接涉水而过。不过，现在正值隆冬，天上还下着雨夹雪。熊本兵哆嗦着下饺子般跳下河。被军国与皇国洗脑的他们，其内心的狂热是外人无法理解的，或许跳下河的一瞬间会有片刻的迷惘：这到底是在做什么？但随着对岸杨汉域第20军士兵的猛烈机枪扫射，他们就又恢复了亡命之姿。

新墙河再一次陷入血雨腥风！

河以南二十里的龙凤桥，第6师团滨之上俊成第23联队与第20军夏炯（泸州讲武堂，四川温江人）第133师激战长达八小时。该师王超奎营奉命死守南岸最高峰向公岭，全营五百多人几乎全部战死，王营长最终亦自杀殉国。

在另一个方向，第40师团最活跃的户田义直联队不等师团集结完毕，即向第20军杨干才（泸州讲武堂，四川广安人）第134师发起进攻。第134师阻击极为猛烈，户田联队一度前进不得。激战中，该师团龟川良夫联队乘汽车赶到，随即投入战斗。在两个联队夹击下，第134师的防线才被撕破。接下来，两支日军分别向关王桥、陈家桥进击。龟川联队在黑夜中迷路，到26日下午才望见陈家桥，随即又遭孙渡第58军梁得奎（云南讲武堂，云南景东人）新编第11师一部猛袭。

杨森第27集团军所辖第20军一直是第9战区的主力部队，以川军色彩为薛岳所器重，可知该军战力确实非凡。抗战爆发后，杨森就带着第20军参加淞沪会战了，是川军里表现最出色的，随后又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9年初，杨森专任第27集团军总司令，军长由杨汉域接任，夏炯任副军长兼第133师师长，杨干才出任第134师师长。接下来，几乎参加了中南正面战场上所有的会战。

圣诞节之夜，雨夹雪终于转为大雪，日军第40师团户田联队进入关王桥后，继续向前进攻时，跟龟川联队一样，在大雪中遭到第20军一部的埋伏，双方在冰雪寒天的午夜中展开肉搏。

12月底，中国最寒冷的日子。三湘大地，滴血成冰，而雪在烧。

杨汉域第20军在新墙河南岸与敌恶斗，随后根据既定方略，向三江口、王家坊侧面转进，协同杨林街、关王桥侧面阵地的孙渡第58军，自东向西尾随和侧击日军，让一路向南的第6师团和第40师团难受不已。

扬言要取长沙的第3师团在哪儿？

由于乘坐的粤汉线火车发生事故，延误了日子，直到12月25日，在师团长丰岛率领下，他们才赶到新墙河。渡河后，沿粤汉铁路两侧南下。几乎与此同时，薛岳命令赣北王陵基第30集团军主力向平江转进，向日军的侧翼靠拢。

12月27日午后，大雪又渐渐转为雨雪，第6师团、第40师团和后来赶到的第3师团迫近汨罗江北岸。在这一线布防的仍是陈沛第37军，董煜第60师控制在江北，罗奇第95师和李棠第140师控制在江南，前者在神鼎山、影珠山一线，后者在金井一线。第60师在长乐街与敌激战后，转进到汨罗江中游的瓮江。其他部队亦按计划，在相应阻击后即做离心转向，让开通往长沙之路。

观战时，第3师团长丰岛认为雨雪不会很快停止，也就是说有可能导致江水上涨，于是命令部队将渡江时间由入夜时提前到下午。在被炸毁的汨罗江铁桥遗址附近，第3师团的士兵同样像下饺子一样跳进寒气逼人的江中。汨罗江比新墙河深，加上日军个子矮，水一下子就没到他们的胸部（日本男性在当年的平均身高是1.60米，战争爆发前，17个常备师团的士兵由于选拔严格，平均身高能达到1.65米，但随着兵源渐渐枯竭，挑选就不那么严格了，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平均身高又下降到1.60米）。就在第3师团的日军徒步渡江时，突遭斜后方猛烈射来的机枪子弹的袭击。野地里，只要听到第一声枪响，日军通常能以最快的速度散开，各自找到隐蔽物，但眼下是在河里，他们也就惨了点。

原来，第37军两个战士，完成北岸阻击任务后，撤退时，掉了队，他们没有选择跑掉，而是决定留下来，隐藏在铁桥附近偷袭日军。在毙杀十多名日军后，这两个战士牺牲了，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汨罗江两岸的山野因大雪而洁白。

由于下午雨雪加大，当第6、40师团在夜间准备渡江时，发现河水已涨，只能搭桥通过了。就这样，第3师团反超了那两个师团，其步兵率先进入汨罗江南岸。按阿南的命令，第3师团要跟两支友军配合，迂回围歼第37军。但渡江后的丰岛，没琢磨怎么迂回，而是在第一时间叫还在江北的骑兵联队渡江后直扑长沙。丰岛似乎必取长沙而后快，但这是个独断，因为阿南此时并没正式下达攻击长沙的命令。

在汨罗江两岸，陈沛第37军出色完成逐次抗击的任务。在飘风山，进行截击的该军罗奇第95师见机会有利，一度将第6师团滨之上俊成第23联队本部包围，后者借助于飞机轰炸下才得以解围。第40师团户田联队则在磨刀尖、鸟石尖、牙尖一线同遭第37军另一部伏击；该师团滞留在新墙河以南十公里处寺庙中休息的辎重联队，遭第20军一部袭击，联队长叫森川敬宇，被当场击毙。傅仲芳第99军一部堵击第3师团骑兵联队，导致其始终没看到长沙城的影子，破坏了其本欲在战场上的穿插扯动，直到几天后日军北逃时，他们才在枫林港追上主力部队。

以上种种，就是薛岳在新方略中所说的不间断的伏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

对日军来说，虽然又已打到汨罗江南岸，但由于香港已陷落，也就不再存在牵制战的问题。既然这样，就要反转了吧？很多士兵问部队长是不是这样。天气实在太冷了，而且从渡过新墙河后，雨雪几乎就没停。可是，从分队长到联队长乃至师团长，都不太清楚下一步行动是什么，用日本人的话说：“对今后的行动毫无所知，处于疑神疑鬼的状态。”

阿南惟几到底是怎么想的？

作战开始后，阿南把前进司令所推进到岳阳。到12月26日，他计划由岳阳回武汉，但由于越来越偏向攻取长沙而取消了这个行程。在他看来，香港虽然陷落了，但从态势来讲，中国军队仍有可能在广东发起攻势，故而有必要继续向长沙进攻，把牵制作战这件事搞周全。对进攻长沙这件事，作战主任参谋岛村矩康比较忧虑。阿南认为岛村不解其真意，所以当夜“冒着风雪”找岛村谈心，说了五点好处：一是给蒋介石政权无声的威胁；二是把第9战区向南转进的兵力留滞在湖南；三是第11军仍具有强大的力量，证明给薛岳看；四是叫湖南民众感到蒋介石不可依靠；五是给第6战区以威胁。

在香港已被攻占的情况下，同时结合广东的情势，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认为这五点基本上都不是必攻长沙的理由，说继续进攻与否需要向东京请示后另行通知。就在这时候，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给阿南发了封电报，认为如果不进攻长沙，那么这次会战就不会收获更大成果。恰逢此时，阿南又得到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在议会演讲时的内容，大意是：薛岳战区向广东转进兵力，意图牵制甚至攻击进行香港攻略的日军，而第11军向长沙挺进，进行了反牵制，挺有效果的。

在12月29日的日记中，阿南记载：“对此深感惭愧，期待进一步发动一场果断的攻击。”也就是说，阿南觉得他这几天的作战，有点撑不住东条的夸奖，加上新墙河和汨罗江之间的几个中国军并没受到打击，这就更坚定了他攻取长沙的想法。

在以上背景下，阿南不等畑俊六回复而进行了独断，通过空投通信筒的方式向顶在最前面的第3师团发出向长沙追击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