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寺阵地横向长四公里，而日军才三百多人。在配置上，两名日军间的距离至少是十米，多的甚至超过了二十米，更遑论纵深阵地。这三百多人的领头羊，是个叫龟岛康夫的大尉。虽然是个大尉，而且满脸络腮胡子，看上去很酷，但同样没任何实战经验。当第9师的中国士兵还没开始冲锋，他就大喊叫日军开火，一时间东山寺阵地大乱。

第9师是第2军的核心部队。

张金廷是在前师长郑作民被日机炸死于昆仑关后出任现职的，他还没见过如此沉不住气的日军。

但内山布置的三门用于侧击的山炮起了作用，一度拦住了第9师的士兵。

两三门火炮的作用有限。转眼间，中国士兵拎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进东山寺阵地。白刃、肉搏，这是人类最古老的格斗法，也是战场上最解恨的格斗法。在中国军队的攻击下，东山寺的鬼子伤亡殆尽。

仓惶中，内山叫在宜昌西南守备的日军分出一部分兵力驰援东山寺。该部由一个炮兵大队长带领，在当天进入东山寺东部。另外，城外工兵联队的主力，在联队长带领下，放弃原阵地而进入东山寺北部。

10月6日，中日两军进行了超过五个小时的手榴弹战。

东山寺阵地争夺最激烈时，也就是10月7日一早，内山英太郎把参谋长秋永力叫来，开始了这样一段对话。

内山：“局势未卜，要做最坏的打算。”

秋永：“机密文件已开始烧毁，联队军旗旁已放了罐汽油，随时可以点火。”

内山：“这是其一。”

秋永：“哦？”

内山：“包括你我在内，还有师团司令部各个幕僚，以及周边的部队长，都要做好自杀准备。”

秋永：“……这是应该的。”

内山：“我的意思是，现在就应明确指定每个人自杀的场所，并准备好自杀工具。”

秋永力抬起头看了看内山。

10月10日，国民政府“双十节”，秋永力判断当天中国军队的进攻会达到高潮。秋永按照内山的意思，给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写了信封，日期落款是10月11日。也就是说，在他看来，10月10日，最晚到11日，是他们的大限之日。

前面讲到，关于宜昌危局这件事，内山没跟第11军司令部说出其严重性。10月5日之后，宜昌与外界的联络基本断绝时，才向阿南惟几发出第一封说明情况的电报。

到7日，紧迫中，内山把宜昌的情况告诉留守武汉的第3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大意是：第13师团已做好全部玉碎的准备，但是呢，由于本师团是帝国在华中最重要的战略部队之一，所以要都战死的话，有伤全军士气。尽管如此，还是做好全部战死的准备。有关善后事宜，想跟飞行团长当面交谈。

当面交谈？

也就是说，内山想叫远藤三郎到宜昌走一遭。

这个远藤中将接到信后，第二天一早竟心血来潮地亲自驾驶一架轻型轰战机单机飞向宜昌。

中国军队虽没攻占宜昌机场，但机场却在炮击范围内。

不过，老鬼子远藤驾驶飞机的技术确实过硬，在炮火下，左躲右藏，最后安全着陆。等在一旁的半个小队的士兵，立即把远藤护送进城。内山握着远藤的手，当然没说“你咋才来呢”之类的话，而是说：“您胆够大的。”

内山告诉远藤，包括轻伤员、勤务兵在内的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员都已顶到一线，手里没有任何预备队了。包括他在内的师团司令部人员，都准备了自杀器具和地点。不过，与此同时，内山又表示：在机场还能用的情况下，哪怕空运给我一个分队也是好的！

远藤还算够意思，命也大，又开着小飞机离开了宜昌。

返回武汉途中，他将战机降落在荆门，在那里给第39师团司令部打了个电话，要求其立即冲破险阻去增援宜昌。

师团长澄田赉四郎此时正自顾不暇，根本无兵可派。而且即使有的话，想穿过中国军队的封锁，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最后，远藤说明情况，澄田才感到事态极其严重，立即向宜昌空投援兵。

多少人呢？

45人。

日军一架“97式”飞机就能装下10人左右，这45人被分3次运输。

第三次着陆时，机场上空已是炮火如雨。地面上的日军指挥人员发出叫飞机原道返回的指示，但日机仍强行着陆，随后飞机即中弹。日军像下饺子一样，冲出了机舱，有多人被撂倒。

小队长福岛率领的这几十号人被派到东山寺，同时带去师团司令部一道命令：守备时，福岛小队的士兵没射击的话，那么任何士兵都不许射击。残余的菜鸟们都点头，说好好好。

打着打着，日军两挺轻机枪出现故障，装了子弹打不出来。日军火力弱下来后，第9师士兵发起冲锋。福岛小队长用战刀砍杀了一名手持轻机枪冲进阵地的中国士兵，自己的脑袋也在瞬间搬了家。

按日本人记载：“在我阵地前，战死的重庆士兵尸体，连长在前，军官继后，在地上排成了金字塔形。在一名战死的重庆军连长精心记载的日记本上，写着对部下士兵的无限信任和明天必将占领宜昌的必胜决心。”

现在，宜昌城里的内山给阿南惟几发了第二封电报。阿南对第一封电报的回复是，他正在想办法，叫内山坚持一下。内山的第二封电报就两句话：中国军现有五个师在宜昌东面即将再次发起进攻，请空运兵力。

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看完电报后推测，宜昌危在旦夕。

按照他的说法，虽然电报字数很少，但却能感觉第13师团的部队长“已失去内心的平静”。阿南虽感到焦躁，但当时仍问了一句：“五个师？不会是中国方面的第5师吧？有没有可能写错了？”

木下没说话，拖着阿南匆匆从岳阳前线返回武汉。

福岛小队虽只有45人，但对内山来说，却是针稳定剂。

就在这时候，原先配属给早渊支队参加长沙会战的作战参谋星野一夫赶回来了。这对内山来说是个众多坏消息里的好消息。

星野是坐飞机回来的，降落前在宜昌上空转了一圈儿，对中国军队的兵力做了个基本的俯视判断，随后马上叫鸦鹊岭的柴田分出一个大队回来增援宜昌。

实际上，慈云寺阵地上“不慌不忙”的联队长相田俊二已派出一个中队赶往宜昌了（内山一直拒绝城外阵地的部队入城）。当然，千万别认为相田是真的不慌不忙。他派出了一个中队不假，但这个中队是军旗中队，首要任务不是驰援他们的师团长，而是把相田联队即第104联队的军旗送到城内。由此可见，相田的慈云寺阵地，也已经危险了。

相田派出的军旗中队进城没多久，中国军队就彻底切断了宜昌和城外的联系，导致从龙泉铺方向回援的另一个中队被宋肯堂第32军拦住而没法进城。此前，该中队在路上就已遭中国军队拦截，拖着山炮的战马在行进中不小心掉下悬崖，为此中队长差点自杀。

打到现在，双莲寺阵地终被中国军队攻克，鸦鹊岭的日军亦被围攻，最后的时刻似乎快要到了。

蒋介石定下的攻占宜昌的时限已过。

怎么办？叫陈诚更别扭的是，时限过去后，蒋介石也没联系他。焦虑中，陈诚命令李延年为宜昌攻城司令，集中部队对城池进行总攻，行不行就看这一搏了，因为，此时日军回援宜昌的情报出现了。

第9师久攻东山寺不下，师长张金廷一筹莫展。李延年更是眉头紧锁。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李告诉张关键任务并不在于占领东山寺，而在于穿越阵地直攻宜昌。张如梦初醒，紧忙派一个团的奋勇队摸城而去。随后，战场上出现这样的景象：中国士兵拼命往宜昌穿插，日军则几近疯狂地处处堵漏儿。

宜昌城墙比较矮，日军在城墙四个角分别设置了侧方火力，此外还构筑了防迫击炮的的掩体。先前，参谋长秋永力下令，叫士兵们把城内的粮食袋搬过来，加固交通壕的掩体。

第9师终于打到宜昌城下。

此时的宜昌已经火光冲天，到处是中国士兵攻城的喊杀声。

10月10日凌晨两点半，在最后的总攻中，李延年亲临一线指挥。

天亮前，付出巨大牺牲后，一个营的中国军队终于由东门突入城中，随之又与日军展开巷战，甚至一度迫近第13师团司令部。

内山和秋永力，一个拎着战刀，一个拿着手枪，像两只困鼠伏在师团司令部黑暗的建筑中。此时，司令部大院四周都已拉起铁丝网，装满大米的麻袋被垒成防御工事。秋永身边的护旗少尉握着一个汽油瓶，随时准备点燃第104联队的军旗。虽然终于挨到天亮，但内山相信他们再无生机。

从10日凌晨到当天深夜，中日两军全线肉搏，李延年和内山各自在坚持最后的五分钟。

当年，诸葛亮北伐，困司马懿在一山谷。诸葛用火，司马即将被攻灭。突然，天降大雨，司马侥幸突围。故事出现在《三国演义》中，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在1941年秋天的宜昌，这一切却是真的。

战斗最激烈的10月10日晚，就在陈诚、李延年相信孤城克复就在眼前，内山认为所谓玉碎就在当下时，天突然下起了雨！

雨伴着夜幕的深邃越下越大。

这场雨对中日军队的作战都有影响，但主要影响了作为进攻方的中国军队。

最终，中国军队因大雨中行动不便，被迫停止攻势。此战亦告结束。

再说武汉那边，返回的阿南惟几见到刚从宜昌飞回来的远藤三郎，从后者嘴里得知内山英太郎已做了自杀准备。这把阿南吓了一跳，才真正晓得宜昌的危局，于是立即将早渊支队配属给澄田赉四郎第39师团，叫他们冲破中国军队的阻击，去搭救仙台人于水火。

第二天，阿南带着木下勇和岛村矩康飞往荆门督战。远藤三郎派出的战机开始空袭宜昌城外的中国军队。

澄田赉四郎奉命去救宜昌。由荆门过当阳时，遭中国军队截击，回救速度缓慢。相比之下，第13师团早渊支队显示出过人的能力。从湖南战场回撤后，早渊支队从岳阳转赴湖北荆门，到荆门时，第39师团主力已向宜昌而去。早渊带人跑步在后面追，在获得汽车运输后，立即反超第39师团，最后第一个赶到宜昌。

陈诚拿到了情报：多路日军正朝宜昌急行，11日下午先头部队就可抵达。他闭上眼，足足想了五分钟。还能如何？

后来，陈诚在作战检讨时说：总之，反攻宜昌未能成功，是我们无可诿卸的责任，但除掉达成策应第9战区作战任务外，我们还有一点聊以自慰的，就是我们这次反攻，确实是一次找敌打、与敌拼的战斗，比起以不争点线为名、见敌不战自溃者，总算争回一点面子。

现在的迷惑是，第二次长沙会战失败于处处被动，那为什么投入十四五个师主动攻击的宜昌之战仍打不赢呢？

战斗力什么的不说，只说策略上。

调遣围攻部队时，陈诚的策略是：为避免逐次增兵，等全部人马到齐后再对宜昌发起进攻。这件事本身问题不大。问题在于，第6战区围攻宜昌的日期晚了。第二次长沙会战是9月18日正式打响的。反攻宜昌这件事，对蒋介石来说必然一直没放下，对陈诚来说也一定是念念不忘。既然这样，就不存在临时决断的问题。如此的话，在兵力调配上，就应该有先手。

事实是没有。

长沙会战打了几天后，反击宜昌的计划才开始，当各路人马到齐发起进攻时，日军已打下长沙。本来动手就晚了，再加上攻城主力李延年第2军离得远，当到达战场时宜昌早已开打，湘北战场的日军也开始反转。

打宜昌有两个目的：一是夺回这个战略据点，二是牵制日军兵力，减轻长沙方面的压力。可结果是：为使陈诚有充足的时间围攻，薛岳那边不得不去扯日军的后腿。也就是说任务颠倒、意思满拧了。

没能抓住先机，没有兵贵神速的意识，是此战开始前最大的失误。开战后，参战部队战力又跟不上，对双莲寺、东山寺这样的据点，是名副其实的久攻不下；作为围城核心与主力的李延年第2军，虽被军委会定为四大攻击军之一，但攻击实力实在有限。

于是，三日内无论如何牺牲都要拿下宜昌这句话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了。

最后的结果也只能如此：从围城到切援，十四五个师，灭不了镜兵团，拿不下近在咫尺的宜昌城。

蒋介石无言以对，可以想象此时他内心的郁闷。

其实，上面讲的，仍是表象，真正的原因，仍是国家之积弱和制度之落后：没国产自足的军事工业尤其是重武器工业；部队从兵役到人事到训练缺乏现代化和制度化的保证；至于士兵具体的“专业技能”和民族国家观念这种事，就更别说了。以兵役这件事来说，可谓一个大顽疾。上面的大员们效率低，中间的官员又对经费层层克扣，到下面则演变为“抓壮丁”，而国民教育、宣传的不普及，以及优抚补偿政策缺乏，也使大众对征兵本身存在抵触情绪。在抗战爆发后的前两年，兵役司就征了壮丁480多万人，但其中逃亡将近百万人。光提防着新兵逃亡了，训练质量也就别谈了。这样的新兵被送上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

要想改变这些，是需要在时间的血槽上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