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惩处？

免他薛岳的职？那谁比薛岳更强？谁能把第9战区的担子挑得更好？视野所及，蒋介石找不出更合适的人来，于是不了了之。

又过了两天，大会结束前，蒋介石宣布：第58师师长廖龄奇临阵脱逃，着予枪决！

蒋介石没处理萧之楚。在此之前，第26军的事，蒋侍从室的人专门就有关第26军的事询问过赵子立等人，赵把战区对第26军的使用以及该军作战表现一五一十地上报。蒋介石认为，责任不在于萧之楚。

萧之楚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此之前，他觉得，在薛岳的攒腾下，蒋介石一定会毙了自己。

一度“失踪”的廖龄奇是前几天被“请”上衡山的。廖龄奇回到老家祁阳后，大约也觉得自己这事办得不怎么样，于是联系县长，说自己回来是要打游击的，请县政府援助。县长觉得怪，因为祁阳没日军的踪影啊，于是上报湖南省政府，后者又报告给薛岳，薛立即拘捕廖龄奇。

薛岳认为廖龄奇罪责当死。

蒋介石征求王耀武的意见，后者一言不发，实际上等于赞同薛岳的主张。

廖龄奇没想到事情如此严重。他闯进蒋介石的休憩厅，喊冤枉，想解释。贺耀祖示意不要打搅气头上的蒋。廖不听。蒋站起身，廖仍跟在身后，继续喊“报告”，蒋甩开廖之前，回头说了句：“当着他薛伯陵的面，黄埔的脸被你丢尽了！”

廖龄奇木桩一般的呆站在那里，很快被两个宪兵架起来，随后南岳山峦，听到一声枪响。

关于廖龄奇走人这件事，前面已经说过了，大约当是对薛岳或王耀武有意见后的负气出走。至于向蒋介石喊冤，他应该是觉得，长沙失守，会战打败，战区要揪出一个人来分散薛岳的责任，于是他当了冤大头。廖没仔细想的是，大战中擅自脱离部队这种做法无论在哪个国家的军队都无法轻饶，从而使自己彻底丧失了回旋余地。

会议闭幕日，蒋介石问诸将领：“这次长沙会战失利，你们知道原因是什么？”

蒋介石说：“最主要的一点，是对战区的主力部队使用不当。到最后，没有了用于决战的部队。李玉堂第10军推进得太靠前，使后方空虚，日军得以突入长沙。这一点，跟年初的上高会战正形成鲜明对比。上高会战之所以赢了，是因为第74军使用得当，与此次长沙会战正好相反。”

薛岳面不改色。

蒋介石继续说：“假如第10军的位置不那么靠前，王耀武的部队控制在浏阳，两个主力军对突入的日军能构成夹击势态，即使不能大败日军，也会叫其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蒋说完后，叫大家谈谈自己的想法，但没一个人敢说话。

在蒋召开的会议上，众人通常习惯性地表示附和。就算蒋主动征求大家的意见，很多人往往也不表态。侍从室唐纵曾这样感慨：“一遇大的问题，大家都不表示意见，委座哪里有这么多办法。”

与会者不说话，蒋介石只好继续说。

他特别提到防御工事问题，大意是：“做防御工事，不能由外而内，而应由内而外。在这个基础上，于各个据点，守备以最小的兵力单位，比如一个营，甚至一个连，然后再逐次向外加深加广。”

蒋介石提到的这一点，确实是很多中国将领忽略的，而且讲得完全有道理。

中国军队进行纵深配置时，多由外而内排兵。什么意思呢？假如一个师的部队守备Z城，从Z城到日军之间有A、B、C、D四道防线，师长们往往以D、C、B、A的顺序配置兵力，先琢磨D防线，最后才琢磨A防线。也就是说，会把最强的部队放在D。日军进攻时，最先打的也是D。大战之初日军战力最强，中国这边用自己最强的部队，打最强状态的日军，通常是占不到便宜的。如果反过来呢，先琢磨A地，在这里放上最强的部队，然后逐层至B至C至D，以由弱到强的态势迎战由强到弱的日军，效果肯定要好一些。

蒋介石继续说：“你们在座的，地位不是不高，而是太高；你们不要认为中国军队不多，其实兵已太多。如果不努力上进，不严格练兵，不认真探究战术，为部队注入智谋与勇毅，失败终是难免的。”

最后再说一下廖龄奇。

他被枪毙后不久，军委会又按抗战阵亡将士的标准发放抚恤金给其家属，并将其牌位移到南岳忠烈祠。

这一切又从何说起？至今仍无准确的解释。或许，仅仅是因为，蒋觉得对廖太决绝，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没给他。

廖龄奇终究是死了。自古以来，将军最恨的，莫过于没死在战场，而被自己的军法从事。

在第58师，廖龄奇还是有威望的。他被处决后，师里加上野战补充团，一共四个团长，除蔡仁杰外，其他三个即邓竹修、何澜、王伯雄同时辞职。他们认为廖龄奇被冤杀，而军长王耀武又没替他求情。

王耀武当然有自己的理由。

平时对长官是否尊重这些事不说，大敌当前不跟军长打招呼就离开战场，他老王还有火呢。而且，关键问题在于，不是王耀武想要廖龄奇的命，是薛岳想要。更确切地说，是廖龄奇自己要了自己的命。唯一不妥的是，没交军法处会审而直接枪决了。

现在，王耀武面临着掌管第74军以来最大的一次人事危机。

廖龄奇被处决第二天，蒋介石再次召见王耀武，问谁适合接替廖龄奇。

王耀武说：“无论能力，还是现在的职位，副师长张灵甫都是最合适的。”

蒋介石点头，说：“就这样定了，希望他不辜负我的期望。”

张灵甫从此走马上任，真正独挡一面。

现在，再捋一下张的小史。

张灵甫跟蒋介石其实还是同乡。张生在西安郊外的长安县，但祖籍是浙江宁波。

张排行老五，自幼性格刚强桀骜，吃软不吃硬，不服输不认折，但又非莽撞之辈，骨子里是书香的。他好读史，又有极高的书法天赋，因为这个原因，上学时还结识了在西安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

20岁时，张灵甫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回乡做了小学教员。其间，在家人的包办下，跟邢凤英结婚，但夫妻关系冷漠，当然主要是张的原因。

对中国来说，20世纪20年代是个大时代。张灵甫不甘寂寂，想出去看世界，便又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入学后的一年，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纷乱中，军阀互攻，几无宁日，北京亦不能免，政变频频。张灵甫有一种无力感。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他的想法开始悄悄改变。

从北大退学后，张灵甫一度回乡，随后再次离乡，到河南投了国民军。于右任来豫，见到张后，于非常高兴，称其天资英特，不做军人可惜了，但既然要做军人，就建议他去广东，那里形势蓬勃，考入黄埔，可为国家做大事。一席话说得张热血沸腾。

就这样，张灵甫拿着于右任写的介绍信，顺利考入黄埔4期。

张灵甫以优异成绩从黄埔毕业，被分到胡宗南部做了见习排长，随即参加北伐，多次负伤。第一次国共内战时，张灵甫已做到团长，跟随胡宗南入川作战，在广元县结识师范学生出身的新潮女孩吴海兰并结婚（邢凤英仍有妻子名分）。

吴海兰被送回西安，为张灵甫生下一女。张在前线作战，吴在家带孩子。作战地区离陕西不远，张灵甫有时会抽空探亲。一次回来，听族人说闲话，大致是吴海兰生活不检点，且花钱又大手大脚。张与吴大吵一架后，带着吴从西安市区回长安县老家，过母亲墓地时，叫吴拜祭，吴赌气不肯。联想到吴曾偷翻过自己的军事文件（据后来的妻子王玉玲及部将刘光宇回忆），一怒之下，张灵甫拔出手枪。

张灵甫是黄埔出身的中央军团长，杀妻案惊动西安报界和女界，随后也成为南京媒体的头条。蒋介石很恼，于是胡宗南也保不了张了。张灵甫赴南京请罪，随即被判刑十年。这是1936年的事。

抗战军兴后，张被释放，本欲回胡宗南军中，但未能如愿，便闲居西安。在无人接收时，驻军陕西汉中的王耀武敲响了门，说：“来我的部队吧。”

现在是1941年的秋天。

王耀武希望张灵甫摆平师内人事纷乱。

张灵甫快刀斩乱麻，先将没参与闹事的蔡仁杰由团长升为副师长，其他几个团长经挽留后仍不听的话，也就任其自便了。同时，从第51师要来做团长的卢醒，当师的参谋长。作战勇猛的营长明灿，则提拔为团长。

南岳会议期间，日本政局发生大动：由于在日美谈判问题上打不开局面，犹豫不决的近卫内阁再次总辞职，被认为“决绝”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奉命组阁。好战的东条已上了战车，太平洋上的风已满楼，山雨的到来也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