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初，日军在上高大败已成定局，东京军部一气之下提前赶走圆部和一郎，以陆军省次官阿南惟几代之，出任新的军司令官。

在此之前，木下勇已出任第11军参谋长。木下对该军的状态非常不满：一是枣宜会战后到上高会战前，第11军有长达九个月的闲置期；二是军司令部气氛沉闷。阿南上任后，跟木下一拍即合，决定通过一次新会战挽回上高之役以来颓丧的士气。他们把目光再次锁定长沙。没多久，两个人迎来新的高级作战参谋岛村矩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6期，高知县人）。

通常来说，能来第11军做参谋的都有两下子。

岛村中佐跟前任天野正一是陆军大学43期的同学。当时，天野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岛村是第二名。第三名则是辻政信。岛村在参谋本部当作战课课员时，曾参指导诺门坎之战，后调到关东军做作战主任参谋。

就在新上任的三人阿南、木下、岛村策动再侵长沙时，1941年6月22日，德军突然袭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

东京顿时乱成一锅粥。

德国闪击苏联这件事叫日本人大为意外，作为盟友的德国人根本没通知他们（正如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前日本人没通知德国人一样）。欧战扩大后，刚跟斯大林签订中立条约的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喊出一个口号：先不必向南洋进军啦，可以北攻苏联！

松冈认为，即使为解决“中国事变”，此时也要不失时机地进攻苏联：“只要皇军前锋达到伊尔库茨克，中国就会屈服。”在他眼里，苏联是中国重要的抗战后盾。苏联屈服了，解决中国问题也就好办了。其实，日苏签订中立条约后，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就慢慢停了下来。

日本海军反对松冈。

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参谋总长杉山元站在了海军一边。这还是比较少见的。

松冈进一步解释：现在德军势如破竹，冬季到来前，莫斯科就会降服。如果现在日本不出兵苏联，等德军完全降服苏联后，那么日本就处于外交被动。如果马上把军队派到西伯利亚，不但可加速苏联崩溃，而且还可降低美国参战的风险。

回过头看松冈的观点，很难说是脑子发热的狂想。后来，斯大林也承认：日本没“及时”从背后捅苏联一刀，是其最后逆转对德局势的重要原因。

若日本真如松冈所言，在当时出兵西伯利亚了，显然就可以拖住远东地区的大量苏军，使其不能如愿地调往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这样的话德军的攻势就会更从容，战局也就存在着更多的变数。

现在，首相近卫也反对松冈。

在近卫看来，松冈是个搅局者。正因为松冈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后发表了一系列敌视美国的言论，使美国人恼怒，表示要制裁日本。

为此，近卫内阁在1941年7月的总辞职，目的就是想用这个方式把松冈换掉。

两天后，天皇又授命近卫组阁，于是第三次近卫内阁成立。新换的外务大臣姓丰田，以前是个海军大将。

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继续留任。

现在的事实是苏德开战了，日本人在想自己能干点什么。

东京琢磨了良久，目光最后落在印度支那的南部（北部已被日军控制）。

柏林和莫斯科开打第三天，东京做出了“进入”印度支那南部的决策，在随后的7月28日达成目的（在海军中央即军令部，一名叫石川信吾的海军参谋直接推动了此事）。

日本的这个举措彻底激怒了美国。

华盛顿发现太平洋越来越不安全了，他们在东部亚洲的利益越来越难保障，加上出于一定色彩上的道义考虑，于是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冻结日本在美全部财产，并在8月1日开始对东京实行石油禁运。

石油禁运对日本来说是致命的。

在人类工业进入石油时代后，没有石油也就没办法支撑战争。

英国和东南亚最大的产油国——荷兰控制的印度尼西亚随后也对日本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现在来看，假如日军不开进印度支那南部，美国人就不会全面制裁日本。1941年冬，德军兵临莫斯科时，日本还真有可能顺着松冈洋右的思路，开始对苏战争。那样世界局势和二战进程就又不一样了。当然，这种“不一样”指历史时间段的改变，而非最终结果的别样。因为无论如何，作为人类公敌的军国日本和纳粹德国，最后的下场都会死得很难看的。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华盛顿做出对日本全面禁运决断前的三周，东京大本营还真就仔细考虑了一下北攻苏联的可行性，在联席会议上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类似松冈的意见）：如果苏德战局倒向德国，日本就开始对苏战争。

为震慑苏联并提前做准备，军部下令举行25个师团参加的规模浩大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同时，做出一旦与苏联开战，从华中和华北调出包括第6师团在内的五个师团充实关东军的决定。随后，又计划把第3、13、27师团调往东北。

对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坚决反对，派新任副参谋长野田谦吾（南京大屠杀时在第16师团做联队长）专门去东京向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参谋总长杉山元陈述意见。畑俊六认为：“对日本来说，解决‘中国事变’才是关键，然后考虑北进或南下，而不是反过来，通过北进或南下来解决‘中国事变’。”

那是7月30日，在东京官邸，野田坐在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新任次官木村兵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埼玉县人）、参谋总长杉山元、新任参谋次长塚田攻四人对面，大声朗诵了畑俊六的意见书。

东条、杉山、木村一声不吭地听着。

塚田则在中途说：“放心吧，大本营不会干那样的事。”

野田说：“但指导意见已传达给我们司令部。”

塚田说：“再等等。”

塚田判断得倒是不错，8月9日，也就是美国对日本石油禁运的第九天，大本营正式取消北击苏联的想法，抽兵计划随之取消。

随后，东京一边跟美国人谈判，一边把进军东南亚拿到议事日程上来，开始秘密地部署作战计划了。日本人的这种举动在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同时向美、英、荷乃至于澳大利亚开战，日本最后会赢得战争吗？如果说这是蛇吞象，蛇似乎从没想考虑过后果和结局，或者说他们沉湎于一厢情愿，甚至到了战争末期的1944年，在日本已被打残的情况下，取代东条英机的小矶国昭首相，仍搞什么“一击而和”的策略，想集中全部舰队再猛地打一下，随后坐下来跟美国人谈判。日本人想问题永远是一厢情愿。他们的全部逻辑在于：做一件事时，完全按自己的想象去干，同时认为自己的对手也具有和他们一样的思维逻辑。

由于东京专注于下南洋，所以对阿南惟几提出的再打长沙的计划没什么兴趣。虽然最后勉强同意，但却表示要把航空兵主力从华中调到南方，准备随时有可能开始的东南亚作战。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为准备太平洋战争，东京军部对在华各师团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四个联队建制的甲种师团纷纷被调出一个联队，以充实其他部队或新建师团。第11军主力第3师团、第6师团都陆续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但第13师团暂时无恙。

8月26日，岛村和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乘侦察机飞抵长沙上空，转了一圈后，开始和阿南在沙盘上布置兵力，进行攻击演练。

先来看一下现在第11军所辖主力部队的数量。

第3师团，新任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山口县人），一个瘦小枯干却总想出风头的人。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和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都“下克上”地独断专行，前一次独断进攻株洲，后一次一意孤行死攻长沙，没第6师团的搭救还真就悬了。师团改三联队建制后，兵力剩下20171人，战马7750匹，汽车67辆。

第4师团，人们对他们向来多有议论，认为兵源地是商业城市大阪，民风精细而不善战。确实有点关系。但也要看跟谁比，太平洋开打后，他们曾增援在菲律宾作战的本间雅晴第14军，突破巴丹半岛防线，八万美菲联军因此缴械。不过，话又说回来，不少时候，他们也确实不靠谱，一会儿不妨看看其表现。师团长北野宪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滋贺县人）。改为三联队师团后，兵力12377人。

第6师团，第一个攻入南京且血债累累的第47联队被调出，兵力只剩下20094人。师团长是新上任的神田正种。“九一八”事变时，他任职于驻朝鲜军中，为驻朝鲜军越境行动以及推动事变大开方便之门。

第13师团，暂时为四联队建制，兵力达26214人，战马9288匹，是第11军中兵力最庞大的。师团长由田中静一改为打南京时的野战重炮旅团长内山英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鸟取县人），驻宜昌。

此外，还有在上高被殴的长期驻扎南昌的第34师团（兵力14242人）、第39师团（兵力13957人）、第40师团（兵力14260人），以及独立混成第14、18、20旅团等，每个旅团将近5000人。

阿南惟几把向长沙发起新攻势的日子定在9月18日。现在是1941年，大家都知道十年前发生了什么。

第11军神田正种的第6师团主力驻扎在岳阳。

阿南也就以岳阳为中心，集结参战部队：第3师团、第4师团、第40师团、第13师团早渊支队（支队长早渊四郎，以第116联队为基干，由宜昌南下参战）、第33师团荒木支队（支队长荒木正二。师团主力调向华北，但留下了一个支队，由江西方向参战）以及来自独立第14混成旅团的平野支队（支队长平野仪一）等。

自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第9战区与日军依旧对峙于岳阳以南的新墙河。日军在北岸，中国军队在南岸，但在北岸的大云山地区，有第9战区的一个前进阵地。

日军调动频繁，如果说第9战区一点觉察也没有，并非事实。事实是，薛岳有觉察，但情报不详尽，导致低估了战情的严重性。

实际上，早在8月13日，蒋介石就给薛岳发去一电：“据报，岳阳方面近增敌四千余，炮二十余门，木船约五百只，舰艇等约百余艘，情报是否属实？该方面敌最近动态如何，希从速查报为要。”

接电后，薛岳查了一下，回报蒋介石，说所言敌情确实属实，不过进而做出如下判断，“查该敌前似扰乱秋收企图，因我防备严密，岳阳方面敌至今尚未敢轻动。”又在第二封电报中道：“目的在扰乱及夺粮，并无真正攻击企图。”

薛岳坚信自己的判断。

现在，薛岳之下，有三个副总司令，仍是罗卓英、杨森、王陵基，战区参谋长照样是吴逸志，只是赵子立此时已做了参谋处长。

战区辖罗卓英第19集团军（实为军委会直辖的王耀武第74军及集团军司令部直辖的两个师）、杨森第27集团军（欧震第4军、杨汉域第20军）、王陵基第30集团军（韩全朴第72军、夏首勋第78军、李默庵湘鄂赣边区挺进军）、高荫槐第1集团军（本来由三支滇军即第60军、第58军、新编第3军组成，但1940年秋日军开入印度支那北部，卢汉将第60军调回云南驻防，华中前线只留下孙渡第58军和杨宏光新编第3军），以及战区直辖的李玉堂第10军、萧之楚第26军、陈沛第37军、傅仲芳第99军和王若卿（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江苏盐城人）的炮兵部队。

作为战区参谋长的吴逸志，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跟薛岳同岁，也是薛的广东老乡。吴为人平和，在强势的司令长官下很难说发挥出了什么作用。相比之下，后生赵子立年轻气盛，往往有独立的战术意见。

由于战区情报不灵，各路日军在湘北集结这件事没能准确地上报。战区司令长官部只是知道有日军向大云山一带集结，以至于薛岳在9月初的例行会议上表示：“湖北方向，倭寇已占宜昌，若非有直取重庆之心，则不会再在这一区域大规模用兵；江西方面，南昌之敌夹在我两战区之间，如再向南发展，虽可贯通赣粤，但战略意义不大，因其右翼仍有湘桂屏蔽，故不会再向赣南进击，以至于江西境内的有限兵力不得不采取守势。倚此情势看，当打之地仍为湖湘。但这一次，日军的行动焦点即在新墙河以北大云山游击区，或为例行之扫荡。”

会议中，吴逸志说到几个月前的中条山会战。

薛岳冷笑，说：“那么多人被俘，那么多人阵亡，尤其是部队长，徒死耳！这场仗打得太蠢。”

1941年春，上高大捷时，在山西南部、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地区的第1战区的部队在懵懂中被日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不但伤亡四万多人，而且被俘三万多人，日军伤亡则不到3000人，战死仅673人，连日本人都感到意外，认为“收到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蒋介石称之为“最耻辱一役”。

不过，薛岳的话说早了。

对薛岳的判断，蒋介石一直心有忐忑，并不是说他的军事谋略比薛岳高，而是说他能结合国际局势揣测日军的动向。现在的情况是，湖南战场自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已经沉寂了两年的时间；而在国际上，德苏正在激战，美日正在谈判，东京在政略上又不能迫使重庆就范。种种迹象表明，日军有可能再次在中日正面战场的核心区湖南发动大的攻势。

现在，日军各师团已悄悄云集湘北，一部开始围攻大云山。

大云山位于岳阳境内，是南岳衡山余脉，海拔一千多米，是座道教名山。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这里成为第9战区的前哨阵地。

阿南惟几打大云山，实际上是一举两得之计：在围歼大云山的中国军队的同时，掩护后面的日军突袭新墙河。

随后的战斗稍出阿南惟几的意料。

扫荡大云山的是第6师团，第47联队被分离出去后，此时辖友成敏第13联队、有马纯彦第23联队、平冈力第45联队。9月5日，三个联队的士兵从三面包围了南北、东西各长约30公里的大云山。

接下来两天，由于整个山区大雨滂沱，直到9月7日师团长神田正种才下令发起进攻。

扼守山顶的是杨森第27集团军欧震第4军张德能第59师的一个加强营；扼守西麓的是第4军柏辉章（贵州讲武堂，贵州遵义人）第102师的一个团；扼守东麓的是孙渡第58军梁得奎新编第11师的一个营。

神田正种拿出以友成敏为联队长的第13联队，叫他们在大云山旁边的沙港河附近进行作战掩护，另外两个联队围攻大云山。

如神田所料，大云山一交火，杨森立即叫欧震派军驰援大云山。欧震第4军主力此时正在新墙河南岸的正面进行守备。得令后，欧震将张德能第59师主力和柏辉章第102师一部派过去；与此同时，杨森又派孙渡第58军主力向大云山驰援。杨森的作战计划得到薛岳的支持，并把陈沛第37军董煜（黄埔军校1期，广东化州人）第60师北调，具体配属给欧震第4军，参与大云山之战。也就是说，此时无论杨森还是薛岳，都认为大云山出现战况是日军在新墙河北岸的一次孤立行动。

第6师团在大云山有点心不在焉地打了五天，随后神田正种将主力转移到新墙河北岸的草鞋岭，就等阿南惟几下令渡河了，本来给他们的任务就是打长沙。所以，在神田看来，大云山的扫荡差不多已经完成了。

现在的情况是，大云山上的一些据点、确实已经被第6师团拔掉。可是神田并不清楚的是，大云山森林密布、峰谷纵横，他拿下的据点，只有中国军队总守备量的三分之二，山中，仍有不少中国军队在活动，而且杨森的驰援部队马上就到了。

9月11日，神田下令，叫掩护侧翼的友成敏的第13联队把沙港河附近的阵地交给第40师团。神田给第40师团长青木成一的电报是：“我师团已扫清大云山之敌，你们过来接班吧。”

青木随即派重松洁带第234联队过去。

重松得令后，立即跟第6师第13联队联系，友成告诉重松：放心吧，这一带中国军队被扫除干净。

但事实是，友成敏刚把电报发出去，自己所率的第13联队就遭董煜第60师、鲁道源（云南讲武堂，云南保山人）新编第10师、张德能第59师主力以及柏辉章第102师一部的围攻。

另一个方向，在该日午后，当重松联队进入距沙港河不远的甘田以北区域时，遭遇欧震第4军张德能第59师一部，随即发生激战；与此同时，孙渡第58军梁得奎新编第11师主力亦从后面包抄而来。转眼间，重松联队被切割成两半。

一下子，战局演化为中国军队将日军第6师团和第40师团各一个联队包围于甘田南北地区，并重新控制大云山。

第40师团长青木慌忙派一部为先遣队，随后自己带着主力也过来了。

9月13日，第40师团的先遣队即将抵战场，但在徒步涉过一条小河时，遭鲁道源新编第10师发现，后者随即发动袭击，鬼子伤亡惨重。日军这支先遣队有两个大队，呈一字线并排反击，但打着打着，两大队间出现一个接近两公里的缺口，新编第10师在鲁道源指挥下，率部趁机突入其背后，随即掉头反转，前后夹击日军联队本部。如果不是关键时刻青木带师团主力赶到，这支先遣队就被鲁道源率部灭了。

经过一番苦斗，入夜时分，青木师团跟第6师团第13联队终于接上头。

友成敏的第13联队也没客气，见友军凑过来了，立即全线脱离战场，去草鞋峡找他们的师团长神田去了。

如此一来，前面提到的重松联队的侧背就暴露了。

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立即命令欧震和孙渡抓住战机，击灭重松联队。张德能第59师、柏辉章第102师和鲁道源新编第10师各一部在13日入夜后急攻重松。关于这一夜的战斗，中国方面没留下什么记载，日本那边的战史所记亦简略，只留下这样一句话：“13日夜间，重松大佐曾高呼‘军旗危险’，亲自拔刀在附近一带展开混战。”

本来，第40师团换下第6师团，是阿南惟几自诩的一招，叫战力弱的师团纠缠住渡到新墙河北岸的中国军队，随后以战力强大的师团为核心发起对南岸的进攻。没想到，先是第6师团第13联队被困，随后第40师团越打越难看，以至于不得不急派参谋长木下勇提前赶到岳阳建立战斗司令所指挥大云山之战，后者派出第33师团荒木支队去解围。

9月16日午夜，在甘田附近，梁得奎新编第11师伏击了前来解围的荒木支队前锋。

该新编师所属的第58军属于滇军系统，原本战力平平，但此战在孙渡的指挥下打得相当好，处处伏击日军且斩获不小。只说新编第11师，在师长梁得奎率领下攻势凌厉，到什么程度呢？等荒木支队本部赶过来时，根本没法从正面冲过去，而只好挖战壕，用阵地战方式一点点推进。对日军来说，这样的方式太少见了，尤其在增援战中。

新墙河北岸的钉子没拔下去，反而又被砸进去几根，而且砸在第40师团手心，叫阿南惟几非常恼怒，指责师团长青木没摸清楚敌情，以至于造成重大伤亡。日军第40师团长期在中南作战，枣宜会战中，在时任师团长天谷直次郎率领下突入桐柏山，吸引了多个中国师，为第13师团攻略宜昌创造了条件。“鲸兵团”之战力，在乙级师团中并不算弱，此番却处处被动，确与师团长青木的疏忽有关。

此时，新墙河北作战的总指挥杨森，在洋洋得意的同时，又被当头浇了一盆水。

两天前，9月14日，杨森翻看最新情报时发现：日军主力第6师团、第3师团已云集湘北，还有一支部队番号不明（第13师团早渊支队）。此时第40师团已处于中国几支部队的合围中，在这种危情下，上面那几支日军并不搭救，按情报参谋的描述，他们只是“静静地伏在新墙河北岸”。

杨森一拍大腿，说：“龟孙子又要打长沙了！”

杨森立即下令，叫新墙河北岸的各师渡河反转，并叫其嫡系杨汉域（云南讲武堂，四川广安人）第20军做好出击准备；同时，把最新军情和自己的判断电告长沙的薛岳。后者睁大眼睛，但为时已晚。薛岳在当天给蒋介石发的限三小时到的密电中，用了“（日军）扬言进犯长沙”这样的说法。

9月18日凌晨，在新墙河北岸仍在激战的情况下，阿南惟几下令集结起来的320门各种火炮同时向南岸中国军队的阵地开火，步兵随后强渡新墙河。

第一次长沙会战，冈村宁次的重点在于两翼，这一次阿南反其道而行之，采用了“中央突破”的战术，百分之九十的兵力集结在新墙河正面宽20公里的区域内，做策应的仅仅有平野仪一那个支队，他们由洞庭湖进入湘江，去打江口的营田、青山要塞。

扼守在那里的是负责湘江两岸守备的傅仲芳第99军，在青山阵地，中国军队与来攻日军发生激战。

日军大兵压境后，薛岳做的第一件事是叫参谋长吴逸志带着司令长官部去后方的耒阳。武汉会战后，由于长沙时刻面临日军攻击，所以省政府早就迁到耒阳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前，薛岳也叫吴逸志带着长官部撤到耒阳，薛只叫负责具体事项的作战参谋留在长沙。

吴逸志说啥也不走。

吴逸志说：“为什么一打仗就把我轰到后方去？我可是战区参谋长啊，我这是有多碍事？一次可以，要次次这样，别人怎么看我？”

薛岳笑，说：“老吴，叫你去后方，没别的意思。既然这次你不想去，那么好，就留在我身边！”

薛岳的司令长官部设在唐生智旧居，赵子立的参谋处则在文艺中学。在赵子立看来，吴逸志要是去了后方，从作战角度来说，倒还真不是坏事，因为作战参谋可直接跟薛岳沟通战事，若吴逸志在的话，就多了一个呈签环节。

日军发起攻势后，薛岳打电话叫赵子立起草已由他和吴逸志拟定的应对部署：新墙河北岸部队火速回渡南岸；同时，陈沛第37军主力和萧之楚第26军在汨罗江以南占领阵地，防线从第9战区和第6战区的分界点临资口（在湘阴县，湘江与资水汇合处，临资口以西为第6战区）一直到东面的平江附近；此外，电报重庆军委会请援。

按薛岳设想，战区王若卿的炮兵部队亦集结在平江西北、汨罗江南岸的重镇浯口。

抗战中，炮兵一直是国军的软肋。先别说性能，只说数量，简直太少了。虽在1941年日苏签订中立条约前，莫斯科最后援助了200门野炮，但分到七个独立炮兵团后，也没有多少。第9战区的直属炮兵部队统一由王若卿少将指挥，数量亦有限。

赵子立回忆，看到薛岳和吴逸志的应对部署后，他吓了一跳，因为这种一字长蛇阵是两年多以前南昌会战中罗卓英防守修水的翻版。当时，修水之战已成为经典的失败战例，被蒋介石发放到各战区加以检讨。赵子立是在电话里接到薛岳命令的，放下电话，叫作战科起草命令的同时，他赶往长官部，想阻止这件事。

吴逸志见到赵子立，兴奋地说：“这次我们要在汨罗江南岸与鬼子决战！”

赵子立随即见到薛岳，说：“在汨罗江南岸进行决战，将不利于我军。”

薛岳皱了下眉头。

赵子立说：“若以第26军和第37军为主力在汨罗江南岸进行持久性防御和决战，那么一旦两军被鬼子突破，再想后退决战也迟了，全线亦有崩溃的可能。目前就这两个军的力量来说，没把握阻挡住日本人。与其这样，不如等增援部队赶到再做反攻。等待期间，汨罗江南北各部逐次抵抗，右翼至少向东延伸到浏阳一线，避免被敌人捕捉右侧背，反击时亦能攻其左侧背。抵抗到浏阳河南岸后，可进入防御阶段。衡山方面的第10军可巩固长沙城防；至于炮兵，亦应集结在长沙附近。在逐次抵抗中争取外线，援军全部到达后再进行反攻。”

上下级关系中，当大人物提拔一个小人物之前，对小人物的个性和锋芒往往是会保护的；但是，当小人物真的被提拔后，如果仍不停地保持自己的个性与锋芒，那么大人物就未必能接纳了。

现在，薛岳和赵子立的关系就已渐渐转到这个层面上了。

听完赵子立的建议，薛岳摆了摆手，说：“逐次抵抗，说得容易，若不进行坚守，兵败如山倒，又如何掌握部队？与崩溃何异？争取外线，人人会讲，但怎么争取，需看实际情况。”

总的来说，赵子立的战术还是更适合这次会战的。不过，也不可能否认，其中一些东西是事后判断。比如在赵的回忆中，他认为，这二次长沙会战应从罗卓英第19集团军和王陵基第30集团军那边抽调更多的部队过来。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薛岳无法确定日军是否会和第一次长沙会战那样在江西方面进行大策应（日本人称第一次长沙会战为湘赣会战），所以没敢从赣西北抽调更多的人马增援湖南。

回到新墙河。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两边的士兵已隔河对峙整整两年。

新墙河南岸的阵地不算简陋，除布置有绵延的倒钩铁丝网外，还有前沿地雷阵地。后面是主阵地，主阵地又分两块，一是河岸阵地，二是后面的高地阵地。河岸阵地和高地阵地间是空荡的村庄，士兵利用房屋做掩体，又形成一道靠近河岸的夹心阵地。在没有村庄的地段，用纵横的交通壕进行延伸连接。为对日军进行侧击，侧方位也进行了火力配置。这样算起来，整个南岸阵地纵深达到六公里。

但是，由于在新墙河南岸守备的欧震第4军中已有不少部队被派到北岸参战，日军渡河后，该军各部和配属给他们的董煜第60师紧急回防，匆忙回撤阵地，导致局面非常混乱。日军徒步过河（1941年的新墙河最宽处70米左右，平均深度不到1米），趁乱突击，造成中国守军被动的局面。

只说第4军所辖第102师。

从出身看，这个师是黔军系统，师长柏辉章也并非黄埔毕业，但由于战力不俗，被薛岳调到第4军。第4军以“抗战建国”为代号，军部和直属部队的代号是“抗”，第59师代号为“战”，第90师代号为“建”，第102师代号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