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战争开始后，日军胜多败少，养成的习惯是任意攻击中国军队，对侧背相对不太重视。在上高，当大贺后来发现已经骑虎难下时，怕一旦撤退，丢了“皇军的面子”，于是硬撑着，他们的局面终于不可收拾。

现在的情况是，第34师团如愿以偿攻到上高城下，但就是无法击破当面的第74军主力。与此同时，已经渐渐陷入第74、72、70、49的包围。因为在3月24日午后，大贺茂得知李天霞的部队出现在身后的高安，截断了自己的退路。现在，他终于回过神来，明白了这一切：自己的一步步，都是跟着中国军队的节奏打的。于是，他连死的心都有了。可现在，不是他要不要死的问题，而是他的部队能否活着逃出上高的问题，因为参谋长樱井德太郎告诉他：“我们的战术不灵了，师团已被完全包围在东西15公里、南北5公里的狭小地带。”

此时，武汉的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在干什么呢？

虽说他马上就调到别的地方了，但调走前如果真的遭受一场大败，觉得这脸还是丢不起，怎么说第34师团也是他第11军下面的部队。所以，当得知第34师团陷入绝境时，他电令已退回安义的第33师团重新出发，去解救第34师团于危局，同时，派新任军参谋长木下勇连夜飞往南昌指导作战。

木下在天上飞的时候，王耀武命令上高守军全线出击！

3月24日傍晚六点，锦江北岸上高一线的反击开始了。前面提到的第107师的邹营长也终于等来了机会。其中，守备上高的第57师在余程万的率领下分六路发起反击；张灵甫亦率第58师分四路合围。

第34师团的日军开始溃退。

打仗靠一口气，假如这口气没了，一切就都不灵了，对鬼子来说也是这样。

现在，第34师团的这口气就泄了，溃退一旦出现，就收不住了。这种场面，参加过多次战役的中国老兵很少见到。

邹营长的部队奉王耀武之命，作为第二波出击部队，攻击撤逃日军的侧面。

不过，由于第一波反击部队已把日军追打得落花流水，所以邹营长所在的部队最后只起到清扫战场的作用。尽管如此，搜索过程中，还是一下子捕获了十几名掉队和受伤的日军。

3月25日凌晨，罗卓英下达中国军队总反攻的命令。

这时候，日军由溃退变成了崩溃，路两边的稻田、山坡，布满凌乱的脚印、马蹄印，以及丢弃的各种辎重。

在罗卓英和王耀武的调动下，上高城下的第74军余程万第57师和张灵甫第58师在中路，向杨公圩、官桥追击；刘多荃第49军向高安方向追击；李觉第70军和韩全朴第72军向安义、奉新方向追击。

日军崩溃之初，大贺茂派了一个残余七百多人的大队做突围主力，妄图撕开一个口子。但是，这支大队撞见了第49军王克俊第26师，被封堵后，死伤一半，剩下那一半，三百多人，又被王师追着打了回来。

这几乎是日军在上高之战中最狼狈的一幕了。

圆部和一郎不是叫第33师团再行出动去营救大贺茂吗？但该师团却没出动主力，樱井省三只派出了一个联队。到3月27日，这个联队趁李觉第70师移动时，占领了棠浦，跟从上高溃下来而跑得最快的一部分日军会合，接下来向棠浦、上高间的官桥方向派出接应部队。

罗卓英在追击调度上还是非常迅速而果敢的，立即进行第二次包围，重新占领棠浦，进而横击从官桥向村前街（棠浦在两地之间偏西北）方向溃逃的日军。后来，作战检讨时，重庆方面特别提到这一点：“对突围敌人，能适时完成二次包围，追击战斗猛烈果决。”长沙的薛岳在最后关头也派出欧震第4军驰援上高，但已经晚了，该部还没到达战场，整个会战已结束。

第33师团那个联队倒是起了作用，似乎觉得他们的师团长以前有点对不住大贺茂，在官桥一地掩护第34师团残部经村前街东逃。

溃逃的大贺残部，师团司令部在最前面，后面是行李部队、山炮部队、病院输送队、野战医院、后卫部队。这个序列后来遭到已到南昌的木下勇军参谋长的痛斥，认为师团司令部有失风范，在危险时刻自己跑到最前面，倒把野战医院的伤兵扔在后面。

27日当晚大雨滂沱，电闪雷鸣，第34师团陷入万家岭第106师团般的悲惨境地。

中国军队三面围住日军。从锦江南岸渡江北上的刘多荃第49军形成一字长蛇的侧击阵形，日军疲于奔命，难以招架。

这成为日本陆军史上为数不多的死亡之春。

更悲剧的是，大贺带人走着走着，一不小心，转移到李觉第70军预备第9师的守备区域，当天亮发现自投罗网后，他陷入一种无语的绝望。

3月28日凌晨，天还没亮，在连绵不停的大雨中，张灵甫第58师的追击部队在狂奔中追上日军的野战医院，护卫日军医院的是野炮兵第8中队，指挥该中队的是一个叫六角的少佐，职务是大队长。他向所在旅团求援，却接到一个叫他愕然的答复：“因情况紧急，放弃第8中队，大队主力立即向旅团司令部靠拢。”对日军来说，极少在战场上丢下一支部队不管，但这种情况在上高会战中出现了。

由此可以看出，第34师团已如惊弓之鸟。

六角少佐的野炮兵第8中队陷入绝望，又向附近的第216联队的一个步兵中队求援。

幽暗中，该步兵中队听到野炮兵的呼喊声，但始终不敢压上去解救。天亮后，他们准备再救援时，自己遭李天霞第51师的两个连围攻。而此时，六角少佐野炮兵第8中队的一百多人以及野战医院负隅顽抗的二百多名伤兵，全部被张灵甫的部队歼灭。

在高安一带，李天霞第51师又对大贺残部打了个伏击，其实已经不能称为伏击了。

最后，在工兵部队保护下，大贺茂一行人侥幸地闯过高安，进入安全地带。他回过头，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伤员，排了整整8公里长。

大贺于4月2日逃回南昌，看到冷脸等他的军参谋长木下勇。

对日本人来说，第34师团被救了出来，但第33师团派出的那个营救联队在泗溪北五公里处的虎形山遭中国军队侧攻，伤亡不小，虽然在4月2日回到安义，但丢下了74名士兵。在一次中型战役中俘获日军74人，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字。

会战结束后，罗卓英在第一时间给薛岳去电，一是报捷，二是要求战区继续派出增援部队，顺势攻南昌。看得出来，老罗意气风发。薛岳呢，无意取南昌，而是召回了半道上的欧震第4军。

罗卓英跟王耀武说：“薛伯陵有时固执得没章法。”

会战结束当天，罗卓英带着王耀武去第74军野战医院看望伤兵，很多士兵身上都有刺刀伤，有的身中七八刀之多。

一个连长问：“长官，我是参加过两年前的南昌外围战的。但这一仗，我们怎么赢了？”

罗卓英看看王耀武，后者未语。

罗继而慢条斯理地总结：“此战敌寇虽进攻在先，但主动权却掌握在我手中。前期内线作战得当，后期转为外线包围。作战中，一、二线诱敌深入，三线围歼决战，继而反转追击，磁铁战术也！其间虽有危情出现，但纵观全局，我指挥部始终主宰战场。正面部队，王将军第74军抵抗坚强，使包围轴稳固，回师参加反包围的部队得以从容转进，逐次收紧口袋。过程中，能够大胆转用兵力，从非正面最大限度地抽兵，运用于最后的反包围中，打破了过去以同等兵力或劣势兵力对优势敌军不能行包围战的心理。”

罗卓英继续说：“当然，士兵作战勇敢是重中之重。因为战斗保证战术。没有勇敢的战斗，何来战术的成功实施？”

此外，他特别提到一点，就是畅通无阻的通信起到重要作用，使集团军总司令部牢牢掌握着各个部队，下面的军部又牢牢掌握着各个师，以此类推，处处获先机，保证了兵贵神速。

罗卓英说得一点也没有错。

后来，罗卓英一直拿上高会战跟坦能堡会战做比较，认为是该会战的翻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俄两军会战，德国人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指挥下，开始以内线作战，先击溃俄军两翼，最后合围中央主力，取得辉煌胜利。

说起来，上高会战中，罗卓英有一个战术用得非常对头，那就是当日军南北两路先于中路开始进攻后，中国军队尤其是北路方面，进行了离心转向，虽然实施过程中有点仓惶，但却始终与日军接触，这样一来，就使得日军只能前进，离上高地区越来越远，而不能与中路合击，初步分化了日军三路并进的战术。

最后，罗卓英也提到：敌人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缺乏统一的指挥机关，导致三路日军之间没有协调。

正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八中全会的蒋介石闻得上高大捷后非常兴奋，第一句话是：“罗卓英终于打了个大胜仗！王耀武亦会用兵，果然没叫我失望！”

第19集团军给重庆军委会的《上高会战作战详报》中标明：第51师毙杀日军1223人；第57师毙杀日军1007人；第58师毙杀日军907人。这个数字自然会超过日军战报上的数字，但关键是日军战报上的伤亡数字也常常压缩。

无论如何，上高会战胜负分明。

何应钦当然也非常兴奋，虽然会战的集团军总司令是陈诚的人，但战功最大的王耀武被他认为跟自己最近，故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最高赞美给了第74军：“上高之战在今后作战指导上非常重要，其影响之大，莫可比拟。敌人采取分进合击态势，即可谓外线作战。我军始终固守上高一带既设阵地，依内线作战之原则，先击溃其夹击之一翼，然后转向其主力包围攻击，遂将其各路兵力悉行歼灭，可谓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何应钦进而向记者表示：“我过去抗战宗旨，为敌人一日不退出中国领土，我一日抗战不止；而今（上高会战）后则敌人一日不退出中国，我必须进而消灭它。”

兴奋中的蒋介石，破天荒地将这一会战的具体细节电告各行营和战区一把手：

西安熊代主任（西安行营代主任熊斌）、洛阳卫长官兼总司令（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兴集阎长官（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桂林白主任（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上饶顾长官（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柳州张长官（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老河口李长官（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恩施陈长官（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曲江余长官（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兰州朱长官（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昆明龙主任（昆明行营主任龙云）、苏鲁于总司令（苏鲁战区司令于学忠）。

“罗总司令指挥适切，能放胆集中优势兵力，彻底包围歼灭敌人。而3、9战区作战地境之变更，能使该方各军在统一指挥下，迅速向一地会战，亦为战捷主要原因。指挥官坚毅果决，始终严厉贯彻包围歼灭之企图。对突围敌人，能适时完成二次包围，追击战斗猛烈果决。能完成包围事态之主要功绩，由于74军能依既设阵地，韧强抵抗，求得时间余裕，以待友军之合围……”

重庆军委会嘉奖参战部队，功居首位的第74军荣获最高荣誉蓝底白色飞虎旗一面。李天霞第51师在锦江南岸作战精彩获“第1号武功状”（从1941年春到1945年春，军委会共颁发陆海空军武功状107张，其中李部以获14张而居首。包括上高的这“第1号武功状”和雪峰山会战的“第107号武功状”），余程万第57师守卫上高坚韧获“第2号武功状”。第58师没得到表扬，以副师长代理师长的张灵甫有些郁闷。

王耀武统一指挥出色，获青天白日勋章。

锦旗和勋章由专机从重庆运抵长沙，随后由长沙飞车送至上高，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并不贪功，他代表军委会向王耀武颁发勋章时诚挚地称第74军为“抗日铁军”。后经媒体报道，这个称号开始流传。

上高是第74军的辉煌之地。

后来，王耀武也给自己的部队起代号为“辉煌”。

开战后，鉴于日军对中国各部队的番号比较熟悉了，所以重庆军委会要求各部队自己起个代号。比如，第4军以“抗战建国”为代号，第84军以“发扬光大”为代号，第54军以“还我山河”为代号。

四个字的代号，其第一个字往往为军部代号，其他三个字为所辖三个师各自的代号。代号也有两个字的，比如后来的中国远征军新编第22师代号为“湘涛”，第10军以“泰山”为代号。至于第74军，除军部代号为“辉煌”外，第51师代号为“文昌”（1942年9月浙赣会战后改“前矛”，因该部以能攻著称），第57师代号为“徐闻”（后改“虎贲”，常德会战后再改“常德”），第58师代号为“榆林”（后改“激扬”）。

会战后，日本第11军司令部的参谋们开始重点研究王耀武的支部队，并冠以代号，称之为“虎”，认定第74军为“重庆中央军之最精锐部队”，以至于在随后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出现前面提到的特别针对该军而改变作战计划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