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边的风波平息了，但九江已经陷落。不过，此时波田支队出现霍乱，部队不得不停下来。

就在这时候，1938年8月1日，陆军参谋本部要员绫部橘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7期，大分县人）突然从东京飞到湖口第11军前进司令部。对于绫部，冈村有所耳闻，知道此人是陆军大学36期的首席。

冈村问他干吗来了，绫部说要人来了。

冈村说：“不会吧。”

绫部说：“波田支队好吧？什么时候能把它调出来？”

原来，武汉会战期间，日本军部的广东登陆战也在策划中。

作为日本军中第一流甚至首屈一指的野战专家，冈村在为人上是平和的，没有很多日本军人的通病。但这一次，听到绫部的话后，冈村立即冷言拒绝了。

冈村说：“现在武汉攻略正在关键期，何时能结束战斗尚不知道，波田支队是这次攻略部队中的重中之重，大本营不会不知道吧？”

绫部说：“正是由于波田支队在此次攻略中表现突出，大本营才决议将其南调广东，发挥更大的作用。武汉攻略打到现在，抽调波田支队应该不会影响战局吧。武汉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广东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堡垒，粤军的抗击必定会十分激烈，调波田支队南下有助于一举打开广东登陆战的局面。当然，大本营的意思并不是马上就抽调波田支队，最后的时间还是由您来确定，只是希望把这个命令尽快传达到波田支队那里，叫他们作好准备。”

冈村耐心地听完绫部的话，然后说：“第11军难以做到。”

绫部一愣，没想到好性子的冈村抗命了。

冈村说：“如果现在把命令传达下去，势必会影响波田支队今后的攻击，是万万不可能的！所以我要求大本营终止这一计划！”

绫部见冈村出言如此，态度十分决绝，只好话锋一转，说自己也是奉命而来，就个人意见来说，也觉得这个时候抽调波田支队有点问题。

打发走绫部，冈村宁次把自己的前进司令部由湖口推进到九江。

冈村一点点陷入焦躁了，实际上，一路破关夺隘的波田支队已经越来越不叫他放心了。

先是在九江因为霍乱问题被迫停下来，虽然已经再次出发，但战力需要恢复。与此同时，一些低级错误开始出现：攻占九江的当天傍晚，波田支队的一队辎重兵爬到某高地，发现中国军队留下的战炮，几个日军好奇地摆弄牵绳，没想到炮膛里有炮弹，一下子发射了出去。而这时候日本海军航空兵的飞机发现中国阵地上的大炮又响了，立即“负责地”飞来轰炸，当场炸死七十多名日军。

此外，这支和第6师团一样来自南九州的部队，开始暴露出邪恶的面容。

九江对岸是小池口，驻扎在当地的波田支队原田大队强奸成风。本来冈村打算在附近修建个飞机场，当地一名村长已经答应带人修建，但结果原田大队的士兵轮奸了村长的妻子和女儿，导致修建机场的村民一哄而散。用宫崎周一的话说，这直接影响了作战进度。

在日军的进攻途中，这种暴行经常发生，波田支队的一些日军士兵放言：“我们没去过南京，在这里也可以呀！”

公平地讲，作为日军的高级将领，冈村宁次跟中岛今朝吾、谷寿夫、佐佐木到一这类人还是有区别的。同时，他也担心暴行会引起当地民众的极端反日情绪，不利于自己进兵武汉的进度，比如机场停工事件就是个例子。尽管如此，他还是无力约束自己的部下，“各地强奸事件仍频频发生”。江北的第6师团同样强奸暴行不断。冈村通过“调查研究”发现：33岁的士兵最容易实施强奸。而且据他掌握的情况，很多士兵都喜欢拍摄暴行照片，然后寄给国内的朋友。

冈村对此迷惑不解：“日军士兵的好奇心竟发展到如此地步？”

在九江休整几天后，日军兵分两路，一路是搭乘海军舰船继续沿江向武汉方向攻击的波田支队（8月中旬迫近富池口，与霍揆彰第54师激战多日，夺得与江北田家镇隔江相望的这一要塞）；一路则是松浦淳六郎的第106师团，他们沿南浔铁路攻向德安方向。像只虫子一样蠕动的他们，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已踏上通往地狱之路。

在日本军部决议进行武汉会战后，5月15日在熊本将第6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编成第106师团（因该师团战力不强，于是很多书本和文章认为他们由大阪第4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编成，自鸣得意地把他们定位为“商贩师团”，显然是自己脑子里的一厢情愿，仅看其番号就知道跟第4师团没任何关系），没经过什么恢复性训练，就直接扔到了战场。退伍多年的他们，在重新征召入伍前，有的是矿工，有的是做小买卖的，有的是教书的，有的是纯粹的农民，还有的是村里的无赖，甚至地方上的黑社会打手。像第106这样的特设师团，只有联队长、联队副官、大队长是从其他现役部队里抽调的。但尽管如此，冈村还是对他们寄予厚望，毕竟退伍前他们都是第6师团的兵。

熊本兵不是自称天下第一么？

就这样，带着冈村的厚望，第106师团在松浦的率领下沿南浔铁路往江西深处进发了。

此时伊东政喜的第101师团也投入江西战场，和第106师团一起进行远线迂回合围。日本人喜欢这一手。对他们来说，在一次战役里，如果没有迂回，好像就缺点什么。南浔路作战也是这样。冈村宁次意在攻略德安，兵临南昌，窥视长沙，切断粤汉铁路，封堵武汉战场上中国军的后退之路。

赣北是连绵的群山和经久不散的雾气，在九江司令部，冈村每天坐在地图前，用彩色铅笔一点点标注着，用他的话说“很像单衣的碎点花纹一样”。日军每攻占一个山头，至少得耗费一天的时间，打着打着第106师团就慢慢露出了马脚。

开始向南浔路推进后，冈村先是叫他们确保大天山（九江西南15公里）、马鞍山（大天山南3公里）和金家山（马鞍山东南4公里）一带的阵地。

8月6日，第106师团虽然占领马鞍山一侧，但由于公路被破坏，炮兵没及时跟进，随即被中国军队夺了回来。在此役中，师团的大佐联队长田中圣道（日军陆军士官学校23期，山口县人）被击杀。这是继上海战后日军第三名联队长战死。很多人说田中死于后面的万家岭，实在是误传。

随后第106师团又攻金家山，但很快就被中国守军打了下来。到8日、9日，日军再攻马鞍山，转天又被轰了下来。此战中，第145联队长市川洋造被机枪打成重伤，大队长内海畅生被炮弹削去了脑袋。

又一名大队长福岛橘马带一个中队再冲，经肉搏后终于攻下阵地，但福岛也只剩下十几个人了。就在这名大队长神经般狂笑时，遭到四周中国炮兵的“十”字形攻击。另一名大队长荻尾佐藏欲救福岛，却被中国军队的火力拦截，也被打成重伤。此时福岛等十来人已全部被炮弹炸飞。

经过此战，冈村已经不是皱眉头的问题了。联队长和大队长的伤亡率达到这种地步，是他此前断不会想到的。这就是传说中的熊本兵吗？就好比两个人打架，一个戴着墨镜，五大三粗，胳膊环抱胸前，还撇着嘴角，非常屌的样子；另一个人呢，瘦小枯干，显得弱不禁风，但没想到一交手，后者一脚就把前者踹飞了。

但冈村还是非常细心的，一下子死伤那么多联队长、大队长，扣除中国军队阻击顽强的因素外，他觉得此事必有蹊跷。所以在中国军队撤走后，他叫人对这一带的阵地进行了调查研究。

担任这个任务的是名少佐，叫石割平造，虽然仅是个工兵中队长，但却是个老头了，只比冈村晚一届，而且是第9师团长吉住良辅在陆军大学同学。本来老鬼子早就退役了，战争爆发后，又被弄到前线。调查中，他发现中国军的阵地不是通常简易的战壕，而是由一个个“陶罐式”单兵掩体组成，掩体间是四通八达的交通壕，既可以在正面阻击，也可以侧斜射击，这叫日军吃了大苦头。此外，石割意外地发现：中国士兵撤退前埋葬了战死的日军大队长福岛橘马等十多人。

这个细节叫冈村宁次汗颜不已。

这时候，作战课长宫崎周一拿来一份情报，说赣北一带的很多中国军队的阵地，都是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构筑的，所以打起来比较麻烦。

接下来，两个人聊到第106师团的战力问题。

对日军的常备师团来说，冲锋时，通常是中队长在一线，这我们以前说过了。但对特设师团来说，放在一线的往往是大队长。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如前面所说，只有大队长以上的军官才是现役人员，大队长以下的人员都是预备役人员。所以说，一旦现役的大队长战死，接替大队长的往往是预备役人员，这样的话，整个大队的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如此叠加，整个联队的战斗力便会受到巨大影响，最后波及整个师团。

宫崎认为东京的陆军中央太不负责了，第106师团组建后没经过什么恢复性训练就直接投入到华中战场。冈村觉得也是这个道理：“把在社会上工作了几年乃至十几年的人直接送到前线来的做法有些欠妥。”

第106师团后来成为笑柄，跟上面所说的确实有直接关系。

不要小瞧恢复性训练，哪怕进行一周的训练，情况都会不一样。同是特设师团，武汉会战后期组建的第116师团战力就非常好，该师团由京都第16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编成，按说没第106师团的底子强，但却远远超过第106师团，就是因为该师团组建后，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恢复性训练，预备役士兵们全面温习了当年的战斗技能，随后才开往前线。

之所以没叫第106师团进行恢复性训练，只能说明两点：一点就是武汉会战期间，日军兵力确实出现明显的不足，所以一旦组成新师团，马上就扔到战场。另外一点，就是日本人太自信了，认为不经过训练，也能把中国军队追得满山跑，所谓“一个师团就是一个师团”，认为彼此间不会有太大差别。没想到真打起来后，意思马上不一样了。这也是后来第116师团经过长时间训练后才被放在武汉战场的原因。

无论如何，第106师团的表现开始叫老冈村担心了，他担心这伙人影响自己的进军速度。但现在也不可能把他们踢回日本重新回锅，只能是有什么算什么了。当然，冈村也没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第106师团身上。他早年在中国军阀孙传芳手下做顾问，对华中的地形清楚得很，所以在召开参谋会议时，他跟吉本贞一、宫崎周一、池谷半二郎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敌非敌，地形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

冈村发现，在300米以下丘陵作战与在300米以上高山作战，推进速度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这是为什么呢？假如地形高度没过300米，炮兵的作战办法跟在平原上是没区别的，而一旦超过300米，对炮兵来说就不一样了。而日军进攻中又必须依靠重炮，所以一旦炮兵的作用降低了，那么进攻的速度自然也就减了下来。

现在，冈村一面在焦虑，一面在静观。静观第106师团在九江南20多公里处金官桥的表现。

张发奎撤了下来，薛岳顶了上去，对金官桥一线阵地，薛下了死命令：没有命令，任何人不许退，谁退了，谁就按时恢复阵地，恢复不了，就提头来见。

此时薛岳的作战区域是个大致的等腰三角形。顶点是已失陷的九江，底边是修水（鄱阳湖水系，流经修水、武宁等县），其中的北线一侧从九江经金官桥到庐山北麓。关于这条线，刚刚到任的第1兵团作战科长赵子立（黄埔军校6期，河南永城人）有一个判断：如果守不住的话，越往后退，正面就愈大，也就越不易守，所以金官桥必须坚守，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在所不惜。

薛岳和他的参谋长吴逸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丰顺人）互相看了看，觉得这个刚由陆军大学毕业的家伙有两下子。

当时薛岳的司令部来了一批陆大的毕业生。此外，还有不少从张发奎那里来的参谋。原来，淞沪会战后，张发奎第8集团军司令部解散，按当时的人事制度，司令部的参谋需要“自谋出路”，自己找“下家”。张发奎还算负责，问薛岳要不要人。当时薛岳还在顾祝同第3战区做前敌总指挥。听闻后，薛岳倒也爽快，说：“好！叫他们来吧！”

说到这儿，不要以为当时的参谋都是满脸沧桑，其实都是30岁左右的大小伙子。在屋子里，他们每天面对的除了一张张作战地图外，就是一个个部队的番号；在外面，他们面对的则是老谋深算的五十来岁的日军指挥官。司令部的参谋虽然不在第一线，但由于日军掌握制空权，另外在部队转移时通常也危险多多，所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抗战中殉国。这是那个时代年轻人自己的人生选择。

作为被重点培养的军事人才，赵子立在1935年考入陆军大学深造。武汉会战开始后刚好毕业，直接被分配到薛岳手下当作战科长，这一年整30岁（此后到1944年底，赵一直在中日正面头号战场第9战区工作，长期辅佐薛岳。在作战思路上，两个人既合拍，又有矛盾。至于矛盾一面，则是后话了）。

一般人谁进得了薛岳的法眼？更何况像赵子立这样初出茅庐的。所以在南昌兵团司令部，薛岳给了赵子立一个下马威，丢给他一张地图，叫他说说敌我形势。

赵子立笑了一下，说：“日军进攻武汉，北路当在皖西、豫南，由合肥经大别山攻河南信阳，后南下经河口镇、平汉线上的花园火车站包抄武汉北面和西面。中路用兵于长江南北两岸，这大家都已经看到，其中江北一路当由黄梅进抵田家镇，江南一路则必由九江迫近大冶。在赣北，日军有可能趋兵湘北，切断粤汉铁路，对中国军队进行大迂回。不过，当其感到兵力不足时，则必当由赣北直接转进鄂南，对武汉实行小包围。”

赵子立接着说：“江南一路是日军用兵的重点，鄂南和湘北是中国军队转移的主要区域，只要日军迫近岳阳或咸宁，统帅部就不得不放弃武汉。所以封堵南浔路，以及瑞昌到武宁、星子到德安的公路就显得极为重要。”

薛岳不住点头，他承认自己完全听入了神。

薛岳告诉赵子立，自己在赣北有一个作战思路，就是北守西攻。北守说的是在南浔路上采取守势；西攻说的是在瑞武（瑞昌到武宁）路和瑞通（瑞昌到通山）路上死战，牵制日军对武汉的合围。

薛岳补了一句，说：“这只是初步计划，说在南浔路上采取守势，并不意味着这一线就没激烈战斗，甚至决定性的大战。至于眼下最紧迫的地方，是你说的金官桥，我已经叫那里的部队死守了。”

金官桥发现敌情是在8月3日。

现在可以说说第106师团的组成了，师团长松浦淳六郎的参谋长叫秋山义隆，下辖山地恒第111旅团（已战死的田中圣道第113联队、园田良夫第147联队）、寿木敬一第136旅团（木岛袈裟雄第123联队、已重伤的市川洋造第145联队）。为了给这个师团打气，冈村把第11军直属的迫击炮第1大队配属给了松浦。

拦在金官桥主阵地的中国军队是李觉第70军。欧震第4军在其左翼，从九江退下来的李汉魂第64军在其右翼。

李觉在上海打过。他的部队班底是湘军，会战开始前，在浙江金华休整，后被调往武汉待命。敌情出现后，赶赴湖北麻城、英山一线布防。但很快又因安庆失守而受命去安徽潜山阻击日军。随后江西湖口危急，至此被调到南浔路。这种折腾基本上是当时每支中国军队调动的缩影。

这个军本来有两个师：第128师、第19师，前者由于在鄱阳湖作战不力，已被军委会拿下，番号撤销了，现在就剩下一个第19师了，师长还是由李觉兼着。日军来攻前，李觉说了这样一番话：“兄弟们，军人的荣誉保持在部队的番号上，被撤销番号是军人最大的耻辱，丢人的事我们经历了一次，这一次在金官桥，要么退下来再次被人看笑话，要么你们他妈的就都给我顶住。”

李觉说：“守卫金官桥，上峰下了死命令。所以老子的枪口就在你们后头，薛岳的枪口就在我后头。至于薛岳后面有没有枪口，我不去管。我要说的是，假如你们战死了，我肯定也活不了。但如果我还活着，那就说明兄弟们都在，就是我们重新夺回荣誉的时候。”

话已经说到了这份儿上。所以金官桥一线中国军队的战斗，一反在九江的低靡状态，把原本战力就不济的第106师团打了个鼻青脸肿，半个月内愣是寸步难行，没有任何进展。这在日军战史上是少见的。

冈村除了继续武装第106师团外，一时间也没别的办法，总不能他亲自去指挥吧？所以又把第11军直属的野战重炮第10联队赶了过去，配属给松浦。

8月中旬的一天黎明，大雾弥漫金官桥阵地，松浦用4个中队组成敢死队，对前面的鸡窝岭进行仰攻。李觉指挥部队以白刃相对，中日士兵一千多人在山野间拼起刺刀，这是南浔路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刺刀战。

战至午后，守军右翼被撕开一个口子，27名日军冲向纵深，企图盘踞一个窝点作为支撑。

战斗从早晨7点一直打到傍晚4点，主阵地的日军扔下300多具尸体后再次退了回去。冲进纵深的那27名日军也被收拾得剩下了最后9人，藏进一个岩洞里固守不出。李觉亲自指挥部队围剿，想抓几个活的。由于中国士兵有射击死角，所以连续3次突击都没成功。到了转天黎明，日军自知没法冲出，9人在毁枪后集体自杀，有一个士兵自杀不成而负重伤。

在毁枪这一点上，陷入绝境的日军和中国士兵倒是一样。

李觉的士兵冲进去将那名重伤的日军俘获。但这位老兄一言不发，怒目相视，好像中国人都欠他的。一名战士把李觉的命令抛到脑后，上去一刺刀结果了他。

李觉带着副官上得前来，问人呢。

一名连长说：“被我的士兵打死了。”

李觉说：“我不是命令你们抓活的吗？”

连长说：“报告军长，抓了一个重伤员，但这小子太横了，一点服软的意思也没有，有个士兵气不过，就给他刺死了。”

李觉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