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正在上海市政府跟俞鸿钧谈判，说这事儿已在日本引起震惊，然后递交了日文书面要求。但翻译时出了个问题，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人翻译的是“撤退各街道上的一切防御工事”，而上海市政府的人翻译的是“撤退各街道上的一切防守部队”。实际上，无论哪种翻译，撤防御工事也好，撤防守部队也好，都是中国无法接受的，华东大战已经临近！

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么不如先发制人。这是蒋介石的想法。实际上，七七事变一爆发，蒋介石就有歼灭上海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的想法。为此，他叫当时的副总参谋长杨杰（白崇禧还没接任）拟订扫荡计划，但杨有点漫不经心，只找了张上海的军用地图，用铅笔画了画，写上点说明，就给蒋介石报了上去。蒋看完后气得够呛，从此再也不重用杨杰了，后来专门叫他跟苏联人打交道。随后，蒋又把板子拍到何应钦那里，何跟总参谋长程潜商量后，叫得力参谋罗泽闿（黄埔军校6期，湖南常德人）起草新的扫荡计划，这回报上去后，蒋十分满意，后来让他担任总统府参军。

罗泽闿制订的作战计划被秘密送到杨虎的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部设在龙华，部下主要是上海保安团和警察部队，在参谋处长朱侠的主导下，开始作战前准备：

比如，策划黄浦江封锁行动；派参谋人员秘密侦察绘制上海日军据点详图；在浦东秘密设置观测哨，监视日本舰船，每天进行报告；在上海外郊的岔路口、渡口、火车站等交通要地秘密修建重机枪和小炮战斗掩体。这些掩体从外面看是民房，一旦战争爆发，拆去活动砖块，即可露出射击口。这期间一度受到黑帮大佬杜月笙鼎力帮助。警备司令部一度还搞了个袭击位于北四川路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的方案，想把烈性炸药装在伪装成的日本医院救护车里，冲进日军司令部进行自杀性袭击。但因操作难度过大（搞不到烈性炸药）而作罢。

1937年8月9日，“虹桥事件”爆发。蒋介石两天后就下达了扫荡上海日军的命令，同时叫人用沉船和水雷封锁长江江阴水面，阻止日本海军溯江而上进攻南京。

蒋介石对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说的原话是：“把上海的日军给我赶下黄浦江！”

张治中接令后，立即调集正在南京与上海间集结的中央军王敬久（黄埔军校1期，江苏徐州人）第87师、孙元良（黄埔军校1期，四川华阳人）第88师和钟松独立第20旅余部向上海急进！“西安事变”后被调去陕西的宋希濂（黄埔军校1期，湖南湘乡人）接到蒋介石亲自打的电话，叫他率第36师火速从陕西赶回上海。此外，蒋介石把当时最先进的装备德式100毫米口径加农炮和150毫米口径榴弹炮的独立炮兵第8、第10团也派了过去。

前期往上海投入的这三个师是一准儿的中央军德式师。

当时中国跟德国的关系好得出乎我们的想象，希特勒觉得蒋介石是他的同路人？这还不是原因所在，两国关系之所以好，是互有所需：中国的稀有金属产量居世界第一，比如钨，熔点最高，武器工业中必备，这正是德国所需要的；而蒋介石呢，又急于引进德国先进的陆军训练和军火装备，所以两个国家有过一段奇异的蜜月期。

蒋介石计划借助德国军事顾问帮中国训练60个德式步兵师，到开战时已经训练20个师，但这些师的德式程度不同，第87师（原中央警卫第1师）、第88师（原中央警卫第2师）、第36师（在第87师和第88师补充旅的基础上编建）这三支姊妹部队的德国化最浓。

以第88师为例，每师辖2个旅，每旅辖2个团，以下营、连、排、班为三建制，每排有3挺轻机枪（每个班1挺），30支步枪。团一级有直属部队：1个迫击炮连（6门迫击炮）、1个小炮连（6门机关炮）、1个通信连、1个特务连、1个机炮连（6挺重机枪，2门迫击炮）。师直属部队则有：1个炮兵营（辖3个榴弹炮连，12门山炮；1个战防炮连，4门战车防御炮；1个高射炮连，4门高射炮）、1个工兵营、1个通信营（2个有线通信连，1个无线通信排）、1个辎重营、1个特务营、1个卫生队，全师总兵力定额在14,000人左右（第87、第88师出征时均不到这个数字，而在9000多人）。

士兵们用的是国产“中正式”或进口的纯德式毛瑟步枪，戴的是德式钢盔。轻机枪用的是捷克式ZB26，重机枪是24式仿马克沁水冷机枪，每个步兵营都有1个重机枪连，尉官以上的手枪用的是C96式，俗称“盒子炮”。

就这样，一时间，从苏州、无锡到上海的公路上，都是装满士兵的卡车。此时所有往上海的火车都停止了客运，而被辟为军用专列。

可以想象，看到这样的场景，沿途民众有多高兴。在铁路站点停车时，士兵们把手伸出车窗外，冲人们挥动着；民众们呢，则不停地往车窗里扔香烟、罐头、水果和饼干。

这一天，中国人等得太久了！

张治中作为京沪警备司令，成了上海大战前期当仁不让的主角。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抗战爆发前一年，也就是1936年2月，身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由黄埔军校改名）教育长的张治中，就开始奉命组织对日备战机构了。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对日备战，在全国秘密搞了几个国防区，张治中为京沪区司令，为防止被日本人摸到情报，这个组织是秘密组建的，对外称“中央军校高级教官室”。张从军校选拔了一批精英当他的参谋，这批人包括徐权、童元亮、龙矫、方传进、沈蕴存、史说，基本上都是陆军大学第10期的精英，都是主张跟日本开战的少壮校官。张给了他们两大任务：一是督建上海南京间的国防工程；二是秘密组织训练这一地区的抗日民众。后来，这个机构被转移到苏州，改了个特休闲的名字：“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

进军上海的命令下达时，蒋介石问张治中：我将先发制人，扫荡上海之敌，你有没有把握？

张治中答：一定要有空军和炮兵的配合，若空军能将敌人据点毁灭，我步兵则甚有把握。

蒋介石又问：我们空军的力量，你是知道的。如扫荡不克，能否站得住？

张治中答：如空军不能奏效，我步兵以主力固守阵地，掩护有力部队突击，稳扎稳打，也可站得住。

8月12日天不亮，张治中带着京沪警备司令部部员，悄悄地离开苏州，向上海秘密转进，清晨达到上海外郊的南翔。就在这一天，他被任命为第9集团军司令，负责围攻上海市区的日军。他抓在手里的第87师、第88师和即将赶到的宋希濂第36师，都是参加过1932年上海之战的老部队，当时这几个部队属于第5军，而军长就是张治中。与此同时，张发奎（武昌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广东始兴人）被任命为第8集团军司令，负责浦东到杭州湾北岸的警备。

第87师主力乘300多辆军用卡车，推进到了杨树浦正面阵地，余部开进吴淞；第88师则乘火车到达上海。按张治中的命令，该师在南翔附近的真如待命；钟松旅开进了南市。两个炮兵团则进入真如、大场阵地。上海市保安队和警察总队在虬江码头至张华浜一线警戒。第88师师长孙元良到真如后，发现这里的地形无论是攻还是守，都不利于中国军队，于是叫先头部队一个旅冒险推进到闸北，在北站、宝山路、八字桥、江湾一线占领阵地。

上海市民在8月12日一出门，发现大街上都是中央军。这两个师的士兵，每人身带200发子弹，腰挂8枚手榴弹，可以说是全副武装。自从1932年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后，已经有整整5年没看到自己国家的军队了。一时间，上海市民百感交集。

张治中到南翔后，很多人以为是8月12日夜向日本人发起的进攻。因为按总参谋部参谋罗泽闿制订的扫荡上海日军计划，特别强调了夜袭，以出奇制胜。张治中手里当然有这个计划，但他只是借鉴了个别的地方，最后自己又拟订了一个新方案；在确定攻击时间时，他并没考虑8月12日夜，认为太仓促了，对部下说要等南京的命令，他本人倾向于8月13日发起攻击。

为了掌握情况，王敬久、孙元良把营、连一级的部队长都派出去了，利用8月12日一天，化装成便衣潜入日军据点附近摸查敌情。怎么个化装法？部队长们一律穿西服，由于都剃着军人的光头，所以看起来酷极了。

从侦察的情况看，日本人没进行什么防范。就在这一天，位于北四川路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前还很热闹，允许市民自由穿行，路过的、遛弯的、做买卖的，除了司令部门前的岗哨外，没采取任何警戒措施。潜入日军据点周围的营长、连长们，从光头造型上看，是很容易被怀疑军人身份的，所以他们怀里都揣着手枪。奇怪的是，在侦察时，这一路上，没遭到任何盘查，部队长们全部安全地满载而归。

大战开始前的上海竟突然平静下来！

但这仅仅是暴风旋涡中心的那种平静而已，也是蒋介石说的那种外弛内紧。实际上，“虹桥事件”发生后，东京炸了窝，喜欢留分头的、以老实巴交著称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江田岛海军兵学校29期，岩手县人）虽然很保守，但这时候也有点慌，跑去陆军大臣杉山元那里说：上海形势危急，陆军是不是应该考虑把部队派过去？

米内不急也不行，因为海军军令部先急了。

海军军令部总长为伏见宫博恭亲王，跟陆军参谋本部的载仁亲王不同，他还是比较喜欢掺和，于是立即把军令部次长岛田繁太郎和联合舰队司令官永野修身（江田岛海军兵学校28期，高知县人）叫来，后者吹胡子瞪眼，说这事可不小，中国人居然敢挑战我们大日本帝国所向无敌的海军？！

杉山开始还真有点看笑话的意思，说：海军出事啦！那好，我们陆军研究一下。

就这样，陆军大臣杉山元带着他的副手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去了陆军参谋本部，进楼后转了一圈，没看到总长载仁亲王，这没什么奇怪的，本来他也不怎么上班，但也没看到负责平时业务的次长今井清。虽然人们喜欢说杉山脑子僵硬，没什么谋略，但他还没傻到认为这没啥的地步。

杉山找到石原莞尔等人，得知今井清已经病得起不来床了。杉山说，你们参谋本部在人事上不能这样啊，会耽误事儿的。他问石原对局势的看法，后者照样是反对派：陆军的作战区域不能超出华北，否则就会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他甚至主张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跟蒋介石进行谈判，华北的日军撤至山海关一线，只保有满洲就行了。他觉得，跟中国打一点必要都没有。

有人听他的吗？

还真有：接替今井清出任参谋本部次长的多田骏。原来，杉山回到陆军省后，马上把负责人事的军务局局长后宫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京都人）喊来，叫他立即物色人选接替今井。随后，电联了载仁亲王，说今井清起不来床了，参谋次长得换人，这一年载仁已经七十多岁了，问了几次才听清楚杉山说什么。换谁呢？后宫淳报上来的是多田骏。这位前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此时的职务是第11师团长。于是一个调令，多田出任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同时兼任陆军大学校长，炮兵总监山室宗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熊本县人）转任第11师团长（很快开赴上海）。

但多田骏一到任，却站在了石原一边（此时脑子还算清醒）。按理说，多田和石原这两个位子够硬了，但看后来事态的发展，这两个人最终还是没主事儿。那个年代，日本有一种惯性下的失控。

海军那边继续闹，被认为是继秋山真之（日俄战争）以后又一个海军天才参谋的海军作战课课长福留繁（江田岛海军兵学校40期、海大24期首席）也认为：这个事件“关系日本及日本海军的尊严”。海军省次官山本五十六（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2期，新潟县人）没急于表态，但军务局长丰田副武（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3期，大分县人）很激动，猪头丰田态度极为蛮横：陆军不出兵，我们自己干！

大山出事后，尽管日本海军出动了“龙骧”号[1]和“凤翔”号[2]航空母舰，把对苏联警备的“加贺”号[3]航空母舰也调过来了，共有舰载飞机150架左右，列于离上海130多公里处的马鞍群岛水域；长谷川清也把在佐世保待命的第3舰队机动部队拉了过来（这波陆战队有2400人），但他们仍不敢大打出手。因为加上在沪原有兵力，日本在上海总兵力也不过4000多人，中国军队至少是他们的7倍。

他们想以静制动，在平静的外表下，焦急地等待着国内陆军的增援。所以8月12日中央军到上海后，日本人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又紧急约见俞鸿钧。但不是俩人谈，而是叫上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四国在上海的代表一起谈，因为1932年的时候这些外国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监督中日双方对停战协定的执行。

冈本说：大家评评理，中国人明目张胆地把正规军拉到上海，违反了当年的协定，诸位可是协定的监督人啊！

没等几个西洋人说话，俞鸿钧先站起来了，他用的是英语，一如其名，字字千钧：各位先生，你们面前的这个日本人说我们破坏了停战协定，但我要说的是，在我国正规军开进上海前，他们早已视那个协定为废纸一张了，因为他们的陆战队多次破坏协定冲过八字桥，还有什么权力指责别人呢？况且，据我所知，他们又有两千多陆战队在昨晚登陆，这无疑把上海推向了战争边缘。至于说我们派军队进入上海，也是在日本破坏协议在先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总之，中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的任何调动，断无解释之必要！

意大利代表站起来，说：尊敬的俞鸿钧市长，上海可不可以开辟为不设防的自由港？这样就可以避免战火啦。

身后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应和。

俞鸿钧本来想解释：华夏民族已至危亡时刻……但想了想，没废话，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的境地，你们永远也不会理解。

俞鸿钧起身出了议事厅，望着繁华的夜上海，想起昨天张治中在电话里对他说的一句话：“此日吾民族已临于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陷于生死线上。”

按张治中跟南京碰的计划，在8月13日对日军展开围攻，但由于上面那几个国家的外交使团把“上海开辟不设防的自由港”的建议书发到了外交部，所以蒋介石要求张治中推迟一天发动进攻。

8月13日上午9点，日本内阁开会。前一天，陆军、海军大臣经过“恳谈”，达成了联手出兵上海的协议。内阁会议上，首相近卫一脸衰相，军部怎么定，他就怎么点头。

陆军参谋本部决定以藤田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石川县人）的名古屋第3师团和山室宗武的善通寺第11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并确定了这支部队的司令官：正受肺病缠绕的已退出现役的松井石根大将。

松井早年参加过日俄战争，当时是个中队长，指挥一百来人，虽然其本人身材矮小，但作战勇猛，成为当时的明星。后来曾长期担任驻上海武官，1935年退役前在军中干到了驻台湾军司令官。松井是皇道派领袖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的同学，但松井本人对统制派与皇道派之争兴趣不大。在这个关口，选择松井为派遣军司令官，当然不是没有原因。

日本出兵上海，不是单师团作战，而是由多个师团组成派遣军，所以必须选择一名军司令官。按日军惯例，这个军司令官可以是大将，也可以是中将。提议松井出任司令官的，是当上新官的多田骏，多田认为：出兵上海，不能跟中国人纠缠，需要速战速决，必须找个有威望的大将出任军司令官，保证一战而胜，而不能像1932年上海战那样，连换了4个司令官。

当时日本军中适合这次出征的大将并不多。

从昭和时代开始到1937年8月前，日本军内共有26人拜大将军衔，其中健在且有威望可统领全军的有9人：

南次郎、林铣十郎、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本庄繁、松井石根、寺内寿一、杉山元、植田谦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0期，大阪人）。

后来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福岛县人），1937年8月还是中将，三个月后就晋升大将，另外两个老资格的中将梅津美治郎和西尾寿造的情况类似。后来当过几个月首相的阿部信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期，石川县人）虽是大将，但没任何实战经验，甚至连日俄战争也没参加过，只蹲在长崎要塞作防备。

上面的9名大将中，在中下级军官里最有威望的是荒木和真崎，但统制派怎么会叫他们东山再起？本庄繁在“二二六兵变”后就被天皇轰走了。南次郎正当着朝鲜总督，而且属于被排斥的“宇垣派[4]”，所以就不能考虑了。植田谦吉本来很合适，1932年就带着日军在上海打过，但他现在是关东军司令官，得提防着苏联，动不了。林铣十郎资历可以，但是前首相，一般情况下，可以因军功回去当首相，但前首相又上火线，没这个先例。杉山元是现任陆军大臣，也不能动。如此下来，只有两个人选比较合适：陆军教育总监寺内寿一和已退役的松井石根。

但军部已有意调任寺内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所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帽子最后落在松井脑袋上。

按照日本军中的惯例，司令官确定后，参谋将由司令官挑选。松井选他的老乡饭沼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爱知县人）为参谋长，随后又选了几个参谋，其中两个人我们认识：一个是“樱会”二号人物长勇，一个是曾来中国“旅行”的公平匡武。离开日本前，松井去拜访陆军大臣杉山元。松井说两个师团兵力过于单薄，希望统领一支至少由5个师团组成的派遣军。

杉山说：那么多？

松井问：陆军大臣认为需要多少军队？

杉山想了想，说：当初永津课长说，我们的军舰一在大沽口露面，中国就会屈服，但现在好像情况不太一样。你先把两个师团带过去，如果不够的话，我再给你派。

后来，日军在上海被中国军队拖了3个月，坏就坏在逐步增兵上了。如果当初日本军部一次性地把5个以上的师团派过去，淞沪会战很难说会打3个月，那样的话留给南京政府往大后方转移的时间也就没那么多了。但你要明白：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地方，都有庸人坐高位，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日本那边有庸人，中国这边则出了汉奸。

前面说了，上海一出事，蒋介石就下达了长江封锁计划。作出这个决定，除了阻挡下游日舰威胁南京外，更主要的是截断停在武汉的5艘日舰和多艘商船的退路。没想到情报竟被日本人搞到了。

计划是在最高国防会议上决定的，参加这个会议的，除蒋介石外，就是汪精卫，以及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程潜、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各战区的一把手。负责会议记录的，是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

大家都看出来了，事情就坏在黄的身上。

后来，因为汪精卫投敌，就把黄浚说成汪的秘书，其实这时候行政院院长的职务由蒋兼着的，而汪早就不担任此职了。

黄浚是福建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来在北洋政府干事，北洋垮了后，又跑到南京混官场，一来二去，做到行政院机要秘书的高位。当时日本在南京铺了情报网，情报网直接由驻华大使馆领导，日本情报人员在南京政府各部门撒网，最后把黄浚捞了上来。跟黄浚一起被捞上来的，还有他儿子黄晟（在外交部工作）。亲手捞黄浚的，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所谓色诱黄家父子的美女间谍南造云子只不过是个虚构的人物）。

须磨10年前就来华了，在上海任公使馆一等秘书时，任务就是收集情报。开战前，他已在南京当了整整4年的总领事（回国后还曾担任外务省情报部长）。须磨得到黄浚提供的情报后，立即把消息发给东京，东京又立即发给武汉的分遣舰队司令官谷本马太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5期，广岛县人），就这样，谷本带着大小舰船，从长江中游载着侨民连夜逃跑，除了两艘商船跑得慢被扣外，其他舰船一口气到了上海。

所谓功败垂成或功亏一篑，说的就是这件事。这就是汉奸的力量（后黄家父子双双落网，南京陷落前，二人以汉奸罪被枪决）。

事情发生后，蒋介石气得鼻子都歪了。

8月13日午夜，正在扬州机场值班的空军人员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说一口宁波话，开始的时候，值班人员还没听清，最后才搞明白，打电话的人要他们立即出动飞机，带上炸弹，把正沿长江往上海逃的日本舰船全给炸了。

值班人员最后问了一句：您是哪位啊？

对方说：蒋中正！

就这样，空军随后出动18架“霍克式”驱逐机，各带500磅炸弹一枚，飞越江阴要塞，沿江寻觅日本舰船，但还是晚了，最后只在吴淞口以东白龙港找到一艘日舰。这艘日舰也就倒了霉，18架飞机轮番轰炸，没几分钟将其炸沉。

事已至此，一切就看张治中那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