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群一上任就要求：从今以后，各地方把所有涉日事件，都推到中央政府这边来。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蒋介石决定打开中日政府间的谈判大门。前面说过，九一八事变后，在外交上，蒋介石定了一个调子：不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关于这一点，蒋后来也反思过，认为这个办法未必上佳，只是弱国所采取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面对有吉的风风火火，张群问：落实？

有吉说：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答应了，赶快落实三原则吧。

张群笑道：不会吧。据我所知，蒋委员长的回答是：“个人意见赞同，无有对案。”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么？

有吉问：什么什么意思？

张群说：“个人意见赞同”说的是赞成中日政府间开始协商这件事，而非说赞成三原则；“无有对案”是因为三原则没有具体的东西，无从提出对案。何况，上次你们的谈话，是私人谈话，是非正式的。

老有吉差点没背过气去，但又找不出理由反驳。

有吉又提出处理华北问题的办法，内容我们可以想象。张群回绝了。张群说：你提到的办法，是你们针对华北行政长官提出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你们反对我们的何应钦到北平上任，所以这些办法也就无从谈起。

有吉无话可说，只好卷着铺盖卷回东京了。

有吉走了，有田来了。后来长期担任日本外务大臣的有田八郎，在1936年3月16日、17日、18日、19日连着四天，堵在外交部门口，跟张群谈判，这在中日外交史上非常少见。

日本有点急。

在第一次谈判中，有田说：中日关系如果不调整，很可能会发生不幸的事啊！调整的话，三原则是躲不开的。话语间带有威胁的味道。他说：现在中日间的悬案越来越多。

张群说：最大的悬案是满洲问题吧？那就从这个问题谈起。

有田见有点自挖陷阱的意思，于是忙说：现在谈这个问题，还不是时机吧！

张群说：那也好，从华北谈起。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必须保持。中日谈判时，华北那边的日本驻屯军必须停止一切行动。

有田说：华北的事，可否叫宋哲元跟我们谈？

张群说：他没这个权力。

第二次会谈主要是张群说，有田听。

第三次会谈是有田说，张群听。

第四次谈判基本上是各说各的。

有田出任驻华大使，任务就一个：让南京接受三原则。结果没谈成，所以他也可以走人了。有田出任驻华大使一个多月后，返回东京担任外务大臣，在一次谈话中称：中日关系的调整，也许不一定完全按三原则进行。

东京有点乱。

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外侮的最低限度和“最后关头”进行了说明：“中央对外交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

会议前后“两广事变[17]”爆发。起因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猝死，蒋介石趁机想把一直半独立状态下的广东统一到南京这边，于是粤系实力人物陈济棠（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广东防城人）联络广西的李宗仁（广西陆军速成学堂，广西临桂人），打起抗日反蒋的旗号。

在对付新军阀上，蒋介石自有绝招。这绝招就是一边打，一边拉，先从内部瓦解开始，所以他一边派军入湘阻击叛军，一边把粤军大将余汉谋（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高要人）拉了过来。陈济棠不战自败，李宗仁硬撑着，最后跟南京达成和解。桂系起事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所以再次归顺南京后，他们表示：一旦中日开战，即率军出桂。

但实际上，这个事变背后有日本人的影子。在当时，日本人喜欢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宋哲元家，另一个就是李宗仁家。日本人认为，在中国各路军阀里，最具有反蒋实力的，就是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广西临桂人）二人，所以一个个日本高官打着拜访李宗仁的名义，去那里进行反蒋策动，这些人里既有土肥原贤二，又有日后率兵进攻上海、南京的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期，爱知县人）。而去的次数最多的，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广岛县人）。和知开出的允诺是：在倒蒋事变中，日本将向桂军提供所有武器装备和弹药，支持两广脱离南京政府。

李宗仁接见和知鹰二时说：我们倒蒋，打出的旗号可是抗日！

和知笑道：你们打什么旗号都行，只要你是颠覆南京政府，我们就支持。

李宗仁看了看身边的白崇禧，两个人大笑，他们当然没上日本人的钩儿。

再说南京这边，有田八郎悻悻而归，东京派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为新任驻华大使，东京似乎注意到自己有点急，所以川越来南京后，以静制动，没急着找张群。但成都和北海又出事了。

日本提出要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南京那边批了条子，但成都人不干，理由是：讨厌日本人，而且成都不是通商口岸，没什么日本侨民，设啥子领事馆？日本坚持往成都派人，对他们来说，领事馆的另一个称谓就是谍报机关。在成都搞了领事馆，日本人在西南腹地就有了一个谍报据点。于是一个日本小组打着旅游的旗号先期到了成都，四个倒霉鬼一住进饭店（大川饭店，8月23日），就被成都民众包围了，结果是两死两伤。

“成都事件”余波未平，广西北海又有涉嫌间谍的日本商人被刺。

20世纪30年代的中日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小小的一个事件都有可能造成旷世大战。

而有时候，一个事件的爆发，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严肃”。比如说，1934年的“捉迷藏事件”。当年夏天，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有个职员叫藏本英明，此人性格内向，有事喜欢闷在肚子里，因为一点破事儿受同事讥讽，于是从总领事馆出走，一个人钻进明孝陵附近的紫霞洞，想要自杀。日本那边认为藏本被反日分子干掉了，认为中国必须负责，军舰也跑到下关江边示威。没想到，四天后藏本在洞里被找到了。

此时，中日两国实际上已如脱缰野马，冲着一个明朗的方向去了。虽然谈判还在进行，但这仗迟早要打了。“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bǐ）随时抗战为要。”这是两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发出的密令。在1936年，中日间每有一个突发事件，南京这边就有战争预案作出。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中日政府间的谈判重新开始。

在川越和张群谈着的时候，和知鹰二又秘密地从天津跑到南京，向川越传达驻屯军以及关东军对中日谈判的看法。随后川越提出的要求开始增多：取缔排日政策、华北自治、共同防共、减低入口关税、上海至福冈间通航、聘用日籍顾问……显然，这是中国不能接受的。

见陷入僵局，东京告诉川越，其他可以先不谈，但必须使中国原则上先接受两条：一是共同防共，二是华北自治。之所以先拿出这两条，是因为东京也看出来了，叫南京承认满洲国绝对没戏，而取消反日排日政策，也看不到希望；而且，近一段时间，满洲边境那边跟苏联小摩擦不断。所以想叫南京先把共同防共这条答应下来。

南京把这两条都拒绝了，并提出中国的要求：废止《松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取消冀东伪政权，日方停止包庇走私，日本飞机不得在华北任意飞行，解散冀东和绥远伪军！

从秋到冬，川越与张群一共进行了八次谈判，谈到南京的法国梧桐叶子长出来，又落下去，残阳照在中华门上，越来越冷。

1936年11月，绥远战事爆发。

在绥远，傅作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5期，山西临猗人）率军在百灵庙等地取得大捷，痛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岛根县人）指挥下的伪蒙军[18]。田中想学石原搞个类似于“满洲事变”的绥远事变，但没想到演砸了。

绥远抗战期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亲赴前线，这位昔日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宣言》就是他写的）的主将，写下那篇在抗战八年中广为流传的《告绥远将士书》：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我诚恳热烈地向各位致敬，更愿代表国立中央大学三千教职员和学生，向各位致敬。

中日政府间的一切谈判止于百灵庙。

1936年的历史，好像就要结束了。百灵庙烽火骤起时，蒋介石曾亲飞太原，跟阎锡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山西五台人）筹划绥远战事，回到南京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的历史也许大不同。但蒋脑袋又一阵疼：他接到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来电。

历史的改变往往出现在瞬间。

蒋介石休息了几天，立马飞往西安，在临潼华清池设置行辕（旧时高级官吏的行馆，亦指在暂驻之地所设的办事处所）。在那里，张学良和杨虎城正指挥东北军和第17路军围剿从南方转移到陕北的中共红军。

按蒋介石的想法，用不了一年的时间，到1937年夏，必定能把红军消灭。但张、杨不想再打了，所以在围剿行动上比较消极，蒋介石就打算把张、杨二人调到别的地儿，再派30万中央军过来进行最后的合围。

张学良呢，见到蒋介石后，说：别再打内战了，还是一起对付日本吧（这时候他明白了）。但受到蒋的怒斥。蒋觉得张学良太幼稚了，在他看来，对红军的胜利已指日可待，这时撤兵和谈，怎么可能？

面对这个在东北易帜和中原大战中给足他面子的小兄弟，蒋介石最终出了一个选择题：A.东北军和第17路军别再心不在焉了，必须倾力出动围剿红军；B.不想围剿也可以，东北军调到福建，第17路军调到安徽，陕北的围剿换人！

张学良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第一次是张作霖被刺，第二次是东北易帜，第三次是九一八事变。

被蒋介石怒斥“无知”后（12月11日下午），张学良红着脸出了华清池二道门内的五间厅三号房，张一边走一边左右看。走到头道门，看到他想找的人：东北军卫队第1营营长王玉瓒。卫队本来是负责张学良的安全，蒋介石来陕后，张学良把卫队第1营派到临潼，护卫蒋介石。张学良走近，对王玉瓒说：你跟我回西安！

张学良既没选A，也没选B，而是给了自己一个新答案。

回西安后，张学良开始布置行动。在此之前，他和杨虎城已经商量过了，“捉蒋”已是一个预案！他把任务交给王玉瓒第1营和孙铭九第2营。两个人接到任务后，都倒吸一口冷气。

12月12日凌晨2点30分，王玉瓒赶到西安郊外的灞桥，带着驻守在这里的该营手枪排迅速摸向临潼华清池。在灞桥，他与第2营营长孙铭九约定，临潼枪响后，第2营就出动，一起围攻华清池。

到华清池后，王玉瓒先带人下了住在附近的宪兵的枪，然后带人进入头道门，由于卫兵都是王的部下，很快就摸进二道门。这里有蒋介石自己带来的贴身卫士。王玉瓒看表，时针快指向凌晨5点。由于是冬天，周围还是一片漆黑。

一个卫士在那里晃悠。王玉瓒举枪便打。

蒋介石带来的贴身卫士都惊呆了。

他们夜宿在二道门内，听见枪响后，每人脑袋大了三号，外头的人显然是冲蒋介石来的。可他们又不知道动手的是张学良，更不知道他们只想捉活的。

蒋介石的贴身卫士拼死还击。但他们只有二十来个人，虽然个个都是以一当十的角色，但无奈人太少了。王玉瓒一边叫人压住对面的火力，一边带人扑向五间厅蒋介石住所。进去后，发现3号房的门开着，蒋的卧室空无一人。搜查完了，还是没人。蒋的黑斗篷挂在衣架上，假牙泡在杯子里。

王玉瓒也急了。

如果抓不到蒋介石，或者蒋介石出了意外，死掉了，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外面的战斗此时结束。张学良打来电话，问行动如何。王玉瓒说：人找不到了。

张学良告诉王玉瓒，如果没把活的蒋介石带到眼前，就以叛逆罪毙了他！但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蒋介石真出意外死了，枪毙了王玉瓒又于事何补？

孙铭九带着第2营来了。

但蒋委员长到底去哪了？

凌晨5点，尤其是冬天，人们大多还都没起床，但蒋介石不同。他一直保持着军人习惯，每天5点准时起床，当外面枪响时，他正要起床。两个卫士猛地冲了进来，说：委员长快走！

蒋介石的心也提到嗓子眼，没人会想到出现这样的事。

蒋打开窗户跳了出去。在卫士的帮助下，他翻越围墙。虽然是50岁的人了，但蒋毕竟有军人的底子，三爬两爬竟翻了过去，但一只鞋落在地上。

卫士们保护着蒋介石跑到外面的骊山上藏了起来。

院子里的人发现了那只鞋。王玉瓒和孙铭九立即带人搜山。此时天才蒙蒙亮，有人发现一块大石头后有异动。喊话后，没动静。一个战士很冒失地往那边打了两枪。

草丛里站起三个人，两个贴身卫士站在蒋介石的前面。

按分工，东北军负责临潼这边，第17路军负责西安。西安那边没这样惊险，蒋介石带来的几个将领都被抓了。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战政体、保证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等多项主张。

南京乱作一团。

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力主和解，而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众多人倾向于讨伐。

很多人说：何应钦是为了逼张杀蒋，自己取而代之，所以在当时力主讨伐。甚至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在南京，主张讨伐的只有何一人。其实恰恰相反，在当时，主张讨伐的人比主张和平解决的人多得多。

经过一番商量，最后在会上通过了起兵威慑西安的决议。什么事都需要搞两手准备，所以南京这边又决定以党内元老于右任为宣抚大使，冲西安做招手状。

紧急中，还把在国外的汪精卫召了回来。自从1935年遇刺后，汪就自动下来了。此时他正待在意大利。

事变爆发后，各国反应不一：苏联那边，斯大林认为，西安发生的事，很可能是日本的阴谋！莫斯科反对杀蒋，那样只会使日本人受益。斯大林认为，中日战争一旦爆发，中国需要蒋介石领导抗战。态度关键的中共，经反复讨论，最终决定和平解决事变。

东京那边也蒙了。

事变转天一大早，首相广田弘毅得到消息，说中国出事了，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逮捕了。广田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问秘书：谁逮捕了谁？随后立即召开内阁会议。而早上6点，外务省那边已经开了个紧急会，在有田八郎主持下，这个会开了4个小时，到上午10点多才达成一致意见，说起来有点可笑，这个意见就是：先确定消息是不是可靠。

无论广田，还是有田，都认为：蒋介石很难顺利返回南京，他几乎死定了。他们判断：事件爆发后，中国各地的新军阀必定趁机倒蒋，中国将陷入大内乱！

他们失算了。

中国这边，各地通电，希望事变和平解决，然后一致对日，包括蒋介石的那些对手。

在东京伸着脖子的观望中，西安迎来了宋美龄、宋子文等人。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恩爱，很多人都知道，那不是一个传说中的爱情买卖，而是一个实在的爱情传奇。

见到宋美龄后，蒋潸然泪下：你怎么来了？入虎穴矣！

宋美龄许久没有回答，最后说：宁抗日，勿死敌手。

蒋介石望了望天。

平安夜，作为基督徒的蒋介石，接受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条件：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派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圣诞节那天，张学良亲自陪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飞向另一个古都，从此张学良开始了令人叹息的监禁岁月。人生之传奇，命运之跌宕，莫过于此吧？蒋介石觉得张学良犯了时代性的错误，其次是对蒋个人的冒犯。这让蒋终身都无法原谅这个小兄弟。

历史就这样，在1936年年底猛地转了一个弯！

[1] 长州藩以山口县为领地，后来长期把持日本陆军；另一藩为鹿儿岛的萨摩藩，主导海军。

[2] 《每日新闻》的前身。《每日新闻》是日本非常普遍的一份报纸，也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报纸。资本金为41亿5000万日元。1872年2月21日在东京创刊， 1911年3月1日同《大阪每日新闻》合并。

[3] 鲁登道夫著，《总体战》全书共七章。第一章“总体战的本质”，第二章“民族团结精神是总体战的基础”，第三章“经济与总体战”，第四章“军队的兵力及其内涵”，第五章“军队的编成及其使用”，第六章“总体战的实施”，第七章“统帅”。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将军，军事战略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率部取得赫赫战功。一战后被解出军职，从事政治和写作。

[4]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陆军中的法西斯军官团体。鼓吹为推进国家改造和建立军部政权的宗旨，应不惜使用武力。提出“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主张以武力解决所谓的“满蒙”问题。

[5] 1936年2月26日黎明时分，以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的第一师团第三联队为中心的1500名日本军人，袭击了首相官邸等数处枢要部门，杀害了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和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重伤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之后占据永田町一带达四天之久。这些人起事的目的是“尊皇讨奸”，实行“昭和维新”，实际上起事的缘由却是皇道派与统制派之间、部队军官与幕僚军官的长期倾轧，以至最终反目，酿成震惊天下的突然事件。

[6] 1886年12月6日生于日本山形县酒田市，1957年12月24日死于日本东京。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大亚细亚主义作家，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回教学者，“二战”后东京审判的28个甲级战犯之一。因为在法庭上装疯大闹逃脱审判而名噪一时。

[7] 二战日本军队中的一个派别，受北一辉思想的影响，对内主张在天皇亲政下改造国家，实现昭和维新；对外主张同苏联决战。日本陆军大将荒木贞夫称日本军为皇军，并且主张清君侧，消灭天皇身边的奸臣小人，拥护天皇亲政改造日本，这就是天皇之道，故称为皇道派。

[8] 以永田铁山等人为核心，主张在军部的统治下，不使用武力，而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途径，进行平稳缓进的国家改革。统制派要求建立总体战的体制并要求加强对军队的统治。参与人物有东条英机。

[9] 马来西亚西部土地的旧称，简称“西马”。

[10] 又名“上海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初在上海不断寻衅挑起事端。 1月28日晚，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19路军发起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19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

[11] 亦称《上海停战协定》。1932年5月5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本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

[12] 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日军民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早期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3月至5月，中国军队在长城的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抗击侵华日军进攻的作战。

[13] 中国政府和日本侵略军于1933年5月31日签定的九一八事变的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14] 亦称《辛丑各国和约》《北京议定书》，是中国清朝政府与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定的一个和平协定。被认为是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一。条约签定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辛丑年，故名辛丑条约。阳历9月7日，因此有“九七国耻”一说。

[15] 1935年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出备忘录（日文为“觉书”），限三日答复。何应钦经与日方秘密会商后，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接受日方要求。何梅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被称为《何梅协定》。

[16] 又称《察哈尔协定》，它是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于1935年6月27日在北平签订的。

[17] 1936年6月至9月，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实力派系：广西的新桂系和广东的陈济棠粤系，利用抗日运动之名义，反抗国民政府中央首领蒋介石的政治事件。该政治事件几乎触发了一场内战，但是最终以双方达成政治妥协而和平结束。

[18] 侵占我国的内蒙古，是日本侵略者“满蒙计划”的一部分。日本自1933年侵占热河和冀东之后就计划建立一个类似伪满洲国的“蒙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