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易帜”后，蒋介石要做的，就是树立国民政府的威信，改掉北洋以来的纷乱局面，把政令统一到南京这边来。

北伐成功、定都南京后，蒋介石就没闲过，像被绑在水车轱辘上，一直在那儿转。他也想停下来，但对手说：别，蒋校长，蒋总司令，蒋委员长，您还是再转会儿吧。

但这些人又不给力。

在对付党内派系和新军阀上，蒋介石还真有两下子：在党内，击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又在蒋桂、蒋冯、蒋阎冯大战中，把不听话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等人一个个搞定。

我不写这些。

那种国人间的内耗，即使再精彩，也没意思，一点意思也没有。但要念叨一点，这种倾轧，在很大程度上让日本人钻了空子。

举个例子。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学良把11万东北军精锐调入关内，帮蒋打阎冯，这些部队走后，东北虽有20多万正规军，但至少在日本人看来是个机会。

反蒋的都靠边站了，但在对付日本人上，蒋介石开始头疼。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只能向国际讨“公理”（向英法把持的国际联盟投诉日本），而没能拿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加上对红军的围剿更不顺，党内反蒋势力一发难，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二次下野。说是下野，但黄埔系的中央军还攥在他蒋校长手里，别人是指挥不动的。

此时最有资格上台的，除汪精卫外，就是胡汉民。胡被认为是党内反蒋的精神领袖，但没心气接这个摊子。汪精卫呢，鬼得很，一直探头观察。

帽子就落在了国民党元老林森和孙中山的公子孙科脑袋上。

林森从此当了十来年的国民政府主席，直到1943年在重庆车祸去世，他也算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了。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院长，相当于国家总理。孙科，龙二代，离龙远矣。但这也没什么不正常的，毕竟像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那样的，在这个世界上是稀罕之物。孙科很想在政坛待着，但又缺乏才华，1932年“一·二八”事变[10]，上海打起来那天，慌忙把才坐了个把月的位子给了汪精卫。

汪精卫也够倒霉，一出山就碰到日本人打上海。显然他自己玩不转，但说到底他是个政客，军国之事做不来的。虽然他非常讨厌蒋介石，但此时又离不开蒋介石，后者重新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水到渠成。

虽然南京也把中央军派了过去，支援在那里抵抗的第19路军，也叫日军连换了四任司令官，但最后还是签下了《淞沪停战协定》[11]。按这个协定，上海成了非武装区，只允许保安队和警察待在那里，而不许中国正规军驻扎。

国家之事是没法讲理的，如果非要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强权即真理”。作为强国，不讲道理；如果你是弱国，那么最好你也别讲道理，因为没道理可讲。

“一·二八”显然跟“九一八”有关。很多人认为，是板垣撇开石原后自己联络上海的日军搞的一个谋略，为的是把国际注意力吸引到上海。板垣有这个脑子么？就算他有吧。这里只说蒋介石，一下一上的他，面对日本人的纠缠，决定以不变应万变：

这个万变是日本人一次次制造事端，这个不变就是关闭跟日本的政府间谈判渠道。蒋介石有个想法：如果跟日本政府谈判，中国这边肯定吃亏。他晓得，九一八事变只是个开始，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针对日本人，他开始在国防和战略上留后手了。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不是向国际社会投诉么，那个英法把持的什么狗屁国联派了个调查团到东北，但除了让日本的国际形象有点毁容外，任何作用也没起。调查团转悠了一圈，又回去了。而对关东军来说，怎么收局是个问题。

有几种选择：第一种是像对付朝鲜那样，占领后宣布合并，把东北并入日本版图；第二种是军事占领，占领一段时间再说，在东北设立个都督府一类的机构，由日本人担任首脑；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搞个木偶政权。

日本人选择了最后一种。

关东军占领东北后，两个“满洲英雄”闹了一场，板垣征四郎觉得，为了一劳永逸，应该由日本直接占领，看上去虽冒险，英、美、苏等国甚至可能制裁日本，但如果日本人撑下去，事情就会不了了之。

石原反对。

土肥原贤二打圆场：搞个傀儡吧。这样既能把这片土地抓在手，又可以避免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彻底孤立。

我可以告诉你，上面说的纯属历史八卦。

事实是：石原和板垣都同意搞个木偶。但谁当这个木偶？土肥原贤二把目光投向被冯玉祥从北京紫禁城赶出来，正待在天津静园（今天津鞍山道，当时日租界内）的末代皇帝溥仪。

满人兴于东北，那里是他们的老家，其他什么都别说，只从这个角度看，溥仪再合适不过了。随后，这位末代皇帝就像货物一样被日本人从天津偷偷运了出来。

这个事儿一直被认为是土肥原特务生涯的代表作。

土肥原本人也特别得意。实际上有点夸大其词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人让溥仪动动，难度是有的，但也不是一个太困难的事。但土肥原为了显示自己谋略过人，把事情搞复杂了，先鼓动天津的亲日分子闹事，然后天津的日本驻军宣布封锁日租界，在混乱中，把溥仪偷偷运到东北。

1932年3月，伪满洲国“高高兴兴”地成立了。

在关东军看来，这样还不行，为“保护满洲国的安全”，就得跟南京那边搞一个缓冲地带，于是又占领山海关，推进至长城一线，随后用128名骑兵，把那个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和他的上万军队赶走，占领了省会承德。

随后，九一八事变时北大营的部队——王以哲部一战即溃。

张作霖一死，东北军就没了魂儿，九一八事变后，从沈阳到锦州，从锦州到山海关，一路跑下来，这支军队精气神已全无。

作为主政华北的大员，北平的张学良，还有什么脸再在那位子上待下去？南京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贵州兴义人）北上御敌，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

1933年元旦，夜里11时，“长城抗战[12]”爆发。

抗战年代，中国这边的将领，通常是四个地方出来的：岁数大点的，毕业于当初袁世凯办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或各地的讲武堂；年轻的少壮派毕业于黄埔军校，或是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文凭。何应钦是最后一类。

但无论是“长城抗战”，还是“上海事变”，给人的感觉是：虽然打了，局部光彩，但总体还是很窝囊。但打“长城抗战”，从人员调动上，南京的动静还是不小的：参加者除由原冯玉祥西北军改编的第29军外，晋绥军也被调过去了，还派出中央军北上。面对中国兵的大刀片，日军还有点不适应：中国军人也会耍刀？

虽然在喜峰口等处小有斩获，让一些鬼子丢了脑袋，但还是没能挡住日军的前锋，很快他们就逼近北平的通州。不过，日本人也不想一直攻下去，最后捞了个《塘沽协定》[13]：长城以南冀东22县成了“非武装区”，这时候九一八事变才算收了尾。

现在看，这是个非常要命的协定。但在当时的蒋介石看来，虽然耻辱，但仍在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蒋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签完《塘沽协定》，日本人不打了，九一八事变告一段落，但华北问题又出来了。也就是说：按下葫芦起了瓢。

那时候，除关东军外，还有一支日军仗着有法律条文撑腰，赖在中国不走，那就是日本中国驻屯军。与1919年正式成军的关东军比，这个驻屯军资格更老。当年（1900年）闹八国联军，清政府被打趴下，跟人家签订了《辛丑条约》[14]，除了赔钱外，还得让人家驻军，日本人按条约规定，获得了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和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12个要塞的驻兵权。羊在狼的面前只能认同狼的规则，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关系莫不如此。

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开始叫日本清国驻屯军，大清王朝黄了后，中华民国成立，“与时俱进”的日本人又赶紧把部队的名字改成日本中国驻屯军，常驻兵力5000人，基本上是一个旅团，规模小于关东军的一个师团。在国外驻军，一直被日本人看作是国力强盛的象征，所以这两支部队的司令官直接由天皇任命。

《塘沽协定》后，相继来天津当司令官的，是仨同学：除了梅津美治郎外，其他两个是多田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宫城县）、田代皖一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佐贺县人）。关东军搞谋略，他们也搞，这个谋略就是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绥远、察哈尔）自治。很多人认为：在随后的华北系列事变中，上面三个人是根源。其实比他们兴头更大、作用更坏的，是他们的参谋长酒井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广岛县人）。

很多人记住酒井是因为太平洋战争中，他率军袭击香港，纵兵大肆屠杀和强奸。实际上，当年在华北时，他就很不老实了，无论是借天津两名亲日报人被国民党军统刺杀而搞的《何梅协定》[15]，还是关于华北自治的“多田声明”，乃至于卸任前派日军强占丰台，这一系列华北事变，都是此人一手策划的。当时的酒井，就好像个全能体操运动员，为了华北自治，支撑、手倒立、悬垂、滚翻、腾越、托马斯全旋什么的都用上了。

1935年7月的《何梅协定》上，中日双方实际上没正式签字，酒井以他的司令官梅津的名义，向在北平主政的何应钦发了封威胁信，在信中开出了条件，何在回信中没有提出反对，“协定”就这么下来了。在日本人的条件中，既有老生常谈的道歉、处置当事者和上级官员、禁止民众排日什么的，也有两项狠的：中央军撤出冀察，并撤销两省及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党部，取缔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蓝衣社。这个协定跟前一个月日军绘地图之间谍在察哈尔被扣，使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借机与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签订，后来使第29军在察哈尔行动受限的《秦土协定》[16]，把华北事变慢慢推向高潮。

前面说过，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对付日本人，开始在国防上留后手，比如，1932年1月将设在北平的陆军大学迁到了南京，把原来大学里的日籍教官全部解职，清一色地换上了德国教官；比如，在军事委员会内秘密成立了警卫执行部、设计委员会，分别运筹对日本备战和掌握战略资源。又搞了个7年整军计划，想在德国军事顾问的调教下，到1938年整编训练60个师的中央军。按蒋盘算：即使跟日本人打，最好也要等1938年之后。所以他给北平的何应钦定了个调子：对日本人的让步，别超过南京的底线。

这个底线就是：华北不得自治。

蒋介石有自己的小九九：中央军回撤后，第29军还在那（实际上在局部行动已经受限），尽管地方色彩浓厚，但毕竟还是中国的军队。万一有大事变，中央军可以马上支援。至于党部撤销，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他更在意在华北活动的秘密组织。日本人要求取缔蓝衣社，这是个没法操作的事。这个军统的前身，本来就是半秘密组织，取消不取消，谁能真知道？

按蒋介石的盘算：无论日本人在华北怎么闹，先由他手下的一号人物何应钦在那儿顶着，跟日本人周旋。但他没想到，日本人为了把南京弄矮，使华北特殊化，不跟何应钦打交道，点名道姓要宋哲元（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山东乐陵人）出来，这是酒井给他的新任司令官多田骏出的主意。

宋哲元这个人很怪。他是冯玉祥旧部，早年也是西北军“五虎将”之一，多次跟着冯玉祥反蒋。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散了，被收编过去，一干军将推选新首领，热门人物是两个非行伍出身的人：张自忠（北洋法政学堂，山东临清人）、萧振瀛（吉林法政学校，吉林扶余人）。在这两个人里，大家又顶老资历的萧振瀛，但萧却推宋哲元出任军长，这个部队后来改编为第29军。

宋哲元很早就跟着冯玉祥混，但看上去，此人缺少军人果敢的作风，给人温吞的感觉。但如果你觉得他真是非常温吞，那也错了。宋哲元还有残暴的一面：1928年春，南京政府继续北伐，宋哲元带兵入陕，去打地方军阀，攻克凤翔后，一夜间枪毙了4500多名俘虏。

对造南京反的人，像宋哲元这个中层偏上级别的，蒋介石一向是又拉又打。宋哲元当上第29军军长后，后来又当了察哈尔省主席，跟日本签订《秦土协定》后被撤。宋的军队主要放在察哈尔一带。1935年6月，西北军旧将石友三联合汉奸白坚武等人想在北平闹事，搞什么独立的“华北国”，何应钦急忙命第29军到北平救火，也就是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宋哲元和第29军控制了平津跟河北一带，而宋本人慢慢成为华北的头号人物。

宋哲元当时的处境颇为微妙。虽然名义上他是南京政府的干部，但实际上他一直想保持华北的半独立性，不想叫蒋介石插手。所以，面对日本人的诱惑，他显得很暧昧，给人拖泥带水的感觉。正是他这种苟安心理，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俗称混），搞来搞去，最后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模糊的形象。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他像走钢丝一样，完成了一次次的转身。

日本人和蒋介石都想控制住宋哲元。

蒋最担心的是：日本人直接跟宋哲元打交道，甩开南京政府。何应钦南归后，他更是有这个担心。

日本人发现宋哲元的心理后，鼓动他单干。那时候，宋哲元可谓明星，除了日本中国驻屯军的头儿之外，来自日本驻华使馆的、关东军的、东京军部的大大小小人物，都频繁地拜访他，我们不妨扳着手指头数一下：

多田骏、田代皖一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甚至当年在沈阳“喝醉”的建川美次也来了。

土肥原贤二去的次数最多。

土肥原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最初学的是怎么搞情报，以后也一直跑这个口儿。在张作霖死前三个月当上了他的顾问，但还没等发挥什么作用，“主人”就被河本炸死了。后来，他又在天津混过一段时间，九一八事变前被调到沈阳特务机关长的位子上。事变爆发时，他正在东京，没赶上，但一回去，就弄了个沈阳市长当。此时，沈阳一片混乱。他还是有两下子的，马上搞了个像维持会一样的组织，还真奏效，很快稳定了局面，领导很满意，就把他调到哈尔滨特务机关，叫他策反了令日本人头疼的马占山，其实这才是他一生中的好戏，虽然也有人说老马那是诈降。

作为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在沈阳，但华北这边的特务机关也归他管，所以他天天逼着宋哲元表态。还派自己的徒弟，一个叫什么大迫通贞的，在平津间特产肉饼的香河县带着汉奸搞了次暴动，把县长赶跑，宣布脱离南京政府。他对宋哲元说：看，这就是样板。

宋哲元也有个底线：妥协可以，但不当汉奸。至于妥协跟汉奸间是怎么个区别，他没说。

土肥原累得够呛，宋哲元没上钩，只好把一个小人物搞上台，这个人就是殷汝耕（时任蓟县密云区行政公署督察专员，1935年底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宋哲元虽没上钩，但却半推半就地出任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南京跟日本中国驻屯军妥协的怪胎）。在这个委员会里，宋哲元是委员长，委员包括后来的汉奸齐燮元、王克敏、王揖唐这样的角色。

那个年代，老宋就跟京剧舞台上的武生一样，在华北闪转腾挪着，但一个不留神，中了日本人一枪：1936年秋，宋哲元去赴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的饭局，在天津跟田代“达成”一个叫《中日华北经济开发协定》的“谅解协议”，虽没正式签，但原则上也没反对。

协定包括：日本人参与修建津石铁路、塘沽筑港、龙烟铁矿、井陉煤矿，以及在华北种棉花。华北棉花占整个中国棉花产量的65%以上，日本人尤其是商人太想得到了，所以后来的七七事变，又被日本企业界称为“棉花战争”。

南京那边急了，不承认这个协定，蒋介石大骂宋哲元是猪脑子。

宋哲元似乎是坐在棉花堆上跟日本人签的“谅解协议”，因为在日本人的纠缠下他实在有点晕。几个月后，宋哲元又应邀去吃饭。在喝酒的空当儿，田代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叫宋哲元顺便签一下。

宋哲元问：这是啥？

田代说：上次说的那个协定啊，我们不是达成谅解了么？

宋哲元一惊。

签了吗？还真签了。

回到北平，宋哲元对部下解释：这个协议，我是在被迫的情况下签的，是无效的。签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拖着不落实啊。

这次蒋介石彻底火了，他质问宋哲元在南京的代表：不落实？拖着不办，他宋哲元以为很高明么？我早就叫你们通知他少和日本人应酬来往，他这样一个负主要责任的人，为什么一次次地随便到敌人的军营里去吃饭？！

宋哲元是无言以对的。

是啊，作为主政华北的头号军政大员，这两年宋哲元没少参加日本人的饭局，至少没有推托过。也就是说，有请必到。有人说了，不到不行啊。真的么？不到能怎么着？说实在的，虽然当时日本咄咄逼人，但要是宋哲元拒绝去吃饭，日本人也不会来绑他。

驻南京的代表把蒋介石的话传给宋哲元，他蔫了，没过多久，就跑回山东老家去了。

显然，宋哲元签下的那个协议，如果实施了，是很致命的。铁矿煤矿什么的不说，只说日本人要修建的天津到石家庄的铁路，在那个年代，铁路线就是运兵线！

相同性质的，还有塘沽港！

华北事变一点点进行着，华北阴云一点一点聚集着，导致南京这边也不平静。

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届代表大会前夕，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被激进青年刺成重伤。会议是在阴沉的气氛中进行的，但随着蒋介石的讲话，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却开始慢慢明朗起来：

置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以个人之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

这个宁波人认为，华北的几个协定后，中国已经没有再让步的余地。汪精卫被刺不久，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又被刺身亡。但同时，日本实力远远超过中国，该尽量拖延与其全面开战的那一天到来，利用这段时间，积蓄军力和国力，而不能意气求战。

我们说过，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搞了个国防设计委员会，职能是：“对国防经济进行调研，以此为基础工业建设作规划，为经济动员作准备。”当时很多一流学者、科学家进入了这个委员会，比如李四光、吴有训、竺可桢等人。后来，蒋把国民政府兵工署资源司合并到这个委员会，称资源委员会，从事军工生产计划的实施、国防战略资源的开发、重工业的创建以及向大后方的转移等工作。

这个委员会为日后的全面抗战作了大量前期准备。

中国的态度起了变化，东京那边开始上火，这个人就是广田弘毅。

广田算得上是位职业外交家，平民出身，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一直在外务省拿薪水。工作上很会来事儿，虽谈不上见风使舵，但也是谨小慎微，一步一步地爬到1933年秋，接替极端强硬、主张“焦土外交”的内田康哉，出任外务大臣。“二二六兵变”后组阁，干起了首相。从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真正结束，到七七事变爆发前，东京对华的一举一动，都留下了这个福冈人的影子。

广田刚当外务大臣时，想继承币原喜重郎的“协调外交”，但没搞起来。他的手下、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听说美国要向南京贷款并出售战机，恼羞成怒地发表了个私人声明，说中日两国关系特殊，你们英美就别插手了，蒋介石如果搞“以夷制夷”的策略，日本是不会坐视的。

这个声明在当时搞得沸沸扬扬，西方国家第一次感觉到日本的无耻，外交抗议一个接一个，搞得东京很被动。广田把天羽叫来质问：阁下是外务省的关东军么？天羽说不是。广田说，阁下想跳槽到军部上班么？天羽说不是。广田说，那好，你去再发表个声明，把这事说清楚。

于是，天羽又搞了个声明，说大家误会了，日本还是赞成门户开放的，中国那边儿，有利益大家均沾。

广田很着急，觉得必须拿出一个对中国的基本政策。但他也明白，对华外交必须得到军部支持，否则就是一纸空文，所以他一次次地往军部跑，说咱作为一国政府，总得有个国策吧？不能想起一出是一出。你们不去外务省，我来三宅坂行不？咱们大家一起商量。

陆军说：OK。

海军省说：慢着！我们也想掺和掺和。广田说，也好。于是外务部、陆军省和海军省搞了个联席会议。就这样，到1935年秋，“广田三原则”终于出台：

中国停止反日运动，放弃依赖欧美的政策，两国一起提携；

南京政府承认满洲国，并与其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

中日共同防共，尤其是在北部边境提防苏联。

三原则一出，广田特高兴，认为是自己外交生涯的杰作：你瞧，中日间所有的关键点，我都找到了。

三原则飞到南京，蒋介石抓过来一看，顿时冷汗一身。这三条看似平常，其实水很深，他第一反应是：接受即灭亡。

但对广田抛过来的树枝又不能完全不搭理。

蒋介石召集幕僚商讨，最后拿出对策，回复广田：在第一条上，要说明中国没利用英美对付日本的意思。中日间的纠纷，造成原因，主要是两国“不亲善”。怎么才能亲善呢？先废除《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

第二条，对满洲国，让它先放在那里，我们不会用和平之外的办法，但我们也不会承认它。

第三条，南京政府其实一直在防共，是你们眼神不好，没看到。至于在北部边境的苏联问题，等你们接受了我们提的条件后，我们也不会不考虑。

这个回复软中带硬，以退为进。

就这样，蒋介石接见了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

作为首任驻华大使，有吉明在日本外交圈也算老人了，到南京上任时他已近七十岁。有吉虽上岁数，但头脑还算冷静，一直不赞成军部的冒进和外务省的强硬路线。他认为过度压迫中国只会让日本失去中国，为此在满洲问题上与中国谈判也是可以的。但当时的内田康哉外务大臣特别强硬，“即使日本化为焦土，也不能放弃在满洲的权益”。内田一直站在军部那边，否定了有吉的构想。

见面后，蒋介石告诉有吉：这是非正式接见，一切谈话都是带有私人性质的，你的明白？

对广田三原则，有吉的看法是，承认满洲国对中国来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其他两条基本上没问题。所以，他主要解释另两条。

蒋介石说：三条中，两条涉及华北问题，所以中央派官员去华北主持军政后才能商讨。蒋介石把华北问题拉进来，实际上是给广田三原则设置了门槛儿。

最后蒋说：个人意见赞同，无有对案。

这是原话。

有吉也许是老糊涂了，认为蒋介石接受了三原则，眉毛胡子都笑开了，一路小跑回了大使馆，就差道上绊个跟头了。有吉向东京报喜，说中日亲善、共同提携的局面指日可待！

有吉马不停蹄，又拜见了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长张群，说咱下一步得谈落实了吧。中日媒体这时候也纷纷报道，说蒋介石接受了三原则。

张群是1934年底接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前几年，这个职位一直由行政院长汪精卫兼着。

民国时代的外交家：顾维钧、王正廷、王宠惠、施肇基、罗文干、王世杰等，大多是一些民族主义者，为国争权的干劲，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至于张群，跟军中的何应钦一样，被很多人认为是亲日派。在这个问题上，好像人们不是反日的，就是亲日的，非此即彼。历史要是这样简单，那倒也好了。

张群是四川华阳人，早年考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取得留日资格，在东京振武学堂结识了蒋介石，所谓“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在东京，两个人一起参加了同盟会，又一起被分到第13师团实习，然后一起考入陆军士官学校，武昌首义后又一起偷渡回国。

有这样的底子，张群可谓从一开始就是蒋介石的人。后来，在蒋巩固政权的道路上，精明强干的张群又忙前忙后，为蒋拢住了不少人。在中日关系走向不可知的时候，蒋介石急忙从湖北省主席的任上调张群出任外交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