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道既衰，周太王亶父兴郊、梁之地，长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圣子昌，太王欲传国焉，太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公季嗣位，至昌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称曰：“太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太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孙。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为北吴，后世谓之虞，十二世为晋所灭。后二世，而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其少子则季札，有贤材。兄弟欲传国，札让而不受。自太伯寿梦称王六世，阖闾举伍子胥、孙武为将，战胜攻取，兴伯名于诸侯。至子夫差，诛子胥，用宰嚭，为越王勾践所灭。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越既并吴，后六世为楚所灭。后秦又击楚，徙寿春，至子为秦所灭。

以上吴始末

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异国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

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之一都会也。豫章出黄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江南卑湿，丈夫多天。

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

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后二十世，至勾践称王，与吴王阖庐战，败之隽李。夫差立，勾践乘胜复伐吴，吴大破之，栖会稽，臣服请平。后用范蠡、大夫种计，遂伐灭吴，兼并其地。度淮，与齐、晋诸侯会，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使赐命为伯，诸侯毕贺。后五世为楚所灭，子孙分散，君服于楚。后十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兴，复立摇为粤王。是时，秦南海尉赵佗亦自王，传国至武帝时，尽灭以为郡云。

以上粤始末

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贵头。男子耕农，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壹反。元帝时，遂罢弃之。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唐书／兵志

古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兴亡治乱，未始不以德；而自战国、秦、汉以来，鲜不以兵。夫兵岂非重事哉？然其因时制变，以苟利趋便，至于无所不为。而考其法制，虽可用于一时，而不足施于后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颇有足称焉。盖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坏而不复。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农，其居处教养，畜材待事，动作休息，皆有节目，虽不能尽合古法，盖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后世，子孙骄弱，不能谨守，屡变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适足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而遂至于亡焉。

盖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骑，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其后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者，措置之势使然也。若乃将卒、营阵、车旗、器械、征防、守卫，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记。记其废置、得失、终始、治乱、兴灭之迹，以为后世戒云。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隋制十二卫：曰翊卫，曰骁骑卫，曰武卫，曰屯卫，曰御卫，曰候卫，为左右。皆有将军以分统诸府之兵，府有郎将、副郎将、坊主、团主以相统治；又有骠骑、车骑二府，皆有将军。后更骠骑曰鹰扬郎将，车骑曰副郎将，别置折冲、果毅。

自高祖初起，开大将军府，以建成为左领大都督，领左三军；墩煌公为右领大都督，领右三军；元吉统中军。发自太原，有兵三万人。及诸起义以相属与降群盗，得兵二十万。武德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府领之。析关中为十二道，曰万年道、长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华州道、宁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泾州道、宜州道，皆置府。三年，更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豳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车骑府统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余，十二军复，而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

太宗贞观十年，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毡帽、毡装、行縢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武骑、排手、步射。

每岁季冬，折冲都尉率五校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为步队十，骑队一，皆卷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诸校皆敛人骑为队；二通，偃旗，解幡；三通，旗举。左右校击鼓，二校之人合噪而进。右校击钲，队少却，左校进逐至右校立所；左校击钲，少却，右校进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复击钲，队还，左校复薄战；皆击钲，队各还。大角复鸣一通，皆卷幡、摄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稍举，队皆进；三通，左右校皆引还。是日也，因纵猎，获各入其人。其隶于卫也，左、右卫皆领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其余以隶东宫六率。

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若全府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不尽，则果毅行；少则别将行。当给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钱二万五千。刺史、折冲、果毅岁阅，不任战事者鬻之，以其钱更市，不足则一府共足之。

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简留直卫者，五百里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亦月上。

先天二年，诏曰：“往者分建府卫，计户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幕，六十一出军，多惮劳以规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屡征镇者，十年免之。”虽有其言，而事不克行。玄宗开元六年，始诏折冲府兵每六岁一简。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

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十二万，号长从宿卫，岁二番，命尚书左丞萧嵩与州吏共选之。明年，更号曰骑。又诏：“诸州府马阙，官私共补之。今兵贫难致，乃绐以监牧马。”然自是诸府士益多不补，折冲将又积岁不得迁，士人皆耻为之。

十三年，始以骑分隶十二卫，总十二万，为六番，每卫万人。京兆骑六万六千，华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万二千三百，绛州三千六百。晋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陕、虢、汝、郑、怀、汴六州各六百，内弩手六千。其制：皆择下户白丁、宗丁、品子强壮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则兼以户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镇、赋役。为四籍，兵部及州、县、卫分掌之。十人为火，五火为团，皆有首长。又择材勇者为番头，颇习弩射。又有羽林军飞骑，亦习弩。凡伏远弩自能施张，纵矢三百步，四发而二中；擘张弩二百三十步，四发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发而三中；单弓弩百六十步，四发而二中：皆为及第。诸军皆近营为堋。士有便习者，教试之，及第者有赏。

自天宝以后，骑之法又稍变废，士皆失拊循。八载，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故时府人目番上宿卫者曰侍官，言侍卫天子。至是，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而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觗、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日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

夫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若卢龙军一，东军等守捉十一，曰平卢道；横海、北平、高阳、经略、安塞、纳降、唐兴、渤海、怀柔、威武、镇远、静塞、雄武、镇安、怀远、保定军十六，曰范阳道；天兵、大同、天安、横野军四，岢岚等守捉五，曰河东道；朔方经略、丰安、定远、新昌、天柱、宥州经略、横塞、天德、天安军九，三受降、丰宁、保宁、乌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关内道；赤水、大斗、白亭、豆卢、墨离、建康、宁寇、玉门、伊吾、天山军十，乌城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瀚海，清海、静塞军三，沙钵等守捉十，曰北庭道；保大军一，鹰娑都督一，兰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镇西、天成、振威、安人、绥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临洮、莫门、神策、宁边、威胜、金天、武宁、曜武、积石军十八，平夷、绥和、合川守捉三，曰陇右道；威戎、安夷、昆明、宁远、洪源、通化、松当、平戎、天保、威远军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犍为等镇三十八，曰剑南道；岭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经略、清海军六，曰岭南道；福州经略军一，曰江南道；平海军一，东牟、东莱守捉二，蓬莱镇一，曰河南道。此自武德至天宝以前边防之制。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总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时，行军征讨曰大总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

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而后，接乎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及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犯京师，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两京，肃宗起灵武，而诸镇之兵共起诛贼。其后，禄山子庆绪及史思明父子继起，中国大乱，肃宗命李光弼等讨之，号九节度之师。久之，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盖姑息起于兵骄，兵骄由于方镇。姑息愈甚，而兵将愈俱骄。由是号令自出，以相侵击，虏其将帅，并其土地，天子熟视不知所为，反为和解之，莫肯听命。

始时，为朝廷患者，号河朔三镇。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晋兵更犯京师。而李茂贞、韩建近据岐、华，妄一喜怒，兵已至于国门，天子为杀大臣，罪己悔过，然后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诛宦官，而劫天子，天子奔岐，梁兵围之逾年。当此之时，天下之兵无复勤王者。向之所谓三镇者，徒能始祸而已。其他大镇，南则吴、浙、荆、湖、闽、广，西则岐、蜀，北则燕、晋，而梁盗据其中。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矣。故兵之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赋非天子有；既其盛也，号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无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灭。语曰：“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夫恶危乱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于措置之失，则所谓困天下以养乱也。唐之置兵，既外柄以授人，而末大本小，方区区自为捍卫之计，可不哀哉！

夫所谓天子禁军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者，禁军也。初，高祖以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遣归，其愿留宿卫者三万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子弃腴田分给之，号元从禁军。后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谓之父子军。及贞观初，太宗择善射者百人，为二番于北门长上，曰百骑，以从田猎。又置北衙七营，选材力骁壮，月以一营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领以诸卫将军，号飞骑。其法：取户二等以上长六尺阔壮者，试弓马四次上、翘关举五、负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复择马射为百骑，衣五色袍，乘六闲驳马，虎皮鞯，为游幸翊卫。

高宗龙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骑、步射，置左右羽林军。大朝会，则执仗以卫阶陛，行幸则夹驰道为内仗。武后改百骑曰千骑，睿宗又改千骑曰万骑，分左、右营。及玄宗以万骑平韦氏，改为左右龙武军，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卫兵。是时，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纳资隶军，分日更上如羽林。开元十二年，诏左右羽林军、飞骑阙，取京旁州府士，以户部印印其臂，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浸耗，及禄山反，天子西驾，禁军从者裁千人。肃宗赴灵武，士不满百。及即位，稍复旧，补北军。至德二载，置左右神武军，补元从、扈从官子弟，不足则取它色，带品者同四军，亦曰神武天骑，制如羽林，总曰北衙六军。又择便骑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厢，总号曰左右英武军。乾元元年，李辅国有事，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汉以南、北军相制，故周勃以北军安刘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区列，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罢。

上元中，以北衙军使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镇陕州，中使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其军。初，哥舒翰破吐蕃临洮西之磨环川，即其地置神策军，以成如璆为军使。及安禄山反，如璆以伯玉将兵千人赴难，伯玉与朝恩皆屯于陕。时边土陷蹙，神策故地沦没，即诏伯玉所部兵号神策军，以伯玉为节度使，与陕州节度使郭英乂皆镇陕。其后伯玉罢，以英乂兼神策军节度。英乂入为仆射，军遂统于观军容使。

代宗即位，以射生军入禁中靖难，皆赐名宝应功臣，故射生军又号宝应军。广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陕，朝恩举在陕兵与神策军迎扈，悉号神策军，天子幸其营。及京师平，朝恩遂以军归禁中，自将之，然尚未与北军齿也。永泰元年，吐蕃复入寇，朝恩又以神策军屯苑中。自是浸盛，分为左、右厢，势居北军右，遂为天子禁军，非它军比。朝恩乃以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知神策军兵马使。大历四年，请以京兆之好畤、凤翔之麟游、普润皆隶神策军。明年，复以兴平、武功、扶风、天兴隶之，朝廷不能遏。又用爱将刘希暹为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军狱，募坊市不逞，诬捕大姓，没产为赏，至有选举旅寓而挟厚资多横死者。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为神策军使。是岁，希暹复得罪，以朝恩旧校王驾鹤代将。十数岁，德宗即位，以白志贞代之。

是时神策兵虽处内，而多以裨将将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盗且起，数出禁军征伐，神策之士多斗死者。建中四年，下诏募兵，以志贞为使，搜补峻切。郭子仪之婿端王傅吴仲孺，殖资累巨万，以国家有急，不自安，请以子率奴马从军，德宗喜甚，为官其子五品。志贞乃请节度、都团练、观察使与世尝任者家，皆出子弟马奴装铠助征，授官如仲孺子。于是豪富者缘为幸，而贫者苦之。神策兵既发殆尽，志贞阴以市人补之，名隶籍而身居市肆。及泾卒溃变，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实见禁兵寡弱，不足备非常，上疏曰：“天子万乘，诸侯千，大夫百。盖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强干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虏，内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数削少，后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兽畏者，爪牙也。爪牙废，则孤豚特犬悉能为敌。愿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实言为然。

及志贞等流贬，神策都虞候李晟与其军之他将，皆自飞狐道西兵赴难，遂为神策行营节度，屯渭北，军遂振。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特置监句当左右神策军，以宠中官，而益置大将军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厢曰殿前左右射生军，亦置大将军以下。三年，诏射生、神策、六军将士，府县以事办治，先奏乃移军，勿辄逮捕。京兆尹郑叔则建言：“京剧轻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报，将失罪人。请非昏田，皆以时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军曰左右神威军，置监左右神威军使；左右神策军皆加将军二员，左右龙武军加将军一员，以待诸道大将有功者。

自肃宗以后，北军增置威武、长兴等军，名类颇多，而废置不一，惟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总曰左右十军矣。其后，京畿之西，多以神策军镇之，皆有屯营。军司之人，散处甸内，皆恃势凌暴，民间苦之。自德宗幸梁还，以神策兵有劳，皆号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恕死罪。中书、御史府、兵部乃不能岁比其籍，京兆又不敢总举名实。三辅人假比于军，一牒至十数。长安奸人多寓占两军，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谓之纳课户。益肆为暴，吏稍禁之，辄先得罪。故当时京尹、赤令，皆为之敛屈。十年，京兆尹杨於陵请置挟名敕，五丁许二丁居军，余差以条限，由是豪强少畏。

十二年，以监句当左神策军、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窦文场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句当右神策军、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霍仙鸣为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右神威军使、内侍兼内谒者监张尚进为右神威军中护军，监左神威军使、内侍兼内谒者监焦希望为左神威军中护军。护军中尉、中护军皆古官，帝既以禁卫假宦官，又以此宠之。十四年，又诏左、右神策置统军，以崇亲卫，如六军。时边兵衣饷多不赡，而戍卒屯防，药茗蔬酱之给最厚。诸将务为诡辞，请遥隶神策军，禀赐遂赢旧三倍。由是塞上往往称神策行营，皆内统于中人矣，其军乃至十五万。故事：京城诸司、诸使、府、县，皆季以御史巡囚。后以北军地密，未尝至。十九年，监察御史崔不知近事，遂人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四十，流崖州。

顺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以夺宦者权，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军。明年，又废左右神威军，合为一，曰天威军。八年，废天威军，以其兵骑分隶左右神策军。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军为五十四都，离为十军。令孜自为左右神策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将军为左右神策诸都指挥使。诸都又领以都将，亦曰都头。

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议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贞，乃用嗣覃王允为京西招讨使，神策诸都指挥使李副之，悉发五十四军屯兴平。已而兵自溃，茂贞逼京师，昭宗为斩神策中尉西门重遂、李周，乃引去。乾宁元年，王行瑜、韩建及茂贞连兵犯阙，天子又杀宰相韦昭度、李磎，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节度使王行实入迫神策中尉骆全、刘景宣请天子幸邠州，全、景宣及子继晟与行实纵火东市，帝御承天门，敕诸王率禁军扞之。捧日都头李筠以其军卫楼下，茂贞将阎圭攻筠，矢及楼扉。帝乃与亲王、公主幸筠军，扈跸都头李君实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门。诏嗣薛王知柔入长安收禁军，清宫室，月余乃还。又诏诸王阅亲军，收拾神策亡散，得数万，益置安圣、捧宸，保宁、安化军，曰殿后四军，嗣覃王允与嗣延王戒丕将之。三年，茂贞再犯阙，嗣覃王战败，昭宗幸华州。明年，韩建畏诸王有兵，请皆归十六宅，留殿后兵三十人为控鹤排马官，隶飞龙坊，余悉散之，且列甲围行宫，于是四军二万余人皆罢。又请诛都头李筠，帝恐，为斩于大云桥。俄遂杀十一王。

及还长安，左右神策军复稍置之，以六千人为定。是岁，左右神策中尉刘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废帝，幽之，季述等诛。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诛宦官，宦官觉，劫天子幸凤翔。全忠围之岁余，天子乃诛中尉韩全诲、张宏彦等二十余人以解梁兵，乃还长安。于是悉诛宦官，而神策左右军由此废矣。诸司悉归尚书省郎官，两军兵皆隶六军，而以崔胤判六军十二卫事。六军者，左右龙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军司以宰相领。及全忠归，留步骑万人屯故两军，以子友伦为左右军宿卫都指挥使，禁卫皆汴卒。崔胤乃奏：“六军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壮京师。军皆置步军四将，骑军一将。步将皆兵二百五十人，骑将皆百人，总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立格募兵于市，而全忠阴以汴人应之。胤死，以宰相裴枢判左三军，独孤损判右三军，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军十二卫。及东迁，唯小黄门打球供奉十数人、内园小儿五百人从。至谷水，又尽屠之，易以汴人。于是天子无一人之卫，昭宗遇弑，唐乃亡。

马者，兵之用也。监牧，所以蕃马也，其制起于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其官领以太仆，其属有牧监、副监，监有丞，有主薄、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群头，有正有副。凡群置长一人，十五长置尉一人。岁课功，进排马。又有掌闲，调马习上。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闲：一曰飞黄，二曰吉良，三曰龙媒，四曰，五曰，六曰天苑。总十有二闲为二厩：一曰祥麟，二曰凤苑，以系饲之。其后，禁中又增置飞龙厩。

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一曰保乐，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闰，四曰北普闰，五曰岐阳，六曰太平，七曰宜禄，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析八监列布河西丰旷之野。凡马五千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余为下监。监皆有左、右，因地为之名。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万岁掌马久，恩信行于陇右。后以太仆少卿鲜于匡俗检校陇右牧监。

仪凤中，以太仆少卿李思文检校陇右诸牧监使，监牧有使自是始。后又有群牧都使，有闲厩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东使九。诸坊若泾川、亭川、阙水、洛、赤城，南使统之；清泉、温泉，西使统之；乌氏，北使统之；木硖、万福，东使统之。它皆失传。其后益置八监于盐州，三监于岚州。盐州使八，统白马等坊；岚州使三，统楼烦、玄池、天池之监。凡征伐而发牧马，先尽强壮，不足则取其次。录色岁肤第印记主名送军，以帐驮之，数上于省。

自万岁失职，马政颇废。永隆中，夏州牧马之死失者，十八万四千九百九十。景云二年，诏群牧岁出高品，御史按察之。开元初，国马益秏，太常少卿姜诲乃请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雠一游击将军。命王毛仲领内外闲厩。九年，又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毛仲既领闲厩，马稍稍复，始二十四万。至十三年，乃四十三万。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载，诏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载，陇右群牧都使奏：马牛驼羊，总六十万五千六百，而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

安禄山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肃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马抵平凉，搜监牧及私群，得马数万，军遂振。至凤翔，又诏公卿百寮以后乘助军。其后边无重兵，吐蕃乘隙陷陇右，苑牧畜马皆没矣。乾元后，回纥恃功，岁入马取缯，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亲击虏，鱼朝恩乃请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马输官，曰团练马。下制禁马出城者。已而，复罢。德宗建中元年，市关辅马三万实内厩。贞元三年，吐蕃、羌、浑犯塞，诏禁大马出潼、蒲、武关者。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绢二万市马河曲。

其始置四十八监也，据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员广千里。由京度陇，置八坊，为会计都领其间，善水草腴田皆隶之。后监牧使与坊皆废，故地存者一归闲厩，旋以给贫民及军吏，问又赐佛寺、道馆几千顷。十二年，闲厩使张茂宗举故事，尽收岐阳坊地，民失业者甚众。十三年，以蔡州牧地为龙陂监。十四年，置临汉监于襄州，牧马三千二百，费田四百顷。穆宗即位，岐人叩阙讼茂宗所夺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盐铁使言：“银州水甘草丰，请诏刺史刘源市马三千，河西置银川监，以源为使。”襄阳节度使裴度奏停临汉监。开成二年，刘源奏：“银川马已七千，若水草乏，则徙牧绥州境。今绥南二百里，四隅险绝，寇路不能通，以数十人守要，畜牧无它患。”乃以隶银川监。其后阙，不复可纪。

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

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以上豫事

州县吏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以告。故事：岁廪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余石佐其费，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忧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计官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给其食而任以事。

以上给粟不能自食者

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为之告富人：“无得闭粜！”又为之出官粟，得五万二千余石，平其价予民。为粜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籴者自便，如受粟。

以上平粜

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官为责其偿。弃男女者，使人得收养之。

以上以工代赈

明年春，大疫。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史所时。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瘗之。

以上医病瘗死

法廪穷人，尽三月当止，是岁尽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有上请者，或便宜多辄行。公于此时，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巨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先敛埋，皆公力也。

是时，旱疫被吴越，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灾未有巨于此也！天子东向忧劳，州县推布上恩，人人尽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为得其依归。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

盖灾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余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将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则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

公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岂弟之实在于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师者，以为《越州赵公救灾记》云。

曾巩／序越州鉴湖图

鉴湖一曰南湖，南并山，北属州城漕渠，东、西距江。东江即曹娥江也；西江为西小江，当即钱清江耳。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之所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于东南者，皆委之。州之东，自城至于东江，其北堤，石楗二，阴沟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属漕渠，北、东、西属江者，皆溉之。州之东六十里，自东城至于东江，其南堤，阴沟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并山，西并堤，东属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门，通民田，田之东并城，南并堤，北滨漕渠，西属江者，皆溉之。总之，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乡之田九千顷，非湖能溉田九千顷而已。盖田之至江者，尽于九千顷也。

以上溉田之多

其东曰曹娥斗门，曰槁口斗门，水之循南堤而东者，由之以入于东江。其西曰广陵斗门，曰新迳斗门，水之循北堤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储斗门，去湖最远。盖因三江之上、两山之间，疏为二门，而以时视田中之水：小溢则纵其一，大溢则尽纵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谓湖高于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水少则泄湖溉田，水多则泄田中水入海。故无荒废之田、水旱之岁者也。由汉以来几千载，其利未尝废也。

以上斗门蓄泄之利

宋兴，民始有盗湖为田者：祥符之间二十七户，庆历之间二户，为田四顷。当是时，三司转运司犹下书切责州县，使复田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间，盗湖为田者凡八千余户，为田七百余顷，而湖废几尽矣！其仅存者，东为漕渠，自州至于东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风泾至于桐鸣十里。皆水广不能十余丈。每岁少雨，田未病而湖盖已先涸矣。

以上废湖为田

自此以来，人争为计说。蒋堂则谓“宜有罚以禁侵耕，有赏以开告者”。杜杞则谓“盗湖为田者，利在纵湖水，一雨则放声以动州县，而斗门辄发。故为之立石则水：一在五云桥，水深八尺有五寸，会稽主之；一在跨湖桥，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阴主之。而斗门之钥，使皆纳于州，水溢则遣官视则，而谨其闭纵”。又以谓“宜益理堤防斗门，其敢田者拔其苗，责其力以复湖，而重其罚”。犹以为未也，又以谓“宜加两县之长以提举之名，课其督察，而为之殿赏”。吴奎则谓“每岁农隙，当僦人浚湖，积其泥涂以为丘阜，使县主役。而州与转运使提点刑狱，督摄赏罚之”。张次山则谓“湖废仅有存者，难卒复。宜益广漕路及他便利处，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识之。柱之内，禁敢田者”。刁约则谓“宜斥湖三之一与民为田，而益堤使高一丈，则湖可不开，而其利自复”。范师道、施元长则谓“重侵耕之禁，犹不能使民无犯；而斥湖与民，则侵者孰御？又，以湖水较之，高于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堤壅水使高，则水之败城郭庐舍可必也！”张伯玉则谓“日役五千人，浚湖使至五尺，当十五岁毕；至三尺，当九岁毕。然恐工起之日，浮议外摇，役夫内溃，则虽有智者，犹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堤使高八尺，当一岁毕。其竹木费，凡九十二万有三千。计越之户，二十万有六千，赋之而复其租，其势易足。如此，则利可坐收，而人不烦弊”。陈宗言、赵诚复以水势高下难之，又以谓“宜从吴奎之议，以岁月复湖”。

以上杂陈八种论说

当是时，都水善其言，又以谓宜增赏罚之令。其为说如此，可谓博矣。朝廷未尝不听用，著之于法。故罚有自钱三百至于千，又至于五万，刑有杖百，至于徒三年，其文可谓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浚而日愈废，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胜也。昔谢灵运从宋文帝求会稽回踵湖为田，太守孟不听，又求休崲湖为田，又不听，灵运至以语诋之。则利于请湖为田，越之风俗旧矣。然南湖由汉历吴晋以来，接于唐，又接于钱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尝废者。彼或以区区之地当天下，或以数州为镇，或以一国自王，内有供养禄廪之须；外有贡输问馈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农，亦皆有数。而钱之法最详，至今尚多传于人者，则其利之不废有以也。近世则不然，天下为一，而安于承平之故。在位者重举事而乐因循，而请湖为田者，其言语气力，往往足以动人。至于修水土之利，则又费财动众，从古所难。故郑国之役，以谓足以疲秦；而西门豹之治邺渠，人亦以为烦苦。其故如此，则吾之吏，孰肯任难当之怨、来易至之责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说虽博而未尝行，法虽密而未尝举，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废，由是而已。故以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胜者，岂非然哉？夫千岁之湖，废兴利害，较然易见。然自庆历以来三十余年，遭吏治之因循，至于既废，而世犹莫寤其所以然；况于事之隐微难得而考者，由苟简之故而弛坏于冥冥之中，又何知其所以然乎！

以上习俗苟且，难于举事

今谓湖不必复者，曰：“湖田之人，既饶矣！”此游谈之士，为利于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尽废，则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众人之所睹也；使湖尽废，则湖之为田亦旱矣，此将来之害，而众人所未睹者。故日此游谈之士，为利于侵耕者言之，而非实知利害者也。谓湖不必浚者，曰：“益堤壅水而已。”“湖不必浚”，前八说中所无；“益堤壅水”，即刁约、张伯玉之言也。此好辩之士，为乐闻苟简者言之也。夫以地势较之，壅水使高，必败城郭，此议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势较之，浚湖使下，然后不失其旧；不失其旧，然后不失其宜，此议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阴之石，则为四尺有五寸，会稽之石，则几倍之。壅水使高，则会稽得尺，山阴得半，地之洼隆不并，则益堤未为有补也。故曰此好辩之士，为乐闻苟简者言之，而又非实知利害者也！

以上二说必不可用

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开告者，则有赏罚之法矣；欲谨水之蓄泄，则有闭纵之法矣；欲痛绝敢田者，则拔其苗，责其力以复湖，而重其罚，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责于州县与运使提点刑狱，或欲以每岁农隙浚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内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浚湖之浅深、用工若干、为日几何，欲知增堤竹木之费几何，使之安出，欲知浚湖之泥涂积之何所，又已计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议外摇，役夫内溃，则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论之矣。诚能收众说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润泽之，令言必行，法必举，则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复哉？

以上兼收众说，全在必行

巩初蒙恩通判此州，问湖之废兴于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实者。及到官，然后问图于两县，问书于州与河渠司，至于参核之而图成，熟究之而书具。然后利害之实明，故为论次，庶夫计议者有考焉。熙宁二年冬卧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