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沈志华)_二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2 / 2）_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30年代后期，党的领导对文学的控制更加严厉，政治干涉越来越具体。肖洛霍夫在写作《静静的顿河》的同时还创作了《被开垦的处女地》。他写信给斯大林，反映干部在粮食收购中对集体农庄庄员进行折磨与凌辱，斯大林指责他“庇护怠工分子”。《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出版时被删去了反映集体化存在问题的章节。1937年竟有人污蔑他要在顿河流域搞反革命叛乱，经他亲自去莫斯科进行辨明才得解脱。老作家玛·沙吉尼扬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入场券》，第一部《乌里扬诺夫一家》是写乌里扬诺夫一家生活及列宁童年和少年的纪实性传记。小说得到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首肯，但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却做出专门决定，指责其“是一部政治上有害的、思想上敌对的作品”。[22]在全国大镇压已经过去以后，1939年5月，巴别尔却在自己的别墅被捕，诬指“进行恐怖活动”，并于1940年1月被枪决。这年8月，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赫拉普钦科批准上演列昂诺夫的剧本《暴风雪》。中央宣传鼓动部的负责人却向日丹诺夫报告，该剧“意识形态上有害”。库兹涅佐夫向中央报告说：“剧本就其思想内容来说体现了最坏意义上的新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主题没有现实意义，没有提供能够反映我们现实的典型，充满了模棱两可和虚假的论点。”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剧本在意识形态上是敌对的，是对苏联现实的恶毒诽谤，禁止在剧院演出。”[23]1940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阿赫玛托娃一本作品选，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作了专门决定，不只查封了出版物，而且还处分了出版者和审查者。

在1941～1945年的苏德战争时期，1000名作家参军上前线担任随军记者、战士报编辑等职务，其余2/3没有上前线的作家，相当一部分人被疏散到边远地区。不论在前线还是后方，绝大部分作家都为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就在这个时期，政权对作家的监督与控制并未减弱，甚至还进一步强化了。由于作家协会在作家中的威信降低，便由党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文学的创作与出版事宜。中央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和两名副部长负责向中央书记报告文学战线的情况。1941年12月中，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指示法捷耶夫创办《文学和艺术报》，宣传部规定，报纸的大样应该在出版的前一天印出来送宣传部审查。在1942年6月，亚历山德罗夫就给谢尔巴科夫报告了因该报21期的错误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召开编委会分析错误，撤销皮斯马尼克的主编职务，召开中央一级报纸责任主编会议，还给宣传部工作人员别列杰夫、叶戈林、奥尔洛夫警告处分。[24]乌克兰著名作家、电影导演亚·多夫仁科写了两部反映乌克兰人民反抗法西斯斗争的作品：中篇小说《胜利》和电影脚本《战火中的乌克兰》。亚历山德罗夫在1943年7月和11月两次给谢尔巴科夫打报告，严厉地指责作家犯了“民族主义”和“攻击党的各项政策”的错误。党的领导下令，非经宣传部的批准不得刊登多夫仁科的作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撤销多夫仁科斯拉夫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委员、《乌克兰》杂志编辑和基辅电影制片厂艺术指导等多项职务的决定”。

[25]在战争期间，联共（布）对许多作家进行了谴责与批判。比如，中央书记处做出的《关于谢尔文斯基创作中错误的决定》说：“联共（布）中央注意到，谢尔文斯基的诗《献给俄罗斯》、《俄罗斯给谁唱催眠曲》和《插曲》包含着严重的政治错误。”联共（布）中央警告谢尔文斯基，“他如重复类似的错误，必将被清除出苏联文学界。”[26]尼·阿谢耶夫是一名老作家，他写的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故事曾获得斯大林文学一等奖。作者把自己一部分写战争年代生活的诗编成一本《雷鸣年代》，交由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亚历山德罗夫收到出版社签署付印的书稿后，1943年11月26日向谢尔巴科夫报告，指责作者把苏联后方生活写成“庸俗的生活”，“是亚洲式的野蛮愚昧”，要求必须禁止这本书的出版。[27]

1943年12月2日，亚历山德罗夫及其两位副部长普京、叶戈林给中央书记马林科夫一份很长的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文学杂志《十月》、《旗》等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发表了一些反艺术的和政治上有害的作品。”其中举了谢尔文斯基的诗和普拉东诺夫等10名作家的小说和特写，重点指责左琴科的哲理小说《日出之前》，是“卑鄙下流的反艺术和政治上有害的。”[28]并严厉地批评了作家协会主席团的领导工作。在他们的建议下，这一天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对文学杂志进行监督的决定》，责成亚历山德罗夫和普京组织对杂志内容进行监督，杜绝可疑和反艺术的作品在杂志上出现；同时指令宣传部对杂志实行分工负责监督：亚历山德罗夫负责《新世界》、普京负责《旗》、费多谢耶夫负责《十月》。第二天，中央书记处还做出《关于提高文学杂志责任书记责任感的决定》，责成各文学杂志责任书记提高作品质量，杜绝杂志上出现反艺术和政治上有害的作品，警告他们在领导杂志以及杂志的政治思想方向和内容上要对中央承担个人责任。在这样严厉的监督之下，杂志编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据《旗》副主编说，有无数的主管部门负责对杂志进行监督。清样要寄给书刊总局4份，由他们的全权代表和高级首长审阅，但他们无权批准付印，要等宣传部叶戈林、奥尔洛夫提出意见。苏联作家协会责任书记也要审阅。除此，涉及军事问题的，要送军事书刊审查机关签署意见，与国外题材有关，要送外交人民委员部书刊处签署意见。一部作品经军事机关通过了，却被书刊总局给撤下来，得到外交人民委员部肯定了，却引起宣传鼓动部门的反对，往往期刊已经印出，却被责令撤掉一些作品。对于出版事务也进行了严厉监督，1943年一年就撤销了432种书籍和小册子出版。许多书稿被查禁。

战后，从文学界开始整肃知识分子的“日丹诺夫运动”，表面上是因为列宁格勒的两份杂志刊登了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几首诗和左琴科童话小说《猴子奇遇记》引起的，而实际背景是，在苏、美开始冷战的大环境下，斯大林要在国内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统治，敏感而活跃的文学界首当其冲。尽管已经对作家从组织上、政治上以及创作思想和方法上进行了严格控制，但是，由于战争激发了作家的民族自信心和创作自由的诉求，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公开批评党的文艺方针。Ю.尤佐夫斯基在他的《批评日记》一文中提出：“是应该思考一下的时候了，战争实际上带来什么，在哪些方面使我们比战前更聪明和更精明了，以便从这个角度审视我们的观点和某些经验。”他还说：战前占统治地位的“描述和反映标准”，在文学中“产生了粉饰现实和盲目乐观的现象”。[29]谢尔文斯基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目前艺术面临的任务之间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框束缚着当代艺术，因此应当用社会主义象征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限制了作家的创作能力。”[30]连《旗》的主编维什涅夫斯基在作协会议上也发言说：“我在这个冬季和春季在莫斯科各种会议上作了数次发言，发言中涉及对我们大家来说很现实的言论自由。”他甚至说：“我们战斗过，我们斗争过，给我们言论自由吧。”[31]在战争中因《日出之前》受到严厉批判的左琴科在同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谈话中仍然毫不隐讳地说：“我认为目前苏联文学情况很可怜。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公式化，大家都按照一定的公式写作。因此，甚至一些有才华的作家都写得很不好，枯燥乏味。”当安全工作人员问他今后的态度时，他说：“我需要等待。很快，战争结束以后，文学环境就会改变，为我设置的一切障碍都将消除。到那时我又能出版作品了。目前我在哪方面都没有变化，我将保持自己的立场。尤其是因为读者了解我喜欢我。”他认为战后“将会要求文学更尖锐和更无情地写我们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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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作家队伍存在的情况，联共（布）选择了向来以思想自由著称的列宁格勒的两份杂志《星》和《列宁格勒》、两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作为突破口。左琴科是一位幽默和讽刺作家，他又是20年代“谢拉皮翁兄弟”成员；阿赫玛托娃是一位抒情诗人、白银时代象征主义的代表，在列宁格勒青年中有很大影响。对这场运动，主管思想工作的宣传部和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全力以赴，中央书记马林科夫也插手其间。1946年8月9日，召开了中央组织局会议，出席会议的不只是组织局的成员，还包括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中央机关的负责人和部分著名作家。斯大林亲自参加。尽管《旗》和《列宁格勒》杂志的主编和列宁格勒作协负责人、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都从自己职责上作了检讨，进行了自我批评，但仍受到严厉的谴责。斯大林不断插话，驳斥对被批评者的任何说明与辩解。就在这次会议上他指责说：“对外国作家阿谀奉承”，“卑躬屈膝”，“是个大罪过”。马林科夫追问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为什么批准左琴科为杂志的编委？日丹诺夫则表示：“到时候列宁格勒人会让左琴科彻底完蛋。”[33]8月14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做出《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决议指责“阿赫玛托娃是那种与我们人民格格不入、空虚无聊而又缺乏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审美情趣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派‘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是对苏联生活的下流诋毁”。决定：禁止左琴科、阿赫玛托娃之流的作品进入杂志；停止《列宁格勒》，给杂志主编利哈廖夫警告处分；任命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叶戈林为《星》的新主编，解除列宁格勒党委管理宣传工作的副书记希罗科夫的职务；给市委第二书记卡普斯京警告处分。[34]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批判与镇压的序幕。会后，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左琴科曾是“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并把这个团体定性为“有害集团”；不只强调阿赫玛托娃是“资产阶级—贵族阶级诗歌的代表”，还批判了白银时代的“高峰派”（即阿梅克派），并表示“绝不允许推广阿赫玛托娃”，“毒化意识”，甚至还指责“1907～1917年俄国知识分子历史上最卑鄙可耻的十年”。[35]随后广泛地开展了对“现代主义”、“颓废主义”、“形式主文”、特别是“无根基、无国家的世界主义”的批判。这充分表示要彻底否定白银时代的现代主义和20年代文学复兴时期的各文学流派和小组，要坚持同西方的思想意识和美学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不久，中央又做出一系列决议，批判了爱森斯坦的电影《伊凡雷帝》和作曲家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还批判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同时，还在生物学、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等一系列学科中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随着思想批判的开展又对知识分子及作家进行新的逮捕，不少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又出现了文学家第三次流亡国外的情况。

30～50年代对文学采取的这一系列严厉监控和政治高压政策，除去牺牲了一批著名作家，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使20年代复兴后出现的波浪汹涌的文学大潮，分成了几条支流：侨民文学队伍，国内的“潜流文学队伍”和公开活动的文学队伍。

20年代初迁居国外的侨民文学家，后来有人回国，有人死亡，人数在减少，而在30年代和50年代的镇压中又有新成员补充了他们的队伍。这些人远离祖国，处于特殊环境下，保持着独立的创作态度，结合国家和社会的变迁继续思考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国内的“潜流文学队伍”包含两种情况：一些人完全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只能在隐蔽状态下埋头创作；另外一些人部分作品被剥夺了发表的机会。这两部分作家忍受着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却不愿放弃自己的美学信念，以极大的勇气继续创作。侨民文学家和国内的潜流作家实际上属于体制外的文学力量，其中集中了比较多的文学精华，他们也更多地继承和发扬了俄罗斯的文学传统，留下不少不朽之作。在侨民文学家队伍中，除了已经提到的蒲宁外，还有被誉为“引导人从黑暗历经苦难和不幸走向光明”的伊万·什梅廖夫（1873～1950），代表作有《死人的太阳》、《一个老妇人的故事》和《禧年》，都是影响很大的名作。弗·纳博科夫（1899～1977），曾侨居德国，后来居住美国，被誉为20世纪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艺术大师之一。他是诗人，又是小说家，还是研究文学史的权威。最著名的作品有《玛什卡》、《死刑邀请》、《洛丽塔》。虽然也用英、法等文字发表作品，被列入美国文学史，但“纳博科夫的创作保证了俄罗斯当代文学与20世纪初文学的连续性”。

[36]伊万·叶拉金（1918～1987），二战期间德国占领基辅后被赶到德国，1950年迁居美国，是第二批侨民中的头号诗人。他的不少诗作被传抄到国内流传。在国内进行隐蔽创作的文学作品，像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写了12年、阿赫玛托娃的《没有主人公的长诗》写了22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从1947年写到1955年。在国内未得到发表和出版机会的，像扎米亚京的《我们》，普拉东诺夫的《地槽》、《切文古尔镇》，还有皮利亚尼克的《红木》等。这些作品后来都成为俄国和世界的文学名著。

在国内公开活动的文学家队伍人数相对多些，也有相当多的名作家，发表和出版的作品不少，其中不乏名著。但是，文学活动的环境不正常、不健康，作家经常被置于尴尬和难堪的境地。首先，一些作家只能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态度来摆脱加在他们头上的政治束缚。肖洛霍夫1940年完成了《静静的顿河》的最后一卷。这部长篇史诗是苏维埃时代引以为骄傲的文学成就之一。这部作品并不全是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成的。作家通过葛利高里的生活、劳动、爱情和战斗历程，倾诉了哥萨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结束的9年时间中所遭受的苦难，从而揭示了俄罗斯人民的悲剧命运。特瓦尔多夫斯基是20世纪中期苏联杰出的诗人。他的《瓦西里·焦尔金》是战争诗歌的代表。这部歌颂一名普通战士的勇敢、机智、尊严、自主、克服一切困难、取得胜利的战士之歌，打破了官方的程式和框框，诗中既没有最高统帅的名字，也没有对他进行颂扬，专注地塑造富有俄罗斯性格的民族英雄形象。从主题的选择与发挥、感情的抒发、语言的通俗流畅，都表现了作家追求自由、摆脱庸俗政治化窠臼的强烈愿望。列昂诺夫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心理、哲理小说家。30年代以后，他的作品除了上面提到的《暴风雪》之外，一般能够得到发表，剧作《进攻》被长期上演。表面上看，他写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科学实验和研究，也写战争和人民对法西斯的斗争，但这位被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门徒的作家，在人物和结构上狠下功夫，常常用高度浪漫的、华丽和象征主义手法塑造悲剧式的人物。在复杂的故事情节里隐藏着哲学意义——俄国的本质和命运、它的传统和希望。其实，像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B.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等战争小说的成功都在于作者恢复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写作手法。

其次，作家随时都有受到指责和批判的可能性，即使是一再受到表彰和紧跟政治路线的作家也不能幸免。法捷耶夫一直紧跟斯大林，长期担任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1947年发表了反映敌占区克拉斯诺顿青年同法西斯占领者进行斗争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普遍赞扬，但领导当局却批评作家没有反映地下党的领导。法捷耶夫花了四年时间进行了修改。修改本党的领导有了，而文学的价值则大大降低了。[37]《新世界》杂志刊载了瓦·格罗斯曼用批判现实主义风格描绘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第一卷，立即遭到指责，作者被指责“过多地描写心理活动，渗透着敌对思想和唯心主义哲学”。杂志被迫检查，第二卷一写出，即被没收。[38]

再次，1946～1948年党中央的一系列决议以及因此而开展的一系列批判，把相当一部分作家推上了“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道路。这些作家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进行写作，结果出现两类作品，一类是极力宣扬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另一类不顾事实地歌颂升平，虚构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只考虑意识形态，根本不顾及美学要求，往往千篇一律，脱离现实。从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不断搬用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情节，即一位革新者和一位保守者的冲突，或者一个落后的集体农庄转变为先进的集体农庄。凡是写了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写了各种利益之间、抱负之间的各种矛盾或感情之间的冲突，就被指责为“诽谤者”或“潜在的敌人”。戏剧遭到的打击尤为沉重，纳扎洛夫、格里德涅娃在1956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1936年，全部艺术领导工作集中在全苏艺术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相继停演了肖斯塔科维奇等的一系列戏剧，关闭与合并了许多剧院，在两三年内就使戏剧艺术的状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灰色的、千篇一律的“陈规旧套和刻板公式”以及“矫揉造作”占了统治地位。在领导方法上，谢尔巴科夫“对艺术工作委员会的要求：如果有人要写一个苏维埃新歌剧，那么请费心对这一工作进行帮助和监督，并要经常了解工作的进程”。在实际工作中，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从剧本的写作到允许排练、导演选择、演员挑选、舞台设计都要经过剧目委员会的审批。文章举了列宁格勒一位剧院院长雅·库尔丁诺夫的说法，这样监督的结果，“最后决定一个剧本命运的是剧目委员会的某一个人。一个人武断地给集体的工作提出评价，指出导演应该怎样处理剧本，演员应该怎样扮演角色，美术家应该怎样进行舞台设计，甚至说明怎样管理灯光。”“个人的兴趣代替了观众的要求。”艺术创作的自由完全被取消。个别领导个人的审美好恶变为领导思想。“领导”的概念越来越相等于“命令”的概念。于是行政命令和广泛运用各种各样的压制办法就成为影响艺术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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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斯大林去世前，苏联的文学处于危机和畸形发展之中，形象地说就是“结冻”状态。对于国内文学艺术方面存在的这种情况，甚至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有许多平庸乏味的灰色作品，有时简直是歪曲苏联现实的粗制滥造的作品。”[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