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沈志华)_三文学的“解冻”及其在俄罗斯文学发展中的地位（1 / 2）_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的去世开始了苏联历史的新时期。文学家首先感受到社会气候的变化。这年4月，列宁格勒女诗人О.别尔戈丽茨在《文学报》发表的《谈谈抒情诗》一文中就说：作家“不可能没有个人表现”，呼吁诗歌中“多一些真诚和解放”。她批评：在“很多抒情作品中缺乏主要的东西：没有人情味，没有人”。一些诗人“一听到个性这个词”竟“不寒而栗”。这是文学界发出的最早呼声，要求文学回到它的主题，即人和人的感情上来。5月1日，《文学报》打破了多年来官方庆典的传统，在第一版刊登了整整一栏爱情诗。

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一书中回忆，他决定写一本中篇小说并立即写下书名《解冻》的时候，曾想到1953年的4月。这年4月，对俄罗斯来说不只意味着春天的即将来临，而且还是一个难忘的特殊时期。斯大林去世才一个月，国内的政治生活已经发生变化：“医生案件”平反、公布了苏联人民演员米霍埃尔斯被谋杀的消息。[41]

6月23日，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决定重新吸收1946年被开除的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为作协成员。作家兼评论家К.丘科夫斯基得知这一消息以及《鳄鱼》杂志有可能发表左琴科沉默时写的短篇小说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包括绝大多数文学家和艺术家将获得新的生命！”[42]

7月25日，作家谢尔文斯基因非党诗人谢赫捷尔的诗集被出版社拒绝而给马林科夫写信。信中说：作为作协会员的专业作家不去找作协，而找自己的文友，说明“他对作协已不寄希望”。他接着批评，笼罩在作协内部的“恶劣气氛”，“距社会主义艺术家自由创造、自由争鸣的纯洁气氛太远了”。写信人还批评党中央宣传鼓动部，早在战争时期，为了把作家协会控制在自己的视野中，在作家中选拔了几十名“有关系”的文学工作者，把他们安插到文学界各个部门，正是这些人占据了领导岗位，进而成为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各杂志、丛刊、出版社编委会，甚至斯大林文学奖金评选委员会的头目。他们拥有无限权力，官官相护，相互纵容，充分肯定自己，清除竞争对手，最终脱离作家，成了广大作家所深恶痛绝的帮派。[43]

8月22日《文学报》以И.沙米亚金《幸福时刻》小说的命运为例，批评“一些编辑和评论家不正确地帮助作家，却促使他们伪造和通过不妥当的方法粉饰现实”，号召作家在那种情况下应勇敢地对抗批评者的非难。

诗人瓦·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在文学的“解冻”时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杂志的8、9月号上连载了费·潘菲洛夫的《伏尔加河——母亲》。小说主人公大声疾呼：“忘掉规划，想想人民的需要吧！”[44]潘洛娃的《一年四季》揭露了一个利己主义者和投机家的上层人物。作曲家阿·哈哈图良说：“创作问题不能用官僚主义方法来解决。”[45]爱伦堡在《旗》杂志10月号上也提醒读者：艺术上的统计和工业上的统计完全是两码事，契诃夫和高尔基，他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喜欢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而不受行政官员和作家协会的监督。

《新世界》杂志12月号发表了弗·波梅兰采夫《论文学的真诚》一文，作者大胆而激烈地批评了苏联文学的现状。他认为，创作需要才华，首先要有真诚。有些作品之所以“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人物和环境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就是因为作者缺乏“真诚”。他指出，“一切公式化，一切非出自作者本意的，都是不真诚的。”而最坏的乃是“粉饰现实”。“粉饰现实”源远流长，表现手法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凭空杜撰永庆升平的景象”；掩盖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丑事和坏事”；回避矛盾和斗争。他告诫作家：“你如果总是要看某人脸色行事，你就是个坏作家。”千万不要干“估价行情”的蠢事。他还批评一些评论家“发出的不是声音，而是回声，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而只是四处散播别人授予他的东西。”他甚至说：“那些追随斯大林奖金的颁发而写的文章，一般说来只是点胡椒面，而不是文学的概述。”[46]波梅兰采夫的这些言论，立即引起了共鸣。古比雪夫的一位读者在信中写道：“普通的诚实人”早就发现这种丑恶的现象，并且愤恨至极，作家替老百姓说出了“大胆、实在而又公正的话”。这位读者还表示：“所有有头脑、热爱真理的人们，都会理解您。”[47]作家B.杜金采夫在一次读者座谈会上也说：“我认为，波梅兰采夫的巨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大声喊出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们的良知呼吁。”“因循成习的不诚实，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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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丘科夫斯基同费定会见了文化部长波诺马连科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波诺马连科向他们叙述了自己朴实的自由主义新纲领，并告诉他们，他给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说了，今后演出从首长的监督下解放了。[49]12月6日，马雅可夫斯基的《澡堂》被停演了1/4世纪之后，经过重新排练，在莫斯科讽刺剧院上演。不过，就在1954年初，波诺马连科却被调任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而文化部长改由原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担任。这里已经包含某种玄机。

《新世界》杂志在1954年的3月号上发表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的一部分。这是诗人对时代的感受、体验和思考的叙事诗，表达了“人的自我独立——是他伟大的保证”。“解冻”文学的典型特征就是强烈要求表现过去被压制了的人的个性，它的内在自由，他的尊严，它的责任感。在这首长诗中有“伟大列宁从不是神/也没有叫人造神”的诗句。[50]4月号刊登了列宁格勒大学副教授Ф.阿布拉莫夫《战后散文中的集体农村人》评论文章。作者大胆触及了“最神圣的东西”——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作品，批评了巴巴耶夫斯基、马尔采夫、尼古拉耶娃及其他作家的“模范作品”，说他们不惜用粉红色油彩把平日集体农庄生活描绘成光辉灿烂的节日景象，嘲笑了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尼古拉耶娃的《收获》千篇一律的主人公、互相雷同的俊男靓女。这一年，阿布拉莫夫发表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兄弟姐妹》。这是“解冻”时期头一部比较成功的描写北方农村生活的作品。

就在这个时候，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在《旗》5月号与读者见面。这部小说打破了苏联文学的“常规”，没有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问题上，没有着力塑造正面的理想人物，而是把眼光移到实际生活中存在的普通人及其道德伦理冲突上，即普通人的爱情、对职业的态度和个人幸福等问题上。小说中几对从强制和镇压时代过来的男女，不能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冷漠呆板，唯恐自己变得直率和随和，生活并不幸福。在春寒之后，他们开始了自己的追求。小说揭露厂长茹拉甫廖夫，为了取得上级的信任，只抓生产和技术革新，不顾职工生活，结果职工居住的简易房倒塌，造成灾难。玩世不恭的画家沃洛佳只画能捞到好处的宣传画，画技衰退，而他的同学萨布罗夫甘于寂寞和忍受生活的贫困，坚持创作，精益求精，取得了很大成绩。作者告诉人们要真诚对待一切。这部小说不算杰作，但它却打动了成千上万的人竞相阅读。9月23日在莫斯科发行单行本，当晚就销售一空。

也就在这个时候，特瓦尔多夫斯基把自己的新诗《焦尔金在阴曹》交给《新世界》编辑部征求意见。对这部作品，有的编辑赞扬，有的则表示担心。K.西蒙诺夫从《阴曹》的话语中看到对政治局明显的暗示，正式反映到党中央。中央书记П.波斯佩洛夫转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被其中一节——“山鼠”士兵压迫国王——激怒，开始对文学家采取行动。作家协会的实际首脑、理事会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A.苏尔科夫在苏共中央所属社会科学院讲话时指责了《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5月25日，《真理报》刊登了苏尔科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旗帜下》的文章，首先把打击的矛头指向波梅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指责该文“有害”，因为他“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反对党的列宁主义文学原则”。他还批评了其他杂志和作家。批评佐林的剧本《客人》攻击党的传统。结果这个剧在耶尔莫罗夫剧院公演的第二天就被文化部勒令停演。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最后的遗言》里写道：“爱伦堡把他的一部小说命名为《解冻》，从而创造了一个用来描绘斯大林死后时期的流行名词。可是，我们领导核心不能完全同意他用‘解冻’来表示那个时期的特征。”“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在内是赞成解冻的，但我们觉得必须批判爱伦堡的立场”。“我们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会冲破我们社会所有堤坝的浪潮。”[51]赫鲁晓夫的话表明，新领导集团对于知识分子的“解冻”要求虽然赞成但又害怕它变成冲破一切堤坝的洪水，因此便采取批判的态度。

6月6日，《共青团真理报》发了一篇《肯定生活——这是我们文学的力量所在》的专论。文章说：“共产党对我们的作家关怀备至”，希望他们用“鲜明的艺术形式”把“先进的思想灌输到广大读者中间”。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一些作家“匆匆忙忙制造了不少作品，其中的主人公是些骗子、无赖、政治上道德上蜕化分子”。文章点名批判了佐林的《客人》等作品，对于爱伦堡的《解冻》的评论是：“乍一看来，好像如实地描绘了生活，勇敢地激烈地提出了当代许多尖锐问题。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由于主要强调了生活的阴暗面，这样就歪曲了生活的真实。”

[52]作协书记苏尔科夫在6月15日《文学报》刊登的《改进对作家思想教育工作》一文中，也有一段专门说到爱伦堡及其小说《解冻》的文字。其中说道：“我们必须严肃地、有原则地批评他的中篇小说的一些缺点。”[53]

7月17日和20日《文学报》发表了主编西蒙诺夫的《伊·爱伦堡新的中篇小说》长篇评论文章。这位作协负责人继续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原则，对小说的内容和所描写的人物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认为小说中的人物是苏联社会中“少见的”，“在他们的生活里看见的坏事多，好事少”，把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小说中就造成一幅阴暗的背景”。西蒙诺夫用了多半篇幅通过对小说中的几个艺术家形象的分析和批评，指责作家歪曲了苏联文艺界的状况。他分析说，由于作者“观察的草率和肤浅”不仅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性”，而且“对作品的艺术性也有不良影响”。在他看来，“这篇小说比起伊利亚·爱伦堡最近十五年来所创作的一切文学作品都要坏”。他的结论是：“这篇小说虽然有好的篇页，但整个小说，对我们文学来说，却是作者的一个令人痛心的失败。”[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