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沈志华)_二特殊移民政策的两个发展阶段（2 / 2）_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4）“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

苏德战争期间，许多苏联德意志族人没有从西部地区撤离，这些人随后便被当局宣布为“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1944年8月2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了由贝利亚签署的《关于从高加索地区的城市和疗养区驱逐“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的第001036号命令。该命令具体内容如下：“1）从高加索温泉地带的城市和疗养区向新西伯利亚州迁移德国人帮凶、祖国的叛徒和卖国贼家属378户（共计850人）。此次行动将于1944年8月31日正式开始，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特卡琴科同志负责实施。2）责成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运输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阿尔卡季耶夫同志向各特殊移民始发站调拨迁移行动所需的闷罐车。3）责成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运管理局局长巴奇科夫少将负责派出必要的警卫人员，以确保移民行动的运输安全。4）责成苏联内务副人民委员切尔内绍夫向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调拨3吨汽油并确保特殊移民旅途中的饮食和医疗服务。5）责成新西伯利亚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彼得罗夫斯基同志负责将这批移民分送至各指定特殊移民区并为其安置工作。”[69]根据统计资料，1945年初实际迁入新西伯利亚州的“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共计674户（1490人）。[70]

（5）“奥乌诺夫分子”。

“奥乌诺夫分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成员。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是1929～1940年初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出现的一个法西斯组织，其前身为乌克兰军事组织。“奥乌诺夫分子”曾积极协助法西斯分子，反对西乌克兰与苏维埃乌克兰合并。苏德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奥乌诺夫分子”联合乌克兰匪帮—叛乱组织并在德国人帮助下不断在乌克兰境内制造紧张局势。仅在1944～1953年，乌克兰西部各州便发生了14424件匪帮分子袭击事件，其中恐怖和破坏事件5099起，解除苏维埃工作队武装457起，焚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1004起，等等。在以武力清除当地匪患的同时，当局决定对“奥乌诺夫分子”实施强制迁移。1944年3月31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了由贝利亚签署的《关于迁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子》的命令。该命令要求将被判刑、被俘或在冲突中被击毙的“奥乌诺夫分子”骨干及其家属中的所有成年人在剥夺财产后全部流放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和伊尔库茨克诸州。贝利亚要求立即执行这些命令。他在相关文件中写道：“自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流放奥乌诺夫分子的决议公布之日起，各地应立即展开驱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子及其家属的行动，不必再等待特别会议的决定。”[71]1942～1952年，当局共迁移“奥乌诺夫分子”及其家属171566人（成年人口131319人）。[72]

（6）“正宗东正教徒”。

1944年6月初，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批准了关于迁移“正宗东正教徒”的计划。1944年7月7日，贝利亚在向斯大林呈递的一份书面报告中提到了关于“正宗东正教徒”的活动情况：“该教派过着寄生的生活，不纳税，拒绝履行国民应尽义务和职责，不允许子女到学校读书。他们对集体农庄起到了瓦解的作用。”贝利亚建议“将分布在62个居民点中的正宗东正教徒及其家属一起迁往鄂木斯克和新西伯利亚州、阿尔泰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并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监督”。贝利亚请求斯大林批准，“在1944年7月15日开始实施此次迁移行动”。7月1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共同签发了《关于迁移“正宗东正教徒”》的第2683-1/12938号命令并于7月19日下发各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局。7月20日，迁移行动首先从梁赞州南部地区开始，共有489户（1323人）“正宗东正教徒”被迁。所有这些人的迁居地都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托木斯克州和秋明州。

[73]

（7）“德国人帮凶”。

1944年8月2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达了《关于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驱逐“德国人帮凶”》的第001036号命令。12月12日，贝利亚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目前已确定迁移的‘德国人帮凶’共计735户（2238人）。迁移行动将于1945年1月25日在各地同时展开。请您给予指示。”[74]不久，根据当局的命令所有“德国人帮凶”都被发往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特殊移民区从事植棉工作。

（8）“符拉索夫分子”。

“符拉索夫分子”——А.А.符拉索夫将军领导的反苏维埃军事组织“俄罗斯解放军”成员。其主要是一些受德国法西斯宣传机构鼓惑，饥寒交迫，对集体化和1937年大镇压不满的乌克兰和俄罗斯族人。“符拉索夫分子”是1946年出现的一个人口规模较大的特殊移民类型。当局迁移此类人员的依据是1945年8月18日国防委员会第9871号决议，1945年12月2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1946年3月29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将曾在德国军队、军团和警察部队中服役，后经检查—过滤营审查的“符拉索夫分子”迁往特殊移民区》诸决议。上述决议规定：“符拉索夫分子”在特殊移民区的居住期限为6年。此类特殊移民区的地理分布如下：哈萨克共和国、布里雅特—蒙古和科米等自治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伊尔库茨克、克麦洛沃和莫洛托夫诸州。“符拉索夫分子”主要包括两部分人：经检查—过滤营审查后的查无实据者和从古拉格劳改营获释的囚犯。根据苏联国家安全部1951年10月24日的统计数据显示，1945～1951年被迁入特殊移民区的“符拉索夫分子”共计177573人。[75]从1951年下半年起，当局开始放松对“符拉索夫分子”的控制，针对这一类特殊移民的解放力度也不断增大。

（9）根据1948年6月2日法令被迁移的人口。

1948年迁移“扰乱社会治安犯”的情况

1948年，特殊移民区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移民人口类型农民——“扰乱社会治安犯”。根据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Н.С.赫鲁晓夫的建议，1948年2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将恶意逃避农业劳动和生活腐化分子迁出乌克兰共和国》的决议。在Н.С.赫鲁晓夫的鼓动下斯大林决定将乌克兰的这一做法推广到全国。1948年6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出台了《关于将恶意逃避农业劳动和生活腐化分子迁往国家边远地区》的法令。依此法令遭到当局强制迁移的都是所谓未完成最低劳动日义务的集体农庄农民，流放期为8年。此类人口的迁移一般先由集体农庄社员大会组成的公共法庭作出“公议性判决”，经区执委会批准后执行。1948年9月16日，苏联内务部警察总局也颁布了《关于军人因1948年6月2日法令而迁移者均没收其军人证》的指令。

根据上表所示，1948年根据该法令被当局强制迁移的人口共计38350人，其中来自俄罗斯联邦各州的人数最多，其次是乌克兰共和国。以后数年，此类迁移活动仍在继续，但规模逐渐趋缓（例如，1949年有4756人，1950年有675人，1951年有240人，1952年有260人）。[76]

（10）1945～1949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地区的移民。

战后1945～1949年，当局针对波罗的海沿岸居民的迁移主要根据以下指令：1945年6月1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指令，1946年12月10日苏联内务部指示，1946年12月18日苏联内务部《关于从立陶宛共和国迁移匪帮头目和积极分子等家属》的法令，1948年2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从立陶宛共和国迁移处于非法状态、在武装冲突中被击毙、被判刑之匪帮和民族主义者等家属，匪帮帮凶，富农及其家属》的决议，1949年1月29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诸共和国迁移富农及其家属、匪帮和民族主义者等家属》的决议。根据上述法令，1945～1949年当局共从波罗的海沿岸迁移人口143600人，其中来自立陶宛81200人，来自拉脱维亚约41900人，来自爱沙尼亚20500人以上。[77]

（11）来自“黑海沿岸”（希腊人、“达什纳克党人”和土耳其人等）的移民。

1949年5月29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迁移“达什纳克党人”、土耳其和希腊等民族》的第2214-356сс号决议。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诸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黑海沿岸（奥德赛和克里木等地区）。此类移民在苏联内务部特殊移民部相关资料中均被称作“来自黑海沿岸的移民”。其中希腊族移民主要被迁入哈萨克共和国，“达什纳克党人”（亚美尼亚族人）被送往阿尔泰边疆区，土耳其人被发往托姆斯克州。1949年，从“黑海沿岸”地区迁入各特殊移民区的人口共计57680人，他们均属于永久性特殊移民。

[78]

（12）战后被迁移的富农（1948年来自伊兹梅尔州的富农、1949年来自摩尔达维亚的富农、1951年来自西乌克兰的富农、1951年来自立陶宛的富农、1952年来自西白俄罗斯的富农）。

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当局开始在波罗的海沿岸、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右岸和北布科维纳等地区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并对当地数万名农民进行了剥夺和强制迁移。根据苏联内务部特殊移民部和苏联国家安全部第9局的统计资料，这些移民中的大部分人均被纳入战后（1945～1949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和摩尔达维亚的“民族主义者”特殊移民类型，少部分人在迁入特殊移民区后形成了以下四个独立的特殊移民类型：“来自伊兹梅尔州的富农”（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10月6日决议）；“来自乌克兰共和国西部的富农”（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1月23日决议）；“来自立陶宛共和国的富农”（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9月5日决议）；“来自白俄罗斯西部诸州的富农”（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9月18日决议和苏联部长会议1952年3月25日指令）。[79]

这些人的具体情况如下。

1948年来自伊兹梅尔州的富农：1948年10月6日，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第3785-1538号决议当局开始了针对伊兹梅尔州富农分子的迁移行动。根据托木斯克州内务部管理局局长斯梅什利亚耶夫的通报，11月抵达该州的富农分子共计250户（1100人）。这些人全部被安置在托木斯克州的“德古利杰茨”企业参加劳动。当月底，苏联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在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报告中写道：“为了对移民实行管理和监督，我们在富农分子居住的各地区都成立了内务部特别管理处。在从伊兹梅尔州迁移这批富农分子的行动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80]

1949年驱逐摩尔达维亚的富农：1949年4月6日，根据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共（布）中央局和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建议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从摩尔达维亚迁出富农分子、大地主、德国人帮凶、亲法西斯组织成员及其家属》的第129-467cc号决议。苏联内务部在相关总结报告中指出，1949年从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迁入西伯利亚各地区的富农分子、地主分子、大商人、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积极帮凶、白卫军分子和反革命党派成员共计35050人。其中被安置在集体农庄的此类人口共计2354户（9679人），在国营农场得到安置的有1878户（7272人）。据阿尔泰边疆区内务部管理局局长沙霍夫6月的通报，当地内务部机关依照苏联内务部1949年6月11日命令对来自摩尔达维亚的1172户富农分子进行了劳动安置。另据该州内务部管理局局长尤金报告，同年7月一批来自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移民（共计1439人）迁入克麦洛沃州，同年8月又有摩尔达维亚族移民998人迁入阿穆尔州。移民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很多人都居住在不适于人居住的窝棚里。[81]

迁移乌克兰的富农：根据1951年1月23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的《关于从乌克兰西部诸州迁移富农及其家属》的第189-88cc号决议、9月5日第3309-1568cc号决议和苏联国家安全部1951年12月20日命令，乌克兰境内1700名富农分子及其家属被强制迁往托木斯克州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1952年2月11日，又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子”共1057人被迁往秋明州。负责这批移民安置工作的是苏联内务部长С.Н.克鲁格洛夫和苏联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82]

迁移立陶宛的富农：1951年9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对立陶宛共和国中敌视集体农庄的富农及其家属实施永久性迁移》的决议。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截至1952年1月1日登记在册的来自立陶宛的特殊移民共计16833人，同年7月1日其数量已增加到18027人。[83]

迁移白俄罗斯西部诸州的富农：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9月18日第3538-1645号决议和1952年3月25日第6435号指令，1952年4月7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通过了第436号决议，决定将白俄罗斯西部诸州的富农分子及其家属迁往国家东部地区。1952年4月23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长巴斯科夫在给苏联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的通报中说：“从1952年4月18日开始的驱逐富农分子的行动已经结束。我们原计划迁移1170户（4082人），实际共迁移1194户（4298人）。”关于此，伊格纳季耶夫还向斯大林做了汇报：“我们在4月18日深夜开始了迁移富农分子的行动，整个行动持续了一昼夜，共迁移移民家庭1194户（4298人）……为运送这批移民我们共动用了5个专列。”

[84]

（13）“巴斯马奇分子”。

“巴斯马奇分子”——苏德战争期间在塔吉克斯坦出现的一个亲法西斯组织，领导人为Г.О.巴斯马奇。1950年1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从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迁移“巴斯马奇分子”》的第135-26cc号决议。根据苏联内务部1950年3月1日第00157号命令，巴斯马奇分子及其家属共2795人于该年8月被迁入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科克切塔夫州特殊移民区。[85]

（14）“安捷尔斯分子”。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2月13日第377-190сс号决议和苏联国家安全部1951年3月5日第00193号法令，当局将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境内安捷尔斯所领导的波兰军队军人及其家属强制迁往伊尔库茨克州。截至1952年7月1日，“安捷尔斯分子”特殊移民共计4548人。[86]

（15）耶和华教派（现耶和华显灵派）。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3月3日第667-339cc号决议，当局对居住在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摩尔达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境内的“耶和华教徒”及其家属实施了强制迁移。根据苏联内务部1951年3月5日第00193号命令，这些“耶和华教徒”均被发往位于伊尔库茨克和托木斯克州的特殊移民区。[87]

（16）1944～1945年源自波兰领土的拘留者。

来自波兰领土的拘留民是1951年春新出现的一个特殊移民类型，人数仅70余人。根据1951年3月6日苏联部长会议第684-343сс号决议，当局将1944～1945年在波兰领土上被拘留、被俘和从战俘—拘留民事务管理总局获释的苏联公民中的大部分人都发往位于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境内的特殊移民区。[88]官方文件中称此类人为“源自波兰领土的拘留民”。

（17）1951～1952年来自格鲁吉亚的移民。

1951年11月29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对格鲁吉亚“反动分子”实施迁移》的第4893-2113сс号决议。被纳入“反动分子”范围的人包括：苏侨直系亲属，叛国者家属，居住在国外并从事反苏活动的叛逃分子家属，1946～1949年从法国、伊朗和中国返回格鲁吉亚的归侨，被当局怀疑与土耳其间谍机构有染的人员，等等。此类特殊移民共计11643人，其中包括亚述里亚等民族。[89]

事实上，苏联当局在20世纪30～50年代所实施的强制移民活动还有很多。我们这里只是着重列举了一些与特殊移民有关的人口强制迁移活动。当局在放宽对前富农—特殊移民限制的同时，还不断强化针对驱逐民族—特殊移民的监管制度。

第一，颁布了一系列法令。

1945年1月8日苏联人民委员会第35号法令要求所有具劳动能力的特殊移民均必须参加社会有益劳动。对于那些违反劳动纪律的特殊移民，有关部门将依照现行国家法律追究其相应责任。凡不经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警备管理部门允许，擅自离开特别警备部所划定移民区者，将被视作逃跑。特殊移民的家长或其继承者，在由于生育、死亡、逃跑等原因导致家庭成员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必须在3日内向所在移民区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部报告。[90]

1948年6月3日苏联部长会议第1841-730с号决议，要求各地方机关严肃追究那些逃避社会有益劳动的特殊移民的相关刑事责任。仅在1949年苏联内务部所属特别委员会便因逃避社会有益劳动罪而给予303名特殊移民劳动教养8年的判罚。[91]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8年11月26日法令和1949年6月《内务部特别警备部为各地方警备机关在移民—特殊移民中开展工作而制定的行动细则》规定，德意志、卡拉恰耶夫、车臣、印古什、巴尔卡尔、卡尔梅克、克里木鞑靼、克里木希腊、克里木保加利亚和克里木亚美尼亚，土耳其、库尔德和赫姆申，及迁自波罗的海沿岸的人口（包括1949年遭到迁移的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驱逐民属于永久性特殊移民，均无权返回原居住地。凡战争期间迁入特殊移民区的永久性移民，如果从指定区域逃跑，将受到20年苦役、剥夺人身自由5年的惩罚。当局要求此类移民填写“无权返回原居住地，如果擅自逃离指定移民区，将被判20年苦役”的保证书。永久性移民（男性和女性）与非迁移民结婚者，其本人不得解除特殊移民身份。[92]

第二，加强针对特殊移民的谍报工作。

当局极其重视在特殊移民中招募间谍和情报员的工作。例如截至1945年3月1日当局在源自克里木特殊移民中所建立的特务—情报网便有519人，其中，特务头目5人、特务12人和502名情报员。同期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克里木—特殊移民中——2730人，相应数据分别为15、82和2633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部还将招募神职人员充任特务，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1945年末仅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的特殊移民—穆斯林神职人员中内务人民委员部便安插了16名特务和23名情报员。与此同时，特殊移民中的“老居民”，即“前富农”—特殊移民中当局所培植的规模庞大的特务—情报网络仍在发挥作用，据相关资料，截止到1944年12月1日，该情报网络共计13325人，其中特务头目174人，特务561人，情报员12590。截至1953年1月1日，特务33463人，秘密接头处所468个，十户长94246人。

[93]

第三，特殊移民区管理监督机构的强化。

截至1953年1月1日当局对特殊移民等实施监督的人员共计10752人，特别警备派出所协助人员1861人，监视人员2801人，别动—辑查分队成员1217人。当局对特殊移民的监督均通过安插在移民中的眼线（特务）和十户长来进行。为了确保特殊移民人口及时注册和各项规定制度的具体实施，截至1953年4月10日当局共设立了51个特殊移民部、19个特殊移民分部、2916个特别警备机构和31个行动—缉查分队。[94]

第四，针对特殊移民的镇压。

经常有数千名特殊移民遭到当局逮捕和判刑。仅1944年9月至1945年10月1日被当局追究刑事责任的特殊移民便有1.3万人以上。[95]1946年1月1日至1947年4月1日期间，各特殊移民部共逮捕特殊移民7907人，其中被指控从事反苏宣传活动罪1612人，叛国罪1104人，参加反苏组织和集团罪285人，匪帮45人，怠工罪45人，间谍罪21人，实施恐怖和恐怖企图罪12人，危害社会罪7人，匪帮帮凶和窝藏罪6人，从事破坏活动罪4人，违反军纪17人，渎职罪20人，其他犯罪4729人。[96]

自1949年以后，鉴于1948年11月26日法令的强大威慑，特殊移民逃跑人数急剧下降。1949年从移民区逃跑的人数缩减到了1948年的1/4。1948年因逃跑被判刑的特殊移民共计3746人，1949年8636人，1950年2872人，1951年423人，1952年345人。1949～1950年6月间因逃跑而被当局判刑的2776名特殊移民都是根据1948年11月26日法令定罪的，即服苦役20年。[97]

第五，特殊移民所遭受的歧视性待遇。战争期间和战后，诸类型少数民族—特殊移民继续受到当局的各种歧视性待遇。

其一，根据相关法令，诸遭驱逐少数民族—特殊移民子女身份世袭，他们即使在年满16周岁之后，仍以个人身份被登记为特殊移民，不得获释。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间劳动移民管理部门从劳动移民中共划分出12574个家庭。当局规定：苏联人民委员会1938年10月22日关于解放劳动移民年满16周岁子女的决议不适用上述人口。1944年，这一规定还扩展到“前富农”—特殊移民中如下一些民族：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卡拉恰耶夫、巴尔卡尔、克里木鞑靼等。[98]

其二，诸遭驱逐少数民族—特殊移民不得参军。如上所述，战争爆发后，迫于兵源不足，当局曾大量动员特殊移民子女应征入伍。但德意志、车臣、印古什等遭驱逐少数民族均被排除在外。虽然有一些此类人通过冒名顶替的方式参了军，但其绝大多数都被动员进入了类似于“苦役集中营”的所谓劳动军。[99]

其三，虽然国家法律规定，在工业部门工作的特殊移民在劳动条件和工资等方面均理应与企业其他工作人员享受同等待遇，但实际上他们经常会遭到企业的歧视，不能与自由雇佣工人同工同酬。苏联内务部部长С.Н.克鲁格洛夫在一份《关于内务部机关在特殊移民中的工作和任务》的指令中曾指出：“时至今日企业克扣特殊移民工资的现象仍未彻底消除。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林业采伐工施卡坚科与德意志族特殊移民埃依涅尔干一样的活，可在结算工资时，施卡坚科所得工资数量为7000卢布，而埃依涅尔仅得700卢布。”[100]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对特殊移民子女采取了各种限制性措施。他们不允许特殊移民子女前往共和国、边疆区和州首府上学，对其进入中等和高等学校设置障碍。例如1951年托姆斯克州就严禁特殊移民子女前往托姆斯克市就读；1952年伊尔库茨克州禁止269名特殊移民子女去州首府求学；1952年哈萨克共和国限制特殊移民子女到高等院校就读。[101]

综上所述，苏联移民政策呈现出从流放富农逐渐转向民族驱逐的趋势：20世纪30年代以流放富农为主；40年代的重心转向解决民族问题。30年代，斯大林发动特殊移民的初衷是为了迅速实现集体化。通过流放富农，一方面消灭农村中敌视国家集体化政策的成分，弥补边远地区劳动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所没收的富农资产来建立集体农庄。虽然当时苏联国内民族问题同样严重，但并非国家的当务之急，因而期间只有部分民族遭到驱逐。40年代随着集体化的实现和战争的爆发，富农问题退居其次，在苏联最高领导人看来民族问题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当局借口“维护国家安全”将特殊移民的重心转向民族驱逐。[102]在放松对前富农—特殊移民控制的同时，国家针对诸驱逐民族的特殊移民政策却愈益强化。从某种程度上说，特殊移民政策从流放富农向民族驱逐的转折，是30年代已逐渐开始的民族驱逐的逻辑终结。如上文所述：30年代便有一些民族被作为富农迁入特殊移民区，3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各边境地区诸少数民族不断遭到迁移，到了40年代初局部民族驱逐演化为民族整体驱逐。特殊移民是一种依靠强力建立起来的制度。它违背人类道德基本准则，不得人心，因而难以持久。随着苏联政权的更迭，特殊移民政策也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