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沈志华)_二特殊移民政策的两个发展阶段（1 / 2）_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列宁逝世后不久，联共（布）党内便爆发了列宁所担心的分裂和激烈的权力争斗。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斯大林击败各个反对派，确立了自己在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地位，斯大林模式开始在各方面取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特殊移民政策也随即出笼。

自30年代起，当局开始将特殊移民政策付诸实践。该政策具体包括人口的迁移、运输、移民区管理、劳动生活安置以及特殊移民的法律地位等多项内容，总体可划分为以下两个发展阶段：第一，整个1930年代，特殊移民以“流放富农”为主（包括居住在边境地区的部分“可疑分子”和城市中的无业游民等）。人口数量约250万人，其中流放富农220万人，其他30万左右。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俄国“富农”人口资源的枯竭，特殊移民政策的民族驱逐特征逐渐增强。第二，40年代至50年代初，苏联特殊移民政策在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控制的同时，开始将移民重点转向诸少数民族和许多带有民族特征的社会集团。特殊移民类型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特殊移民监管制度不断强化。这一时期，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持续缩减，截至1953年仅剩两万多人。随着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数量的下降，以民族特征为标志的特殊移民人数渐居主导地位。特殊移民人口总计约350万。

30年代的特殊移民政策——流放富农和迁移部分少数民族

1934年以前被当局以“富农”名义流放的农民，称作特殊移民，1934～1944年间——改称劳动移民[18]，1944年3月以后——又继续称作特殊移民。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作了《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他说：“现在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剥夺富农财产已经不是简单的行政措施。现在在这些地区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现在来谈剥夺富农财产问题是可笑而不严肃的。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了”，“绝不能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19]1930年1月21日，斯大林在《红星报》上又发表了《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一文，进一步表明消灭富农阶级政策并不是限制政策的继续，而是党对富农政策发生根本转变的结果。“目前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并不是旧政策的继续，而是从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旧政策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方面的转变”。[20]

根据斯大林关于富农阶级政策的讲话精神，1930年1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新委员会，具体制定了对待富农的新政策。1月26日，政治局批准了该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草案。1930年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全盘集体化地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与富农作斗争》的决议，从法律上明确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1930年2月4日，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全苏集体农庄中央草拟了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具体指令，并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名义电告各地苏维埃政府。[21]由此，当局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

各基层苏维埃和基层党组织也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将消灭富农阶级作为完成全盘集体化的纯行政措施来对待，即先消灭富农，然后实现全盘集体化。遭到当局迁移的富农具体包括以下三个类别：其一，反革命积极分子——积极反对集体农庄组织，擅自逃离常驻地和以非法身份存在的富农分子；其二，各地方对反苏维埃富农积极分子提供支持，并对之产生着重大影响力的大富农；其三，落后的富农。在各地方政府对富农实施迁移的活动中，被剥夺财产的并非只有富农，实际上还包括了一些所谓“依附于富农的人”，即中农、贫农，甚至还有一些伙同富农，公开从事反集体农庄活动的雇农。

第一类富农家庭的家长均遭到当局的逮捕，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派员、俄共（布）州委（边疆区委）和检察院组成的特别机构负责此类案件的审理。针对第三类富农的迁移，由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负责。一般情况下，只在各州或边疆境内执行，不必发往当局指定的特殊移民区。第二类富农，以及第一类富农的家属均被迁往国家在边远地区为其划定的特殊移民区或劳动移民区（此类移民区又称作“富农流放”区或“劳动流放”区）。具体由当地村苏维埃提出名单，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编制名册和实施没收富农财产的行动。为了帮助各地贯彻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联共（布）中央决定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工业城市，动员2500名党务工作者下乡。

在1930、1931年的两年里，共有6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24万户富农被强迫迁徙。西伯利亚、乌拉尔、北方地区等人迹罕至的地方出现了许多“富农流放”区。到1931年底，全国的富农户大约只剩下15万户。到1932年底，只在民族区和粮食消费区大约还有6万户富农。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从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消灭了。

当移民到达指定特殊移民区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工作人员会对这些富农移民进行挑选：一部分人予以释放，其他一些送往集中营，绝大多数则留在特殊移民区内。例如1933年5月20日М.Д.贝尔曼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Я.С.阿格拉诺夫和Г.Е.普罗科费耶夫报告说：“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西伯利亚集中营的通报和你们的批示，我们已对今年5月20日从高加索来到托姆斯克的9868名富农移民实施了检查，其中根据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三人领导小组的决议，被彻底解放的移民有85人，有条件获释2422人，送入集中营64人，发往特殊移民区7297人。”[22]

1934年初，流放富农基本在各移民区安定下来，俄罗斯联邦境内各移民区的特殊移民数量占到了其总量的97.9%。[23]1935年以后，当局将富农分子强制迁往特殊移民区的活动仍在继续，但流放富农的规模明显减小。

1931年7月以前，特殊移民的迁移、劳动安置等问题均由边疆区和州执委负责。1931年7月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特殊移民安置》的决议，责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承担特殊移民的行政管理、生活和劳动安置等职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要求古拉格[24]来具体负责特殊移民区的组建工作。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1931年8月16日第174c号、1933年4月20日第775/146c号和1933年8月21日第1796/393c号诸决议，古拉格肩负了对富农迁移民的行政监督、生活和劳动安置等各项职能。

为了对1741个特殊移民区实施行政管理，截至1938年6月古拉格共设置了150个区级和村级警备派出机构。1937年，特殊移民区管理和警备机关共有工作人员25000人。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特殊移民部和地方囚禁部负责这些警备派出机构的领导工作。各级管理机构行政费用的5%（1931年8月前为25%，1932年2月前为15%）由在经济部门从事劳动的劳动移民的工资来支付。例如1937年劳动移民行政管理机关的实际支出费用为1700万卢布，而同期当局从劳动移民工资中所扣除的5%提留则高达2740万卢布。[25]

1930年代初，被当局用来监督特殊移民的人员都是些解除监禁，尚未服满刑期的刑事犯。一些移民区经常发生警备人员等无故污辱和戏弄特殊移民的恶性事件。鉴于特殊移民经常受到这些人的殴打和欺压，1932年4月8日古拉格颁布了一道通令，要求在1932年5月15日以前解除全部囚犯所担当的警备职责。一些对特殊移民实施暴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受到了当局的行政和刑事追究。例如1931年末乌拉尔切尔德斯克和楚索夫斯克等区的三个村级警备人员因蓄意谋杀特殊移民而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决议被处以10年集中营监禁的最高惩罚。[26]

为了防止移民逃跑，当局将数百个特殊移民区建立在根本不适于人类正常生活和活动的地方。西伯利亚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在一份文件中便指出：“移民区的设立应经过仔细地考查和研究，最好能建在那些荒无人烟和遥远的北部地区为宜……应遵循以下原则——既要考虑经济方面（便于当地农业和工业部门利用移民的劳动力），同时也要兼顾政治因素，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沼泽、河流和交通困难等）保证移民无法逃走。”[27]

1930年代初，移民区管理当局对特殊移民的逃跑、消极怠工、武力抗拒、组织游击队和发动起义[28]等反抗活动进行了残酷镇压。1935～1936年间，因此而被判刑的特殊移民共计6530人，1937～1938年41215人，1939～1940年5467人。[29]作为惩罚，一些特殊移民被从条件相对较好的“富农流放”区迁往环境恶劣地区。例如1935年秋根据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书记埃依赫的提议便有94户特殊移民（共计460人）因在完成国家采购计划过程中存在消极怠工等行为被从卡雷万斯克警备辖区迁往边远的边疆区北部。[30]

移民初期，“流放富农”的生活相当艰难，物资供应极其困难。其原因有二：第一，移民区管理当局对特殊移民的生存状态漠不关心。他们认为“即使这些移民死掉了，仍会有此类新移民源源不断地到来”。

[31]第二，各地区均存在挪用国家划拨给特殊移民粮食的情形。只是到了1930年代中期，在预感到未来已不会再有大量新移民来到的情况下当局才开始关心特殊移民的生活状况。相关部门也责成苏联物资供应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林业部门自1933年1月1日起在特殊移民中实行了凭证物资供给制度。[32]1935年，各移民区特殊移民的生活已逐渐稳定下来。在西西伯利亚北部特殊移民共有住房16819所和带有防寒设施的简易宿舍295所，但当地还有12%的特殊移民依然居住在土窑或半土窑式的居所内。[33]

“富农流放”之初，移民区中学教育体制极不健全。1931年，乌拉尔、东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等地的特殊移民区内有学龄儿童12.9万人，而上学儿童的比重还不到3%。[34]直到1930年代中期，这种不良状况才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多数移民儿童已能够在学校接受正常教育。截至1938年9月，特殊移民区共建有1106所初级中学、370所不完全中学和136所高级中学，另外还有230所职业中学和12所技校，在校教师8280人，其中1104人为劳动移民。在校劳动移民子女217454人，学龄前教育机构网络中共有特殊移民幼龄子女22029人（教师2749人）。分布在各移民区内的儿童院共收养移民孤儿5472人。移民区内共设有俱乐部813所，1202所图书阅览室和读书室，440个移动电影放映队，1149所图书馆。[35]

1936年春，当局放松了对“流放富农”子女到高等院校和技校学习的限制。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1936年4月15日通令和古拉格同年4月20日对这一问题所作出的解释，凡特殊移民青年，考入高等院校和中专并得到所报考院校录取通知书者，可从移民区获释；对于那些需要到外地接受入学考试的特殊移民子女，管理部门可批准其离开移民区，并为其开具临时离开移民区的证明信。这一规定也适用于那些考入8～10年级中学且需要离开移民区到外地继续求学的移民青年。[36]

特殊移民的劳动安置主要集中在工业、农业和畜牧业等领域。其在工业部门的劳动安置主要依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与经营机构之间所签订的合同进行。特殊移民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与所有国家职工和公务人员一样，但不得参加工会组织；其工资的5%将被扣除。[37]

1938年初国家大型工业企业中经常有数千名特殊移民—职工。1935年9月以前，当局对特殊移民社会保险的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有一些企业对在自己单位中工作的移民实行了现行国家法律所规定的职工社会保险制度，而另一些企业则没有。根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1936年7月27日颁布的《关于特殊移民社会保险和劳动条件》决议之相关规定，特殊移民职工的工龄自1931年8月1日起开始计算，此后工作年限才可作为其退休金和津贴发放数量的依据。1931年以前，特殊移民的一切生活和活动均视作“从事剥削时期”，不计工龄。由于非流放富农出身的劳动移民中有一些人已有多年受雇用的历史，根据1937年8月11日决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又对上述决议作了如下的更正：只有流放富农出身的特殊移民—职工的工龄不计1931年8月1日以前的工作年限。[38]

根据相关决议，1934年以前在农业部门从事劳动的特殊移民均可免交国家和地方所有税费。[39]过了这一规定期限以后，所有特殊移民均跟一般农民一样得向国家义务交纳各种赋税。不过由于特殊移民经营状况极其恶劣，政府不得不延长了移民的纳税期限。例如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1933年6月27日决议便指出：“在1936年1月1日以前将免除西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特殊移民的所有赋税。”1935年10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也规定：1935～1936年间在工业企业中工作的特殊移民的农业自留地经营可免除按国家采购计划应交纳的粮食、土豆和畜产品等义务。[40]

1938年初，特殊移民区共建有非章程特殊移民农业合作社1058个。直接在这些合作社中从事农业劳动的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特殊移民人数共计73654人。1938年初，在富农流放区还建立有141个非章程性手工业合作社（人口8181人），均大多分布在西西伯利亚。[41]另外特殊移民还被用来从事土地开发和发展当地的畜牧业。

特殊移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明显或隐约地遭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歧视。例如1939年6月1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事务负责人М.Д.赫洛莫夫在给内务人民委员Л.П.贝利亚、农业人民委员И.А.别涅基克托夫和国营农场人民委员П.П.洛巴诺夫等所写的一封信中便这样说道：“……苏联人民委员会认为，让特殊移民作为候选人参加农业展览会是不合适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地方机关也多次向各工业企业和建筑业的行政管理部门、党委和基层工会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禁止向特殊移民身份的先进生产者发放前往疗养院、休养所和度假胜地的免费证券。如果一定要奖励他们，完全可采用其他方式，以避免其在休假期间从政府划定的移民区逃跑。

[42]

30年代，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无权服兵役。1932年4月4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西西伯利亚和北哈萨克斯坦特殊移民经济安置和劳动利用》和《关于将特殊移民区内后方民兵用于国防—战略意义工作》等决议均强调：“不得将特殊移民适龄人口征召入伍。”[43]当局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禁特殊移民私自掌握军事知识和兵器使用技能。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极力通过各种渠道防止特殊移民自发的军事化倾向，禁止向移民青年发放“伏罗希洛夫步兵”和“时刻准备劳动和保卫祖国”徽章。根据古拉格1932年12月4日通令，甚至连特殊移民子女组织少先队也被禁止。[44]

迁移初期，所有特殊移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从1933年起，特殊移民子女开始恢复此项权利。1933年3月17日，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团颁布的《关于恢复富农子女选举权》的决议指出，“流放富农子女成年后，如能从事社会有益劳动，区执委会可恢复其选举权”。[45]但成年特殊移民要获得这一权利，至少得经过5年的移民期，另外有关部门还得对其工作和品行情况进行严格的审查和鉴定。1936年12月5日，苏联颁布了新宪法，根据其第135条款之相关规定特殊移民已被认为是拥有完整公民权的苏联人。他们参加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的选举活动，但仍无权返回原迁出地。1937年8月，И.И.普里涅尔在一份写给Н.И.叶若夫的报告中说：“近3～4个月来，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收到了大量特殊移民发来的申诉书。后者纷纷抱怨说，虽然国家通过了新宪法，但特殊移民的法律地位实际上并未发生任何改变。”[46]

还在30年代初的流放富农期间，便有一些少数民族被作为“流放富农”迁入特殊移民区，例如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的德意志族人和波兰人便被作为富农遭到了流放。[47]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业集体化的实现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当局开始在国家各边境地区展开了一系列民族驱逐活动。先后遭到强制迁移的民族有：苏联西北部列宁格勒州和卡累利自治共和国的芬兰人，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波兰人，南部外高加索地区的库尔德人和伊朗人以及远东地区的朝鲜人，等等。上述事实表明，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重心已呈现出从流放富农转向民族驱逐的迹象。

1940～1953年的特殊移民政策

这一新政策显示出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控制、大规模驱逐少数民族和强化针对特殊移民的管理制度。

从30年代初“富农流放”之日起，迁入特殊移民区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便由于各种原因（如死亡、“不公正迁移”、子女求学、根据1938年10月22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而转交抚养、转交有关组织照管等）不断“损失”。期间，只是由于不断有新移民的加入，此类特殊移民人口总量才一直维持在90万人左右。[48]

1941～1954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数变化的基本趋势

根据此表的统计数字，从40年代起，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数开始不断萎缩。导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不断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战前和战争期间，当局未再延续以前的“流放富农”政策，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来源枯竭。

其二，战争期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大量流失。例如战争初期乌克兰的赫尔松州，卡累利—芬兰诸共和国和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奥尔德若尼基则夫斯克边疆区、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诸州等特殊移民区均被敌人占领。据当局194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德国人占领期间仅赫尔松地区流失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便有5250人。[49]其中大部分人是在红军解放该地区之前与撤退的法西斯军队一起走的。

其三，战争期间，大量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的青壮年人口应征入伍。这些人在战后均未返回移民区，从而导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构成中非生育年龄段（中、老年和16周岁以下儿童）人口比重增加，人口出生率低于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数量下降。关于1945～1950年此类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相关数据可参见下表。

1945～1950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的比值

从上表可明显看出，除1946年外，1945～1949年间的其他年份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人口出生数量均低于死亡数量。最终统计结果也表明，此类特殊移民的死亡人数多于出生人数。

其四，战后，许多在集体化期间被流放的德意志族、车臣—印古什族等特殊移民均被根据其民族属性迁入战争期间各被驱逐少数民族所在的特殊移民区，与自己的同族人合并到了一起。例如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截至1952年7月1日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还有28009人，但其中并没有包括1929～1933年及稍后年代以流放富农名义被强制迁移的各少数民族：德意志族（13898人）、卡尔梅克族（87人）、格鲁吉亚族（1716人）、来自北高加索的少数民族（450人）和来自克里木的少数民族（16人）。[50]他们被当局依照民族特征归入另一类特殊移民：德意志族特殊移民、卡尔梅克族特殊移民等。

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不断下降的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局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所实施的大范围解放政策。

第一，解除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服军役者及其家属的特殊移民身份。

1942年4月11日，苏联国防委员会颁布了第1575сс号决议。根据该决议，1942年4月15日至5月15日“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的适龄入伍青年35000人”被征入红军。自1942年4月15日起，他们将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补充到作战部队和从前线撤出的步兵师中，另外也可直接用于组建坦克部队和其他特种兵部队”。自战争爆发至1942年11月，应征入伍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数量共计60747人。[51]1942年10月22日，苏联人民内务部又颁布了《关于撤销参加红军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及其家属的特殊移民身份》的第002303号法令。该法令规定：在一个月内“注销所有参加红军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及其直系亲属（妻子和子女）的特殊移民身份”，“无条件地向其发放公民证和免除其5%的工资提留”。[52]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以后，此类红军士兵的战斗士气明显高涨起来。1943年，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的此类人口及其家属共计102520人。[53]

第二，当局认为，在经过数年改造之后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已成为“能够积极从事社会有益劳动的守法公民”，因而出台了一系列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决议和法令。1944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院所颁布的决议规定，“过去擅自离开移民区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如果近年来一直从事社会有益劳动，则不必返回特殊移民区。政府也不再追究其逃跑的责任”。[54]另外依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44年5月25日指令，“凡到职业技校和工艺学校学习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子女，均应被注销特殊移民身份”。[55]1946年9月28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院颁布了《关于从特殊移民区释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条例》的第00868/208сс号法令。其中规定：“从特殊移民区释放的流放富农具体包括：1）有子女在红军中服役或卫国战争参加者的家属；2）家庭成员得到了政府的表彰和奖励；3）与非特殊移民结婚的女性移民。此类案件的办理只需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局与各共和国（边疆区、州）检察院经协议后所作出的结论，不必再呈请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特别会议批准。”[56]

第三，政府以前所公布的解放特殊移民相关法令仍继续发挥作用。从1941年1月1日到1943年4月1日，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1938年10月22日决议[57]，共有136240名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其中1941年62808人，1942年63113人，1943年1～3月10319人，1944～1953年，仅凯梅洛夫斯克州6万名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便有49513人根据该法令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58]

第四，在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过程中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政府机关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例如俄共（布）新西伯利亚州委书记М.古拉金1947年3月20日给俄共（布）中央书记А.А.库兹涅佐夫的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沃洛郭特州向中央提交的类似申诉和1949年11月阿穆尔州执委向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递交的关于彻底解放本州境内流放富农的文件等，均提出了彻底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问题。他们的理由归结如下：大多数流放富农已近中、老年，已适应了自己目前的处境；他们在战争期间表现积极，未从事任何反苏活动，不再对社会构成危害。根据以上申诉，苏联部长会议出台了1947年5月7日第1413-375сс号决议，其主要内容包括：解放卡累利—芬兰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沃洛郭特、莫洛托夫和新西伯利亚诸州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从1946年8月到1952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依据各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提议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决议。根据这些决议，苏联28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境内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不包括其中的德意志、卡尔梅克和车臣等民族）几乎全部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同期，根据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发出的特别指令被解放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数量共计408391人。

[59]

根据所颁布的一系列解放法令，1941～1952年被当局解放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数量共计882622人。其中1941年1月1日到1948年1月1日810614人，1948年1月1日到1949年10月1日21824人，1949年10月1日到1950年1月1日7628人，1950年到1952年42556人。[60]

早在1947年末，苏联内务部领导层便有彻底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打算。[61]不过苏联内务部提出的关于彻底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建议并未得到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另外各地区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解放问题也遇到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部委的阻挠。例如1947～1951年，俄共（布）凯梅罗夫斯克州委和州执委就解放当地流放富农的问题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的建议便遭到了苏联煤炭工业部的反对。后者担心此举可能造成自身劳动力的大量流失。[62]

稍后，内务部在全面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方面还作过一些尝试，但都没有成功。1953年4～5月间，苏联内务部拟定了关于解放大部分特殊移民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法令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根据该草案，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理应在1953年8月以前全部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不幸的是，负责这方面工作的贝利亚在1953年6月23日被逮捕了，从而使所有既定计划都落了空。1953年8月，苏联内务部领导层曾向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请示是否实施解放特殊移民的计划，可一直未得到明确的答复。[63]尽管这样，40年代到1953年以前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人数仍一直呈现出逐渐减少的态势。

从40年代初起在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限制的同时，当局开始将强制迁移的重点全面转向诸少数民族。1940年8月在以武力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纳入苏联版图后，当局又将当地20多万“不可靠的”人流放西伯利亚。1940～1941年，当局将波兰阿萨特尼克的难民（38万）迁入特殊移民区。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政府以“通敌”为由将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和麦斯赫特—土耳其等11个民族数百万人赶出家园。苏联部长会议也通过决议，撤销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克里木自治共和国（1943年12月27日）、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1944年3月7日），将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改称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1944年初），取消卡拉恰耶夫自治州（1943年10月）；宣布卡拉恰耶夫（人口约10万）、卡尔梅克（人口约12万）、车臣（人口约60万）、印古什（人口约13万）、梅斯赫特土耳其人（人口约8万）等民族为“背叛祖国的民族”，集体放逐到中亚地区。这些少数民族驱逐民中绝大部分成为特殊移民。[64]

除上述被整体迁移的少数民族外，当局还在40～50年代初对一些社会组织和集团实施了强制迁移。这些被迁移的人口大都带有少数民族特征，而且在特殊移民数量方面均比上述遭到整体迁移的苏联少数民族要少，因此基本可归入少数民族—特殊移民类型。主要有如下类型人口。

（1）战争期间与德意志族人、来自北高加索、克里木和格鲁吉亚等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一起被迁移的“其他”类人口。

战争期间，当局在对德意志族、北高加索、克里木和格鲁吉亚等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实施强制迁移的过程中均包含有一些其他民族的人口。根据苏联内务部特殊移民局局长Б.П.特罗菲莫夫起草的《关于与来自北高加索和格鲁吉亚等地区少数民族和德意志族人一起遭到驱逐，目前仍居住在特殊移民区内的其他类移民数量的报告》显示：1941～1942年被迁移的苏联德意志族人中“其他类”移民共有1721人，其中俄罗斯族662人、乌克兰族355人、波兰族124人、立陶宛族11人、拉脱维亚族104人、芬兰族58人、奥地利族34人、爱沙尼亚族33人等；1944年与克里木鞑靼族一起被驱逐的“其他类”人口共计3628人，其中俄罗斯族1280人、茨冈族1109人、德意志族427人、无国籍土耳其族272人、乌克兰族257人等；同年来自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其他类”人口包括土耳其族676人、阿扎尔族411人、格鲁吉亚族224人等；1943～1944年来自北高加索地区的“其他类”人口共计1602人，其中库梅克族485人、阿瓦尔族311人、达吉斯坦族235人、塔夫林族186人、阿巴兹族52人、奥塞梯族49人、诺盖族41人、俄罗斯族35人、达尔金族34人等。[65]上述这些其他民族人口便构成了被整体驱逐各少数民族中的“其他”类型特殊移民。

（2）1942年来自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的移民。

根据1942年5月29日国防委员会第1828сс号决议，当局对罗斯托夫州和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的所有“社会有害分子”实施了迁移。此次迁移包括了很多民族，人口至少在1万人以上，以希腊族人居多。因此这次移民也可称作针对上述地区希腊族人的驱逐活动。截至1952年底以前，这些移民主要以政治流放民身份存在，直到1952年末才被转为特殊移民。[66]

（3）卡巴尔达族特殊移民。

1944年，Б.科布洛夫在从纳尔奇克发给贝利亚和梅尔库洛夫的电报中称，根据1944年5月2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颁布的《关于迁移德国法西斯走狗、叛徒、卖国贼、自愿与德国人一同离开者家属》的第00620/00190号命令，有关部门已决定在6月20日对卡巴尔达族人实施迁移行动，预计迁移人口为2492人。所有这些人的移民地都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江布尔州和南哈萨克斯坦州。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克鲁格洛夫在6月已批准了这项移民计划。[67]6月20日凌晨4点，迁移行动正式开始。共有165名精干工作人员和400名红军战士参加了这次行动。根据原定计划，首批应迁移710户（2467人）。但由于一些红军服役人员家属和70～90岁的老人被免迁，最终首批被迁移人口仅用53节车厢，发送人数2051人。[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