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趣说1：用历史擦亮思想(熊逸)_附录：人间佛国（1 / 2）_孟子趣说1：用历史擦亮思想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佛陀在鹿野苑的时候曾向众比丘讲过这样一个“阿能诃鼓”的故事。

过去世时，有个名叫陀舍罗诃的人，这个人有一面鼓，叫做阿能诃鼓。

阿能诃鼓的声音非常好听，也非常响亮，能传到四十里之外。

可是，时间久了，鼓也就破旧了。于是，鼓手重新裁割牛皮，修修补补。阿能诃鼓虽然被修好了，可是，它的声音再没有当初那么好听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能诃鼓不断损坏，不断被修缮，又不断损坏，又不断被修缮，每个部件都被一次次地更换过了……

阿能诃鼓还被叫做阿能诃鼓，但是，这还是当初的那面阿能诃鼓吗？

这个阿能诃鼓的故事，出自《杂阿含经》，“阿含”一脉的经典是佛门最早期的经典，距离佛陀生活的时间最近，又是在部派分化之前结集完成的，想来该是最接近佛陀的经典了吧？

作为佛陀最知名的几位弟子之一的阿难，在佛陀去世没多久之后便遇上了一件足以验证阿能诃鼓预言的事情。《付法藏因缘传》里这样记载着：

阿难走入一片竹林，听到有比丘在念诵佛法偈语：

若人生百岁，不见水老鹤。

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

阿难听过之后“惨然而叹”，暗暗叫苦道：怎么佛陀的话这么快就变味了，怎么烦恼诸恶这么快就兴起了？怎么这么快就有人违反佛陀的教导而自生妄想了呢？阿难连忙打断了那位比丘，对他说：“你念诵的不是佛陀的话，不是修行的正道，我来告诉你真正的佛偈是什么吧。”

于是，阿难念诵佛偈：

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

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

这位比丘听了阿难的佛偈，回去以后就说给自己的师父听。师父却说：“阿难老朽，脑子不灵光了，说话总是说错，不要信他的，以前我教你怎么念的你还接着怎么念去！”

这位比丘听了老师的话，又继续念他的“不见水老鹤”去了。

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哪个地方，能比天监、普通年间的南京更加香火旺盛了。

那时候的南京被称做建康，是中国南方梁帝国的首都。梁朝的开国皇帝，被谥号为梁武帝的萧衍，坐在人间帝王的宝座之上，却几乎以全副精力来弘扬佛法，不多年的时间里，整个梁王朝便已被经营得如同一个人间佛国。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一点也没有诗人惯常的夸大其词之处。这片江南佛土，寺庙林立，僧伽遍地，烟雨楼台，钟声香火，若有人远远望去，想来一定会疑非人间了。

对佛法不遗余力的弘扬为梁武帝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而这样的声誉无疑是会使得域外高僧“远者来之”的。后来，在中国佛教史上意义重大的达摩大师就是这个时候听说了梁武帝的事迹，于是，渡海北上，在普通八年到达建康。

达摩的到来无疑使崇佛的梁武帝兴奋非常，但是，根据《景德传灯录》的记载，梁武帝与达摩的会晤却是话不投机，搞得相当不愉快的。

梁武帝问达摩说：“朕自即位以来，建造寺院，抄写经文，还激励了无数人出家为僧。我为佛教作了这么多贡献，该有多大的功德呢？”

从梁武帝这句问话看来，他一定是认为自己已经做了极大的功德了，之所以这么问，大概是要从达摩的嘴里听到一些赞扬吧？

但是，达摩却冷冷地回答说：“没有功德。”

梁武帝一定是诧异极了，连忙追问：“为什么没有功德呢？”

达摩回答说：“这些都不过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梁武帝再问：“那怎么才是真正的功德呢？”

达摩回答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梁武帝再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达摩回答说：“廓然无圣。”

梁武帝看来是被搞糊涂了，于是问：“对朕者谁？”

达摩回答说：“不识。”

从这段对话中明显看得出来，梁武帝的崇佛，完全是出于功利目的的，他建造寺院，抄写经文，林林总总的做法，无非都是在“下本钱”，而“本钱”下得如此之大，要赚回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功德”。

“功德”可以换来此生的福报，可以换来来生的福报，可以换来种种让人意想不到、又是人力所不能及的好处。但达摩却直截了当地告诉梁武帝：虽然你下了血本，可一点赚头都不会有！

这真如同一个商场上的投机分子，下了大注，却突然被人告知说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没有赚头，还会血本无归！想来梁武帝是难以接受这样的答案的。

从佛法上来看，梁武帝和达摩的分歧无非是集中在一个“我”字。梁武帝执著在这个“我”字之上——是“我”在做功德，是“我”在期待福报，却完全没搞清楚佛家讲的是“诸法无我”，所以达摩才会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此一来，那个“我”字又在哪里呢？

梁武帝一开始就错会了佛法，所以一直都在做着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事情。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佛陀这个奥妙的“无我”观在佛教刚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就被那些翻译佛经的人给理解错了。

佛陀生活的时代，是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那个时代的印度，很多人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探索着宇宙和人生的真谛，所以便有着很多的派别。佛陀的修行过程当中也加入过这些派别中的一些，又分别在一段时间之后认识到他们的修行法门并不足以使自己达到最终的追求，便又一个个地放弃，一个人继续着孤独的探索生涯。

根据地理决定论者的说法，印度地处热带，终年天气炎热，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物产相对丰富，人的基本生存容易得到保障，饿了一伸手就可以摘到树上的果子，而不像在亚热带和寒带生活的人们那样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才能够保障最基本的生活；二是天气终年炎热，动一动就会汗流浃背，所以人们便乐于经常处在静坐而非运动的状态。这两种情况的结合便使这个国家的人们普遍地耽于冥想，于是产生了内容和逻辑都极其复杂的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

这种说法虽然有它很大的局限性，却也并非毫无道理。至少，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哲学、宗教的思潮与派别。佛陀处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之下，自己的思想自然受到了外界各种思想的启发和丰富，比如，六道轮回的说法其实就是源于当时在印度占主导地位的婆罗门的思想，这一点在《五十奥义书》中清晰可见。这种情况所反映出的另外一面是，佛陀后来在针对同样有着印度式的思想基础的本土人士宣教的时候，他的思想还算比较容易让人理解（其实也不算很容易），可他的思想一旦传播出印度本土之外的时候，比如传入中国，所面对的就突然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其中一些复杂而深奥的观念和理论自然也就非常容易受到误解。

因为语境的不同而造成的误解，例子多到数不胜数，即便在现代社会依然如此。

所以，梁武帝错误领会了佛陀的思想，并且一直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这并非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况且，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就连那些纯粹的正统的僧侣也完全错会了很多概念，并且还一直在宣扬与捍卫着这些错误的概念达多年之久，其中，对“无我”观念的误解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佛陀的思想当中有几个概念是属于核心概念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基本概念对后人的意义就如同一把标准的尺子，可以用来衡量和判断某一种“佛家思想”到底是不是符合佛陀思想的基本原则的。

“四法印”就是这样的一把尺子。

“印”的本意就是印章、印玺，比喻着这些基本原理是被加盖了最权威的印玺的。这“四法印”分别是：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有漏皆苦。

而这“四法印”之中，又以前两点“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最为根本，从这两点再追溯起来，就牵扯出了佛陀思想中一个最最根本的概念——因缘，佛法种种，大都是附着在这个“因缘”概念之上的。

何谓因缘？一切事物、一切现象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纠缠在因果关系的链条里，受着因果规律的制约，此生而彼生，此灭而彼灭。

于是，宇宙万物，既然“此生而彼生，此灭而彼灭”，哪里还有什么事物是恒常存在的呢？刹那之间生灭相续，是谓“无常”。万事万物，生住异灭不出此理，是谓“诸行无常”，此即“四法印”中的第一法印。那么，如果认识不到万事万物的无常本质而错认为有些事物是恒常不变的这类见解，佛家谓之为“常见”，因而主张人们要摒弃“常见”来认识佛法。另一方面，虽然万事无常，它们却无一不是按照因果规律在生生灭灭着，这是绵延无尽的，如果只看到“灭”却看不到“生”，或者只看到“生”却看不到“灭”，这都是因为没有认识清楚因果链条的绵延无尽的性质，所以，这种错误的见解佛家谓之为“断见”，也是要摒弃的。

那么，既然万事无常，“我”是不是也在“无常”之内呢？

佛家把一切生灵都叫做“有情”，一个“有情”并非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种种物质元素和精神元素的聚合体，这些元素归纳来说就是“六大”，即地、水、火、风、空、识。“六大”之中，地为骨肉，水为血液，火为暖意，风为呼吸，空为空隙，识为精神。“有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是“五蕴”的聚合，“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在中国最具普及性的经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话几乎是人人熟知了。那么，既然“有情”（也可以在这里把“有情”代入为“我”）并非一个独立存在，而是“六大”和“五蕴”的聚合体，这种种细小的因素刹那间相生相灭，那个“我”，究竟又在哪里？对此，有一句著名的偈子：“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大体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世人通常把它作了心理励志式的庸俗化的理解了。

那么，再往下继续推论的话，所谓“六道轮回”，其实并不是有一个“我”在其中轮回，不是有一个恒常不变的灵魂在其中轮回，而是“有情”的死亡导致了“六大”与“五蕴”分崩离析，而分离后的种种因素又在因果锁链的作用下发生了新的聚合，这并不是被很多人想当然地理解的那样，存在着一个不变的、恒常的灵魂，在六道之中反反复复地投胎转世——“因”只会“促成”“果”，而不会“变成”“果”。

对于这个“诸法无我”，历来还有着种种引申的理解，但绝对不是像《三世因果经》之类的伪经所谓的那样：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今生积德行善，好求得来生的福报——佛陀指给人们的“因果”之说，是在阐明宇宙变化的规律，而不是庸俗的道德投机。佛陀是在给大家讲道理，而不是带领大家做买卖；佛陀所关注的是解脱之道，而不是帮助世人求平安、求富贵。

那么，再回到这个因果规律，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名言其实一样是在说规律，但是，这个规律却不是像很多人僵化理解的那样：“我”做善事，所以“我”就得善报；“我”做恶事，所以“我”就得恶报——这是道德，而不是佛法，佛陀关注的是宇宙的终极真理和众生的解脱法门，而不是道德，当然就更不是道德投机。

所以，从这层因果规律来看，前人栽树，是种了善因，后人乘凉，是得了善果，并不是前人栽了树就一定自己能乘凉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前人砍了树，是种了恶因；他自己乘不了凉，后人也跟着乘不了凉，这是恶果。所以，虽然“善恶有报”没错，可种下善因的人却不一定是自己得到善报，种下恶因的人也不一定是自己得到恶报。这才是世界的真相，不过后来被赋予了太多一相情愿的道德色彩；这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本来面目，只不过这真会伤透了怀有美好情操和淳朴愿望的人们的心。

虽然作为第一部汉译佛典的《四十二章经》早早就出现于汉代，但它的真实性却一直遭到质疑。即便我们忽略这方面的怀疑，也不得不承认汉代的佛经翻译工作并没有什么规模性的进展和比较突出的成绩。但是，根据《后汉书》的记载，东汉政权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两位皇帝之一的汉桓帝就曾经进行过对佛陀的拜祭仪式。

汉桓帝的性格体现出了人性中极为普遍的多神崇拜倾向、偶像崇拜倾向和非理性倾向：信奉道教的汉桓帝以豪华的仪式拜祭太上老君，并且在同一个仪式中也拜祭了佛陀。

饱学的襄楷上书汉桓帝，对后者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意见，大意是：听说皇宫里供奉着黄老和佛陀，可黄老之道俭朴无为，陛下却欲望多多，杀伐多多，这不是明显违背了黄老之教吗？违背了人家的教导，却希望能够得到人家的保佑，世上哪有这种道理呢？至于佛陀，天神曾经派出美女试探修行中的佛陀，而佛陀对美女根本就不多看一眼，只是说：“不过是红粉骷髅罢了。”佛陀就是这样坚定守一才终于得道的啊。可陛下您呢，把天下顶尖的美女都养在宫里，自己吃的、喝的也都是天下最好的东西，陛下完全和佛陀之道背道而驰，却希望能够得到人家的保佑，世上哪有这种道理呢？

襄楷的话虽然“十分”有理，却“一分”也没有考虑人性——古往今来，拜祭太上老君的人里有几个研读过《道德经》呢？烧香拜佛的人里又有几个研读过佛经呢？

到了晋代，佛经翻译开始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被这一外来的法门吸引了去，并且惊讶地发现其中蕴涵着无穷的魅力。

这个时代正是玄学兴盛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好老庄、务清谈，这一个时代的特点对佛教在中土的发展来说成为了一把双刃剑——对老庄的着迷使得人们更容易去亲近和老庄思想有些相似之处的佛教，对清谈的酷爱使得人们对般若之学里复杂的逻辑与玄机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是，佛经也因此而被掺杂进了不少道家色彩，“空”“无”这些佛学概念使另一个语境下的中国译者们很容易把它们和道家思想中相似的概念混淆起来，并且用后者的术语来对译前者——这既给了当时熟悉老庄的人们以一种方便的领悟契机，同时也歪曲了佛陀原本的思想。

时代使然，这一时期的僧侣精英们明显带有哲人色彩，他们的学识、风度和口才为自己塑造了强大的感召力——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没能弄清楚佛陀思想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并且还使得错误的认识得到强化之后又继续流传下去。

但佛教如果想要大范围地流传开来，高僧们仅有学识、风度和口才还是远远不够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神通”。从现实情况考察，如果一位僧人拥有了学识、风度和口才，还拥有一分神通的话，那无疑就具有了万众归心的力量，然而，如果只有神通，却并不具备学识、风度和口才的话，这倒也无妨。在传说当中，高僧们几乎永远是和神通联系在一起的，似乎不具备一些神通就不够高僧的资格似的。从这一时期的史料来看，一些著名的高僧除了专心于佛法之外，或多或少地都要承担一些为皇室与权贵的医疗和占卜服务，也就是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担任着皇室与权贵们的编外医生和占卜术士。

崇佛的梁武帝身边就有这样一位宝志（也作“志公”）大师，在他圆寂之后，梁武帝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并且亲自撰写悼词，其中有“观往测来，睹微如显”的句子，赞叹宝志大师高超的占卜能力。梁武帝还在宝志大师的墓前兴建了一座用于纪念他的开善精舍，这座开善精舍在后来改朝换代的动荡中一直得到善待，明朝初年因为修建明太祖的孝陵，将之移至钟山东麓，改称为灵谷寺，该处“三绝碑”非常著名：吴道子画的宝志像，李白作的像赞，颜真卿题写，是为“三绝”。

既然后世僧侣们都能够拥有如此神通，那么，佛陀本人的神通广大就更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了。而佛家既然认为“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那不就意味着人人都有可能获得无上的神通吗？于是，修炼成佛之举也就具有了和道教宣扬的“羽化升仙”同样的意义和诱惑力。

《世说新语·排调》里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

何次道常去瓦官寺拜佛，勤快得很。阮思旷便对他说：“您真是志大宇宙、勇迈终古啊！”

何次道很是诧异，问道：“你今天是怎么了？恭维我都恭维得没边了？”

阮思旷答道：“我想求得个地方长官的职位都还很难呢，您却求成佛，这还不够志大宇宙、勇迈终古吗？”

这个故事虽然带有讽刺色彩，却说明了当时很多人对佛的理解——成佛基本上等于成仙。可这又是一个误解，又是人们想当然地把佛理解成了自己心目中、期待中的样子，而不是认识到了佛本来的面目。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的弱点在这里再次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人们只相信他们乐于相信的事物，哪怕被相信的其实只是一个距离真相很远的假相。

那么，什么是佛？

“佛”是我们对佛陀的简称，“佛陀”这个词其实并非是专为释迦牟尼而设的，而是在印度古已有之的，意思是“觉悟的人”。释迦牟尼在这个世界中和我们一样地生老病死，只不过因着他的“觉悟”，他摆脱了生老病死之“苦”，而不是摆脱了生老病死本身——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到不贪恋生、不畏惧死，却不可能做到“永生”或“不死”。

当“佛”被塑造成了一尊至高无上的“神”的时候，罗汉、菩萨这些称谓也就自然紧跟着失去了它们原本的意义。当梁武帝在建康城里舍弃皇位、去同泰寺出家的时候，这位“皇帝菩萨”说：“朕之视此，曾不如一芥。”这样看来，在贪、嗔、痴三者当中，梁武帝至少已经消除了贪念，并且给全国上下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虽然他几次舍身同泰寺，却又总被众大臣以巨额金钱“赎”了回来，然后又继续以血腥手段维护着他的皇权。

阿格尼丝还是小姑娘时，常常跟父亲去散步。有一次，她问父亲是否相信上帝。父亲回答说：“我相信造物主的电脑。”孩子之所以记住这件事是因为这个回答很奇特。“电脑”这个词很奇特，还有“造物主”，父亲从来不说“上帝”，总是说“造物主”，仿佛他想把上帝的重要性局限于他的工程活动。造物主的电脑，人怎么才能与电脑交流呢？于是，她问父亲是否祷告。他说：“那就像电灯泡烧了向爱迪生祷告一样。”

这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朽》中的一段，它无疑可以成为一个独立成章的寓言来给人种种丰富的启示。爱迪生当年历尽艰苦的思考和实践终于为我们指出了一个获得光明的有效方法，然而他自己却绝对不是光明本身，如果不了解电灯怎么开、灯泡怎么用，而仅仅是把爱迪生的半身像供在家里顶礼膜拜的话，我们永远也不能指望电灯会因此而亮起来。

从另一方面来看，电灯的发展历史同其他很多事物一样，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通常不会僵化到这个地步，即仅仅认为爱迪生当年发明的那种原始电灯才是“真正的”电灯，而后来出现的种种日光灯、节能灯都是“伪灯”。

如果我们真的要判断“真灯”和“伪灯”的话，也许唯一的方法是看它通电之后能不能亮——用“通电之后能不能亮”这个标准来判断“真灯”和“伪灯”，大体就如同用“四法印”等基本原则来判断一部佛经是真经还是伪经，判断一种“佛说”是真说还是伪说。

所以，大乘佛学虽然成型于佛陀去世的数百年之后，却不大应该仅仅因为这个理由就认为“大乘非佛”。佛教有所谓“四万八千法门”的说法，意思是道路无限多，方法无限多，不同根基和资质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法门——这同样意味着，对佛陀所说是不能够僵化理解的。

但是，僵化地理解问题、把抽象问题具象化，这却是人性的一个通病。当佛陀如襄楷向汉桓帝的上书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是真的）面对天神派来试探自己的美女根本就不多看一眼，只是说了句：“不过是红粉骷髅罢了。”（原文是“革囊盛血”。）这并不意味着修佛的男性们就应该同样地对所有女性都抱以不屑一顾的态度——然而，即便在地球的另一面我们都能找到同类的僵化理解的事情：在中世纪的骑士文学里，一个骑士面对着维纳斯说：“啊！维纳斯，我美丽的新妇，你是一个妖妇！”

但这种心态却真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曾讲过一个“巴塞尔夜莺”的故事：

在一次宗教会议期间，一群僧侣到巴塞尔附近的森林中散步，他们边走边讨论诸如主教就职后把第一年薪俸献给教皇的年贡、僧职继承权、托马斯·阿奎那是否比波那文都更伟大之类的神学问题，剔精究微、详加论考。正当他们热衷于教义的、抽象的议论时，他们突然中止了议论，宛然像脚下生了根一样，停在一株盛开的菩提树前。那树上正栖止着一只夜莺，千回百啭地在高唱着它那悠扬悦耳的歌声。这时学者们都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奇妙心情，煦和的春天的曲调渗透到他们那些饱受经院教规束缚的心灵，他们的感情从冬眠中苏醒过来，以惊愕雀跃的心情互相注视。最后，其中有一个人说这只夜莺可能是一个妖怪，想用它悦耳的歌声引诱我们离开基督教问题的交谈，并引诱我们享受快乐和犯其他甜蜜的罪。于是，这个人就念起了当时的咒语，开始赶鬼。鸟儿被赶走了，但听到它的歌声的人，据说当天都病倒了，并不久就死去了。这个故事是一个把一切甜蜜的可爱的东西都当做妖魔来诅咒的时代的寓言。真正的基督徒就这样战战兢兢，闭目塞听，活像一个抽象的阴魂，漫游在鲜花盛开的大自然中。

回过头来再看梁武帝，上述这些问题无一例外地在他身上纷纷出现。

梁武帝以“有我”之心大做功德，他的几次舍身同泰寺使寺院收到了天文数字的赎身费用。可问题是：钱是从哪里来的？——那些梁帝国之中承担纳税人义务却不大享受得到纳税人权利的子民恐怕是不乐于见到他们的皇帝如此之慷慨的。佛陀当年所宣扬的众生平等的思想被梁武帝抛诸脑后，他一次次的慷慨无疑大大加剧了众生之间的不平等，也无疑是在以子民们的血肉来成就自己的所谓“功德”。当他在同泰寺内摆出了泱泱大国的帝王风范和排场的时候，帝国子民们便不再具有“众生”或者“有情”的身份，而仅仅是被当做了梁武帝的可以被任意支配的私人财产。

但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梁武帝却还有着惊人的俭朴和克己的另一面。他在信佛之后，不近女色了，不吃荤腥了，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从这点来说，梁武帝倒是堪称历代帝王中的典范，他不但自己如此，还“己所欲，施于人”，要求全国上下一起效仿，其中的一条禁令一直延续到今天，那就是出家人不准吃肉。

佛门弟子本来是不戒吃肉的，按照戒律来说，鸡鸭鱼肉百无禁忌，要戒的是荤和杀生。

“荤”字的本意并非是指肉食，它是草字头的，古义通“熏”，指的是具有辛辣气味的食物，比如大葱、大蒜之类。但也许是出于对“有我”的“六道轮回”的理解，吃猪肉的人来生很可能会变成猪被别人吃，所以，戒食肉类看上去就成了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梁武帝以帝王身份召集了全国僧侣代表开会，严正宣布今后大家不许吃肉、只许吃素，据说这还招来了很多僧侣的非议，但任何异议在皇权面前都是渺小得可怜的。

所以，在梁武帝时代里，鸡鸭鱼获得了短暂的，或者至少是名义上的合法生存权，但“人”却没有那么幸运了。一片佛心的梁武帝对作奸犯科的皇室子弟和官僚权贵们表现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慈悲”，放任这些胃口超大的豺狼虎豹肆虐百姓、盘剥无度、草菅人命，而对其中任何一项天怒人怨的罪过几乎都不会给予实质性的惩罚。

当佛陀的形象被塑成一尊尊的泥塑木雕并被人们供奉起来之后，佛陀的思想也就离人们越来越远了。那么，南朝四百八十寺里香烟缭绕之中的到底是什么呢？

佛门原本是反对造像的，既然“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造像之举岂不是和佛陀真意背道而驰吗？

但是，反对无效，造像之风很快便如野火一般地蔓延开来，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佛陀再一次地输给了人性。

就普遍意义来说，人们需要的不是智者，而是神灵；不是谦卑的智者，而是高高在上的神灵。古往今来，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几乎莫不如此。

从现代基督教的兴盛程度来看，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得出，基督当初在传教的时候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新约》的记载里看，他与其说是以“神之子”的面目出现的，倒不如说是以一位智者的面目出现的，他是谦卑的、苦难的，并不高于他同时代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许正是这一点使他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而他的种种成功之举却大多依靠了神通和“神之子”的消息的流传。

与佛教一样，基督教的早期也是反对造像的，不仅反对，而且严禁。纯正的基督教徒一直视偶像崇拜为对天主的亵渎和异教复活的标志，于是，正统的信仰与人性中的对偶像崇拜的渴望激烈交锋达数百年之久。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

原始基督教徒对于使用或滥用偶像怀有刻骨的仇恨，而这种强烈的反感可能由于他们来源于犹太人，以及他们对希腊人的敌对情绪。摩西戒律严格禁止采用任何形式的神像，这一观念在上帝的选民的宗教原则和实践中早已牢固地建立起来。基督教的辩护士们不停地嘲笑那些对着自己用手制作出来的玩艺儿礼拜的愚蠢的偶像崇拜者；那些用铜或石头做成的神像，如果它们真的具有灵性和力量，倒应该从自己的座位上爬下来，对那些艺术家的创造才能膜拜。

吉本同时还梳理出了这一偶像崇拜的发展脉络——崇拜行为是怎样从对圣人的遗物的崇拜变成了对各种各样的复制品和完全没有真正模特的画像的崇拜，而异教的跪拜、燃烛、烧香等膜拜仪式又是怎么悄悄地进入了正统基督教的教堂之中：

最早兴起的形象崇拜是对十字架和圣徒遗骨的礼拜。常被请来作为居中调解人的圣徒和殉教者坐在上帝的右手边，但那仁慈的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恩，人们都相信，却不停地如雨露般降落在他们的坟墓上，并会无可怀疑地对那些前来拜访、触摸和亲吻这些代表着他们的品德和苦难的无生气的遗骨的虔诚的朝拜者赐福。但是比死去的贤人的头骨或草鞋更为有趣的纪念物，显然是按照他们的形状和外貌经画家或雕刻家的手制成的逼真的形象。这类形象，是那样适合人的感情的需要，在每一个时代都被私下的友情或公开的尊崇所珍视；罗马皇帝的图像便一直受着人民政治上、几乎也是宗教上的崇拜；一种不那么显眼，却更为真诚的崇敬也被加之于圣哲和爱国主义者的形象；那些非宗教的品德，那些辉煌的罪孽，在这些为他们的永恒的天国死去的神圣人物的面前便会立即消失了。在一开头，这种实验还只是小心谨慎地进行着；这些可敬的图像被容许谨慎地用于教导无知的人，唤醒麻木不仁的人，并满足由异教入教的人的偏见。通过一段缓慢而必然的发展，对原身的崇拜转移到了对复制品的崇拜：虔诚的基督教徒都在圣徒的形象前祷告；于是异教的跪拜、燃烛、烧香等仪式也偷偷进入了正统基督教的教堂之中。理智或虔诚的慎重被绘声绘色的显圣和奇迹的传闻所压倒；那些会说话，会动，能流血的神像必然具有神力，当然也可以当做正当的宗教崇拜的对象。最大胆的笔，在冒失地试图用形态和颜色描绘出弥漫宇宙并支撑着宇宙的无限的精神、永恒之父的时候也免不了发抖。但是，迷信的头脑却极容易接受画出的和人相似的神像，特别是上帝的儿子的图像，因为他们屈尊变作人的形象来到人间，而加以崇拜。三位一体的第二身原来曾以一个真实的普通肉身出现，但那一肉身已经上登天国：要不是他的门徒们曾亲眼见到一些他的可见的形象，那么对基督的精神崇拜很有可能会被可见的遗骨和圣徒们的描绘所埋没了。同样的一种宽纵对圣母马利亚也是必需的和大有好处的：她被葬的地点无人知道；她的灵魂连同肉身一同进入天堂的说法，轻信的希腊人和拉丁人都完全相信。使用，甚至崇拜神像的做法，在六世纪结束之前已牢固确立起来。充满热情的幻想的希腊人和亚洲人对这类神像更是异常喜爱：万神庙和梵蒂冈到处装点着这种新的迷信的标志。但是，对这种近似偶像崇拜的做法，粗鲁的野蛮人和西部的阿里乌斯派的教士却十分冷漠。遍布古代寺庙的用铜或大理石制作的更为大胆的形象，则非希腊基督教徒的想象或良心所能接受；平面的彩色图一直被看做是更规矩、更无害的仿真图形。一件复制品的价值和效果在于它和原物的唯妙唯肖，但原始基督教徒却完全不了解上帝的儿子、他的母亲和他的使徒们的真正的形象：巴勒斯坦的帕涅斯的基督像很可能是某个尘世的救星的形貌。诺斯替派和他们的渎神的纪念物已遭到了谴责，基督教艺术家们只能靠偷偷模仿某些异教的神像而从中得到启发。在这种痛苦的过程中，一个大胆的巧妙的发明立即会被视为十分逼真，从而肯定完全可以对它进行崇拜。

几乎任何一种独特的思想，只要它是面对大众的，那么，它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会被大众心理更改得面目全非，并使彼此之间变得非常相似。至少，从造像和种种仪式来看，基督教和佛教的发展脉络以及早期“正统”教徒们无奈的心理都如出一辙。对基督教来说，为各个圣徒的造像使原本的一神教形式至少在看上去显得有些模棱两可，而佛教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把婆罗门的传统神灵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来，却只是认为他们也是六道中的“有情”而已，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神”的意义，只是，各位菩萨和罗汉却借着造像的势头而迅速成为了佛陀这位“主神”之外的次要神灵了。

在梁武帝的时代里，北方的侯景无疑是一位数一数二的战争高手。

侯景出身贫寒，毫无背景，从长相上看，身材矮小，貌不惊人，还跛了一条腿，身边也不像同时代的其他权贵和帝王那样有着一位或几位具有未卜先知能力的高僧，他所依仗的只有谋略、勇气和毅力。但是，几乎所有南朝和北朝的政权都不曾放松过对他的警惕。在一场场的战争之中，侯景之名让很多人闻风丧胆。

而事实上，侯景虽然有着过人的军事才能，却绝对不是一位像韩信那种代不两出的天才指挥官，他之所以屡屡胜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永远在为自己而战，而他的对手们却往往各有心肠、各有顾忌，甚至是为老板打工的心态。

侯景在北方变乱、情势危急的时候投靠了梁武帝，而到了侯景起兵叛变、攻进建康之时，梁武帝才明白自己一直是在养虎为患。建康，这座被梁武帝多年经营得如同人间佛国一般的城市突然间便遭受了血与火的洗劫。外城在一位皇族内应的配合下很快陷落，梁武帝只好困守台城，负隅顽抗，与侯景的军队暂时形成僵持局面。

侯景的残暴之名遍及长江南北，在他指挥下的这一场大屠杀其暴虐程度十分惊人。

在对台城久攻不克之后，为了激励军心，侯景放纵军兵在建康城里烧杀抢掠、奸淫女子，又将太子宫、大府寺等外城建筑悉数焚毁。同时，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侯景还把数百名东宫女官赏赐给将士，任其奸淫。不久之后，军粮短缺，军兵们又开始疯狂抢粮，建康一带的幸存居民无以得活，饿死大半，还发生了不少人吃人的惨剧。

侯景在真刀真枪的杀戮之外，还对台城里面展开着攻心战，弓箭射进去的劝降书里直接指斥梁武帝的过失，其中有“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在“国家池苑，王公第宅”之下，罗列的便是“僧尼寺塔”，而凡此种种，“不夺百姓，从何得之”，说得倒当真一点不差。而侯景的第一谋士王伟还代侯景写了一篇讨伐梁武帝的檄文，观其辞章器局，实在是一篇足以和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相媲美的文章典范：

臣方事睽违，所以冒陈谠直。陛下崇饰虚诞，恶闻实录，以妖怪为嘉祯，以天谴为无咎。敷演六艺，排摈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铁为货，使轻重无常，公孙之制也。烂羊镌印，朝章鄙杂，更始、赵伦之化也。豫章以所天为血仇，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风也。修建浮图，百度糜费，使四民饥馁，笮融、姚兴之代也。……建康宫室崇侈，陛下唯与主书参断万机，政以贿成，诸阉豪盛，众僧殷实。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邵陵所在残破；湘东群下贪纵；南康、定襄之属，皆如沐猴而冠耳。亲为孙侄，位则籓屏，臣至百日，谁肯勤王！此而灵长，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谏，王卒改善，今日之举，复奚罪乎！伏愿陛下小惩大戒，放谗纳忠，使臣无再举之忧，陛下无婴城之辱，则万姓幸甚！

《资治通鉴》里记载梁武帝看到这篇檄文之后“且惭且怒”，看来他自己此时也不得不承认，这篇檄文还真是说在点子上了。其中，“修建浮图，百度糜费，使四民饥馁”一句指明了梁武帝的崇佛其实是以百姓的饥馁为代价的，而“政以贿成，诸阉豪盛，众僧殷实”则以简练精当的语言描绘出了一个腐败的政局，更把“众僧”和“诸阉”并称，指斥这两个阶层正是梁武帝腐败统治中的最大受益者。而如此的治国之道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在这个危难的时候，没有人来为勤王救驾而真正出力。——王伟说得一点不错，此时此刻，建康城外已经聚集了不少的“勤王”军队，论实力足以击败侯景，却一个个观望的多、出力的少。而此时的台城里面，“死者十八九，乘城者不满四千人，率略羸喘。横尸满路，不可瘗埋，烂汁满沟”。

势之使然，台城终于被攻陷了，八十六岁高龄的梁武帝在囚禁中被活活饿死，死前口苦，想吃蜂蜜而不得，用尽最后的力气发出“嗬！嗬！”两声——这就是他一生中所发出的最后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