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抗战期间美援华政策错误

美国以其雄厚的经济与科技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负自由世界兵工厂的重责，厥功实伟。但因为它在战略上决定先集中力量于欧洲以击败希特勒，所以亘战争全期，美国运往海外的作战物资，98%用于欧洲（包括对苏俄的援助）及北非战区；用于太平洋战区者仅为2%。而这2%中，大部份为麦克阿瑟元帅麾下美军所使用。中国战区所分配到的仅为其中的1%，亦即为美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付出总数的千分之二而已。更何况这千分之二中，还包括在华美国军事人员的行政费用。而且美国战时的对华军、经援助（租与借）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1942年才开始，那时中国已经进入抗战的第六个年头了！但不意在大战辛苦地结束并获得胜利后，美国竟然以她优厚的经济潜能以其「给与不给」来威胁和要挟中国！期望压迫我中央政府执政党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而当时的中共还仍是苏维埃的中国支党部企图赤化中国。真是雪上加霜，影响到整个中国的民心和士气。

战时美国众议员周以德在其国会中对此曾有公正的评论，他说：「如果我们决定先击败日本，而把98%的作战物资运到亚洲，请问英国能否存在？而俄国人又能守得住斯大林格勒吗？」战争末期曾在中国战区服役两年的魏德迈将军（Gen. Wedermeyer）也曾指出：「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得手之时，已对它的战争潜力有了警觉。因而日本军阀提供优厚的条件与先父议和，但他坚持抗战到底！如果先父接受了日本的条件，日本人就可以从中国战场抽调150万大军去对付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将军。」所以他说：「我所认识的蒋委员长是坚强的伟人，也是忠实的人。他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盟邦，决不背弃盟友。」（1975年4月，魏德迈将军追悼蒋委员长谈话。）如果说蒋介石元帅和他的军队不认真作战，那么当麦克阿瑟将军退到澳洲时，日本横扫太平洋，而「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躺在海底」（美国前众议员周以德语），他为何不接受优厚的议和条件呢？若果真如此，日本不但可以抽调150万精锐军队转用于太平洋，且可得到中国广大人力与资源的支援，那对美国、对自由世界，可真是严重的灾难了！因此，在战争中期，他被推崇为世界性的伟大领袖。因为他领导中国军民不惜鉅大牺牲代价的艰苦抗战，与其卓越之战略指导，对自由世界实在具有决定性的贡献。所以我曾经以史家的客观立场，以严谨的态度说：「惟中华民国的蒋介石元帅才是伟人中国之伟人！」

三、美、俄联合协助中共军队发展，使国军战力逐渐落后

苏俄于〈雅尔达密约〉签订之后，对日本的作战却迟迟不肯参加。事实上直到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投掷到日本广岛之后，苏俄看準时机，突然于8月8日，也就是原子弹投到日本的第三天，日本决定投降的前两天，才正式对日宣战。同日苏俄三个方面军158万大军，西从外蒙、北从黑龙江、东从乌苏里江拥入我东北（日军之前进攻势基地）。其战力远超过日本关东军10倍。其部署一如1939年9月1日，德国希军攻波兰之态势，顺钟向转90度，以多重之钳形攻势，完成其战略目的！那显然不是为了对日本作战，而是要对付中国！当时日军在「关东基地」只有旧式小口径炮3704门、战车600辆和战斗机230架，而苏军开入者为新式战车5556、战斗飞机1444架和野炮26137门。而且在日本已经向国际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还将后贯部队拥入我国境！

俄军进入我国后，将100多万日本军民俘虏而去；又拆运了当年价值30亿美金的工业设备（以黄金价格折算价值约为1990年代中期之450亿美元）。同时以接收日本关东军的全部装备与美国援俄抗德之装备。再加因其时德已投降，但尚堆积在海参崴与西伯利亚铁路沿线靠近中国北疆如伯力军区的美製装备不计其数。苏俄又将其158万部队中抽出30万至40万部队的装备，编训了中共100万新军（计东北野战军林彪部约30万、华北野战军聂荣臻部约10万、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部、华东野战军陈毅部、西北野战军彭德怀部各约20万）。当时中共之林彪野战军（Field Army）业已同步开进我东北地区；其指挥所设于黑龙江南岸之佳木斯市，直接与苏俄军协商接其俄、日、美造之武器装备及机动设施；并由派军（士）官协助中共编、装与训练。复配合美特使马歇尔将军以调停为藉口；并以美援政策迫使国军裁军，不得有效追击败退之中共部队；以助中共扩大为全面叛乱！

四、美苏联合以政、经、心力击溃我军力

当我们最需要军经援助的时候，我们的盟邦美国，以停止美援或迟缓美援为要胁，迫使我们接受〈雅尔达密约〉的既成事实；中止了1942年开罗会议中协议之装备中国新军90个师（当时已运抵中国装备了35个师，且尚缺乏支援机动作战之设施与干部教育！）；并取消了结束战争时负责空运国军抢先至华北、东北地区的承诺；且干涉我内政，压迫我们与叛乱的中共停战和谈，组织国共联合的政府，束缚我们的戡乱战争。苏俄此时业已将其部队推进至我东北，依〈雅尔达密约〉驻守旅顺与大连二港，阻我国军以水路赶往东北接受日军之投降。国军迫于状况紧急不得已乃将所有的30个精锐的美式装备师，由陆路推进到东北接收领土。时美特使马歇尔于1945年底来华，迫我与共党谈判，并建议组织联合政府。国军开抵东北原为接收，终成对中共作战。而当时破烂之共军则躲至苏军之后，或避至鸭绿江南，受苏军与北韩之掩护。而美之「调停」人又大喊停战，等候三人小组（中国、美国与中共）之谈判。待共军获得苏军之支助且分别进入战略要点（攻者必经，守者必固之战略要地）扩大其全面叛乱，突然反击，美从不叫停。如国军反击而突入敌阵将近捕歼共军时，美以和谈与停援的要胁要求停战。

其间限制国军行动，并宣布自1946年8月起对华军火禁运。两年之后这批美装师战力消耗殆尽；国军除少数撤回外，大部份为中共吞灭。在东北地区之中共军（林彪部第四野战军），一面得到了苏军之支援，一方面吃掉了国军30个美装师并收编约30余万伪满洲军后，势力坐大。特使马歇尔反甩手回国，并向国际指责中国政府为腐化无能，他已无法帮助。1948年7月，76余万共军入关南下，北平、天津、徐州、蚌埠相继陷落，戡乱战争的形势乃告逆转。其间国军前后方将校自亦有错乱之过，但在国际大战战略大势已定，在战后政、经、军已经衰竭，军民均已疲乏不堪之际，且在国际大战略以及内部叛乱之箭头均指向当时战后第一届民选总统、当年之蒋委员长时，中国岂是以一国之力可能抗争者！或仅以武力及忠勇之人力可以挽回者！果然，亦只是拖延时日而已。

事实上早在史迪威将军（Lt. Gen Joseph Stillwell）指挥在东方之美军并兼中、印、缅战区先父之参谋长时，曾有外国军官，多次想下毒手谋刺先父，幸天佑我国、我民、其阴谋从未曾得逞！

在马歇尔返美后，全国已造成疯狂心态，说「蒋介石不下台，美援（指军援与经援）不会来」，先父默默然完成离职手续。他卸职后为了息事宁人，保国于当时之状况，救国于未来之远图，一面以党揆与黄埔之身份和关係，先则亲至各处完成战略撤退之诱导（以自己为饵，诱敌西进，迅将政府兵力与民间工商播迁台、澎、金、马）巩固日后之反攻基地；对美则不作政、心之反击或自辩，以待日后美政被共谍渗透之状况好转，再建中、美大战略之关係。

（本文摘自蒋纬国撰《历史见证人的实录——蒋中正先生传》，台北青年日报社出版，1997年10月初版，下同）

蒋介石慨叹兵败如山倒

宋希濂^[5]

一九四九年三月廿四日，参谋长顾祝同派专机送我与关麟徵去奉化溪口见总裁。第二天早晨，蒋介石在丛林中的一栋小平房——蒋母坟旁的坟客住所向我们两人讲了一大段话，兹记述其要点如下：

一、我们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多年的过程中，遭受过许多的挫折，但从未失败到像今天这样的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已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为什么在短短三年的时间裏，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军事上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功夫，就被共军完全消灭了。共军行动飘忽，我军常不容易找到它的主力，和它进行决战。一个部队被围，指挥官勇敢沉着，选择要点，固守待援，本是我军捕捉和歼灭共军的最好时机。但每当增援部队快要到达的时候，被围部队就已被共军吃光了，结果总是扑了一个空，反而把其他的部队也拖得筋疲力竭，给共军以更多可乘之隙。就这样，使得共产党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而我们则日益削弱。抗战期间，日军一个小部队，据守一个据点，我军以数倍乃至十倍的兵力围攻多日不能克，就是因为日本军队有武士道的精神，他们的官兵视死如归。我们过去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是因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战期间，许多部队大体尚能保持这种传统的精神而英勇奋斗。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你们现在带学生（那时关麟徵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带部下，首先最要紧的就是要恢复国民革命军的传统精神，才能担负起救亡图存的重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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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希濂

二、共产党人和追随他们的一些党派及社会上的一些人士，对于我个人及国民政府，攻击诬衊，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说政府是如何地横徵暴敛，说我是如何地有钱，说老百姓对我是如何地痛恨等等，而我们党内也竟然有些人随声附和。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本党，本党同志不知一致团结起来对付它，反而这样离心离德，实在令人痛心之至！你们是我的学生，也是和我共过多年患难的同志，你们万不可轻信旁人对我的毁谤诬衊。不仅这样，听了这些话，就应该坚决地进行反驳。

蒋介石接着谈到外交问题，埋怨美国给他的援助不够，政策摇摆不定，以致无论军事、政治、经济都大受影响。

最后，蒋介石说：「去年（一九四八年）我在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不担任总统的职务，我是考虑到这样做有很大的伸缩性，我可以以党的总裁的地位来担负领导的责任，而可避开正面负责的地位，对党国来说，对个人来说，都有好处。可以说，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但党内同志尤以一些老同志坚持反对，一要我担任总统，结果因副总统的竞选问题，弄得党内意见分歧，离心离德，对外对内，都受到很大影响。现在我摆脱了国家行政元首的地位，今后可以总裁身份就重大政策问题表达意见，反而要好得多。」

不堪回首故国月&mdash;&mdash;大陆沦陷省

陈立夫^[6]

共党之不守信

共党和本党谈判合作，就我所知，多是不守信的，在民国二十五年周恩来及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和我们洽商和平事，协定发表共同抗日宣言，表示全民一致，其内容包括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等四原则。殊料抗日战争开始，为时不及半年，共党就秘密令其所属对外宣布「共赴国难一致抗日宣言」，所谓四原则是一项幌子，实际是壮大自己，其策略是：「联络上层，夺取下层，打击中层」，举例来说，在上层则和我们军事长官联络，在下层则设法拖走我们的军队，背叛他们的直属长官。

我获悉这一阴谋后，便将此密件面报蒋委员长，他看了后认为这情报是不可靠的，且以为是离间国共合作关係的文件，并问告密的人是谁？我不得不将此人的姓名告知蒋委员长，蒋委员长竟怀疑此密件是伪造的，嗣后竟把告密者东北同志拘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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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

在此事件发生不久，我军退至汉口，阎锡山先生自山西飞来汉口向蒋委员长报告军情并顺便拜访我，我即告以共党密谋「壮大自己」的上述阴谋，他听了也不大相信，但岂料返回山西不久，他就发现有好几团的军队被共党「挖」走了（按：即着名的山西「新军」投共事件。但陈说数量有误，投效中共反政府武装的山西「新军」数量不止「好几团」），事后，阎向人谈及此事件时，曾表示悔恨当时未接纳陈立夫先生的忠告，致未事先防範，造成军队的损失，至此，他才认清了共党的真面目。那时共党从陕西渡黄河到山西，由于地缘关係，军队常有往来，并因共军也高喊抗日，便不疑有其他，不料却因此丧失不少军队。

后来，蒋委员长识破共党真相后，经我建议，乃把当初提供上述密件的东北同志予以开释，由此可知以蒋委员长之明智尚有判断错误之时，可见共党之虚伪狠毒实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重庆时毛泽东来访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抵重庆，由吴文官长鼎昌为蒋委员长去电邀其来的，此事关係甚大，未付中央常会讨论，遽尔去电，似乎疏忽。毛来后，除谒见蒋公外，并拜访党政重要有关人员，我亦被拜访之一人，毛来敝寓高庐相晤，我之会客室一墙角，曾被日机投弹炸坏，尚未修竣，且会客室坐椅均陈旧破烂，有所不恭，寒暄后，我坦直告以我何以反共，毛颇为惊奇，盖他人对其来渝，均十分客气，唯我则例外也。

我曰：「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乃集世界各种主义之所长，而又合乎我国文化道统之精神，经其融会创造而成者，故对外可以多方面因应，对内足以增长自信而自立自强，不依赖任何帝国主义，而自成一独立思想体系，以增强次殖民地之中国之自信与共信最为适当；而共产主义来自侵略吾国之苏联帝国主义者，须知文化思想之侵略，较之任何其他种种侵略为最危险，不可不慎也。其实此种思想，在我国二千四百余年前之战国时代，已早有之，许行、陈相之徒，信仰之，而孟子则以劳心与劳力同为重要，分工而已，告之，而视之为异端而攻其妄。毛先生如读过四书，当能记忆及之，中国人民，已受三民主义之赐，获得了自由平等之幸福，国家已列为五强之一，不平等条约除苏联外，均已取消，绝不会再愿意去做苏俄的顺民，所以我敢断言，共产主义，绝不容于中国人民，而终被埋葬，而且中国历史之外患，大都来自北方，北极白熊兇狠残暴，不容轻视，不好玩的，为避免中国成为国际列强之战场，只有大家信仰三民主义才对，所以我根本反对共产主义。」

毛曰：「共产主义之实行，为时尚远，故我现在谈新民主主义。」我曰：「先生之新民主主义我已拜读，并不胜于中山先生之民权主义。」双方话不投机，至此而别。不料不久我政府退出大陆，毛竟得意忘形，一意孤行，立即实行共产主义，苏俄惧其长大，诱其侵韩，使之战美，以削弱其国力，当时双方约定，中国出人力，苏俄出经费，及韩战结束，苏俄竟食言不肯出钱，毛始知上当而觉醒，于是转而反苏，双方陈大军于数千里之边境，如临大敌。联苏之结果，苏俄所佔我国之广大土地，寸土未归还，不平等条约，亦未取消，较之民国十二年，中山先生与苏俄之越飞将军之共同宣言，究竟出诸于大政治家之手笔，联俄而丝毫不失立场，相去何啻天壤。

军事财政外交之失误

日本人投降时，总裁派何应钦将军去受降，我特地去看何将军，我建议他要求日本人的军队，帮我们防守两条路，由南京、浦口到天津，与由汉口至北平之津浦与平汉两条铁路，使日本军队帮我们防守这两条铁路沿线地区，我们的军队就可开往北方去，因为我们的军队都在西南，西北一带。但何将军忽略了我的建议，致使我们的军队须经上海，由海道运往天津、北平，白白浪费许多时间和人力、物力，予中共以调度机会，这是很可惜的事。

后来我们犯了一项很大的错误，就是日本投降后，所有在日本军队后面打游击的部队，我们没有收容过来。当时这些在北方、在东北打游击的部队，都是本党同志，后来军政当局或许受了国防部次长共谍刘斐之影响，不要这些游击队的兵，引起了他们的怨恨，这些人心裏想：中央军队和日本人作战时，我们在日本人后面打游击牵制他们，不无功劳，到现在天亮了，我们也应该有个归宿呀！现在中央（按：指军政当局负责人陈诚）却不要我们，那我们跑到共产党那裏去算了！这项政策的错误导致北方、东北那些打游击的人大失所望，投向共产党那边。我们应该临时接收他们，再慢慢地补充到各正式部队裏去，才是正当办法，如同沦陷区退出来的青年，如果我们当时不收容他们，他们自然被延安共党收容去了，这种损失，是无法补偿的了，为渊驱鱼，是等于壮大了共产党，使他们平白增加好多万人。

以上是军事方面的错误，导致我们失去大陆。第二项失败的原因是我们的财政金融没有搞好。当日本人佔领了一地区，他们用日本军用券一元换取我们中央政府所行的法币一元，他们用这种方法逐渐收去了我们的钱币，而使整个沦陷区都用日本军用券，而我们中央银行的钱币便不通行了。这时候如果我们这边有一个人，他有一万元法币，那这个人必定很富有，因为那时吃一桌含有鱼翅、燕窝的酒席，才不过三、四块钱。在沦陷区，可以用一万元法币去换一万块日本军用券，人民感到并无吃亏，后来当汪精卫组织伪政权以后，他发行一种伪币，此时一万元军用券可换五千元伪币，乃等于贬值了一半，日本投降以后，收复地区人民自然欢迎使用法币，但财政当局宋部长竟规定两百元伪币换取一元法币，这一错觉，以为这样一来，就可用少数法币把伪币都收了回来，其实害了老百姓。有五千元伪币的人只能换到二十五元法币了，而这时候的法币早已贬值了，所以原有一万元法币的人民，只剩贬值的二十五元法币了。

再举例来说，抗战初期，我曾用一万块钱协助两所大学迁校，这两所大学一所是复旦大学，一所是大夏大学，他们都在上海，没有钱迁校到后方，我就拨给他们一万块钱办好了这项艰巨的迁移工作。这样看来，一个富有的人经过这场战争，他的财产由一万块钱变成二十五块贬了值的钱了，这不是替共党铺路吗？还算什么财政专家呢？由此可见，我们的财政政策把有钱的人民也变成没有钱了，没有钱的人，更是一无所有了，以前有句话我不太懂，这句话就是「民穷财尽」，到这时候我才懂得。政策一错，可使民也穷了，财也尽了，所有的有钱人，都变成了穷人，无钱的人都变成了赤贫了。

换句话说，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这是我们财政上犯的大错误，当时政府不应该去佔这种便宜。人民有五千块伪币，政府仍要用五千块法币去换才对；不应该佔人民的便宜，用两百块伪币换一块法币。他只看到自己这一面，而没有看到人民全被整惨了。胜利后我们刚回到上海，发现一切东西都便宜极了，因为我们一块钱法币等于两百块使用，所以大家都抢购东西，弄得老百姓痛恨我们。军事上失败，把游击部队放弃，使他们成为共产党的部队；财政上的失败，是帮助共产党把有钱的老百姓变成「无产阶级」，这两大失败，是我们为什么要到台湾来的最大原因。

所以任用人才要特别谨慎，治大国必须有大量，见识小、度量小的人，绝不能治大国的。又如果他中国书很少读过，他写的说的都是英语，他自然不能治理中国了。要是我写历史的话，我一定秉笔直书，陈诚和宋子文应该为丢掉中国大陆给共产党负最大责任。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所以政治上政策一错，影响大得不得了，每一个老百姓都蒙受其害呀！

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抗战期间，我们知道冀朝鼎这个人和共产党有关係，不过孔祥熙和他是同乡，因此便用他。后来宋子文接孔祥熙财政部长，也用他，我们调查工作人员也曾告知孔、宋当心这个人，但孔先生因同乡关係，很信任他，便不听党裏的劝告。宋子文从国外回来，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金融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有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其中，如黄金储蓄券六折还本问题，我曾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中两次发言反对，我说：「黄金储蓄券发行是经行政院提经由立法院通过条例的。现在要还本兑现，既经过立法院通过的，怎能按六成发给人家呢？」主席蒋公说：「这是宋兼部长经考虑了很久才提出的，他说只有这个办法。你不要怀疑他。」我又说：「有些老妈子、司机借了钱买黄金储蓄券以示爱国；现在要还本兑现一、二两黄金，也要给他打六折，太说不过去了。」总裁听了后说：「那就这样好了，二两金子以下全数还本，不打折扣！」

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其实，有些事是属于常识，和专家没什么关係的。那时黄金储蓄券行情看涨，黑市比官价还要高，可见需要量更多。第一期是发行二百万元，那么第二期可发行五百万元，以适应市面需要，并以盈收对第一期到期者照数换第二期，不打折扣，以维政府金融信用。奈何宋氏不作此图，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

另外，政府还发行过一种美金储蓄券，购买者多为华侨爱国人士。此券到期应以美金兑现，孰料到期后，宋先生却不给购买者兑现了，这是一种赖帐的行径，使政府又大失一次信用，实在太没道理了。从此以后，华侨对政府亦失了信用，真可惜，大陆沦陷后，冀朝鼎被毛任为财政部重要职位，可以为证。

以上两项金融缺失，再加上法币与伪币不合理的悬殊兑换比率，无异使富者变穷，贫者愈加穷困了。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复因蒋公太相信宋子文，故我屡次针对以上缺失提出建议，也未予採纳。从这些事实看来，可以说在抗战胜利后，我们每一步棋都走错了。

检讨起来能怪谁呢？每桩大事都是总裁或最高国防委员会最后决定的。现在回忆这些痛苦的经过，太难说了，谁该负责呢？当然我们不能把责任推给总裁一个人。王世杰先生掌理外交，其最大的失败，为答允马歇尔将军来华调解之一事，使我军事受外交之牵制而误时机，其害太大！

平息上海金融风潮及成立经济改革委员会

宋子文先生这个人对国情不了解，书信都用英文写，如他所决定的抛售黄金措施，便大遭人非议。孔祥熙先生卸任时，移交给他很多黄金，白银也不少，所以导致其抛售黄金，此一决定是很糟的事。这时举国金融经济很乱，人心惶惶，上海反对宋子文的声浪很大，工会罢工，商会罢市。总裁乃派我到上海，设法平息风潮。

我到上海后，邀工商社会人士进行调解。他们说：宋子文先生的做法很乖张，不合乎我们的国情，如此下去不得了！我当即表示：大家要冷静，我们慢慢想办法。我并向上海各界人士发表演讲，讲的是：「三民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该怎么样」。大意是说，外国人在上海经营银行，其制度是特别重视商业，他们把我国农产品以廉价收购运回本国，加工后再以高价工业品卖给我们。这可用三句话说明外国银行在我国的经营政策，那就是：「不管农业，敷衍工业，特重商业。」但我们应採取的金融政策则不然，应该是扶植农业，提倡工业，顾及商业而不能以商业为中心，三民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该是这样。因此，我批评现行经济金融政策，是不合乎三民主义要求的。

演讲后的第二天，中央日报等各大报把我的讲词刊出来。那时宋子文先生为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听到有这样一篇文章后，令当时任行政院的秘书长蒋梦麟先生，带了报纸到庐山向总裁告了我一状，说我指摘他的金融政策不当。

总裁当即打一电报给我，他很客气的说：「立夫兄！你对金融有什么意见可向我说，不要对外发表。」于是我拿着那篇文章去找宋先生。我说：「子文兄！你看我的文章是骂了你呢？还是帮了你的忙？请你花十分钟仔细看一遍（他看中文是很吃力的）。」他看了后说：「你没骂我呀！写得很好嘛。」我说：「在我的演讲中，我仅说明过去几十年，金融政策是抄袭外国而仅注重商业，于我国的需要不相合，而建议以后金融政策予以彻底检讨，加以改革，这是替你解脱的，不料却引起你对我的误会，我要离开上海回南京了。」

他说：「你别走，明天我请上海金融及工商各界负责人在中央银行开会，特别请你发表演说。」以宋氏骄傲的个性来说，这简直是破天荒的大事。我说：「回南京我的票都买了，已不能再耽搁。」但经其再三恳切的挽留，我也只好把回程票退了。

宋氏连夜邀请上海金融、工商等各界领袖共二十余人，翌日在中央银行开会，我演讲时仍强调日前我所讲过的三民主义经济政策，并指出目前我们所推行的金融制度，是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多少年来带来吸我们的血的制度，极不适合我国的需要；这当然非宋院长的政策，但今后望其能针对积弊改革，代之以三民主义的经济政策。

我的演讲历时四十五分钟，宋氏始终很虚心的坐在主席位子裏听讲，据人告我，宋子文先生如此耐心的听人讲话，是罕见的事。我讲完了，他并询问大家有无意见。他即席指出：「立夫先生讲的很有道理，希望大家要共同研究。」我在演讲中还强调：「我非学政治经济与银行学，只是站在一个三民主义信徒立场，希望改革现行金融制度，以适合国家社会之需要而已，相信宋先生必有此魄力去大力改革。」

我平息上海罢工罢市反对宋氏风潮后返回南京。待总裁自庐山归来，我即写一报告历述上海见闻以及平息风潮经过给总裁，并指出此事件暂时虽已无问题，但目前我国金融政策已届危险边缘，亟应研究改革。总裁看了我的报告后，当即命令成立一「经济改革委员会」，且令我担任主任委员，刘健群副之，而宋子文先生也是该会委员之一，另有学者专家多人参与。宋氏按时出席开会，在他这位一向骄傲的财经专家来说，是颇不容易的事。嗣经拟订一经济改革方案并依法定程式通过，在我赴美考察民主制度之前呈给总裁交由财政部门执行。

我想开国需要军事，治国需要经济，总理是经济长才，而非军事专才，故不能统一中国，而蒋公是军事天才，而非经济长才，所以打下了天下而不能守之；假定孔祥熙在抗战胜利后，继续掌握财经，而不由宋子文接充，我们还不至来到台湾。回想起来，无限感慨！

（本文摘自《拨云雾而见青天&mdash;&mdash;陈立夫英文回忆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7月初版）

太原沦陷省思

阎锡山^[7]

锡山今天奉命报告，谨就山西作战的经过，检讨错误之所在，及个人对时局意见，报告如下

作战的经过：太原第七次保卫战，于四月廿四日早八时，连络中断，情况不明，卒未能达到中央期望，至深惭愧，溯自四月九日共军开始第七次分路向太原外围据点攻击，至十六日，我外围据点，除城北兵工厂城东北卧虎山城东南双塔寺等据点外，余均被攻佔，十六日起，对城垣实行四面总攻，共军兵力，正规军增至十四个军，另有地方部队二万余人，十六日至廿四日九日间，共军以人海兼火海战法，并以多数重砲，发射大量燃烧弹，毒气弹，城内起火先后六百处以上，虽均经扑灭，但毒气预防，尚少準备，以致军民死伤难以数计，自廿日起，城内供给水电设备，悉遭共军砲火破坏，共军复集中大量高射砲，阻止飞机投粮，以故十八日以后，部队补给，几等于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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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

太原之所以能守较长时间者，第一是中央的支持，不惜巨费，空投食粮，第二是共军由抗日战争开始，其党政军移入山西，工作强而时间亦长，先甜后辣的措施，人民认识深刻，故与共军的作战意志甚坚决；第三是国军抗日，曾与共军比肩作战，吃暗袭之亏甚多，痛感亦甚深，故能军民一致的奋斗，所以普遍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况瓦而不全，更贻笑历史的认识与决心。

检讨错误之所在：

自太原连络中断后，窃自检讨，此次失败，军民毫无遗憾，仍属锡山领导不够。

第一、对共党认识的不够，共党以侵略世界为目的，认我们为基本敌人，他以欺骗他的敌人为正义，以自身的需要为真理，所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我们以寻常敌人视之、致遭失败。

第二、战略上的错误，我们是以军事战略为作战的目标，共军是以政治战略为取胜的方略，我们忽略了民众组织，没有建立起民众情报网，不祗不能使我们长起千里眼、敌人成了双瞎子，反使敌人长上千里眼，我们成了双瞎子，分散开，敌情不明，被敌打死；集结住，粮无来源，只有饿死，就成了敌人以五倍以上的兵力，夺取我们的一个据点，我们的部队小，敌人以战术增加夺取，我们的部队大，敌人以战略增加夺取，敌我情势，我常昧而敌常明。共军尤以打援为第一手段，我屡次吃亏，此为我晋中区作战致败之一大原因。

第三、对共军火力估计的不够，过去共军攻我以人海，我们尚可制之以火海，最近太原战争，共军火海，反较人海为得势，此为估计的错误。

第四、军民生活的困苦：军食虽始终赖中央空运接济，惟天候影响，难免时有不继，且部队除食盐外，副食毫无，以营养缺乏，半数以上士兵，患夜盲症，其间幸有联勤总部药品救济医治，稍收效果，而军官家属，啼饥号寒，亦甚悽惨。人民则自去年入夏以来，食粮来源即告断绝，糠为豆饼，成为主食，最后草根树皮，争取之以充饥。但人民仍做工送饭，冒炽烈砲火，死伤枕藉，甚少怨言；部队忍饑受困，仍前仆后继，再接再厉，军民因对共党认识清楚，而一致能作最后之支持。此种忠勇爱国精神，益增锡山之感愧，但此不能不说是事先準备的不够。

第五、土地政策之改革，能防患于未然，不能消患于已然：我们的土地政策，是劳动平等的经济政策，晋省试行之兵农合一，除解决正式土地问题外，并得到兵员的稳定，与建设的协助；但共党所取的土地政策，是攻击性的造乱政策，按人的能力，及对彼之倾向与利用程度的高低，给以代价，纯粹是造乱的目标。若在祸乱未起之前，施行兵农合一政策，能收防止造乱的效果，待乱已造成，我与彼相比，则相形见绌。譬如树林已成，羊群入内，树株尚易保护；若苗圃甫种，羊群即入，则难以萌芽；固然土地问题之解决，亦曾收相当之效果，但未能充份发挥。

第六、肃清共谍，虽尽绝大的努力，尚感不够：列宁曾告其党员说，对政敌的一分宽恕，即是对同志的一分残忍，以故彼处置政敌，以残忍为正义，宁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是国家，守法律，尊舆论，肃清伪装，费力大而收效小。太原陷落前，战争至最激烈时，在偏僻小巷中，尚扣获有贴欢迎共军标语的伪装份子。

以上六点错误，均係锡山一人才智不够所造成，深觉愧对本党愧对国家，愧对太原忠勇的军民，至为疚心。

个人对时局意见：

第一、历史上每次造乱之手段，质言之，不外是夺取民财，强用民命。共军夺取民财强用民命，是集历史的，而跑肿腿磨破嘴欺骗的方术，与赤化恐怖无情的手段，尤为超历史的，故能使愚者从而智者惧。再加之以欺骗的鼓舞，残酷的威吓，组织民众的强化，用富人之财，贫人之命，组织情报网，情报灵通，在作战上，发生了空前的效用，我强敌则避，我弱敌则攻，致成兇猛之势。我们今日最要紧的是重新考虑战略，所谓知彼知己，适当处理，方易补救。

第二、目前当务之急，要下定决心，领导奋斗，首要坚定将心，稳固军心，财政上急其所急，经济上实行平民经济，行政上与民合谋，放政治于民间，解决人民的痛苦，争取人民的同情，使人民自清自卫自治，得到自保，而实行互保，奠定人民的政治军事基础。

第三、团结奋斗，团结须认识一致，行动一致，方能收群策群力之效，欲认识一致，必须研究，检讨，辩论，由明辩是非，做到认识一致；欲行动一致，须建立轨道，确定制度，实行表决制度，则有可循；有表决则可定于一，以免主张不同的人，退有后言，然后，事专责成，以免推卸，自能行动一致，众擎易举。

第四、政府与本党以恳挚之诚意，极大之忍耐，谋求和平，未得共方之接受，证明共党必欲赤化全国。按中共四月四日宣言之意旨，不祇赤化全中国，更要赤化全亚洲，将来侵略和反侵略大战时，以此广大之土地，作游击战之根据地，亦即控制广大之土地，作为彼时大战之泥淖，使那时逼侵略大军进退失据。我们应向向来友好援助之友邦与反侵略之国家声明我们希望和平的至诚与忍耐的经过，并应肯定的说明中国不是内战。如是内战何以有大量中国以外的共产军参加作战？我们不是内战确实是反侵略的前锋战。我们更应公诸世界，诉诸联合国，以明真相。

第五、窃幸抵南京后，同志等均感到利害一致，目标一致，最后和战认识一致，行动亦渐趋一致；道出上海时，亦感到以平津惨痛教训的影响，社会上认识转变，部队上士气亦旺转；来穗后，深喜上下意志奋发，确有革命策源地的精神。我们今天尚有五份之三的土地与人民，只要领导得力，联合各党派及无党无派的革命青年，爱国的志士，一齐总动员，本整体的精神，合作分工，工作目标，指向乡村，与人民利益一致，认识一致，行动一致，军保民，民助军，政卫民，民养政，人民之所需要，政治上之所施为，一切设施，不祗要得到人民的同情，并且要成为人民的要求，政与民打成一片，使人民自治自清自卫，得到自治，军有援，政有恃，自能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走上军事第一，保民第一的途径，不祇可以巩固，而且可以开展。

第六、谈和不成，我们不必惊异，共党为世界的革命党，他是以夺取为正义，无论和战，他的目的，均在夺取，和平之夺取，更为残酷，波兰捷克等国有显着的事实；即以北平而谕，已陷于惨酷之境遇。事在人为，世有明训，自助才能得到人助，尤为不易之理，我们现在应竭我们的人力物力，努力奋斗，以待反侵略国家之考虑。

锡山久在地方服务，对中枢一切生疏，聊述愚见，藉供诸同志，并请指教。

（本文係阎氏于1949年在中央纪念週之报告词）

附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

主任阎钧鑒：

我等未能遵照钧座指示杀身成仁，以全我们的历史，实深惭愧。截至十五日止，突围干部抵西安者共职等四人，均係五月一日离并者，谨将太原作战惨烈情形，与服毒自杀之成仁干部，就所知者综合报告于下：

敌人对太原第七次攻势，係于四月九日开始，至廿五日巷战终结。计敌兵力，集东北，华北，西北野战军各一部，合徐向前原所部者，在四十万人以上，其砲火之多，出人意外，计山、野、重、榴弹砲及火箭砲、高射砲轻重迫击砲三千余门（迫击砲中有一种砲弹很长的，据军人们说，係德国所造，一种粗而短的係敌人自造，两种威力均甚大），并纠合河北、河南、晋北、晋南民兵约廿万人，名为抬担架，抬棺材，实则均参加于人海战术作战。十九日以前，我军凭藉碉堡与敌英勇作战，敌死伤甚众，军民均兴奋。自十九日起，敌人大量使用火箭砲，将我碉堡逐次击毁，廿一日逼近城垣，敌人复发放大量燃烧弹，毒气弹，并毁击城垣，军民在砲火下，救火堵城，死伤无算。由廿一至廿四日十时城破时止，砲弹无一刻停止，其发弹之多，无人能为精确之估计，有谓四五十万发者，有谓六七十万发者。敌之人海战术，我军尚能抵御，敌之火海及火箭砲实为我军之致命伤。截止廿一日赵军长恭在战场上殉职，高军长倬之在双塔寺因伤被俘，刘军长效曾，韩军长步洲，因被渗透之匪军隔至城北阵地，失却联繫。廿二日敌复由榆次增加由北平方面调来之精锐部队，约二万余人，后集中砲火，轰击大东门以南，及新南门以西之城墙，至廿四日上午七时半，南城被攻破，九时东城被攻破，敌遂入城。

城内部队，曾在各街与敌巷战，英勇抵抗，尤以侍卫队、特务团在鼓楼街，布弓街，洪鑪台与敌巷战，战况至为激烈，敌啣恨放火围烧洪鑪台，侍卫队，特务团五千余人，伤亡殆尽。至廿五日午后，始结束城中心巷战，城东北与西城部队，亦于当日下午大部损失净尽，闻有一小部份突围，但人数及率领人不详。

此次失利的主因：

一　敌人人海，我们当能抵御，敌人火海，大出意料之外，其发砲之多，无论何人，不能估计，有说四五十万发者，有说六七十万发者，最致我们死命者为火箭炮，準备下的碉堡大失效用。

二　据说飞机前后约去过四五架次，以受敌人高射砲的制压，亦未大显效用。

三　食粮缺乏，自钧座赴京后，食粮运输机每日平均不足二分之一，以致部队食粮不足，由人民家中徵熟食补给。

四　士兵副食不够，夜盲者在半数以上，夜间不能作战。

五　作国防工事的工人，疏散出去，敌人集合为渗透之引导，此实係我们的一大失策。

以上五因实为我们失利的最大因素，而又以敌人的火海及火箭砲为我们的致命伤。

廿四日城中心区巷战激烈时，梁委员化之见大势已去，难以挽回，乃实践钧座「不作俘虏，尸体不见共党」之昭示，从容自杀，并事先嘱人于其死后纵火焚化尸体。警宪指挥处由徐端，岚风等领导集体自杀，钧座家属，由阎慧卿（山西籍妇女国大代表兼任山西保育会上任，慈惠医院院长）领导自杀于钧座公馆凉亭之下，亦使人举火将全院焚燬。

此外文武机关服务干部参加巷战后，除伤亡被俘者外，尚有省会警察局长师则程等十余人，自杀于柳巷派出所；吴队长春台自杀于歌剧第三院；尹专员兼县长遵党及县府卫队若干人自杀八旗会馆，至其他参加巷战之干部自杀，而姓名一时尚无法查明者，更不计其数。

敌人入城后，利用过去被俘之无耻军官，组织识别队，巡城大肆搜杀七日，将我公教人员文武干部，全部搜捕，一部扣在公安局，大部送至万柏林。

我各工厂于陷敌手前，虽行破坏，惟时间所阻，未能澈底；陷敌手后，虽集中砲火破坏，但破坏情形如何，未能详悉。谨此呈报，职等行止，并乞示遵。

缪玉青（行政督察专员）

张克寒（县长）

李干之（行政督察专员）

薛国俊（省府视察员）

仝叩

注释

[注1]本文摘自蒋氏1950年1月5日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讲话，原题为〈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

[注2]陈诚（1898-1965），字辞修，浙江青田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毕业。历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黄埔军校上尉教育副官、国民革命军连、营、团、师长，剿匪军第二路指挥官、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军委会政治部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远征军司令长官、军政部部长、参谋总长、台湾省主席、东南军政长官等。赴台后，两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与国民党副总裁，是蒋介石身边的心腹重臣。

[注3]国军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于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五月战败自戕于孟良崮。在其死前数日，曾有一封呈报主席的信，对于检讨剿共失败方面，颇有所见。内云：职师进蒙阴后，匪乘我立足未稳，大部集结，期殄我于主力分散之时。幸我佔取山地，集结迅速，未为所乘。惟进剿以来，职每感作战成效，难满人意。目睹岁月蹉跎，坐视奸匪长大，不能积极予以彻底性打击。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媒，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窃以若不急谋改善，将不足以言剿匪也。

[注4]蒋纬国（1916-1997），浙江奉化人，係蒋介石次子。东吴大学物理系肄业、德国慕尼黑军官学校毕业，曾入美国陆军航空队空战训练班、美国陆军装甲兵训练中心、空战战术学校、美国指挥参谋学院正规班受训。回国后历任国军排、连、营长、陆军装甲兵教导总队战车第一团团长、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国防部第五厅厅长、装甲兵司令、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三军大学校长兼战争学院院长、联勤总司令、参谋本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上将主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中国战略学会理事长、总统府资政等。曾参加黄河与潼关抗日战役，亲自高射击中日机一架，也率装甲兵参加过徐蚌会战。晚年力主移其父灵柩往大陆故土安葬。着有《国家战略概说》、《反坦克及反空降作战》、《台湾之战略价值与光复大陆》、《陆军如何在战场上维持战斗效力》、《我的父亲蒋中正》等十种传世。

[注5]宋希濂（1907-1993），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毕业。历任国军连、营、团、旅、师、军长、卅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新疆警备总司令、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官。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任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时，兵败于川康边境的峨边县沙坪，拔枪自杀未成，遂被俘。监禁十年后，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获中共特赦释放。一九八〇年赴美国依亲养老。着有《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

[注6]陈立夫（1900-2001），浙江吴兴人。北洋大学毕业，美国匹茨堡大学採矿学硕士。自1929-1949年，陈果夫、立夫兄弟操纵了国民党各级组织人事大权及党务经费管理支配权，陈立夫创设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充成调查处、中央调查统计局，在全国各省、市及公路、铁路均设置分支机搆，全盛时期员工达20万人。抗战胜利后出任国民党中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48年孙科组阁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大陆易手后移居美国19年，1968年回台从事文化工作，历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总统府资政及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兼孔孟学会理事长。着有《四书道贯》等。

[注7]阎锡山（1883-1960），山西五台县人。太原国立武备学堂、东京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辛亥年举义旗光复山西，被推为山西都督，此后统治山西卅八年。其为人深沉机变，肯用思想、擅权术，尤好标新立异，如兵农合一、物产证券、公道团、牺盟会、同志会、铁军等，名目繁多，花样翻新，但一切不离自我中心。历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军委会副委员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总统府资政等。自1947年五月起坚守太原近两年，为戡乱战事中最为悲壮之一幕，城内居民死伤近四份之一，几无一所完整房屋。着有《中国政治与土地问题》、《反共的什么，凭什么反共》、《大同之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