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怎么会退缩到台湾这个孤岛上来？^[1]

蒋介石

我们国家这样广大的土地，我们革命这样伟大的成就，而今天反要退缩到台湾一个孤岛上来，不能不承认我们革命，已经失败了！但是这种失败，并不是就此完结；也不是说我们从此以后就无法再革命了。相反的，我们退守此地，正是在这範围缩小、渣滓淘汰的时候，更可发奋图强，雪耻复国，期能事半功倍，完成革命的大业。我们革命本着过去艰苦奋斗的历史，仅凭赤手空拳尚可以创造一切，何况目前有此优厚的基础，更是加速我们成功的条件，例如过去需要二年的时间来準备，现在只要一年就行了。但是我们今后要图复兴，必须研究过去为什么失败，今天检讨会中，大家曾经想到各方面的问题，但是对于失败的真原因，并未加以彻底研究。大家也提到军队腐败，政治贪污，但这些只是失败时候的各种现象，而不是促成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军队为什么会腐败，政治为什么会贪污？据我研究的结果，我们所以失败，第一在于制度没有建立；第二在于组织之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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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下野后蛰居奉化妙高台痛定思痛

就制度言，我们所以失败，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军队监察制度没有确立的结果。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从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我们国民革命军初期所以设置党代表者，一方面在监察各级部队长贯彻革命主义，达成作战任务；一方面在加强士兵政治认识，以充实其战斗力量，提高其战斗精神。北伐时期因为党代表能负起这双重的任务，所以革命军摧坚陷阵，所向无敌，后来由于各级部队长都受过党的教育，同时为求军队事权统一，乃将党代表制改为政工制。而这个制度实行之后，最大的缺点就是各级部队长的工作，无人负责监察，尤其是作战成绩更无从判断其虚实，所有经理卫生贪污腐败的现象，都发生出来。又由政工人员本身程度的低落，对于主义的认识不够，于是官兵皆缺乏政治训练，对敌作战就意志薄弱，战斗精神完全丧失，尤其对民众则不知爱护联繫，甚至恣意骚扰，以致军风纪蕩然无存。这种没有灵魂的军队，自然非走上失败的道路不可。

所以今天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重建军队监察制度。本院对于这种制度，必须加以切实的研究，我过去提倡「行政三联制」，认为无论什么事情，都离不开设计、执行和监察三个步骤，而且这三者必须密切联繫，不可稍有脱节。尤其「行政三联制」最重要的部份，在于监察，因为设计和执行的结果如何？计划能否实行？实行是否彻底？都必须经过监察考核，乃能获得结论。故监察制度实为建国基本制度之一。总理在建国大纲中特别规定监察为治权之一，其重要可想而知。

今天我们在彻底失败之余，一切制度，都要彻底研究，重新建立。而军事制度的建立，则特别应着重监察。就我们东南区而言，从长官公署以至连排，要构成一个公正无私的监察系统，要选择最积极优秀的干部来充任政工人员，务使命令贯彻，纪律严明。而要作到这一步，首先就要从改革政工制度作起。今后政工人员，必须由其政工机构本身逐级甄选派任，决不能再由各级部队长任意撤换，滥竽充数，务使其能切实负责，襄助部队长为其所部官兵政治教育的负责执行者，使全体官兵皆能为主义而战，为党国而战，这样才能挽救现在的危局，你们多数是团长以上的官长，对于过去失败的教训，应该都有深刻的体认；今后为了革命的理想和个人的前途，必须正心诚意，帮助军队监察制度重新建立。

除了制度以外，我认为我们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组织不健全。我观察共匪的战术，并无特别高明之处，本无消灭我们的可能。所以我在去年曾经估计无论敌人如何顽强，在三年之内，绝不能消灭我们在大陆上所有的军队；在这三年中间，我们不但由于内在的自力更生，可以转败为胜；而且由于国际形势的各种变化，更有最后胜利的把握。但是到了现在，不满一年，大陆上的军队几乎彻底为共匪所消灭，这是谁也料不到的。这在战术上究竟作何解释呢？共匪惯用的战术，除了渗透包围游击法则之外，并无其他新奇的伎俩，然而他们何以能制胜呢？这完全由于我们的党务、政治、社会、军事各种组织都不健全，共匪看透了我们各种弱点的所在，于是採行他政治军事各种渗透的战术，真所谓双管齐下，打进到我们的组织内部，使我们本身无端惊扰，自行崩溃，所以他能蹈瑕抵隙，获得这样意外的胜利。

因此我们的失败，并不关乎敌之强大，而实由我之怯弱。我们不要把共匪看得怎样厉害，而应归咎于我们自己不行。就组织一项来切实研究，我们不但发现党政社会各方面毫无组织，就是陆海空军各方面本身的组织，也极不够健全，所以他到处渗透进来，尤其是他多方设法，来破坏我们组织裏的首脑部门，使之不能发生指挥联繫的作用，于是其所属各部自然就不攻自破了。这是共匪战术中最阴狠的一着，我无以名之，勉强称之为「断头战术」或「挖心战术」。譬如一个人只要把他的头脑斩断，或者把他的心脏挖掉，他的四肢五官自然不能发生作用了。在民国三十一、二年时，共匪对我们国军是实行其所谓「兵运」，希图引诱并麻醉士兵，发动叛变；后来他觉得士兵的作用微弱，等于人身的皮毛，偶受打击，并不影响生命的安全，于是改行上述的「挖心战术」，专行打击我们部队中的首脑部门为目的。譬如他对我们一团作战，他特别注重我们团长的位置行动，就首先打击我们团长，一师作战则先打击我们师长，对大兵团作战他就对最高级指挥官先行设法打击，这样使得我们作战的神经中枢完全中断，而整个军队也就可因而不打自垮。

他这个战法，我自三十四年剿匪以来，迭次警告大家，但是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因为平日鬆懈惯了，毫无警觉性，又不知研究如何防谍保密，来掩护他自己，因此就更易被其歼灭了。近几年来我们高级官长因遭共匪袭击而被杀被俘的，真是不知多少，所以大陆上四百万的军队，很快就被共匪全部歼灭。政治上亦复如此，自从我去年引退以来，因为中枢领导无人，于是地方党政组织，在短期内便土崩瓦解，这就是他运用挖心战术的一个例证。因为他要使全国政治失去中心领导，亦应用其挖心战术，以遂其各个击破的阴谋。这是过去的情形，现在已追悔莫及，不必再提了。但是今后要复兴国家，重建革命军队，必须对失败的教训，有彻底的认识，才能矫正过去的错误，奠定未来成功的基础。

（原载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4年10月31日出版。）

蒋介石对国军失败的检讨

陈 诚^[2]

总统对于大陆失败的教训，有过很多深入而精闢的指示，美不胜收，录其尤要者：

我们剿匪军事所以遭致今天这样的失败，决非偶然：第一、因为我们国军在抗战期间，一致对抗外敌，忠勇牺牲，实力消耗，而且长期战斗，精神疲惫，共匪则在八年当中，逃避抗战，扩充实力，处心积虑专门研究如何消灭国军、如何推倒政府。所以他们认为抗战胜利以后，以武力叛变，有必胜的把握；第二、他们认为我们高级将领皆已养尊处优，成了军阀，多半已年近五六十岁，个人都有家庭妻子儿女的牵累，和社会腐败的环境发生密切的关係，因之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不能整饬纪律再来带兵奋斗，更不能万众一心，通力合作，发生协同一致的效果。因此他可以各个击破我们，消灭我们；第三、他看到国军各级官长，平时精神萎靡，学术荒疏，自军长以下，以至于连排长，大家都不研究学术和典範令，更不注意侦察敌情和地形，随便拟定计划，随便颁发命令，而不能缜密研究切实準备，所以到处都是打糊涂仗。我审查过去各军失败的战役都是由于所定计划既不依照学理，而且违反兵学原则，同时部队与部队之间，又不知互助合作，协同一致，以求彼此补救其缺点，发挥其长处；第四、他看到我们高级官长对于部下的基本动作，如瞄準、射击、侦探、联络，不去切实注意考核，以致士兵战斗技术落后，不能作战，加以军队的给养不足，士兵的生活不良，甚至士兵吃不饱穿不暖，而官长尚茫无所知。官长对士兵视同路人，不但痛痒不相关切，甚至怕和士兵见面，不但高级将领不知道接近士兵是自己的天职，甚至连长阶级大多数亦是如此。这样上下生活脱节，自然情感毫无，官长既然如此对待士兵，士兵不叛变、不逃跑已算很好，何能望其听命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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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

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己带领的一部的利害，对友军的危难，整个战局的成败，几乎是漠不关心，以致我们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的传统精神和我们军人智信仁勇严必备的武德完全丧失。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驰，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兇顽狡猾的匪军作战，决无倖免于消灭的道理。

以上均係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六月一日对军官训练团学员讲。

匪我两方比较，我们的一切条件都要胜过共匪，但是各将领必须记取一句格言，就是「师克在和不在众」。在任何危急的情况之下，只要我们前后的将领，能够协同一致，和衷共济，则无论当面的匪军如何兇顽，人数如何众多，都可以被我们打败，被我们消灭。反之如果大家各自为谋，同床异梦，胜则争功，败不相救，那就没有不被匪军各个击破的道理。

三十六年六月五日对军官训练团学员讲。

抗战胜利之后，当时在人力方面，我拥有三百五十万人之正规部队，而匪军连民兵在内，不过五十万人；在物质方面，我拥有以抗战为基础之一切资源武器与器材，及美租借法案之剩余物资，并接收投降日军之全部在华物资，而匪军则仅居一隅，赖就地取材，极为有限。在此种对匪处于绝对优势之比例下，欲完全消灭共匪，实乃易如反掌之事，然而由于我各级干部精神方面之颓废，纪律之废驰，人谋之不臧，与夫军政之不协调，乃使剿匪军事毫无进展，反而江河日下，使匪我兵力消长，渐成反比，以致造成今日之形势。

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八月三日讲〈对戡乱军事之总评及训示〉

大家还要知道：我们这一次革命之所以失败，并非敌人真有许多大的力量打倒了我们，而是因为我们本身具备了许多失败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党内有若干不肖之徒，自认为本党已经失败，不惜充当汉奸的走狗，为共党卖力工作，来卖党变节，甚至趁火打劫，混水摸鱼，弄得廉耻沦丧，丑态百出，以致民心涣散，士气堕丧，形成份崩离析的局势。⋯⋯

其次，我们还有一个失败的因素，就是我们组织不严，因此共匪的侦探更易渗透我们的内部，真所谓「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由此偷窃机密的情报，製造无稽的谣言，威胁党员的精神，加速我们的崩溃。以致我们几百万军队，并未经过一个剧烈的战斗，就为敌人所瓦解，无数精良的武器，都奉送共匪来残杀我们自己了。

三十九年（一九五〇）三月十三日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

（本文摘自《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中华民国国史馆2005年8月初版，下同）

国军是怎样失败的？

陈 诚

国军是怎样失败的？我们应不难得到一个清楚的认识。

我自己也还有一些补充的意见，不妨一併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共军之基本思想在求战、求兵、求食。其指导原则在把握主动、活动、机动，以困我之点，断我之线，控我之面。为实现这些思想与原则，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行动轻快。如何才能行动轻快？又必须以减轻负担为前提，诸如守土的负担、保家的负担、保产的负担等等。自古至今，大凡争天下者负担少，守天下者负担多，形势使然，无可如何。戡乱军事，我守而敌争，亦为先天汴定之形势，则主动、活动、机动，在敌易而在我难，因之困点断线控面，遂成必然之结果。兵、食之源皆出于面，敌能控面，自然可以足食足兵。反之，兵力既捉襟见肘，饷糈又难乎为继，则一般不肖将领，方避战之不暇，哪裏还有协同友军同生死共患难的勇气？事至于此，虽使孙吴复生，恐怕也没有打胜仗的把握。

二、大陆失败，原因複杂，不可以一端论。但共产党攻心战术一直攻到我们大本营裏来，我们的参谋次长刘为章（斐），就是为共党工作的，我们都被蒙在鼓裏，这样的剿共军事，还想要不败，能吗？刘为章本为桂系谋士，小有才，所以让他当参谋次长。此人巧言如簧，最能先意承旨。我当参谋总长，常到各战场上去，内部完全由他操持，全盘军事几无机密之可言。徐州方面，原由薛伯陵（薛岳）主持，因为他挑拨离间，才换了人。薛伯陵如在徐州，徐蚌会战决不会垮得那样快。徐蚌一败，大局遂愈发不可收拾。据说：毛泽东某次介绍刘为章和高级共干见面时，曾夸奖他是第一功臣，则此人关係之大可知。

三、陆宣公（贽）〈论缘边守备事宜状〉，粗陈当时六事之失，我觉得对于我们大陆失败情形，颇多吻合之处，誌其要点如后：

1.措置乖方：谓胜敌必先练兵，练兵有攻讨之兵，有镇守之兵，不可混为一谈，混为一谈，则乖其用。我曾主张将剿共部队分为三种：（一）进剿部队；（二）防守部队；（三）清剿部队。三种部队之编制装备训练，因需要不同而异，亦即此意。但因隔于种种阻力，卒未果行。此亦可作为我自己德薄能鲜之一证。

2.课责亏度：驭众而不用赏罚，则善恶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当功过，则姦妄宠荣，而忠实摈抑。故使忘身效节者，获诮于等夷，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偾军蹙国者，不怀于愧畏，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于人，反罹困厄；败挠者行私而苟媚于众，例获优崇，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体也。这一段话和张灵甫的上主席书^{[3]，很有相似之处。}

3.财匮于兵众：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增供亿之弊，闾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半以事边。故兵多是财政破产的根源。半以事边，尚且如此，何况十之七八的收入是军费呢？

4.力分于将多：节制多门，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尫，众散为弱，夫乃逗挠离析，兆乎战阵之前。欲令齐肃，其何得乎？

5.怨生于不均：夫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矫佞行而廪赐厚，绩艺劣而衣食优，苟未忘怀，孰能无愠？不为戎首，则已可嘉，而欲使其协力同心，以攘寇难，虽有韩白孙吴之将，臣知其必不能焉。

6.机失于遥制：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遂令分阃责成之战废，死绥任咎之志衰，一则听命，二亦听命，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若所置将帅必取于承顺无违则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难则不可也。

总之，大陆失败是由于主义不行，以致千疮并溃、百病齐发的结果。以上所言都不过是列举其大端而已，归咎于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事，都不免有所偏失。我们应当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过在当政者负的责任更大罢了。

东北沦陷我要负一大部份责任

陈 诚

日本侵华，是由东北开始的。起初日人的希望，以能夺取东北为已足。假使当时我们认为东北可以不要，则八年抗战也许不致发生。那么反过来说，八年抗战之所以发生，也就是因为我们不甘心放弃东北。

但经过八年浴血抗战之后，如果胜利的果实，不包括光复东北在内，则千百万军民的死伤，难以数计的财产损失，都将成为无谓的牺牲，而所谓神圣的抗战，也不过只是一场悲剧的演出罢了。

然而在抗战胜利的前夕，我们东北的主权，竟遭受到盟国无理的出卖，这真是梦想不到的事。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日，美总统罗斯福、英首相邱吉尔，与苏俄总理斯大林会议于克里米半岛之雅尔达。会中除讨论联合国及德国失败后欧洲土地划分事宜外，以要求苏俄对日作战为主题，而签订了一项出卖中国东北的协定，其文为：

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事结束后两月或三月内，苏俄应加入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如下：

一、外蒙古现状（蒙古人民共和国）应予保持。

二、俄国前于一九〇四年被日本偷袭侵害之权利应予恢复。即：

（一）库页岛南部及其附属各岛应归还苏俄。

（二）大连商港应予国际化，苏俄在该港之优越利益应予妥保，并恢复旅顺租予苏俄为海军根据地。

（三）通达大连之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合设之公司共同管理。并经谅解，苏俄之优越权利应予保障，中国保留在东北主权之完整。

三、千岛群岛应割于苏俄。

协定中关于外蒙古及上述之港口及铁路，应得蒋介石委员长之同意，依据斯大林元帅之建议，美总统将採取步骤以获得此项同意。

美总统所採取的步骤，就是压迫中国与苏俄签订了一项「中苏友好条约」。这项条约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经两国政府批准公布。条约内容大致就是雅尔达协定的合法化。条约中保证俄军于对日作战胜利后三星期开始撤退，其最后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第一枚原子弹投落广岛，八月八日俄国宣布对日作战，随即派遣军队长驱直入我国东北及热察两省，不及一週，日本天皇已颁布无条件投降之敕令。俄军此时才进入中国几天，兵不血刃，就成了中国东北广大地区的胜利者，接受日本的投降，并掠夺东北价值鉅亿的工业设备和物资。这且不言，最使中国蒙受无可忍受的损失，就是在俄军卵翼之下，使共产党在东北深植下强大的武装力量，造成后来政府接收的困难，而戡乱战事终至遭受挫败，亦即造因于此。

依照「中苏友好条约」之规定，俄军至迟应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全部撤出我国国境，可是他们百般刁难，不肯依限撤出。同时阻挠我政府军队进驻东北。直到共军大量侵入东北，并获得俄军缴收日军装备后，俄军不待我军接防，遽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全部退入苏境。因之整个东北除瀋阳、锦州少数孤立据点外，都成了共党盘据的巢穴。

所以抗战胜利，我政府所接收的东北，除去几个孤立据点以外，别无他物。真正攫得东北广土众民的，是共党。而真正获得鉅量工业设备和物资的，是俄帝。为不甘东北沦陷而苦战八年的中国，到头来却一无所得。这种胜利的苦果，是怎样产生的？追本溯源，不能不说是雅尔达协定之所赐。

我政府起初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一九四六年九月改为行辕）主任，负责办理接收事宜。而以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主持军事。原望军政分治，协调合作，以期有所建树，不料合作不成，反而互相牵制起来，以致军事力量与行政效率，都相对的为之削弱。再则军政双方，都缺乏通盘筹划的计划，而一般不肖人员以劫搜为接收，较之关内其他各地，殆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士气人心，均发生严重的恶劣影响。东北大局，既如上述那样的险恶，再加上我们军政方面的不争气，遂愈益不可为。

一九四七年七月，美总统特使魏德迈将军莅华，曾赴东北访问，认为东北现状，与人谋不臧有关，于是我政府乃有调整东北人事之考虑。八月十二日，我以参谋总长身份，奉派飞瀋视察。除访问东北元老，代表主席致慰外，即约集东北军政党团首长，检讨有关东北各项问题。十五日飞四平慰问军民，时当我军大胜之后，发现有不肖军人乘机掠夺民间财务情事，当予议处，然对于军纪败坏，深觉痛心。十六日再飞长春、吉林、小丰满等地视察，原拟再多留几日，藉图充份了解东北实况，惟因主席电催返京，只得于二十一日结束了这一次东北之行。

返京后，即奉主席召见，于报告东北情形后，对于调整东北人事，先拟请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兼任，李不愿，乃定由国防部长白健生（崇禧）兼，白亦不肯接受，却竭力主张要我去。我想国步艰难至此，倘能为主席稍分一点忧劳，自是义不容辞的，不过参谋总长职务则必须准我摆脱。主席考量之后，却只准我兼，不准我辞，在我兼任东北行辕主任时期，参谋总长职务交由参谋次长林蔚代行。议既定，我只好遵命而行。

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的命令，是三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发表的，稍事摒挡，即于九月一日飞抵瀋阳。

当时东北情形，虽然刚在四平街打了一个胜仗，但就整个大局来讲，绝对无法挽救，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东北耆宿张作相、王树翰、冯庸、高惜冰等十一人，知道我将要来东北，曾就东北党政军各方面的情形，写给我一封信，对于当地现状，颇有一些简单扼要的描绘。如说：

军事方面：「今者大敌必须国军，小敌亦必须国军，奸匪窜扰无已，国军疲惫不堪。」「奸匪之在东北，拥有强大背景，据有优厚资源。」

政治方面：「东北情况虽属特殊，而机构制度实多与实际需要未能切相配合。尤以机构之繁多，编制之庞大，事权分割，效力低劣，为目前之大病。」「各省负责人选，应付非常，动关成败，必须慎重简拔，不可稍存姑息。」

军糈民食方面：「东北目前收复地区，不过二十余县。本年辽北战事春耕十废其九。奸匪所至，存粮劫掠一空。因之产粮区域，已发生严重之民食问题。迨至青黄不接之时，其危机之严重，益将不敢设想。因之军粮若在东北採购，就令彻底禁止人民食米，亦将搜罗无方。」

党团方面：「东北在光复后主持党务者，闻有出卖党证志在敛财者。种种劣迹，驯至地方公正人士，胥与绝缘。」「剿匪若不能对政治党务下有整顿决心，则军事纵有十分把握，而此等恶劣份子为渊驱鱼，恐党国之患，不在外而将在内。」

东北与热河唇齿相依，我到东北不久，接到过热河省参议员关铁铮的一封信，从这封信裏，又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热河：「热河当前势态，全省二十县，现在政令所及仅有七县。而七县所属多者七、八乡，少者三、五乡，其环绕县城为匪所据者，近只一、二十里，远亦不过三、五十里。即以首县承德而论，省政中心，重兵驻在，而亦市内四镇金瓯无缺，此外二十乡，吾之所有亦不过残破不整之七、八乡耳。所谓我佔点线，人有面积，人据生产之区，我守消费之地，现在秋成伊尔，我将一无所获。」

这样的东北和热河，我来了，又有什么用？可是你也不来，我也不来，要主席自己来吗？所以我之此来，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种行动。俗语说：「死马当活马医」，就是我此来的工作方针。

我到东北后的作法，概括起来说，只有十二个字，即：整饬内部、安裕民生、培养战力是也。

至于怎样「整饬」？怎样「安裕」？怎样「培养」？「卑之无甚高论」，我只提出一个「正常化」的口号，以为一切设施的準则。所谓「正常化」，就是因为当时目所见的耳所听的都太不正常，不能不加以纠正罢了。

譬如当军官的职责是练兵是打仗，军官都能尽其职责，而不分心外务，这就叫做正常。反是，他们放着应尽的职责不管，却忙于开报馆、办学校、干涉地方行政，甚至开舞厅、办工厂、走私、做生意，这当然就不能说是正常了。再如地方官吏的职责，是组织民众、安辑地方、充裕财源、推行建教，这就叫做正常。如不此之图，却一味的要练兵，要扩张地方武力，便不能叫做正常了。

东北光复后，机关林立，冗员充斥，许多人都游手好閑，无事可做。以致是非、功过、劳逸，均无所稽考，影响政治风气及行政效率者，至为深鉅。最可怕者，就是共谍，最容易在这种夹缝中潜伏，扰乱我们的内部，暴露我们的机密，使我们完全陷于「可胜」的劣境，而难以自拔。说起潜伏共谍的案子，真使人不寒而慄。举其大者，如前保安长官公署的作战课长、行营无线电台总台长、南车站总站长，居然都是共谍。尤可异者，瀋阳防卫司令部之政治部主任，与中央派来东北主持调查工作之首长，即为共党在瀋阳情报工作之最高主持者。此外机关学校以及新闻通讯单位，被共谍渗入者，其数更无法计矣。这现象太不正常了。所以我们才决定裁併庞杂机构。先把行辕本身政治、经济两委员会，合併而为政务委员会，以资倡率。尚未接收的六省两市，亦均分别设有庞大的省市政府于瀋阳，实在太不成话。均着先行缩编，并令进驻于各该省市接近地区，以便随时前进。又管理敌伪财产的机关，原有三个之多，实无必要，也决定合併成一个。所有裁併机构的编余人员，一律编为政治大队，加以甄别训练后，再派赴各地工作。此亦化无用为有用之一道也。

截并机构的最大收获，就是内部较为整饬。因为内部整饬，良莠混杂为不可能，共谍渗透的危险，也就相对的大为减少。

东北接收后，奢靡浪费现象，随处可见。魏德迈将军来东北时，对当时官员之纸醉金迷生活，亦大感惊诧。我来了以后，觉得当此万方多难之时，哀鸿遍野之地，而国家官吏醉生梦死如此，实属匪夷所思。有心大力整顿，又恐投鼠忌器。乃决定以身作则，力行节俭。并提倡不盛宴宾客，不作餽赠，不准公务人员参加赌博等不正当娱乐，风气稍稍改观。

东北厂矿机器，多为俄人劫掠而去。小丰电厂原有六部巨型发电机，俄人掠去其四；鞍山铁厂原有炼钢炉九个，俄人掠去其六，为共党破坏两个，仅余其一可供使用。抚顺煤厂亦因设备缺欠，产量锐减。故东北需要机器至为迫切。为增加生产计，乃以东北多余之煤及大豆，换购境外之机器，旁及米麵棉花纱布等物，以补境内生产之不足。

又为调节及充裕物资起见，规定输出物资，只许换取外汇或与其他各地交换货物。商人汇款出境，必须保证购入民生日用必需品，但绝对禁止官僚资本混入投机。

以上防止浪费，增加生产，争取境外物资等项措施，都是为了安裕民生而发，自不待言。

关于充实战力方面，我们作了以下几件事：

一、军人不务正业，如上文所说开舞厅、走私、作生意等等，如一律放任不管，则久而久之，谁还肯练兵打仗，出生入死？故均严格加以取缔。军人如都能恢复正常军人生活，自可收充实战力之效。

二、瀋阳大街小巷到处都可看到游杂部队之番号，其他各地亦大同小异。一九二一年前后的广州，有官多于兵，兵多于枪的怪事，东北当日情形，亦正可与之媲美。这般人骚扰百姓则有余，以言剿共戡乱，实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因规定凡未奉政府核准之任何名义之游杂部队番号，均须一律取消。其中如有素质较好之官兵，另派国军中予以适当安插，余则交由地方政府使设法从事生产工作。

三、东北地方原有十三个保安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另外尚有十二个步兵支队，及骑兵部队大小单位甚多，大都空虚紊乱，不堪作战。为充实战力，乃加以整编。将步兵分别整编为三个军，将骑兵改编为骑兵司令部，辖三个旅及两个独立团，其余编为三个团。所有整部队其待遇与装备均与国军同。

又为便于指挥作战，复将原有及新编之十一个军及其配属部队，编为四个兵团司令部，分别统率。如此单位略为简化，层次比较分明，指挥较有系统，军纪亦稍严肃。

四、东北各省尚各拥有保安团队，大多只存番号，无实力之可言。但经费均照编制开支，虚靡国帑，莫此为甚。因亦一律加以编併。除辽宁、辽北、吉林三省保安司令部原有两个保安团各编併为一个团，安东、松江、嫩江三省保安司令部各改为民政厅保安科，原有一个保安团保留一个保安队作为省府守卫之用外，其他各省保安司令部及保安团，一律取消。剩余兵员以之充实保留之保安团。编余干部即集中训练，以之从事共区内之地下工作。

以上关于整饬内部，安裕民生，充实战力，我们所做的事，绝无好高骛远之处。总而言之，还是前边说的那句话，我们只是纠正一些太不正常的现象，使之归于正常而已。

此外应当说一说的，是我到东北后指挥作战的经过。

我到东北之前，敌人已经发动过五次攻势，我于九月一日到东北，九月六日，敌人就发动了第六次攻势。

东北敌我兵力，在前五次攻势中，大致不相上下，不过共军补充得快，战斗的伤亡，随时可以补充起来。而且被裹胁的新生力量，有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到他们发动第六次攻势时，敌我兵力已众寡悬殊，几成二与一之比。我当参谋总长，这情形是清楚的。所以在未离京之先，已有请派两个军加强兵力计划，但当时有人以东北冬令无法作战为理由，阻挠增兵计划之实现。殊不知东北春末解冻后，雨季水汛，继之以青纱帐起，才真正无法用兵也。

共军第六次攻势，由九月六日开始，直到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暂时算是告一阶段。在这次攻势中，共军使用兵力，计由林彪指挥的第一、二、三、四、六、七、八、十、十一等九个纵队，又热河兵团所属第八、九两个纵队，合为十一个纵队，所辖三十四个师、八个旅，总兵力约达四十万人，其他公安及军区部队兵力，亦在十万人以上。国军的兵力有正规师二十六个师，暂编师十一个师，可参战人数约在二十万左右，尚不及共军的半数。

就当时敌我态势来讲，共军据有广大地区，容许其机动集中。我则侷促于都市的点线防守，虽在运用上能分区力求集中，而在主动上已经失却机先。

我军作战指导，以培养战力为前提，以确保战略要地，再谋待机打击共军主力为方针。故使用必要兵力守备永吉、长春、四平、瀋阳、锦州、葫芦岛等地区，而以有力部队机动控置于铁岭、锦州，先排除北宁路障碍，再图打通瀋长路交通，并待机依城野战，集中优势兵力，为各个击破共军之计。

这一历时四个月之久的作战，经过重大的战役，是以下四个：

一、包围瀋阳战役：共军以热河兵团八、九两纵队对北甯路锦州和锦西，林彪之七纵队对新民、八纵队对营口，自九月六日至十月十日，先后发动攻击，企图大规模迂迴包围瀋阳，均为我军所击败，战局得暂趋稳定。

二、再犯瀋阳战役：自十月七日至二十三日，共军以第一纵队趋铁岭东南，以第四、十一两纵队趋抚顺营盘，展开战斗，企图破坏北甯路窜扰瀋阳，被我军分别击溃，战局曾一度开朗。

三、永吉、北甯路战役：共军以二、六、十等三个纵队大举围攻永吉，再以七纵队破坏北甯路新民打虎山段，意在南北进犯，使我顾此失彼。战斗自十月十六日起至十一月十八日止，缠斗月余。我军先解永吉之围，另以一部击破共军之第七纵队，共军无所获。

四、公主屯战役：此次战役始于十二月中旬，终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旬，共军以第八纵队窜白旗堡绕阳河，以第九纵队窜打虎山，以第四纵队窜海城、辽阳，同时以第一、二、三、七，四个纵队猛犯公主屯。敌情判明后，我认为共军以四个纵队犯我一点，正予我以歼敌之良机，乃令新五军陈林达部坚守公主屯，尽力拘束共军。另令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最精锐之新三军、新六军为打击部队，并以七十一及四十九两军协同攻击，分途急进。以当时情况言，我已稳操必胜之券。不意廖兵团未能遵命行动，前进迟缓，仅距公主屯十公里之差，致使新五军于苦战五昼夜后，为共军所击破。共军亦随即他窜，使我功败垂成。

公主屯战役之后不久，我因胃疾加剧，也就奉命离开了东北。我本想与东北共存亡的，但亦无补于大局，林蔚兄曾有信劝我休养说：「国家乃国人之共有，而郅治非岁月之可期。」又云：「国政不怕无人来治，而有病之身纵欲尽力亦无从为力。」可谓至理明言。

我本有胃病宿疾，但不甚措意。一九四三年任远征军司令长官时，因感责任艰鉅，而处境甚为恶劣，时作剧饮，以资破闷，致酿成胃出血之症。当时虽经治癒，但一九四五、六年均曾复发。此次北来，到瀋未久，病即发作，以当前局势严重，隐忍不言，唯有尽力苦撑而已。其后病势日重，仍依病榻约见军政要员，指授方略，并日夜以电话指挥军事。一位美国朋友来看我，认为以重病之人，负此重责，非但公私有害，且为极残忍之事。主席对我更为关怀，曾派飞机送名医戚寿南到瀋诊治，认为非有较长时间休息不可，主席亲临瀋阳，见我力疾苦撑，恐于公于私均有不利。回京后，即电召我回亦疗养，并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专负军事责任。卫到任后，东北付託有人，我乃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离瀋飞京，旋即转沪就医。

卫在东北，前半年尚勉可维持，到了十月上旬，共军猛犯锦州，採用了所谓「三合一」战法，即锦州一破，瀋阳、长春均可不攻而下，即可席捲东北。十月十五日锦州不守，二十三日长春陷落，共军以钳形攻势合围瀋阳。我方以廖耀湘所部十余万人，从新民分向新立屯、黑山攻击，企图收复锦州。廖所部皆国军之精锐，但仍迟迟不进，一如前此赴援公主屯时行动，遂被共军击溃于辽河西岸，全军尽覆。共军乘势合围瀋阳，瀋阳守军不战自乱，至十一月二日，遂为共军所陷。东北亡。

雅尔达协定，是使东北陷入敌手的远因，铁案如山，殆属无可否认。不过雅尔达协定，并没有出卖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协议，如说东北为华北的屏藩，东北不守，始造成华北以至整个大陆的不守，虽亦可言之成理，但这不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道理，我不想这样说。我觉得我们应当反躬自省。

至少东北之亡，我是不能辞其责的。无论站在参谋总长的立场，或是行辕主任的立场，我都要负一大部份东北沦陷的责任。所可问心无愧者，就是我已尽心竭力而为之，未敢丝毫怠忽职守，当胃出血病况严重之际，至不惜继之以死，如是而已！

大陆究竟是怎样沦陷的？

蒋纬国^[4]

国际、国内环境所发生的影响

先父检讨反共斗争中的错误和缺失，及其对国际、国内所发生的形势与影响称：

我许身国民革命，已49年，从不计个人的毁誉，亦决不推诿自己的责任。1949年美国政府发表其中美关係《白皮书》。当时我已经宣布下野，离开政府已有六个月了，惟闻政府亦要计划一份《白皮书》，指责美国政府自雅尔达会议以后，在中国局势演变中，所应负的责任。我极力反对这个说法。我当时就告诉来台徵求我意见的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说。我们中国在美国还有许多的友人，并不因《白皮书》而对中国国家的前途感觉失望，亦不因此而对中国政府的信誉有所怀疑。现在我们政府如果为此，要与美国来作无益的辩论，这不只使我们两国人民百年来所建立的传统友谊，将受到莫大的损伤而无法补偿。而且其结果，惟有增强俄共离间中美阴谋的助力，达成其所预期的目标，而使其称快而已。我们中国处世以及做人处事的道理是「厚于责己，而薄于责人」。

由此可知，我中华民国政府当时受到国际间的阻力是如何的险恶！以下事实的披露，更可提供作历史的见证。然而本人又为何反其道而要揭穿其中之关键呢？一则时间上已过去50年，历史要作新的评价；二则应重估西洋人心态之本质和特性；三则从其国防和外交的自我需要，这就是我要从其人缘和史缘方面检讨，始能了解平心而论其真相，从而入手，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之根本。因为西洋人之个性直言其隐，说穿其对与错，得与失，只要说得对，他们反觉得我们的诚恳；我若谦恭，只说己过，西方人亦尽以过失加诸我方，反以表面之功尽居诸己，以为一切成功，全因自己之能力运用得当，而得之自然，引以为得意。虽在西部开发中，曾一再欺骗红印地安人以求胜，事后有人引以为耻，但最后仍以力克服，终将之逼至最贫瘠之地而困居之。又有何人同情！可见白人之自大，为乱世之又一因素！但平心而论，以东西方之团队能力，和合作精神，人缘与史缘战略之东方人证诸近代史实，确实逊人一等！那么怎么办才好呢？我认为一方面应把握先父之基本精神，一方面还应从史学家诚恳之本质入手，久之必能化敌为友，本文决无刻意重新掀起旧恨新仇之意！

抗战后至戡乱期战争形态之演变与国共战力之消长

一、战争形态之演变影响整个戡乱形势

当先父发现中共缺乏诚意与政府合作，拟即发起全面剿共时，因当时中共力量，实不足以与政府抗衡，美、苏、英三个列强，唯恐抗战胜利后，先父领导的中华民国强盛起来，将影响他们在亚太印洋的权益，乃一面全力援助中共，一面百般阻挠国军的剿共行动。苏俄则以军事装备积极编训中共军队，充实共军战力；美国则运用调停小组与美援政策，拖延国军反击时间，以利共军能获得充份的时间，从事整补与训练，建立足够的武力打击国军。而中共呢，则配合美、苏的行动，发动了「蒋总统不下台，美援不会来」的心理攻势。易言之，美苏一唱一和，中共唯命是从。因此，中共方面，来自三方的力量（包括中共本身），扩大了中共叛乱势力。而国军方面，则受到三方面的压力，包括美、苏对国军的打击，与中共的宣传，同时，中共配合了美国政府的行动，发动了「蒋总统不下台，美援不会来」口语的心理攻势，野心家及动摇份子附和和鼓譟。先父为了但求美援救国，有助于民，乃于1949年元月21日宣告引退。当时的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后，立即废除动员令与戒严令，释放被拘捕的叛乱份子，并派代表团与中共和谈。结果是中共扣留和谈代表，宣布战犯名单，大举渡江南下，戡乱战争完全崩溃，使中国大陆沦入铁幕。最后美国政府发表了一纸《白皮书》，明白地公告：「中国大陆的沦陷，是由于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美国不负任何责任！」在这样的内忧外患的恶劣情势下迫使国军剿共的力量，不论政、经、心、军，都面临在複杂的环境中奋斗，日趋劣势。已如于前述，其中有一点最大的关键因素，值得在此一提，中共特别重视宣传，不择手段对国内外知识份子下工夫，长期诬衊先父与其领导之政府。因而不少中外偏激的学者，均相信中共的说法，如国内的民盟人士罗隆基、闻一多等；国外的费正清等。而一般社会人士总以为学人说法应可信。但此批人士发言均做了中共的应声虫，遂致我中央政府陷于孤立。而将大陆陷共的责任，完全归过于先父一人，这很不公平。因为满清中叶以后，社会风气因循敷衍；民国成立，风气稍改，但旧习虽除，行政效率自然不理想。先父虽积极推动，一人又安能短期内改革社会风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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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