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番添油加醋，激得孙可望更加愤怒。

见火侯已到，张虎又劝：“皇上在云南，端拱而已。内外大权，皆归李定国。而李定国所信，惟有中书金维新等人，终日升官晋爵，没有远略。今昆明兵马，不满三万，人无固志。国主您如果出兵，可唾手而得！”

孙可望手下的翰林方于宣也急劝孙可望入云南，取代永历称帝。

回家后，他得意地对家人讲：“国主登基，我必为首相！”

不久，永历帝派白文选来劝孙可望，差点被孙可望杀掉。众将相劝下，孙可望才饶过白文选。

昆明城中，永历帝为树恩威，大肆封赏，任用了一大批官员，惟独户部左侍郎龚彝辞官不受：“为臣在云南受封孙可望十年厚恩，不敢受陛下官。”

云南官员闻之皆很愤怒，指斥他说：“你身为明朝进士，世受国恩三百年而不报，反念孙可望十年之恩，真不是人！”

龚彝恬不知耻，不以为意。他倒不是多么“孤忠”，而是认定孙可望兵多将广，昆明很快就要变天。

不过，路到绝处开生面，人到后来看下场。龚彝这个人，当时广为人所诟病，但后来永历帝被清朝押回昆明，他却以当着皇帝面自杀的方式，作了永历帝生前看到的最后一个南明忠臣。

至于马吉翔，本来已被李定国派手下将领拘押。这个京油子能说会道又出钱，把看押他的兵将哄得特别开心，引之为友。恰好李定国手下金维新等人常到那位军将家议事，马吉翔又与金维新等人打成一片，一帮人在李定国面前极赞马古翔之好，齐口为他诉冤，说从前之事，皆别人嫁祸于他。

李定国早知马古翔臭名，深不以为然，但禁不住手下这么多人说他好话，便唤来一见。

马吉翔一见李定国，立刻下拜叩首，称赞道：“晋王您有再造国家之功，千古无匹，从此以后，青史流芳。我马吉翔今天能活着见到您，死也瞑目，至于我自己的是非冤苦，皆不足说！”

京棍如此能讲，真有高超至极的舌辫。他根本不为自己诉冤，就一下子博取了李定国的好感。

大悦之下，李定国与他握手谈心，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并留马吉翔于府中数日。

李定国是个憨直人，从没见过这种京油子，很快被马古翔哄得身心俱软，堕入其术中而不觉。

由于老马情商极高，他不久就把李定国左右军将皆哄得团团转，交口称赞他是好人。

一次，酒席宴间，马吉翔对金维新等人讲：“晋王功高得封，你们却仍旧是原职。如果能让我在皇上左右奔走，必定为诸公讨得高爵。”

诸人大悦，马上劝李定国：

“马吉翔原本朝廷旧人，应该让他重新入朝担任要职。如此，他归诚殿下，日后一定会在朝中照应我们。”

李定国深以为然。于是，他就推荐马吉翔入阁办事。

永历帝深恨马古吉翔，但又不能驳自己的“恩公”李定国面子，不得已而从之。

马吉翔否极泰来，重掌朝权。相比之下，太监庞天寿就智商低得多。李定国一入安龙，他就畏罪自杀了。

马吉翔入阁后，一方面挟李定国之威以要胁永历，一方面又借永历之宠以耸动李定国。内外大权，未满一月，重归马吉翔之手。

十八忠臣地下有知，肯定是冤气冲天。

由于以为可以与孙可望相安无事，永历帝就派刘文秀率兵入川。既然得封蜀王，刘文秀很积极，在永历十年春，他提兵复入蜀地。

一年时间不到，由于孙可望犯滇，李定国急忙把刘文秀招回。由此，南明就无法再对川地加以经营，听任清军蚕食鲸吞。

贵阳方面，心有不甘的孙可望遏制不住怒火，蠢蠢欲动。

翰林方于宣为当“开国功臣”，更是一力窜掇：“如今皇上在昆明，李定国相辅，人心渐归。臣希望国主早正大号，封拜文武世爵，则人心自定！”

于是，孙可望意志益坚，日夜训练兵马，随时准备进击云南。

当时，明朝的四川巡按钱邦芑被软禁在贵阳的大兴寺中，深忧国事。他通过人找到白文选，让他为国出力。

白文选为难：“我本人决不负朝廷，但只身一人，决难成事！”

钱邦芑说，“孙可望属下的马宝、马进忠、马维兴三人，皆是朝廷昔日勋臣，世受国恩。孙可望如果犯阙，一定选用你们为将，到时候，他们三人一定帮忙。”

听此言，白文选心中稍安，私下与三马相见，相约扶国。

永历十一年（1657年，顺治十四年）八月初一，孙可望于贵阳誓师发兵。他以白文选为“大总统”，以马宝为先锋将，合兵十四万，直扑云南。

十八日，兵渡盘江，云南大震。

昆明城中，王尚礼私约龚彝等人为内应。人在楚雄的王自奇本来约好要与孙可望夹击昆明，但他先前因醉误杀李定国营将，畏罪逃走，率兵远达永昌，所以没能及时策应孙可望的军事行动。

行至距曲靖三十里以外的交水，孙可望列三十六座大营，军威赫赫。

昆明城中，李定国、刘文秀二人相顾失色。

刘文秀表示，“昆明城中有王尚礼等人为孙可望作内应，再迟二十天，王自奇在永昌得知消息，肯定会引兵而来。到时候，我们腹背受敌，不战自溃。不如现在我们还有时间逃往交趾，犹可自全。”

李定国摇头。“交趾兵也有不少，我们兵力总共才不到三万，拖家带口，怎能占领交趾呢？不如我们往沅江、景东方向进发，攻取土司地方安身。”

商讨二日，终不能决。关键时刻，曲靖的孙可望手下“大总统”白文选突然率全营万余兵将拨营而出，决意拥戴永历帝。他安排好自己的部队后，先带十余骑出奔，直入昆明，入宫与永历帝相见。

李定国、刘文秀不知情实，闻讯大骇，连忙入宫。

白文选说：“此时我们应该迅速出兵与孙可望交战，马宝、马维兴等数将皆暗中与我有约，稍有疑迟，事机必露，大事去矣！”

李、刘二人犹疑，以为白文选使反间计，不敢听信他的话。

白文选看出二人心思，大声道：“如再迟不发，我辈死无葬身之地！如果我有一字诳骗皇上、有负国家，当死于万箭之下！我现在先赴阵前，你们马上整兵速进！”

言毕，白文选上马驰去。

李定国、刘文秀二人，此时亦无退路，只得整兵策兵，前往交水安营。

他们与孙可望士军只隔十里。对方有三十六营，而李、刘二人仅三营而已。

本来，当白文选忽然叛走之时，孙可望恐人心不附，打算退兵，召诸将计议。

马宝害怕大军回贵州后，自己先前与白文选的密谋泄露，便挺身激劝：“白文选所领不及万人，而我军十倍于对方，为什么国主您以白文选一人之故为进退，难道我辈不是人吗？”

孙可望手下猛将张胜也拍案而起，大叫：“我一个人出马就可活捉李定国！白文选什么东西，何必拿他当回事！”

这样一来，孙可望大喜，以为军心可用，笑说：“诸将如此，吾复何忧！”

大清早，孙可望登高，算了算李定国大营人数，知道昆明之兵尽出，就对张胜说：“你可率马宝等人简选七千精骑，连夜走小路去昆明城下突袭。城中有王尚礼等人接应。昆明一破，李定国一军家属尽在城中，定无战心！”

张胜得令，约马宝一共进兵。马宝忙遣人持密信至李定国营，催促对方马上出战，否则张胜提前一步到昆明，大事皆去。

这一天，是九月十八日。本来李定国约孙可望二十一日决战，接此信，骇然大惊，忙遍召诸将，命令连夜拔寨，于十九日黎明提前总攻。

孙可望心中有底，从容应战。

对阵之初，刘文秀手下大将李本高从马上摔下，被孙军杀掉砍头，刘文秀军小却。

见状，李定国心慌。孙可望在高岗山望见此景，急挥令旗，命令诸营进击。

李定国、刘文秀与孙可望共事多年，深知其谋多智广，又众寡不敌，心中生惧，商议阵前退兵。

幸亏白文选拍马而来，在旁怒斥：“张胜已提兵往袭昆明。如果现在退兵，孙可望以精骑蹑追我军之后，士兵肯定惊溃散亡，我们不可能活着回到昆明。前进死于战阵，难道不比后退死于追兵马蹄之下强吗？何况，孙可望军中马维兴等人均与我有约，假如我们决志而前，他们必定阵前反戈！”

见李定国、刘文秀仍旧沉吟不决，白文选大喝一声，策马而前，先率手下五千铁骑直冲孙可望大阵。

望见马维兴军阵不动，白文选知道对方有心，直奔过去。马维兴军不放一箭，忽然开阵，腾出空档，放白文选马队驰入。片刻之间，二将合营，直抄孙可望后阵。

他们所向披靡，连破数营。

孙可望在高岗见此情状大惊：“马维兴与诸营都叛我啊！”其余诸将见此惊骇，皆无斗志。

直到这时，见孙可望军中旗帜渐乱，白文选、马维兴二部合力击杀，李定国、刘文秀立刻抓住时机，率军队突前奋击。

孙可望军败如山崩，拨马返身狂逃。

见战场胜负已决，李定国要刘文秀与白文选等人继续追击孙可望，他本人率兵疾驰，回救昆明。

孙可望手下将张胜地走小路，五天内即赶至昆明城下，准备攻城。城中王尚礼披挂骑马，正欲接应，却被沐天波骗入朝中，软禁起来。

张胜等了半日，不见城内有人接应，只得硬着头皮下令攻城。欲挥令旗时，他忽然看见城内碧鸡坊的门楼上高悬“飞报大捷旗”，非常纳闷，就问城外居民那大旗是什么意思。

居民讲：“李晋王在交水杀败秦王，昨夜差人报捷，故而竖旗。”

马宝趁机说：“我们大营兵败，李定国必派兵截我们后路，现在只能撤退为上！”

于是，张胜、马宝等人再不敢攻城，纵兵城外大掠一番，趁乱逃走。

城中被软禁的王尚礼听说张胜撤走，知道事情败露，惊慌中以腰带上吊自杀。

张胜回撤途中，在浑水塘正遇李定国，双方列阵死战。由于只有这一条退路，张胜挥兵拼死杀前，一时间杀得李定国军几乎不稳阵脚。

刚经交水大战，未及修整，又连夜赶路，李定国军战斗力消耗极大，打了近一个时辰，疲态顿现，李定国属下士兵扛不住，呈现全线溃败之势。

列于张胜阵后的马宝发现情况不妙，马上向张胜兵阵连发大炮，呐喊杀来。

张胜虽是勇将，见此也不得不惊，大叫：“马宝也反了！”拍马就逃。

跑了一宿，张胜半路见自己部将李承爵来迎，心中大喜，庆幸自己终于逃得一命。

二人正寒喧间，忽然冲出数名兵士，把张胜击于马下，五花大绑。

张胜大骂：“汝为部将，何敢叛我？”

张承爵回道：“汝敢叛天子，又安能责我！”

张胜哑口无言。他被押送昆明后，永历帝下令送入闹市斩首。

十月一日，孙可望逃至贵州境内，忙令留守大将冯双礼把守威清等地要路，相约说：“如果刘文秀追兵至，可速放三炮通知我。”

冯双礼早得到李定国让孙可望疾逃的指令，没过多久就点放三炮，吓得孙可望连水也没有喝一口，携妻儿亲信以及大批金银辎重逃出贵阳城。其实，当时刘文秀大军离城尚远，刚到普安。

众叛亲离之际，孙可望这个“国主”狼狈至极，行至新添，他的妻妾、辎重，尽为冯双礼手下所劫掠。

到达偏桥时，孙可望随从只剩二十个人。路过镇远、平溪、沅州等地，南明守将以及他昔日手下将皆闭门不纳。

到了靖州，他才得喘一口气。

穷愁之下，孙可望有如下几种选择：第一，隐退山林，与李定国讲和。毕竟二人从前一个锅里吃饭，他政治上已经失势，李定国饶他一命应该不难。

第二，招收旧部残兵，伺机反扑。看上去虽然很难，随时间的推移，仍旧存有可能性。

第三，最下的一招，就是向清军投降。

孙可望选择了最下的一招，恨恨表示：“孤不惜此数茎头毛（指剃发），当投清营借兵，以报与李定国之不世之仇！”

孙可望最后确实狼狈，明兵追杀之下，仅与十余人投往武冈清营，身几不免。

不久，李定国与马宝进兵永昌，擒杀王自奇，其余孙可望兵将，皆束手归诚。至此，云南、贵州大定。

论功行赏，永历帝下诏，封白文选为巩昌王，众将赏爵有差，皆获厚封。

至于那位永历帝先前赐金簪让他与孙可望请和的张虎，情急之下率残兵投奔老同事刘文秀。

刘文秀立马派人把他捆绑，痛斥说：“天子派你去讲和，你却挑拨说是让你用金簪行刺，真是小人！”立刻把他押至昆明。到后，遭凌迟处死。

那位一直窜掇孙可望称帝的方于宣，本来正在靖州一带主持考试，所出题目有“拟秦王出师讨逆大捷”等。得知孙可望败走消息，他马上派人送信给贵阳原被孙可望软禁的巡按钱邦芑，表示说他本人要“纠集义旅，生擒孙可望以献功朝廷。”不久，昆明有人来把他抓住，宰相未当成，就地被人宰掉。

黔滇大定之下，永历朝廷并无振作之相。

马吉翔与李定国手下亲信金维新等人打得火热，逐渐地，李定国本人日益受其蛊惑，疏远正人，信任宵小，致使奸党布列朝廷。

见此情形，有识者皆知南明国事渐紊，大不可为。

<h3>到死难洗一生羞——丧家狗孙可望的下场</h3>

孙可望降清，是南明史上一件大事。他投降之后，虽未亲自为清朝军队作向导，但把西南三省虚实尽告洪承畴，致使清朝及时调整方略，直捣虚处，南明彻底丧掉喘息的机会。

交水之战爆发，清廷得到这个消息很晚。大战发生的一个多月后，即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二十七日，湖南永顺地方军才接到土司送来的情报，得知南明内讧的消息。

十一月一日，孙可望手下将领赵世朝先到清营，报称孙可望要降清。清军总兵李茹春急忙调兵前去接应，在杨田桥，巧遇被自己人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孙可望。重兵相迎，派人把他护送到宝庆府。

对此，洪承畴极其重视，本来他要去宝庆亲迎孙可望，又怕南明军发动忽然攻击产生危险，就派人接孙可望至长沙。很快，他本人也到湘乡翘首而待。十二月初三，两个人携手来至长沙。

安置过后，孙可望一行人正式剃发降清。

北京的顺治帝也特别重视孙可望的到来，以极快速度破格封他为“义王”。对此，孙可望感激涕零。回想自己坐拥滇、黔时，南明朝廷为一个王爵迟迟不予的前境，清朝主子二话不说就赏王衔，不得不让他感慨万千。

研究南明史，乍看洪承畴给北京清廷的奏表，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即孙可望早已与洪承畴联络，他一直准备降清。而且孙可望降清的原因，似乎是洪承畴此前做了许多工作，循序渐进，终于发生成效。

实则不然。

洪承畴任五省经略后，清军在湖广、两广、四川等地举步维艰，进守无兵，驻守无粮，进退维谷，基本上与南明处于艰苦的战略相持时期。

清军不仅士气低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招降招抚的招术也很难管用。

从孙可望方面讲，他从贵州逃出的路上准备投降清朝时，就已经向洪承畴发信。他当时的要求，是“借兵复仇”，收复云南，其本意还想事成后做一面之王，条件是向清廷接年交贡纳赋。如果他手里有兵，自然可以以这样的语气来与清政府讨价还价。

孙可望败得太快，跑到湖南时，基本成为光杆司令。于是，他只能改变口气，表示说只要向大清借兵“以雪深仇”，并希望自己能成为清王朝属下的太平百姓，再不敢提及自己要回据滇黔之事。

洪承畴为清朝主子鞠躬尽瘁，毕竟精力体力有限。作为五省经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一直误判形势，对李定国、孙可望、郑成功等人的关系搞不太清楚。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和清军的尴尬局面，他总是上疏渲染李定国、孙可望、郑成功等人的互相“联合”，对南明各系中的矛盾没有本质的认识。

由于当时洪承畴的误判，北京顺治朝廷非常动摇，费粮耗饷下，北京清廷不想再拖耗下去，甚至准备放弃湘、粤、桂、川、赣、滇、黔七省，与南明永历政权同为“南北朝”。

清廷内部产生这样的想法，与其当时的满洲高层贵族状况有莫大关联。顺治六年，豫王多铎病死。转年，摄政王多尔衮病死。而后清廷内部政治斗争，豪格、阿济格两个王爷均被赐死。再后，郡王罗洛辉、阿巴泰、博洛等人相继病死。顺治九年，敬谨亲王尼堪又为李定国所杀。所以，除郑亲王济尔哈朗以外，名王宿将，凋零殆尽。清朝富有实战经验的军事领导层，基本报销掉，八旗兵力迅速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才不得不信用汉人“三王”以及洪承畴等前明降臣，并以绿营汉兵为战斗主力军。

由于征兵转饷，致使数省骚动，又无任何大的进展，洪承畴到任后，不断受到在京大臣弹劾。作为官场老油条，洪承畴以退为进，在顺治十三年，他已经上疏求退，要求回京休养。

顺治帝失望之余，也下诏同意他的请求。洪承畴很能装，他在揭帖里把自己的病情写得活灵活现：“……热症大发，烦躁有加……每一阖眼，则塘报、本章、兵马、钱粮、俱聚胸中，魂梦思想，语言颠倒……稍一停歇，则喉舌干枯，气竟隔断……如此者，已将及十日，米食全不想下咽……（我）一身固不惜，倘致有误，封疆大计，关系非小……”

正欲离职之际，孙可望归降信到，郁郁寡欢的洪承畴兴奋莫名，假病变真病的衰态刹那全消。

如同打了兴奋剂一样，他马上给顺治帝上疏要求带病留任——其实最大的目的，就是想把孙可望投降之功全据已有。

洪承畴一向见人下菜碟，同为“势穷来归”，生前南明将领张名斌带一百多士兵投降，洪承畴立刻下令处决，并把降将的妻妾财产皆没收入官。孙可望仅携二十左右人来降，由于他名气大，是南明“秦王”，洪承畴知道对方利用价值大，就立刻破格对孙可望即时薪俸全支，上疏竭力为老孙争取王爵。

喘定之后，孙可望投桃报李，无论是逢人宣讲还是自己上奏，盛夸清朝“连年湖南、广西以守为战，节节严密，遂致明朝内变，使我决计奔投”——巧妙为洪承畴歌功颂德，让顺治皇帝和清朝大臣们觉得似乎南明内哄和他自己的投降，皆是因洪承畴在五省经略有方所致。

不仅如此，孙可望投降后，向洪承畴尽告云贵虚实，画山川地形图，把南明诸将士兵的守卫情况一一细禀。

洪承畴言听计从。根据孙可望的指点重新安排军事计划，反复研商修改，最终他本人成为“云南通”。

而后，清军以西南进军计划修改如下：第一，一改昔日一路大军齐集费饷费粮的作为，先发两路军，继发一路军，在云贵步步为营，买运米食，稳扎稳打。如此，则可免三路大军齐聚争粮之弊；第二，一军入贵州占领省城后，严禁分兵误入崇山深林拼消耗，而是要各军固地制宜，分守要害，蓄锐养威，协调指挥，从四方八面合歼南明军队。

另一方面，孙可望虽大溃败，他在南明的政治影响力不可低估。其原先的手下将领士兵虽然暂时投降李定国，日久必然产生新的矛盾。清军打着他的招牌，又有他手下数位降将熟门熟路当向导，进攻云贵，自然是事半功倍。

本来，孙可望还自告奋勇要随清军出征，清廷觉得他在北京具有更大的利用价值，就把他召回京城。

当云贵渐平，孙可望这位“义王”的利用价值也就越来越小。

顺治十五年七月，孙可望得知失散十多年的弟弟孙可升在上海的消息，喜不自胜。他忙向清廷打报告，要求清政府用公家驿传把他那个当小兵的穷弟弟一家运来北京与自己团骤。殊不料，这么一个微渺的请求，引来清廷御史一阵猛轰。别说，参劾他的疏奏有理有据：“（孙可望）始以张献忠养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愤。继而称兵犯顺，逆我颜行。迨众叛亲离，计无复之，方率数百疲敝之卒，亡命来归……”

揭他老底后，御史又称，孙可望之弟只是一个食粮兵丁，白身无官，这样的人，怎敢冒用妄用国家驿传？

看到劾奏后，孙可望五雷轰顶，赶忙上疏谢罪。

不久，又有人揭发他家人在天津有放债取利之事。为此，他很快遭到清廷责斥。老小子几天睡不着觉，鬓发皆白。

听闻清军大定云南的消息，孙可望自己知道本人的利用价值已经不大，只好主动上疏，乞辞王爵，时为顺治十七年（1660年）夏天。

顺治帝也是个阴君，假装高姿态，仍下旨让他保有王爵。

孙可望一肚子苦水，满腹郁积“苦哀”，向顺治帝打报告诉说：“臣于明季失身行伍，浪迹疆场，各处人民迁徙逃亡不无居所，此怨臣者有之；今臣叨膺（皇帝）宠眷，无寸功可记，一旦锡以王爵，此忌臣者有之；再可虑者，臣下文官如吴逢圣、武官刘天秀等百有余员，蒙皇上格外加恩，官爵太重，每见（他们）出入朝班，诸人睨目而视。臣知朝廷有逾分之（恩）典，众心沸腾之端也。然怨忌既积于心，妒害自生于外，谤议之事，久知不免。”

这年年底，孙可望就死了。正史上说他是“病死”，但《行在阳秋》等笔记中，均说他是随顺治帝出猎时被皇家禁卫军射死。如果是中箭死，显非清朝军人误射。还有笔记记载他是被清廷毒死。而且，记载他非正常死亡的笔记作者，并非民国报人，皆是明末清初的汉族学人，事有所闻，当非空穴来风。

孙可望死后，其子孙征淇袭封，几个月后即死掉，死因更可疑。孙征淇之弟孙征淳袭封，清廷没再下手。康熙初年，清廷削减“义王”孙征淳俸银。孙征淳死后，清廷把孙家的爵位降为公爵。到了乾隆年间，清廷索性取消了孙家子孙的“世职”。老孙一家，就这样平空消失于历史舞台之上，只留下无耻的声名和后人的笑骂。

为行文方便，再讲一下那位洪承畴。

孙可望降后，洪承畴作为满清“开国功臣”的形象更加高大和完满。老混蛋再不装病，为清军进攻滇黔日夜操劳，夙兴夜寐，日理万机。

由于出身汉人儒臣，不仅在军事上策划进军路线，老洪在政治上还出“收拾人心”之策，为满洲主子可谓惮精竭虑。比如，对待当地少数民族，他就为清廷出主意，对这些人不要采用“剃发易服”的政策，转而用收买政策。对于富于民族自尊心的汉人，满清一定坚持剃发易服，从心理的根上摧毁民族意志，对于这些穷乡僻壤的土著，确实根本永不着枉费此心。所以，洪承畴这着果然管事，土著们只要大花衣服照穿，大银环子照套，管他明军清军，给银子给委任状就万事大吉，众多的云贵土著纷纷归附。

清军攻夺云南大部之后，洪承畴不避崎岖，一路迢迢，亲自到昆明坐镇指挥，处理善后事宜。

忙到顺治十六年底，老汉奸真的得了重病，上疏乞休。得到批准后，慢慢往回走，准备回北京养病。

1661年（顺治十八年），顺治帝病死，人在淮安的洪承畴闻此噩耗，号恸欲绝。他舍舟登岸，以垂老之躯，乘马飞奔北京奔丧，在景山大哭虏帝（难道一点没有哭崇祯的意思？）。

素袍白服，老奸贼哭了二十多天才回京。

以后，每至月朔，他都要哭一次顺治帝，老嘴喃喃，不知所云。如逢节日，老汉奸都要在家摆设香案，身穿朝服，望阙叩拜，以表达他对清朝的耿耿忠心。

康熙四年，洪承畴病死于家，时年七十三，竟然与孔圣同寿，真是苍天无眼。

稽古兴朝，必有贤良之臣，坐则荣以高爵，殁亦赐以丰碑，所以劝忠，盖其备也。尔洪承畴，才能敏练，器宇渊宏，我朝平定锦州、松山等处，破明兵十三万时获尔，蒙太宗皇帝宽恩抚育（这两句话最意味深长）。逮克取京城，大兵南下，尔图报豢养之恩，督理绿旗官兵，协同大兵歼逆，首擒伪王，发获奸细，招徕叛党，除党安民，所在著绩。事竣还朝，仍赞纶扉，尔能夙夜宣劳，恪供厥职。旋畀尔经略五省，随满洲大兵，进取云贵，招抚军民土司，供应大兵粮饷，能济军需，边疆有赖。克襄王事，屡建功绩，特授世职之荣，以示酬庸之典。忽闻长逝，甚悼朕怀，特赐谥曰“文襄”。

到了乾隆时期，天下大定，清廷自然要把洪承畴列入《贰臣传》。不过，由于他对清廷劳苦功高，乾隆帝把他安排在《贰臣传》的“上编”。

无论入“上编”还是“下编”，洪承都是贰臣，棺盖棺，论已定。

借得黄河水，难洗一生羞。

至于后人揣测洪承畴有心存明朝之意，说他到长沙任五省经略后没有尽力南进之事，内心是想给南明喘息机会。这种揣测，纯属不知历史细节的虚妄臆测。

当时的洪承畴，心血耗尽，在得了眼疾几乎失明的情况下，呕心沥血，一心一意想灭亡南明为满清主子效忠。只是中国南方局势太复杂，他一时不得要领，所以才招致朝中政敌的攻讦，说他进取不力。

孙可望投降后，尽告两省虚实，于是老汉奸豁然开朗，择将调粮，舍马步行，行走于沼泞崎岖之中，苦心经营，疏清北京清廷不要干预吴三桂等人的军事行动。正是他不遗余力的出谋划策，才最终灭掉他明朝老主人的国家。

只有前朝死灰不能复燃，洪承畴这样的巨奸才能在晚年落个心安——终于不用耽心明朝有人问其反叛之罪了！

儿女平安，家族富贵，夫复何求？汉奸心理，大抵如此。

倘若没有洪承畴、吴三桂这样的汉奸，南明不可能那样迅速灭亡。

峰顶浪尖，金戈铁马。大汉奸以仇报恩，反噬国家。

万代之后，九泉之下，同孙可望一样，洪承畴亦应遭鞭尸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