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景一：永历六年（1652年，顺治九年）正月。在贵州穷僻的安隆千户所，南明的永历皇帝，瑟瑟发抖，坐在茅草房“皇宫”里面一张藤椅上，愁眉苦脸地“上朝听政”。泥地上面站着的文武臣子，服色不一，总共加起来才四五十人，个个垂头丧气。

情景二：同一时间，贵州省会贵阳城中，永历帝手下的“秦王”孙可望，安居于壮丽宏伟的王府之中。他不仅锦衣玉食贵拟帝王，还自设有内阁、六部、科道等官员，完完全全是个成型的小朝廷，甚至王宫中还有“太庙”（庙里有三位“庙王”，当中是朱元璋，左为大西“皇帝”张献忠，右为孙可望的爷爷）。身着王爷服饰的孙可望称孤道寡，满面红光。

相比于汉末曹操得汉献帝，孙可望牛逼得多。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汉献帝名义上还有一套行政班子。孙可望更干脆，他自己私设一套班底，永历帝的班底倒成为草台班子。皇帝成为囚笼中的凤凰，栖于僻远蛮荒，而这位孙王爷，却高居大城的“九重”王府。

<h3>无聊而较真的“原则”问题——“一字王”还是“二字王”</h3>

孙可望原名孙可旺，是陕西米脂人，无赖子弟，年青时代跟从张献忠作贼，由于他狡黠多智，为大魔头所喜，收为养子，改名张可望。

张献忠只有四个养子，老大孙可望，老二李定国，老三艾能奇，老四刘文秀。当然，张献忠时代，这四个人都姓“张”。

大贼头张献忠在四川被清军射死后，军众溃散，张可望保有四万多人，一路冲荡，由四川而贵州，由贵州而云南，最终借沙定洲之乱，占据了云南地区和贵州大部。此时，孙可旺自以为原有名不雅，改名为“可望”。这种改法，很似把“得财”改为“德才”，稍一改动，气象大异。

进入云南后，孙可望为首，称“平东王”，李定国“安西王”，艾能奇“定北王”，刘文秀“抚南王”，至此，大家都过了王爷的“瘾”。

南明的四川巡按钱邦芑率人收复四川大部后，有人劝说，表示孙可望入据云南，可以招徕。当时就有人立刻反对：“孙可望乃张献忠余孽，狼子野心，恐不为我用。”钱邦芑很有远见，他认为孙可望在云南完全一改张献忠作法，不妄杀人民，行事大有纪律，应该争取。于是，钱大人亲自修书，派人持往云南招引孙可望为明朝效力。

此举，大出孙可望意料，他喜出望外，对来人讲：“朝廷文官，从来与我辈为仇，绝不相通。今遣使来问，我怎能不高兴！不过，我们四人称王已久，请转告钱按院，如能替我们上疏，封我等为王，我们肯定以全滇境土人马，归附朝廷。”

显而易见，孙可望开始非常有诚意与明朝修好。钱邦芑文人，作事慎密，他在上报永历朝廷详述孙可望想归顺的同时，回报孙可望说：“本朝祖制，从无异姓封王者。”既便如此，他也没放死话。明朝祖制，确无异姓功臣活着封王，时移世异，一切要听朝廷定夺。

依当时情况，南明朝廷屡屡播迁，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皆败亡，如果弄个王爷帽子笼络一下孙可望，自可换来对方感激涕零的忠顺。但是，永历朝臣书呆子多，争来吵去，一时间难以就孙可望封王之事达成一致。

当时，孙可望本人很主动，派出本来就是明官的老乡杨畏知为使节，到达肇庆拜见永历帝，献上一份重礼，希望永历朝廷封他为“秦王”。

出于各自私心，当时在朝的李成栋养子李元胤、袁彭年以及多位文臣皆反对封王。特别是几个明朝在贵州一地的军头，深恐孙可望为王后受其辖制，纷纷上书反对。

杨畏知虽为孙可望所遣，心向明朝，劝当朝诸公不要吝惜一个王封而变友为敌。变通之下，永历朝廷决定封孙可望为二字王，但很快改变主意，只同意封孙可望为公爵，赐名“孙朝宗”。

恰巧纠葛之际，南明的军阀陈邦傅在广西，势单力弱。他为了扯虎皮作大旗，张大其势，与已经进入两广地区的大顺余部高必正、李来亨等相抗，就想拉拢孙可望。

陈邦傅的手段很奇特，他趁永历朝廷议论未决之时，自己用黄金偷铸一颗重达百两的“秦王之宝”大印，伪造永历帝敕书，封孙可望为王爷，以此来达到交结对方的目的。陈邦傅不仅“封”孙可望为“王”，还“封”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三人俱为“国公”。

行使这项“任务”的，乃陈邦傅心腹门人胡执恭。

胡执恭本来就是北京专门制造假印私信的游棍，十多年中屡犯死罪，趁明末大乱之际，逃入军中，得为陈邦傅谋主。他办事很麻利，翻蹄亮掌奔往昆明，一见孙可望，立刻拜倒称臣，献上斗大黄金印，表示说永历帝非常信赖孙可望，然后又详述陈邦傅私下结交之意。

孙可望非常高兴，集结文武和百姓，大庭广众之下，跪受“秦王”之封。高兴没几天，老孙从探子处得知永历朝廷还在商议对他的封王之事，根本没有结果。

恼怒之下，孙可望亲自去见胡执恭，逼问他让他说实话。

胡执恭当然不敢明说封王之事乃他与陈邦傅所为，就诈称永历帝与其母亲太后两个人秘密商议铸王印与孙可望，“外廷诸臣确实不知此事”。

闻听此言，孙可望这个气，又不好发作。他之所以如此渴望得封一字王，最主要目的在于威慑李定国、刘文秀等人。所以，虽知封王事假，他也要挺下去，装下去。

李定国、刘文秀已知其诈，坚拒胡文恭对他们的“国公”之封，二人表示说“未为朝廷立功，不敢受爵”。

渐渐地，永历朝臣闻知陈邦傅假冒帝敕铸印为孙可望封王之事，一时哗然，纷纷上章弹劾陈邦傅。

老陈死猪不怕开水烫，咬定自己对此事毫不知情。朝臣不敢劝陈邦傅这个军头，就派人抓起任南明知州的胡执恭儿子胡钦华，要把他斩首以治其父亲欺君之罪。

永历帝挺厚道：“其父作逆，其子何与？”下诏释放胡钦华。

不久，永历朝的文臣督师堵胤锡从湖南入朝，劝说永历帝：“孙可望盘据云南，怎能禁止他自立为王呢？如果恩出朝廷，正可得其效力。假如他先行一步，执送胡执恭入朝诛之，则显得赏罚之权倒置。不如封他为王，免生他变。”

永历帝、堵胤锡君臣二人密议，铸“平辽王”大印，差遣大臣赵昱前往云南封孙可望。

得知赵昱来滇以永历帝之命封自己为“二字王”，孙可望十分没面子，想派兵中途拦阻，不让他入昆明。

李定国等人相劝：“皇帝使节来，怎能拒而不见！”无奈何，孙可望硬着头皮接见赵昱。

不料想，赵昱是个马屁精。他预先得知孙可望不高兴，怕自己在昆明被杀，所以，甫见老孙，立马下跪称臣，大献殷勤。

见来人如此“懂事”，孙可望也高兴，马上送给赵昱千两黄金，然后他藏起“平辽王”之印，对外佯称弘历帝使节来滇封他为“秦王”。

永历朝臣知悉此情，纷纷咬牙切齿，吓得胡昱本人不敢回朝。

云南方面，时间一久，军民人等多知孙可望没有得到“一字王”的王封，窃议纷纷，使得孙可望如坐针毡。羞恼之下，他派人入朝，恳请永历帝实封他为“秦王”。

阁臣严起恒、户部尚书吴贞毓以及兵部侍郎杨鼎和等人更加较真，就是不同意加封孙可望为“一字王”。

老孙派人携数万黄金白银和贿诸人，皆遭拒绝。于是，愤恨至极的孙可望露出狰狞面目，派其手下贺九义带兵五千人以扈驾为外，前往南宁，刺杀了大学士严起恒和杨鼎和，吴贞毓出差在外，得免被杀。

杀人示威之后，孙可望再派杨畏知与龚彝二人入朝，一定要得到秦王之封。

当时，入朝面君的李自成妻弟高必正（高一功）得知此事，唤来孙可望来使，正色训斥道：“大明本无异姓封王之例。我等攻破京师，逼死先帝，滔天大罪，蒙恩遇赦，为当今皇上驰驱，得封公爵。你张献忠一党窃据云南，罪固减等，封公爵足矣，怎敢妄求王爵。自今而后，尔等应该与我一起，赤心报国，洗去贼名，勿欺朝廷孱弱。否则，我两家士马相当，当与尔等一战！”

高必正虽如此说，他手下的“忠贞营”力量，远远弱于孙可望之军。

1644年前，大顺军有一统中国之势。山海关之败，李自成开始走霉运，最后在湖北被农民杀掉。自那时起，大顺军一蹶不振，而且一直没有出现过核心领导人物。高一功，李过二人所统的陕甘部大顺军在李自成大败后减员不多，他们在湖南地区归附明朝，却广遭当时南明督师何腾蛟的猜忌。这只军队，一直受南明大臣堵胤锡重视，隆武帝赐其名曰“忠贞营”。忠贞营主将是李过和高一功，李过乃李自成侄子，高一过乃李自成妻高氏的兄弟。隆武帝赐李过名“李赤心”，赐高一功为“高必正”。李过不久病死，只剩下高一功独挑大梁。在湖南时，堵胤锡与左良玉旧部马进忠有矛盾，就让高一功率军进驻本为马进忠所守的常德。当时，高一功部几十万人马，已被力量狭窄的南明督师何腾胶遣散了一半多，可军队的战斗力还不差，大张旗鼓往常德进发。马进忠害怕自己被吞并，尽驱百姓，把常德抢空后烧成白地。闻知消息，急得湖南主政的何腾蛟直跳脚。再找二只军队，踪迹全无。清军迫在眉睫之际，何腾蛟呆在湘潭，竟然找不出任何一支大部队来护卫自己，以至于清军趁机突袭，把这位何督师生擒。

清朝“三王”南攻之时，高一功自提五千精兵朝见永历帝，竭显忠心。当时，陈邦傅拉拢高一功，称之为舅，劝他入肇庆劫驾，吞并李成栋之子李元胤的军队。高一功对此非常反感，对手下讲：“我虽曾为朝廷大贼，行事却磊落光明，怎能做出这等猪狗之事！”不久，见永历朝中朋党斗争激烈，众将不和，高一功只得率部转移。清军大举进攻两粤，高一功率忠贞营主力自南宁入夔东。途经湘西时，当地苗兵发动攻击，高一功中箭身亡。他死后，李来亨任主将，在四川坚持抗清达十四年，但那时已不打“忠贞营”旗号，称为“夔东十三家”。

孙可望派来的杨畏知，本来就心向朝廷。入朝之后，他向永历帝具告云南虚实，认定孙可望奸诡难测，请求永历帝要加以预防。阁臣吴贞毓与其定议，同谋为国家事。

永历帝很感欣慰，拜杨畏知为夺阁大学士。与其同来的龚彝是孙可望心腹，他见杨畏知得以大学士之封，与朝臣深交，自己一无所得，妒恨之下，回到昆明就向孙可望告状，说杨畏知“卖主求荣”。

怒极的孙可望立刻招来杨畏知责问，责斥他为何“卖主求荣”。

杨畏知乃耿直人，闻言大怒：“狗贼，我主乃当今皇帝，何卖之有！”几句话讲不顺，二人互骂，杨畏知摘取头上冠帽，击打孙可望。

老孙横怒，抽刀迎头就剁，把这位老乡杀于殿中。

永历朝廷得知孙可望杀杨畏知。怕老孙狗急跳墙，就派人封他为一字王，但仍不封他“秦王”，封为“冀王”。孙可望不买帐，大怒道：“我久为秦王，安得屡屡改封！”

他手下心腹进劝：“大丈夫当自己作主，何必朝廷来封！”

于是，孙可望再不顾及永历朝廷，索性大摇大摆自称“秦王”，四处用印。

孙可望“王封”问题久拖不决，南明国事衰竭速度倒很快。

清军孔有德部大破桂林，杀督师瞿式耜，明将陈邦溥向清军投降，永历帝乘船奔逃。

本来，永历帝想逃往贵州，被大学士吴贞毓劝止：“孙可望跋扈无礼，如果入黔，则满朝俱为其所制，国事危矣！”

永历帝的随行宠臣马古翔暗中通款孙可望，在垦请永历帝入黔的同时，他与太监庞天寿私下讲：“今日天下大势，已归秦王，吾辈应早早与秦王结纳，以为退身之步。”于是，他们找到孙可望派到永历帝身边扈驾的二位军将曹延生和胡正国，告知说要与朝臣一起劝永历帝把皇位“禅让”给孙可望。

曹、胡二将虽是孙可望手下，颇知礼仪，大惊：“此等事何可轻议，我二人仅来护驾，只向秦王传报军情，不敢私议国家大事。”

马古翔不死心，暗中派人持密信劝孙可望为帝。

由于有李定国等人在，孙可望不敢乱来。惟恐人心不服，他便先表示要迎永历帝入贵州，挟天子以令诸侯，走一步看一步。

曹、胡二将素有忠心，忙把马古翔与孙可望之间的阴谋告之阁臣吴贞毓，希望永历帝不要轻易入黔，暂驻广西边境，以维系人心，号召远近。

但是，清军大军步步逼近，永历帝再不移驾就会成为俘虏。抓住这次机会，孙可望立刻派三位大将率重兵“迎接”永历帝，把从南宁逃出的永历帝接至贵州安隆千户所“安顿”。

安隆之名，也由永历朝臣改为“安龙”，这样一来，听上去还有些心理安慰。此时的永历朝廷，文武官员仅几十人，即使加上所有兵丁、家属以及后勤人员，这位皇帝手下才三千人不到，几乎成为光杆皇上。

孙可望派严兵“护卫”这座小城，永历帝成为他的笼中之鸟。

老孙本人，移镇贵阳，大造王府，开设六部，俨然使得安隆的永历政权倒成为他的“影子”政权。

幸好，李定国、刘文秀对南明表效忠心，派人送来大量银币、食物，永历小朝廷总算能得到一丝心理慰藉。

在贵阳，孙可望俨然一方之主。他大造宫殿，设立文武百官，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委派文武官员数百，并令刻期朝见，加以私恩。只要发现单线同永历帝有联系的人，立刻诛杀。

孙可望朝廷全须全尾，不仅有宰相、六部尚书、御史，连“翰林院编修”都有。他还下令铸印信，印文用八叠文，把明朝原来的印信全部替换掉。

他手下的礼部主事方于宣非常会拍马屁，亲自为孙可望撰写“国史”，书中称张献忠为“太祖”，并作《太祖本纪》一传，把张献忠比为汤武之君，斥崇祯帝为桀纣之君。

孙可望见此，也觉过分，说：“也不要如此之甚！”

方于宣挺胸讲道：“古来史书皆如此。不如此记述，不足以弘扬开创之勋劳！”

这位翰林还极尽谄媚之事，专门为孙可望订制天子仪驾和“九奏万岁之乐”，作诗歌功颂德，仔细研究大臣朝见“秦王”的朝仪，使得孙可望本人很有“天子”的感觉。

见火侯差不多，方于宣屡次劝孙可望为帝。

孙可望坦言：“我登九五，又有何难，但恐人心未附。”

方于宣进言：“朝内与国主您相左者，惟吴贞毓几人，川黔两省，仅钱邦芑几人，杀掉这几个人，其余皆不足虑。”

孙可望：“吴贞毓好处理，但钱邦芑在外有兵，川黔人民众望所归，现在杀之，恐士民解体。”于是，他就派人持书信，催促人在四川的钱邦芑入贵阳“朝见”。

无奈之下，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这位南明巡按大人被逼得只能自剃为僧。为此，孙可望“外虽怒骂，内实惭愤”，仍旧让人劝他来贵阳向自己表示拥戴。

钱邦芑作诗答曰：“破衲蒲团伴此身，相逢谁不讯孤臣。也知官爵多显荣，只恐田横客笑人。”忠于明朝之意，顿显于诗。

孙可望大怒，派人把已经为僧的钱巡按械押入黔。

南明的庆国公陈邦傅劫持永历帝未果后降清，一直呆在桂林。李定国攻入桂林后，孔有德自杀，陈邦傅被活捉，父子俱被枷以重枷，囚车押送贵阳。

孙可望史来先前陈邦傅派来送黄金假王印的胡执恭说：“如果你一直与陈邦傅在一起，肯定早就投降清朝了。”

于是，孙可望派人在闹市把陈邦傅父子先剥皮，后碎剐，肢解喂狗，并派胡执恭“监刑”。

眼见昔日恩公父子惨嚎被剐，老胡惊悸成病，“临刑”后不几天就死掉，其实就是吓死的。

<h3>武治武攻两不误——孙可望的内外“进取”</h3>

稳坐贵阳城内王府，孙可望在永历帝在手，确实达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收编了大量残明武装势力，成为南明各种军事势力的“大盟主”。

他派李定国率军进攻湖广，刘文秀进攻四川。冯双礼率一部万余精兵，最先出发，自贵州直杀湖南，一下子就攻克了清军所占的沅州（今湖南芷江）。

不久，李定国提兵入湘，与冯双礼部配合，攻下靖州和武冈。

湖南的清军向广西孔有德告急，求他发兵相救。由于先前孔有德向湖南借钱饷遭拒，如今得报，不忧反喜，拒绝出兵相救。

李定国等人一路克捷，长江等重镇尽归明军所有，整个湖南地区仅仅有岳州和常德少数几个州县在清军手中。

孔有德对湖南清军坐视不理，其实也是为他自己掘坟挖墓。由于湖南清军大规模后撤，在广西的孔有德军队实际上被孤离起来。

由于久胜自负，孔有德并未四处调兵回守桂林，仍旧一副运筹帷幄的派头，在靖王府中发号施令当诸葛亮。

结果，永历六年（1652年，顺治九年）六月，乘胜得势的李定国率明军猛攻全州，一下子就全歼了孔有德派驻在那里的守军。这时候，孔有德如梦初醒，赶忙派部将孙龙、李虾头二人提大军从桂林出发趋至兴安的严关据险堵迎李定国，结果一战即败，二将皆被明军打死。

孔有德自率大军与李定国大战于大榕江，再遭惨败，清军弃甲断骼遍布溪谷。

苍惶之下，孔有德只能退守桂林。此时，他急忙下令南宁、梧州、柳州等地清将回援，为时已晚。

李定国手下明军勇奋，仅用四天就攻克桂林坚城。

大汉奸孔有德哀声叹气，派人把全家聚集于一堂，尽陈多年搜掠的奇珍异宝，命令属下点火，阖家自焚。

临死，他自作忠勇状，叹息道：“城亡与亡，臣子大义！”这个满清走狗，见识还不如他的老婆。举火之前，孔有德老婆把年才数岁的儿子孔廷训交予一个卫士说：“如能带此儿逃脱，就让他入庙为僧，千万不要学他父亲，一生作贼，致有今日下场！”

不过，孔廷训这个孩子没能逃出，很快被明军活捉，押了几年后杀掉。

孔家唯一逃出的，乃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这位孔四贞在传奇小说中很有名，都讲她是顺治帝的梦中情人。真正的历史中，她确实是个很了不得的扫帚星。回京之后，清廷赐她白金万两，食郡主食俸。后来，她下嫁清朝的抚蛮将军孙延龄。吴三桂造反时，孙延龄投降，孔四贞又陷危险之中。得亏吴三桂很快败亡，孙延龄本人被吴三桂的孙子杀掉。

不过，孔四贞化险为夷，最终安全回到北京。北京的“公主坟”地名，正是得自这位孔姑娘——传说而已，其实那里葬的是清朝嘉庆皇帝的两个女儿。

大汉奸孔有德原为明朝东江总兵毛文龙部下，叛归清朝后，甘为驰驱，效忠忙乎许多年，落个焚身碎骨，血胤无存。

仅仅一个多月时间，李定国带军四击，打得清军全线撤退，广西全省复归南明境土。不仅如此，人在广州的清朝汉人“二王”尚可喜和耿继茂也被吓坏，命令广东与广西接境的州县不要正面抵抗李定国明军，回撤于肇庆一带观望。

倘使李定国步步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广东也必将为明朝所有。

听说清朝亲王尼堪率满洲劲兵向湖南进发，孙可望无远略，把李定国调往湖南，最终丧失了全收两广的良机。明军一撤，清军卷土重来，不到一年时间，原先收复的广西大部分土地区性次第沦陷。

清朝的尼堪亲王，本来是要经湖南入黔与吴三桂等人进攻贵阳。半路，听说桂林的孔有德败死，清廷震骇，忙下令尼堪迅攻湖南宝庆（今邵阳），然后往广西行军。

尼堪乃清朝名王，屡立功勋，根本不把明军放在眼里。他率精兵进至衡州（今湖南衡阳），前锋已经与李定国军相接触。果不其然，明军一接即溃，掉头逃亡。

尼堪大喜，即刻拍马上前，率领八旗精兵奋勇冲杀。

出乎他的意料，此次明军的“交战即溃”，不是真逃，乃李定国诱兵之计。

二十里外，密林之中，明军早已设下重伏，就等着清军入套。

结果，铳炮大发，箭雨狂飞，埋伏明军呐喊冲杀，把清军打得猝不及防，大败亏输。

乱战之中，尼堪亲王从高头大马上被一个南明士兵用长枪挑了下来。由于他一身黄金甲胄和亲王服饰太显眼招人，登时围来十几个明军，你一刀我一枪，把尼堪王爷砍刺得七零八落，只剩下大脑袋相对完整，被明军用刀挑起拿给李定国请功。

清军大败之余，丝毫不敢回顾，奔回长沙，闭门死守。

尼堪亲王以及这么多满清“真鞑”被杀，对清朝的震慑作用，不言而喻。正如黄宗羲所言：“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

可堪扼腕叹息的是，面对如此大好局势，南明主政的孙可望妒火攻心，竟然在关键时刻下令明将冯双礼等人撤退，没有参加李定国的合围行动，丧失了全歼尼堪手下八旗精骑的最佳机会。而后，他开会为名，想诱骗李定国加以杀害。

得知内情后，李定国抚膺叹息，于永历七年二月底放弃永州（今零陵），经由龙虎关撤回广西。

见李定国连胜清军，孙可望也想露一手。

岔路口之战，孙可望遭到重创，被清军打得大败，奔返贵阳。清军大掠靖州、辰州、沅州等地，杀死平民数十万人，千里丘墟。至此，孙可望再不敢产生与清军争胜之想，只想保持割据一方的地位。

四川方面，孙可望派去的刘文秀一军在永历六年秋天连连取胜，最终把吴三桂等数部清军打得退守保守（今四川阆中）。当时清廷已经下令，决定让清军放弃全川，退回陕西汉中一带，全保陕地。

可惜的是，刘文秀不知“穷寇莫追”之说，死缠烂打保宁城内的清军，孤城之下犯险，最终反被吴三桂孤注一掷的决死战法击败。结果，数万明军被杀，清军死里逃生不说，实现了全面大翻盘，刘文秀率残军退回贵州。

本来就恨刘文秀与李定国穿一条裤子，孙可望抓住机会，削夺刘文秀兵权，把他发回昆明软禁。

保宁战斗结束后，身经百战的大汉奸吴三桂感叹：“我生平交战无数，平生未遇如此劲敌！”富贵险中求，吴三桂为清朝又立全取四川的大功。

安龙方面，孙可望对永历君臣一直严加注意。其间，本为永历帝亲信的马吉翔，一直向孙可望投怀送抱。

这位马古翔，北京大兴人，市棍出身，本性狡黠，是个知书识字的高级地痞。他年青时代在北京给宫内太监家中当仆人，后为书办（太监的文字秘书），在太监圈子里人缘很好。后来，他跟随太监高起潜出外监军，窜入锦衣卫籍，获得都司之职，开始有了政治发迹的本钱，送银送物之下，被外派为广东都司。所以，北京甲申之变，马吉翔本人正在广东，逃过一劫。隆武帝在福建继位，马吉翔自陈原本是锦衣卫世家出身，获授锦衣卫指挥，冒升为皇帝身边的禁卫军高级首领。他奉命到湖南等地巡视时，玩命巴结当地诸将，只要有鸡毛蒜皮的功劳，就要在奏表中放入他自己的名字，于是连连升官，很快做到“总兵”。永历帝继位，马吉翔给新皇身边的人广送厚礼，得封文安侯。

由于马吉翔自小行走于太监门下，他深知巴结皇帝身边宦官的重要性。成日小恩小惠，刻意交结打点，使得宦官们心甘情愿为他当耳目。所以，永历帝一举一动，他无不预知。

由于善于迎合，十分乖巧，永历帝与其母特别喜欢这位马侯爷，认定他忠勤无比，让他操持朝廷戎政大权。

到了安龙，永历帝落地凤凰不如鸡，马吉翔自然要另攀高枝，遂与提掌禁卫军的太监庞天寿交结孙可望，想逼永历帝禅位孙可望，谋求大富贵。

为此，他持白绫一幅以及数锭金元宝，找到善画的武选司郎中古其品画一幅《尧舜禅让图》，准备献给孙可望。

古其品不像现在的“艺术家”们那样人格卑下只为钱，愤怒拒绝。马吉翔为此向孙可望偷偷告状，古其品被孙可望抓去贵阳，活活打死。

为了凸显马古翔和庞天寿二人的威权，孙可望特意向安龙发来指令，表示说朝廷大小机务，一概由二人秉持。如果有大臣“犯法”，也由二人全权处理。

永历帝渐知马吉翔对自己不忠，很想杀掉他与太监庞天寿，但慑于孙可望势力，不敢轻易下手。马吉翔与孙可望手下大臣方于宣等人密切勾结，想改国号为“后明”，立孙可望为帝。

忧急之下，永历帝对亲信内监张福禄说：“孙可望无夏人臣之礼，奸臣马吉翔、庞天寿为其耳目，朕寝食不实。听说李定国精忠报国，军声大震，希望你们能把朕密敕交予他，让他来救出朕身虎口，脱离孙可望控制。”

内监张福禄出主意，他告诉永历帝说，言臣徐极、林青阳、胡士端等人一直一疏劾奏马古翔，可让他们想办法联系李定国。于是，林青阳以请假回家奔丧亲为名，前往李定国处联络。

马吉翔不久得知此事，即刻派人密告孙可望，说永历君臣已经联系李定国，准备“谋反”。

孙可望大怒，立刻派亲信郑国率兵入安龙问罪。

最后，牵引勾连，包括大学士吴贞毓在内，十八个大臣被尽数逮捕，最后判罪：“欺君误国，盗宝矫诏”，皆处以死刑。

永历帝忧愤至极，也救不得人，眼睁睁看着十八个大臣被孙可望军人处死，这就是南明的“十八忠臣案”。

这些人虽然都是文士，皆慷慨悲歌，与朝臣纷纷赋诗作别，勉励说：“我们这就样去了，中兴大业，交予诸位。希望诸位忠于朝廷，切不可像马吉翔、庞天寿那样卖主求荣。能如此，我们虽死犹生！”

言毕，诸忠臣引颈受戮。

十八忠臣即死，永历朝廷在权皆归马吉翔、庞天寿，完全成为贵阳孙可望的傀儡附庸。

<h3>跋扈更胜曹孟德——孙可望的一意孤行</h3>

杀掉永历帝手下十八文臣后，为了阻止李定国迎驾，孙可望派手下总兵张明志、关有才二人率兵前往广西，准备趁机袭攻李定国。

当时的李定国，刚刚处于二次入粤新会大败之际，手下残兵仅仅一万多人，驻扎于广西南宁，势单力弱。

听闻张明志、关有才二人提数万精兵前来，计出无所，他急召手下文士金维新和总兵曹延生商议对策。这二人倒是不慌，他们讲：“张、关二人所率兵马虽多，大部分都是您昔日的部下，安敢相敌。张明志从大路来，我们可从归朝土司小路走，抄其后路，定然大胜。然后，我等率兵趋安龙，迎皇上入云南，此举名实并收！”

李定国依计，率兵从小路抄张明志等人的后路，果真一举成功，大败来军。除跑掉的兵卒外，又得残兵数千人，连夜直奔安龙。

孙可望听说张明志兵败，料定李定国定要去安龙迎永历帝，就派大将白文选率数百精兵从贵阳出发，要他迅速劫走永历帝。

他算计得很好，但没料到白文选归附明朝后一直与南明四川巡按钱邦芑关系密切，心向帝室。所以，他到安龙后，一直以无运输工具和马俱为借口，拖延不去，等待李定国来安龙。

缓了两天，终于等来李定国大军，白文选大舒一口气。

李定国送白文选回贵阳前，动情地说：“我与秦王，原无嫌隙，义为兄弟，应该同辅国家，如此，天下何事不可为！希望你回贵阳后，代我二人调停，我将拥戴圣驾入昆明。”

面君之时，李定国对永历帝竭尽忠诚，倾诉肺腑。

永历帝颠沛久之，见有如此纯臣来护，感动得泪下沾襟，他拉着李定国之手说：“久闻忠义，恨见卿晚！”

于是，永历十年（1656年，顺治十三年）月底，一行人拥永历帝前往昆明。行至曲靖，李定国请永历帝暂驻跸，他本人率军先去昆明。

昆明城内，有孙可望的手下抚南王刘文秀和固原侯王尚礼。周边地区，大将王自奇驻军楚雄，大将贺九义驻军武定，共约二万多人。除刘文秀以外，其余三将皆是孙可望心腹。还好，昆明城内还有明朝的黔国公沐天波，他与刘文秀一道，劝几位将领迎永历帝入城。

本来几个人还想拒绝，无奈李定国来得快，孙可望与永历帝又没有正式撕破脸，三将不敢明白相抗，只能与刘文秀、沐天波一起出城相迎。

由此一来，永历帝终于进入昆明，找到一块根据地。

永历帝这次很“大方”，立刻封李、刘二人为“一字王”，李定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并晋升白文选、王尚礼等人皆为公爵。

昆明城中，孙可望心腹中最狡黠的是张虎，他只得个淳化伯的爵位，怏怏不快。

众人商议，借着派张虎议和为名，把他打发前往贵阳。

临行，永历帝从头上亲拔金簪一枝以赐张虎，说：“秦晋二王，义当和好。和议若成，必封爱卿为公爵。以此簪赐卿，以为信物！”

张虎临行，密见王尚礼和王自奇二将，说，“我此行不久，必与秦王整兵来取云南，不知你二人如何接应？”

王自奇：“王尚礼可率亲兵在昆明城内为内应，我兵马驻扎楚雄一带，只要秦王来攻，我定出兵楚雄，夹攻之下，二十万大军，对李定国、刘文秀三万兵，定能得胜。”

张虎到达贵阳后，立即把永历帝封他为伯爵的印信交给孙可望，丑表功说：“当时如果我不受封，恐怕因疑被杀。臣受国主您厚恩，岂能相背！”

接着，他取下头上金簪，“臣临行时，皇上赐我此物，让我刺杀国主报功，答应封我二字王，臣不敢忘恩，告知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