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中的“国际友人”呤唎（A.F.Lindley）所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多有对太平军不负责任的溢美化、神圣化描写，甚至不惜笔墨虚构太平军战绩（诸如所谓的“鄱阳湖大战”）。但是，刨除所有这些水分不讲，他对忠王李秀成的直觉和描述倒是非常客观：

他看起来约有三十五岁，但由于精神体质各方面的烦劳，使他的外貌显得更憔悴些，更苍老些。他的体态是轻快的、活泼的、强健的，有种特别优美的姿态，虽然他的身体似够不上普通中国人的中等高度；他的举止态度尊严而高贵，他的行动迅速而庄严。他的面貌是引人注意的、富于表情的、好看的，虽然不算美，如照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它略为带些欧洲人的形象，因而使他们不很喜欢。他的鼻子较普通中国人稍直；嘴是小的，几乎近于纤巧，配着他那嘴巴的形状和轮廓分明的嘴唇，表现出绝大的勇气和决心。他的肤色是黑的；但是他的眉与眼却可以直接告诉其观察者，使知他所遇到的乃是一个伟大的非凡的人物。

他与众不同的，不仅是那非常高而宽广的额，而且是他的眉与眼，它们与普通中国人特有的竖立的样式不同；他的两眼近于成为一条直线；唯一像中国人的部分是眼睑；眉高高地位在眼上，几乎是成水平，稍为扬起的不是其外端，而为其内端。此一特点在我所见过的中国人中没有比他更显著的；我只看到少数的湖南人有一点相近，这使人感到忠王面容不大像中国人的面貌。

他一对大眼不断地闪烁着，同时，他的眼睑时时在抽动。从他非常活跃的面容和他身体的无休止的过敏性的动作（身体的某一部分随时在动而无休止，不论两腿是否交叠着，他的脚总是在地上轻拍着，或则两手交握着，又松开，或则忽然起立，忽又坐下，这些动作都是突如其来地开始的）来看，没有人会想像他用兵时竟那样十足地冷静；可是，以后我时常在作战中看见他，那时虽然他显然是在兴奋之中，他的沉着镇定却始终不乱，他的声调（时常是低沉而柔和的，句语和谐而流畅地滔滔涌出，1860年8月中曾在上海近郊因被英人弹片所伤而略受影响）除了万分危急时加快并更加坚决之外永不改变。

当我与忠王初次会见时，我发现他的服装应该说是很朴素的。他并未穿起朝冠朝服，只穿一件通常的赤红色的棉上衣，头戴着普通式样的赤红头巾，加上他所特有的一种便装的头饰，只有缀在额前的一颗大的珍贵的宝石，另外八颗珍奇的圆形金质雕牌，每四颗一排分列于宝石两旁。

呤唎曾在李秀成手下任职，他的描述均是亲眼印象。所以，从相貌上推测，李秀成的个子和面孔，更似如今香港“四大天王”的郭富城，眼大鼻直，面容方正，很有高贵俊爽之气。

<h3>腹背受敌的窘境——安庆失守后的天京危局</h3>

安庆丢失后，太平天国大势不妙。西面有湘军咄咄逼人，东面有李鸿章淮军步步逼近。两面作战，为兵家大忌。江南战场的主动权，一步步落入清朝政府一方手中。

1862年5月底（同治元年），湘军水陆并进，包围天京。曾国藩率陆军扎营雨花台，彭玉麟率水师驶进河口，钳锁住了天京城。

洪仁玕在《自述》中讲得明白：“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之手，即可为攻我（军）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

天天迷醉于美女洋经的洪秀全恍然大惊，即刻严诏催逼李秀成来救。湘军来得如此之快，大出太平天国领导层之意料。

天京受围多次，城内太平军“见惯不惊，似无恇惧之情”。大概已经处于麻木状态，太平军守军看上去显得还特别“从容镇定”。当是时也，曾国荃一军完全是孤军深入，湘军几支劲旅均在他方：鲍超部受阻于宁国，多隆阿部调往陕西平回，左宗棠一部远处浙江——如果太平军趁曾国荃一军立足未稳时里应外合对其施以痛击，全歼此敌不是什么难事。

正在上海、松江前线的李秀成接诏，大吃一惊，立刻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他当时认为，清军在天京准备以逸待劳，会有准备地攻击太平军援军。于是，李秀成等人原本决定准备多运粮草、弹药回天京，高垒固守，待清军日久懈怠疲困后再进行反包围。

洪天王闻讯大怒，怒斥李秀成不顾大局，下死命令催逼李秀成回援天京，并表示：“如不遵诏，国法难容！”

面对天王杀气腾腾的诏书，李秀成无奈，只得率堂弟侍王李世贤、护王陈坤书等十三个王爷集结，一同往天京回赶。

此次太平军来势汹汹，号称六十万，实际兵力也有三四十万之多。他们分三路而来，从苏州出发，过溧阳，下溧水，越秣陵关，直杀雨花台，连营数百，层层排排，兵密如豆，枪立如林，与天京城内太平军把湘军夹挤在中间。但是，由于太平军回援速度不够快，围城湘军已经建筑了防御阵地。

相比之下，湘军在人数上少得可怜。攻城主力的曾国荃部队只有三万多在雨花台，曾贞干手下只有五千多人守大胜关、江东桥一带，彭玉麟水师不到一万，主要任务在于保护粮道不失。更糟糕的是，疫病流行，由于湘军病死近三分之一兵士，真正在雨花台能战者仅仅数千人而已。

面对太平军如此优势兵力，曾国荃等人只能强撑，拼死一战。

10月13日，李秀成指挥大军对湘军展开进攻。曾国荃深知硬拼一行，要求湘军上下严遵深沟高垒的“缩营自保”策略，只在太平军进攻时发炮击杀，不得主动进攻。

太平军使用人海战术，一批上去被杀，复派另一批人进攻，皆倒毙于湘军枪炮之下，进攻没有任何结果。

情急之下，李秀成派出几千人别动队杀入江心洲，企图断湘军粮道。湘军冒死筑垒，确保了粮道的畅顺。

伤亡数万人，打了近十天，见一丝战果皆无，李秀成心焦，集中洋枪洋炮，对雨花台的曾国荃部队展开交战以来最猛烈的攻势。

太平军将士人人头顶门板木片，蛇行而进，冒枪林弹雨死冲湘军营垒。刚刚接近，大多人皆丧命枪炮之下。未死的太平军把战友尸体推入濠沟，塞填草束，准备踏尸踩草冲过去。

曾国荃左腮中弹，一脸鲜血，仍旧骑马在营垒中四下驰骋，指挥湘军，拼死顶住了太平军一轮又一轮的进攻。

双方交战正酣之际，太平军又添生力军。侍王李世贤率三万大军自浙江赶至，立刻投入对雨花台湘军的围攻，上施枪炮，下挖地道，迫使曾国荃不得不从西路抽出曾贞干手下四千人来援，全力抵御太平军的明攻暗掘。

11月3日，李秀成、李世贤指挥猛攻，并用火药炸塌湘军两处营墙，排炮排枪箭弩齐发，太平军呐喊进攻。

眼见数千太平军已经杀入营垒，湘军上下急红了眼，深知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没有一个扭头逃跑，而是全体呐喊迎上。双方皆杀红眼，来来回回数次争夺。

最终，太平军势竭，湘军成功守住了大营和营垒。

李秀成郁闷至极，想派人掘开江堤淹隔湘军粮道。曾国荃、彭玉麟早有准备，水陆配合，在双闸等要地设防，阻挡了太平军掘堤的企图。

而后，李秀成使出地道战、炸药战、轮番进攻战，均不果。

大战46天后，李秀成只能在11月26日下令撤围，他本人率军自南门入天京。

雨花台上，仍旧高高飘扬着清军的旗帜。

细究此次雨花台大战，太平军无论在人数、兵器、地势等方面，均占绝对优势，湘军苦苦地被动死守而已。王闿运其实分析得最为得当：“（太平军）罕搏战，率恃炮声相震骇。盖寇（太平军）将骄佚，亦自重其死，乌合大众，不知选将，比于初起时衰矣！”（《湘军水陆战纪》）

打仗打的就是精气神，昔日太平军数千可敌数万，如今数十万不能破数万，完全是将骄兵疲，惜命爱财，所以才在雨花台大战中大军失利。

李秀成雨花台之败，与陈玉成之败差不多，败就败在“急于求成”四个字。如果他以优势兵力稳扎稳打，先断湘军粮道，一步一步清理外围战场，稳固推进，最后以优势兵力人海战术死攻曾国荃，湘军不败也难。可惜他太过于急切，鲁莽用兵，上来就以人肉塞绞肉机，在湘军各垒前死人无数，士气终疲，最后才想到断敌粮道，可惜为时已晚。因此，天京之围不解，他早早回返苏南的愿望也落空。

此外，李秀成等人在苏浙一带所统的这数十万大军，从战斗力方面讲远远不如从前，大多数士兵从未真刀真枪打过硬仗和恶仗。过去几年，这些军队常常靠“避实就虚”取胜，真正遇见湘军这种不要命的对手，数个回合打下来，除少数太平军骨干分子仍旧敢战以外，其余乌合大众，即使手里有洋枪洋炮，但殊死拼战的斗志根本就没有。

<h3>“进北攻南”的老套——故伎重施的战略</h3>

见天京之围未解，洪天王震怒，即刻削夺李秀成的爵位，申斥以后，诏令他带兵出城，进军长江北岸，调动湘军出兵增援，以减轻天京受围的压力。

苦涩之余，李秀成只得受命而行，征调常州、丹阳等处的太平军部队，齐集南京附近的下关、牛关等处，号称二十万大军，从九洑洲陆续过江，声言要进兵安徽北部，杀向湖北，截扰清军江苏、安徽等地的粮道。真正目的，“图解江宁（南京）之困，盖近攻不克，取势于远也”（《中兴别记》）。

李秀成此次北进，其实对清政府也有确实的威胁。清军在长江北岸各处兵力空虚，假使太平军能成功攻进袭湖北，下游清军肯定要分军回援。同时，安徽等地的捻军以及远征西北的太平军可以趁李秀成挺进时机各处遥应，彼时肯定会掀起新一轮轩然大波。

不巧的是，安徽等地经过太平军、清军多年拉锯式你争我夺，民穷粮少，太平军先前很少垦殖屯田，吃饭大成问题。李秀成本人在1863年2月底亲自提军北行后，在安徽以北基本没能攻城陷地。清军在各城坚持深沟高垒政策，避战不出，加上连日大雨，太平军士气低落，疾疫频生，缺粮断草。

到了5月，见六安攻之不下，灰心之余，李秀成只得率军折往寿州东返。一路之上，连战带病，加上清军袭击，太平军近十万人死亡，减员十分严重。

6月20日，李秀成携仅剩的四五万人经九洑洲返回天京，面见洪天王商议对策。

由此，想以“围魏救赵”计策的进北攻南策略失败。

没在天京呆上几天，李秀成匆匆离去，于6月底赶往苏州。至此，太平军在苏浙战场也一败涂地。

戈登的“常胜军”在1863年5月继解常熟之围后，迅速攻占昆山、太仓、阳新等地，端了太平军军器弹药制造的老窝。虽然前常胜军第二任首领白齐文在8月向李秀成倒戈，但他以及手下五十多名洋流氓的到来对太平军的军事行动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作用。9月13日，江阴失守。12月4日，太平军在苏州以康王汪安钧为首的数王与清将程学启和戈登密谋后叛变，杀掉慕王谭绍光，清军占领苏州。

李秀成离开天京后，清军加紧攻城，迫使他在八九月间率军回援，向围城清军展开猛攻，但皆无成效。

苏州既失，太平军内部普遍产生厌战情绪，掀起一轮投降热潮。浙江杭州周围的平湖、乍浦、海盐、嘉善等地太平军守将纷纷率军献城投降，嘉兴被清军攻克。1864年3月底，杭州就落入清军手中。5月12日，常州也被清军攻克，护王陈坤书被杀。

1863年年底，人在丹阳的李秀成拒绝堂弟李世贤让他率军往溧阳共谋“他往”的建议，轻骑回天京。

其实，苏州一失，天京失去最后依恃。李秀成冒险回京，正是想劝洪天王“让城别走”，以图东山再起。当然，他自己母妻家眷在天京，这也是他回京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天京呆了十多年过惯好日子的洪天王懒惰入骨髓，鬼迷心窍，根本不接受李秀成的劝乞，诞妄大言：“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洪秀全五迷三道，惶急得失心疯。

李秀成“让城别走”的战略意图，自然在当时是华山一条路，正确无疑。但仔细思之，他的这一策略也有盲目之处：离开天京，能跑往何方？

根据当时清朝曾国藩、李鸿章的判断，李秀成、洪秀全等人逃离天京后有两种可能，一是由浙江、安徽交界处上窜江西、福建，以觅回两广之路；二是窜至江西再绕湖北，与扶王陈得才等人会师联兵。罗尔纲教授研究后认为，李秀成等人原想经江西、湖北出中原，此说最不可信。李秀成一贯轻视天京上游，根本不可能向上游地区突围转战中原地区。其实，李鸿章在清军攻克苏州后所下判断最准确，李秀成如果说服洪天王“让城别走”成功，他们最可能的行进路线就是由浙皖交界处经江西、福建返回广西老根据地，喘息后再图发展。天京失陷后，李秀成的堂弟侍王李世贤率数十万太平军残军，正是按这种回撤意图行走，只是半途兵败，没能回到广西。

话又说回来，即使当时洪秀全同意离开天京进行战略撤退，太平军成功回广西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这一建议只有两广地区籍贯的兵士会赞同，绝大部分长江流域籍贯的太平军将士绝对不会离开江南老家远往广西烟瘴之地。

<h3>可怜白骨天京城——“太平天国”的覆灭</h3>

洪秀全耍懒不走，李秀成无计可施。

湘军不闲着，于1864年2月28日攻克位于紫金山第三峰的“天堡城”。不久，湘军在太平门外筑两个大堡垒，北固山、洪山皆为清军所夺，堵住第一门大路。天京城至此完全被孤绝。

一路激战，至7月3日，紫金山麓龙脖子一带的“地堡城”又被清军攻陷，天京城完全处于清军登高临低的掌握之下。

天京城自1864年初已经严重缺粮。洪天王仍旧玩“精神胜利法”，派人把天王宫中的草坪上各种杂草拔光制成“甘露”（甜露），让城内居民有样学样，诏令大家吃“甜露”养生。这种东西，“瓜菜代”都不如，吃后不仅不解饱，还会让人中毒拉稀闹肚子。当然，这“甘露”也有来历，《旧约·出埃及记》第16章中，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旷野无食，上帝就赐给他们“甜露”为食。洪天王把神话当现实，把书本神学当饭吃。

毕竟洪天王是条“龙”，福大命好，在6月1日（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即“上天堂”了。曾国藩说他是“自杀”，支持太平天国的一方说他是“病死”。当时和后世不少人都认定曾国藩为表湘军之功而提出的洪天王“自杀说”是错误，但仔细思之，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几年前见洪秀全时他还活蹦乱跳身体倍儿棒，此人不吃矿物质春药，不好饮酒，纵欲和急火攻心不可能让他在天命之年就上了“天”。最有可能的是，洪教主在最后的岁月里精神进入诞妄境界，真的相信自己要上天堂，日日服“甘露”，致使抵抗力日低，加上他不吃药不治疗，小病成大病，其实和自杀差不多。洪天王尸身被宫人裹以黄龙锦缎埋葬，没有棺木。这并非是因为城破前窘急找不到棺木，而是“太平天国”丧葬制度本来就是不用棺木的裹尸而葬。太平军十几年间，只要看见民间有寿材，必打碎当劈柴。他们还喜刨坟掘墓，用死人棺材板筑城、修工事以及作烧柴用。

老天王死了，众人无奈，只得在6月6日齐推其子幼天王“登基”，时年16岁。

仅过一个多月，1864年7月19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用炸药崩开天京城墙，一涌而入，攻克了这个被太平军占领了11年的标志性城市。

天京城被陷情况，可从曾国藩《金陵克夏全股悍匪尽数歼灭折》中了解大概，刨去一些“水分”，攻城过程大概属实：

窃照官军攻克金陵，业经浙江抚臣曾国荃将大概情形于十六日亥刻会同臣等驰奏在案。兹据曾国荃十九日咨称：“此次攻城剿洗老巢之难，与悍贼拼死鏖战之苦，实为久历戎行者所未见。自得天堡城后，城中防守益密，地堡城扼住隘路，百计环攻，无隙可乘，直至五月三十日，始经李祥和、罗逢元、黄润昌、王远和、陈寿武、熊上珍、王仕益等率队攻克，占取龙膊子山阴，居高临下，势在掌握。”

自六月初一日起，各营轮流苦攻，伤亡极多。李臣典侦知城内米麦尚足支持数月，又见我军地道三十余穴都已完成，官军五万余人，筋力将疲，若不乘此攻克，事久变生，深为可惧，李臣典愿率吴宗国等从贼炮极密之处重开地道。萧孚泗、黄润昌、熊登武、王远和愿距城十数丈修筑炮台数十座，通派各营队伍刈割湿芦蒿草，堆捆山积，上覆沙土。

左路地势甚高，利于攻击，右路地势极低，利于潜攻。如是者半月，未尝一刻稍休，肉薄相逼，损伤精锐不可胜数。总兵陈万胜、王绍羲、郭鹏程等素称骁将，数日之内，次第阵亡，尤堪悯恻。

十五夜四更，地道装药之时，曾国荃与李臣典正在洞口筹商一切，忠酋李秀成突出死党数百人，由太平门傍城根直犯地道大垒，别从朝阳门东角出数百人，装官军号衣，持火蛋延烧各炮垒，及附近湿芦蒿草。

官军久劳之后，夜深几为所乘，赖伍维寿、李臣典、黄廷爵、张诗日堵住左路，擒斩亦多，幸克保全洞口。

十六早向明，曾国荃将四路队伍调齐，预饬各军稳站墙濠，严防冲突，唯将太平门龙膊子一带，自黎明攻至午刻。李臣典将地道封筑，口门安放引线。

曾国荃悬不赀之赏，严退后之诛，刘连捷、朱洪章、武明良、伍维寿、熊登武、陈寿武、李臣典、张诗日各率营官席坐敬听，愿具军令状，誓死报国。

遂传令即刻发火，霹雳一声，揭开城垣二十余丈，烟尘蔽空，砖石满谷。

武明良、伍维寿、朱洪章、谭国泰、刘连捷、张诗日、沈鸿宾、罗雨春、李臣典等皆身先士卒，直从倒口而入，各弁勇蚁附齐进，锐不可当。

而左路城头之贼，以火药倾盆，烧我士卒，死者甚众，大队因之稍却。经彭毓橘、萧孚泗、李祥和、萧庆衍、萧开印等以大刀手刃数人，由是弁勇无一退者。而武明良、伍维寿、朱洪章、刘连捷、谭国泰、张诗日等各率队伍登龙广山，与右路太平门之贼排列轰击，移时贼乃却退。李祥和、王仕益从太平门月城攻入。

群贼知此次地道缺口不复似前次之可以堵御矣。维时官军分四路剿击：王远和、王仕益、朱洪章、罗雨春、沈鸿宾、黄润昌、熊上珍等进击中路，攻伪天王府之北。刘连捷、张诗日、谭国泰、崔文田等进击右路，自台城趋神策门一带，适朱南桂、朱维堂、梁美材等亦率队从神策门地道之旁梯攻而入，相与会合齐进，兵力益厚，直鏖战至狮子山，夺取仪凤门。其中左一路，则有彭毓橘率罗朝云、赵河清、黄东南与武明良、武明善、武义山等由内城旧址直击至通济门。左路则有萧孚泗、熊登武、萧庆衍、萧开印率萧致祥、周恒礼、李泰山、萧清世、萧恒书、朱吉玉、赵太和、刘长槐、萧上林等分途夺取朝阳、洪武二门。

城上守陴城门守楼之贼，及附近一带贼队悉被杀戮。其抄截疾驰各路，同一神速，其留兵置守各门，同一布置。此十六日地道成功，城中鏖战及东北两路抄截之情形也。

方我军大队之抵龙广山也，西南守陴之贼犹植立未动，迨夺取朝阳门，贼始乱次。而罗逢元、张定魁、彭椿年、张光明、杨西平、何鸣高、彭光友、熊绍濂、罗兴祥、叶必信等各率所部从聚宝门之西旧地道缺口仰攻而入。李金洲、胡松江、朱文光、武交清、刘湘南、易孔昭、戴名山、张正荣等率队从通济门月城缘梯而上。而陈湜、易良虎、易良豹、庞清垣率吴隆海、张叶江、晏恭山、冯盛德、陈汝俊、刘定发各营则猛攻旱西、水西两门月城。

伪忠王李秀成方率死党狂奔，将向旱西门夺路冲出，适为陈湜大队所阻遏，乃仍转回清凉山。

江南提督黄翼升率许云发等水师各营攻夺中关拦江矶石垒，乘胜猛攻滨江之贼，遂与陈湜、易良虎等夺取水西、旱西两门，将守贼歼除，由是全城各门皆破，大势已定。

日色将冥，陈湜、易良虎遥见忠酋贼队隐匿于西南房屋之内，益戒所部严防贼冲。彭毓橘置守聚宝门、通济门，李臣典、李祥和扼守太平门，黄润昌、王远和、朱洪章等见星收队，结为圆阵，站立龙广山，稍资休息。此水陆各军攻克西南两城及分守要隘预防贼股冲突之情形也。

方朱洪章等与贼搏战于伪天王府城北之时，沈鸿宾、周恒礼、袁大升等率队从左路卷旗疾趋，绕伪城之东设伏，出奇为擒渠扫穴之计。迨朱洪章战马带伤，悍贼隐扼石桥，我军队伍不能飞越城河绕伪城之西。

当日暮苦战之后，正兵收队龙广山，而伏兵深入，由伪城之东逶迤而南不能收队。时已三更矣，伪忠王传令群贼将天王府及各伪王府同时举火焚烧，伪宫殿火药冲霄，烟炎满城。（这是曾国藩的谎话）

袁大升、周恒礼、沈鸿宾等见伪殿前南门突出悍贼千余人，执持军器洋枪向民房街巷而去，知是洪逆窜至民房，遂率队腰截击之，杀贼七百余人，夺伪玉玺二方，金印一方，宽广约七寸，即洪酋僭用之印也。

其伪宫殿侍女缢于前苑内者不下数百人，死于城河者不下二千余人。

其时伪城火已燎原，不可向迩，街巷要道，贼均延烧，塞断官军，以暮夜路径生疏，不能巷战，遂收队站城。此十六夜攻破伪天王府内城毙贼极多之情形也。

是夜四更，有贼一股假装官军号衣号补，手持军械洋枪，约千余人，向太平门地道缺口冲突，经昆字湘后左右各营截击，多用火桶火蛋焚烧，人马死者已多，约尚有六七百人骑马冲出，向孝陵卫、定林镇一路而逃。伍维寿、杨钾南、陶立忠等急率马队跟追。

曾国荃一闻骑贼装扮官军逃出之信，即加派张定魁、李泰山、黄万鹏、黄廷爵等马队七百骑追之，兼飞咨溧水、东坝、句容各守队会合追剿。

直至十九日酉刻，伍维寿、黄万鹏等回营，面禀追至淳化镇，生擒伪列王李万材带领前进，追至湖熟镇见逃贼在前，当经马队围住，全数斩刈，未留一人。又追至溧阳，据百姓言前路并无贼踪。

经过曾国荃亲讯，李万材供称，城破后伪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冲出，被官军马队追至湖熟桥边，将各头目全行杀毙，更无余孽。

又据城内各贼供称，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闻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瘗于伪宫院内，立幼主洪福瑱重袭伪号，破城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等语，应俟伪宫火熄，挖出洪秀全逆尸，查明自焚确据，续行具奏。

至伪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后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九日夜，提督萧孚泗亲自搜出（曾国藩的谎话），并搜擒王次兄洪仁达。二十日，曾国荃亲讯，供认不讳，应否槛送京师，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

其余两广、两湖、江北多年悍贼，十七八等日，曾良佐、周光正、邓吉山、刘泰财、聂福厚、谭信高、胡克安、朱连甲、王春华、黎冠湘、彭维祥、陈万合、朱连泗、谢三洪、李臣荣、彭玉堂、刘金兰等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曾国藩的谎话），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凡伪王、伪主将、天将及大小酋目约有三千余名，死于乱军之中者居其半，死于城河沟渠及自焚者居其半，三日夜火光不息。

至十九日尚有贼踞高屋之巅，以洋枪狙击官军者。此马队穷追逸出之贼，及搜剿逆酋并群贼之情形也。

现在派营救火，掩埋贼尸，安置难民妇女，料理善后事宜，百绪繁兴。（还是谎话）

窃念金陵一军，围攻二载有奇，前后死于疾疫者万余人，死于战阵者八九千人，令人悲涕，不堪回首。仰赖皇上福威，迄今乃得收寸效等情，由曾国荃咨报前来，臣等伏查洪逆倡乱粤西，于今十有五年，窃据金陵亦十二年，流毒海内，神人共愤。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屡次削平大难，焜耀史编，然如嘉庆川楚之役，蹂躏仅及四省，沦陷不过十余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躏尚止十二省，沦陷亦第三百余城。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芳守冯官屯、林启荣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

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然卒能次第荡平，刬除元恶，臣等深维其故，盖由我文宗显皇帝盛德宏谟，早裕戡乱之本，宫禁虽极俭啬，而不惜巨饷以募战士，名器虽极慎重，而不惜破格以奖有功，庙算虽极精密，而不惜屈己以从将帅之谋，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循旧章而加之，去邪弥果，求贤弥广，用能诛除僭伪，蔚成中兴之业。

臣等忝窃兵符，遭逢际会，既痛我文宗不及目睹献馘告成之日，又念生灵涂炭为时过久，唯当始终慎勉，扫荡余匪，以苏子黎之困，而分宵旰之忧。……

不要小看这份奏折，此乃曾国藩与慕僚呕心沥血之作，看似叙事，实则叙功，在夸张太平军守城军士悍武战斗力的同时，最大限度以笔反衬出湘军将士的大谋大勇。如此官场老油条，心机深不可测，由此可见一斑。

罗尔纲先生对曾国藩奏折的“水分”揭露最多。首先，曾剃头报称歼灭太平军十余万，完全是夸大十倍的吹牛。清朝官吏亲笔记录的与李秀成谈话，已经明白表明，最后的天京城中，只有居民两万人，士兵一万挂零，真正有战斗力守城的不过数千人。湘军攻入城后，把城中老幼妇孺杀个精光，犯下滔天罪行。这一点不是“极左”学者诬蔑和渲染，而是出自曾国荃首席师爷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其二，李秀成本人绝对没有传令要太平军焚烧天王府和城内建筑，幼天王本人也没有自焚身死。十年壮丽天王府的大火，完全是湘军自己抢掠后为掩盖罪行干出的坏事（萧孚泗所为），这一历史事实可从赵烈文日记以及攻入天京得“首功”的清总兵朱洪章自传中得以证实。所以，时隔三十多年后，同为清廷官吏与湖南老乡的谭嗣同在信中对老师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太平军）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在天王宫的宫女指认下，清军于地下刨出洪天王尸体，“不用棺木，遍身皆用绣龙黄缎包裹，虽缠脚亦系龙缎，头秃无发，须尚全存，已间白矣。左股右膀肉犹未脱”。曾氏兄弟和清朝刑部相关官员验看之后，证实为洪天王“真身”，又行戮尸极刑，折腾一阵死尸后，举火把洪天王烧成灰，然后把骨灰填入巨炮之中，轰然一声。这次，洪教主真的“上天”了。

从曾国藩所讲洪秀全尸体“头秃无发”的描述看，此人死前倒真有服毒的迹象。

<h3>千古凄凉英雄路——李秀成的下场</h3>

李秀成，原名李以文、李守成，入太平军后改名李寿成。1857年率兵解镇江之围后，洪教主为彰其功，赐其名“李秀成”。要知道，洪秀全本人名字中有“秀”，赐李秀成之名不避他自己的“圣讳”，可称是极大的荣显。

李秀成28岁参加太平军，文化程度虽不甚高，但在最初起义的那帮人中已经算得上是“秀才”，知书达礼，字写得不错。太平军攻下南京，因军功卓著，李秀成受封为“右后四军军帅”。到了1856年，由于他出色的指挥能力和高人一等的“情商”，李秀成已经是“地官副丞相”了。天京事变之后，李秀成由于在安徽地区拓地得力，受封为“副掌率”，即太平军的副总司令。1858年夏，由于他在攻破江北大营的战斗中表现超常，洪秀全在转年封他为“忠王”。1860年，捣毁江南大营后，李秀成率军在江苏、浙江地区占据大片土地，控制了江南财税地区不说，兵员急速增长，人员多达数十万人。也正是因为他在苏浙地区的情势一派大好，或多或少转移了对安庆解围的注意力，其实也埋下日后天京陷落的伏笔。但是，节节胜利之下，他所领导的太平军在上海周围受到常胜军和李鸿章淮军的有力抵抗，二打上海皆不克而退，战线逐渐回缩。此后，屋漏偏遭连夜雨，太平天国诸事皆不利，将死兵亡，地减城失，一步一步不可挽回地走向衰亡。

李秀成最大的失着，在于他只贪图苏浙根据地的开辟，不顾大局，在打武昌和救安庆这两次军事行动中首鼠两端，先是失约会剿武昌，再坐视安庆不救，致使陈玉成最终败亡，导致了天京最终的失陷。安庆之战时，不仅陈玉成、洪仁玕倾力相救，杨辅清、黄文金、吴如孝等人相继提军奔援，唯独李秀成、李世贤兄弟二人拥大军入浙，自顾自开辟“新天地”，终使安庆落入清军之手。所以，二李当时的苏浙富庶之地，仅仅是过眼烟云。命脉已失，谈何成功！

天京城陷时，李秀成奋不顾身，率千余将士保护幼天王冒死突出重围，并把胯下好马让与那位16岁的少年，自己拼死力往外冲荡。湘军濠垒层层，突围时君臣相失，夜里厮杀，最终相互走散。

李秀成所骑的马不是战马，战至天明时，力道不够，已成废马，他只能弃马步行。如果他不把好马让与幼天王，肯定能突破重围后顺利逃脱。

他与两三个随从携一包金宝逃上荒山。在一个破庙旁，恰被一群欲发战乱财的村民发现，脱身不得。由于村民人数多，搜掠财宝之后分赃不均，两伙人打闹，最终把李秀成扭送入清营。据解放初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派人实地调查，查出捕送李秀成为首的两个农民姓名，一个叫王小二，一个叫陶大来。虎落平原龙陷沙滩，大英雄万马军中荡骋如飞，最终竟然落在两个贪财的庄稼汉手中。

曾国荃听说忠王李秀成押到，又喜又怒。喜的是终于抓住这位太平军最重要军事统领，怒的是这多年来湘军数万人命丧此人之手。于是，这位曾九爷竟然手持尖锥，上前对浑身铁链的李秀成一阵乱捅。

忠王不为所动，笑语曰：“曾老九，打仗各为其主，你这样做又是何必呢。”（赵烈文记载稍有异。曾国荃令兵士用刀细割忠王臂膀，鲜血淋漓，李秀成一声不吭）

悻悻之余，曾国荃令人特制一木囚牢，把李秀成死死关在其中。

五天后，老阴狡诈的曾国藩赶至，“好语”相劝，李秀成便开始写他的“自述”。

从7月29日写起，一直到8月7日，李秀成写了七万多字的“供词”。

纵观李秀成供词，大概有七方面的内容：1．有关金田起义详情；2．有关“天京事变”前后的历史；3．有关六解天京之围的情况；4．叙述在上海等地与“常胜军”交战的情况；5．为太平天国的军政民政作辩解；6．分析太平天国失败的几大失误；7．表达他自己要为曾国藩收服太平军余部的愿望。

由于李秀成自己撰写“供词”，加上他最后要替曾国藩“收降”太平军余部的想法，使得这位大英雄身后广遭非议。

“极左”学者更是以此把他定性为贪生怕死的叛徒。为此，研究太平天国最权威的罗尔纲先生一直为李秀成此举辩解，他自1944年开始就宣称李秀成的“投降”是类似当年姜维降魏的伪降，是苦肉计。他认为，李秀成是想通过伪降争取时间，准备东山再起。罗先生推断，李秀成假称幼天王已死，大夸曾国藩仁慈睿智，其实是想麻痹对方。……凡此种种，皆是罗先生的臆测。

笔者个人认为，如果把李秀成看得如此有“心机”，其实倒是对这位忠厚仁义之人的真正“抹黑”。首先，李秀成本人信仰坚定，不惧死，不怕痛，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完全说得上是视死如归。否则，他也不会在遍体镣链的情况下天天于大木笼中细写太平天国的亲历历史。如果真有个人乞活的私心，李秀成根本没有定力和精力以每天七千字的速度写东西。

此外，曾国荃刀锥乱捅，李秀成不为所动，这当然也表明他是个视死如归的英雄。对于死生，正如他所亲口表述那样：“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中国历史上，农民军战败后假投降的事例确实很多，最近的例子就是明末张献忠、李自成等人的多次“诈降”。但李秀成绝非“诈降”，他也没有类似姜维向钟会诈降的机会。当其时，他只是一个被逮入囚笼的牢犯，身边没有东山再起的资本。李秀成对洪家王朝，可称是仁至义尽，但最后他从内心深处相信“我主（洪秀全）无福，清朝有福”，相信太平军是“乱星下降”，是“世人之劫数”。宿命论的悲观，决定了李秀成不可能有心思搞假降或者诈降。

李秀成最后对曾国藩提出了两点最重要的建议。其一，他提醒曾国藩“要防鬼反”，即注意洋人对中国的吞并企图，这完全是站在民族大义的高度上的无私之言。与洋人打交道，吃亏多时，李秀成自然在死前说掏心窝子话。其二，他表示自己能替清廷招降余部，希望曾国藩不要多杀两广人，这完全是替自己的子弟兵着想。李秀成是识大体的人，他深知太平天国大势已去，不可能再翻盘。当今之计，他只求死人越少越好，绝非是想耍什么计谋企图重新东山再起。曾国藩何样人也，那么阴险多计的老官场油子，又怎么能上李秀成这么幼稚的圈套（如果李秀成想骗他的话）！

赵烈文本人作为湘军高级幕僚，在李自成被俘之初曾与他倾心交谈，并问及李秀成“为何不早降？”

忠王答曰：“朋友之义，尚不可渝。何况我受其（天王）爵位，能不为之效死！而且，我用兵所到，未尝纵杀，对清朝官眷也一直优待礼送……”而且，当时他还十分天才性预见了日后清朝“夷务不靖”的外患，所有这些，皆可见这位英雄的超然忘我。

赵烈文问他自己日后打算，李秀成显然很清楚：“我一死而已。但求能招服旧部，以活众生，由此死而瞑目。”

对于李秀成的《自述》，曾国藩亲笔删改，达五千字之多。首先，为免遭清廷猜忌，曾国藩删去了李秀成自述中对他曾氏兄弟的“赞许”之词；第二，他删去了李秀成描述战争细节时显现湘军无能的记述；第三，他完全删掉李秀成总结太平天国教训的“天朝十误”；第四，他把李秀成自述中讲自己被捕过程的事实完全删改，由村民出卖改为由湘军逮捕，目的纯在冒功掩过；第五，他把洪天王“病死”改为“服毒身亡”，也是想张大湘军之功。

综观上述情由，可以见出，曾国藩本人在李秀成自述《批记》上的解释言语完全是一派胡言，是他自己为自己脸上贴金：“（我对李秀成自述）别字改之；其谀颂楚军（湘军）者删之；闲言重复者删之；其宛转求生乞贷一命（根本无此语），请招降江西、湖北各贼以赎罪，言招降事宜有十要，言洪逆败亡有十误，亦均删之。其实文理不通，事实不符，概不删改，以存其真。”

李秀成写得越多，曾国藩越害怕，所以他最终决定不把李秀成送俘北京，而是迅速在南京处死。他之所以急忙处死李秀成，最大原因不外乎以下两个：第一，掩盖湘军把天京财宝抢掠一空的罪行。仅曾国荃一人所掠财物，即用了二百多只大船运回湖南老家。由此可以想见湘军上下大发横财之甚。其二，掩盖天京失陷时李秀成与幼天王成功逃脱的事实。曾国荃杀入天京城内，任由湘军屠杀天京城内无辜百姓，放纵湘军淫掠，但惰于追歼突围的太平军，其实纯属重大军事失误。为掩盖这一点，曾国藩自然要杀李秀成灭口。众人皆知的“曾左绝交”，起因正在于左宗棠上报幼天王入湖州的消息，曾国藩恼羞成怒，从此极恨左宗棠。

曾国藩一方面假仁义表示要赦免李秀成，套取口供（他特别想知道太平军所藏财宝的下落），一方面上书清帝，先斩后奏，通知说已经在当地处死李秀成：

日来在事文武皆请将李秀成槛送京师，即洋人戈登、雅妥玛等来贺者，亦以忠逆解京为快。臣窃以为圣朝天威，灭此小丑，除僭号之洪秀全外，其余皆可不必献俘，陈玉成、石达开既有成例可援。且自来元恶解京，必须诱以甘言，许以不死，李秀成自知万无可恕，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窜夺而逃，翻恐逃显戮而贻巨患。臣与臣弟国荃熟商，意见相同。又李逆权术要结，颇得民心，城破后窜匿民房，乡民怜而匿之。萧孚泗生擒李逆之后，乡民竟将亲兵王三清捉而杀之，投诸水中，若代李逆发私愤者。李秀成既入囚笼，次日又擒伪松王陈德风到营，一见李逆，长跪请安。闻此二端，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既决计就地正法，以绝后患，遂于初六日行刑。其洪仁达一犯，系洪秀全之胞兄，与其长兄洪仁发，皆暴虐恣横，多行不义，为李秀成所深恨，且如醉如疾，口称天父不绝，无供可录，因其抱病甚重，已于初四日先处死矣。

可见，用“老奸巨猾”形容曾国藩，再恰当不过。他在阳历6月26日就已拟在当地处死李秀成，7月2日已经与其弟曾国荃和高级幕僚正式决定了杀人计划，但他在7月5日亲自审问李秀成时，仍旧装出一副惜才爱才的样子，一脸柔和，对李秀成表示他很赏识对方的才能，上书朝廷想赦免对方。李秀成不疑有诈，可能确实产生过侥幸活命的念头，并想替清军收拾太平军余部，所以他才在《自述》中极陈“善后”事宜。

李秀成真的怕死吗？李秀成真的“动摇”了吗？据笔者分析，李秀成绝未怕死过，但他对“太平天国”的信念在被俘后其实全然消散。对于太平天国和洪秀全本人，李秀成问心无愧，最危急时刻仍旧把好马让与幼天王骑行，已全尽愚忠。但他并未存有邪教徒那种至死不渝的盲从，其内心深处仍旧存有古代中国传统文化中“各为其主”的基本道德观。他曾经在苏浙战场大胜时优待被俘清官，优恤死节清官，遵循“两方交兵，各扶其主。生与其为敌，死不与其为仇”的理念，甚至对败亡之际内部叛降动摇的松王陈德风与纳王郜永宽等人也宽纵为怀，表示了他的过于“宽容”的“理解”。所以，在李秀成身上，作为道德的个人的闪光点比比皆是。但是，在混乱年代，到处是卑污的人，到处是自私自利的欲望之心，这注定了李秀成必然是悲剧结局。

当然，曾国藩对杀李秀成一事心中也有愧疚，他事前派幕僚李眉生相告。

闻言，忠王李秀成怡然曰：“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没有大骂，没有乞饶，没有抱怨，没有愤恨。这种真正的坦荡无私，这种真正的大仁大义，这种真正的欣然赴死，这种高尚的人格，使得大阴谋家曾国藩心中更感愧歉，下令对李秀成免于凌迟酷刑。大英雄李秀成终得砍头快死，时年42岁。

忠王临刑，曾赋绝命词十句，赵烈文日记中认为“鄙俚可笑”，未记翔实内容。上世纪50年代曾有华侨提供其中一首，有“太平天日有余光，莫把血肉供阎罗”之句，殊不与李秀成临终时精神状态相吻合，应该是伪造或误传。为此，笔者倒是更相信清末笔记中所载的李秀成《感事诗》，悲歌慷慨，豪气满胸：

湖上月明青箬笠，帐中霜冷赫连刀。

英雄自古披肝胆，志士何尝惜羽毛。

我欲乘风归去也，卿云横亘斗牛高。

龚鼓轩轩动未休，关心楚尾与吴头。

岂知剑气升腾后，犹是胡尘扰攘秋。

万里江山多筑垒，百年身世独登楼。

匹夫自有兴亡责，肯把功名付水流。

<h3>沙上余波难成浪——“太平天国”的余韵</h3>

天京陷落后，李秀成被捕，但幼天王竟能在将士护卫下有命逃出。

1864年7月底，经过辛苦辗转，幼天王一行到达浙江湖州，与堵王黄文金、辅王杨辅清等人会合，并召来在安徽广德领一部军的干王洪仁玕来会。

大家商议后，便想去建昌、抚州一带与侍王李世贤合军，打算日后再与西北远征军的陈得才会师，占据荆襄以图重起。彼时，洪仁玕等人皆不知石达开已经败亡，还希望这位翼王能回心转意。懵懂之中，他们派人深入四川等地想联系石达开。

清军很快扑至湖州。太平军先胜后败，只能弃湖州外逃。

行至半路，一向骁勇能战的堵王黄文金劳瘁过度，一头从马上栽下摔死。失去这位主心骨，太平军余部军心大乱，边逃边溃，洪仁玕只得率人护着幼天王一路窜逃，在9月22日到达江西玉山。到此地后，他们发现侍王李世贤部已经入福建，众人更加绝望。

清军臬司席宝田率二万多兵士一直紧追不舍，在塘坊大败太平军残部，打得众将四处狂逃，洪仁玕等数千人拥幼天王遁往江西东南部石城的杨家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