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中的国家认同(2 / 2)

这样一种以物质/精神、道德/制度二元论为预设的新文明,使得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到五四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族主义的认同重心从国民共同体和国家主义共同体,转移到了民族文化的共同体。中国特殊的历史语言文化,成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凝聚力。这一变化也深刻地反映了五四与晚清时代的重大区别:作为刚刚融入全球化的晚清时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异中求同,如何成为像西方那样的现代政治国家;而到了五四时代,中国已经初步镶嵌到了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在这一过程之中,本土文化如何保存、民族认同如何获得自己可靠的基础、如何同中求异,成为新一代自由民族主义者要解决的新问题。

到了五四时代,由于《新青年》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的崛起,梁启超对社会的影响已经大不如前了,他的知识和精力已经无法支撑他一直站在思想的前沿。在这样的时刻,梁启超的学生和朋友张君劢接过了他的旗帜,继续探索那条自由民族主义的道路。

综观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晚清的国民民族主义更接近共和爱国主义,而民国建立以后则转向了文化民族主义。梁启超早期和后期民族主义的不同取向,分别为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继承。[77]与梁启超有着“亦师亦友”情谊的张君劢,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领袖,沿着梁启超晚年的国性论,到1930年代发展出一套社群主义取向的文化民族主义理论;而张佛泉则成为了以胡适为领袖的自由主义群体中论述共和爱国主义的思想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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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见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63页。

[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见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62页。

[3] [德]哈贝马斯:《欧洲民族国家:关于主权和公民资格的过去与未来》,见氏著:《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1—132页。

[4] 与英语的nationalism相对应的中文词是“民族主义”。张佛泉认为此词最难译,梁启超最早曾经用过“国家主义”、“国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三个译名,蒋廷黻曾翻译为“族国主义”,张佛泉曾经译为“邦国主义”(参见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载《政治学报》[台湾],第1期,1971年9月)。该词在台湾目前翻译为国族主义,这一翻译比较兼顾民族主义所内涵的两种不同的认同:对民族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认同。但在大陆普遍翻译为民族主义,本文按照大陆的约定俗成使用民族主义的译法,但必须注意到民族主义内涵中除了民族的共同体之外,还包含着政治共同体的意味。

[5] 参见[英]厄内斯特·盖尔纳:《国族主义》,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6] 参见[德]哈贝马斯:《欧洲民族国家》,见氏著:《包容他者》,曹卫东译,第131—134页。

[7] [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

[8] [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第84页。

[9] 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吴叡人译。

[10] 参见沈松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载《政治社会哲学评论》(台北),2002年第3期;《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7年第28期;《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2000年第33期;《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2002年第73期。

[11] Anthony Smith, “The Nation: Invented, Imagined, Reconstructed?”, in <i>Reimagining the Nation</i>, ed.by Marjorie Ringrose and Adam J.Lerner,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3—16.译文转引自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3—34页。

[12]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第48—49页、61页。

[13] 《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18页。

[14] 《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15—801页。

[15] [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李冬君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1—12页。

[16] 梁启超:《国性篇》,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2554—2556页。

[17] 关于梁启超的国民民族主义以及后来的文化民族主义转向,参见拙文:《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8] 张佛泉在晚年曾经撰写过《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发表于《政治学报》(台湾),第1期(1971年9月),对梁启超的国家观念及其演变作了非常仔细和深入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其民族主义思想与梁启超的渊源关系。

[19] 有关国家主义的思想史研究,目前成果相当有限。比较系统的研究,见孙承希:《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思想之演变》,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20] 我曾经以抗战时期的“战国策派”代表人物林同济为个案,研究过中国民族主义的终极关怀。发现民族主义并非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价值和关怀所在。在一个以力为中心的战国年代,林同济为建立一个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民族国家呼吁过,但他内心所希冀的,却是一个自然的、审美的、宇宙与人心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世界。参见拙文:《紧张而丰富的心灵:林同济思想研究》,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21] 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413页。

[22] [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第87页。

[23] 梁启超:《〈说群〉序》,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93页。

[24] 梁启超:《〈说群〉序》,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93—94页。

[25] 梁启超:《自由书·答客难》,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357页。

[26] 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63—664页。

[27] [美]约瑟夫·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页。

[28] 关于梁启超与福泽谕吉的关系,参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章。

[29] 参见梁启超:《自由书·文野三界之别》,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340页。

[30] 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65页。

[31] 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载《政治学报》,第1期,1971年9月。

[32] 关于梁启超如何通过日本学者了解伯伦知理和卢梭,参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第4、6章。

[33] 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载《政治学报》,第1期,1971年9月。

[34] 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63页。

[35] 关于国民与部民的翻译以及区别,参见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载《政治学报》,第1期,1971年9月。

[36]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309页。

[37] 梁启超:《爱国论》,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273页。

[38] [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第69、117页。

[39] 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79页。

[40] 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新民说·论自由》,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71—681页。

[41] 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新民说·论合群》,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62、694页。

[42] 梁启超:《新民说·论自治》,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83页。

[43] 关于梁启超思想中“群”所具有的自治的民间社会性质问题,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9章。

[44] 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61页。

[45] 关于这一点,张灏与汪晖的看法是不同的。在张灏看来,梁启超的“群”的思想主要涉及的是政治整合、政治参与和政治合法性,这样的共同体把国家的道德目标变为集体成就和增强活力的政治目标,是一个世俗的政治共同体(参见[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第69、211页)。但汪晖强调,由于梁启超始终把国家看成是一个共同体成员的自治成果,他的自治观及其道德含义又主要以区域性的社群为模式,因此,他所理解的国家并不是一套单纯的政治结构,而是一个建立在成员共同认可的道德一致性基础上的共同体(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9章)。

[46] 梁启超:《新民说·论私德》,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714页。

[47] 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906—910页。

[48] 关于梁启超《新民说》时期的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过去比较主流的看法,以张灏、黄宗智为代表,他们延续史华慈对严复研究的思想传统,认为像梁启超、严复这些晚清启蒙思想家,虽然介绍了许多自由主义的观点,但从最终关怀和目的论上来说,还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以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为目标(参见[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Philip C.C.Huang,<i>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ialism</i>,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但199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对梁启超的新近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是黄克武的观点,他通过对《新民说》的详细分析,指出梁启超是将个人与国家放在一个相互协调的关系中加以论述和处理的,最后的重心还是落实在尊重个人的自由上(参见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94年)。

[49] 参见[英]迈克尔·奥克肖特:《哈佛演讲录:近代欧洲的道德与政治》,顾玫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50] [美]罗伯特·贝拉等:《美国透视:个人主义的困境》,张来举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80页。

[51] B.Macpherson,<i>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p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i>

[52] 参见汪晖:《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见氏著:《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53]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28页。

[54] [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第154—155页。

[55] 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428页。

[56] 参见Steven Lukes, Inpidualism, London: Haper &amp; Row Publishers, 1979。 转引自李强:《严复与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兼评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载《中国书评》(香港),第9期,1996年2月。

[57]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见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5章,第79—95页。

[58] 参见[美]史华兹:《论中国思想中不存在化约主义》,张宝慧译,载《开放时代》,2001年5月。

[59] 余英时:《群己之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两个循环》,见氏著:《现代儒学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7页。

[60] 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见氏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0页。

[61] [美]狄百瑞:《个人主义与人格》,见氏著:《亚洲价值与人权:从儒学社群主义立论》,陈立胜译,台北:正中书局,2003年,第25页。

[62]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2980页。

[63] 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428—432页。

[64]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1—28页。

[65]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三。

[66] 参见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见氏著:《现代儒学论》,第20—28页;[日]沟口雄三:《中国式近代的渊源》,见氏著:《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陈耀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2页。

[67] 参见黄克武:《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明末至清末中国公私观念的重整》,见黄克武、张哲嘉主编:《公与私:近代中国个体与群体之重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

[68]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1066页。

[69] 参见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见《梁启超全集》,第3册,第1470—1486页。

[70]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1065、1076页。

[71] 梁启超:《国性篇》,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2554—2556页。

[72]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2978页。

[73]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2986页。

[74] 李强:《严复与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兼评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载《中国书评》,第9期,1996年2月。

[75] 参见[美]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颜世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

[76]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2986页。

[77]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分为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种类型,前者以胡适为领袖,后者以张君劢和张东荪为代表。参见拙文:《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载《读书》,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