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以下侵入中国的武力与文化是分开的，武力属于五胡，文化属于印度。最近一百年来侵入中国的武力与文化属于同一的西洋民族，并且武力与组织远胜于五胡，文化也较佛教为积极。两种强力并于一身而向中国进攻。[18]

一个硬实力和软实力皆优于自身的异族的出现，是中国三千年所未遭遇的大事件，一个绝对的“他者”的出现，真正刺激了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觉悟。民族主义的首要因素，乃是分清“我者”与“他者”，特别是族群民族主义。本来中国的老百姓只有宗法家族和地方的意识，读书人则再多加一个对王朝和天下的认同，但到晚清之后，许多留学生到东洋和西洋留学，置身于异邦的环境之中，立即萌发了超越血缘、地缘、族群的国族意识。随着西方对中国的步步进逼，中国在抵抗西方这个绝对的“他者”过程之中，遂有了近代国家的觉悟，也产生了国族的自我意识。于是，近代中国不仅有了建国的追求，也有了建族的自觉。

在传统的帝国向近代的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之中，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国家的解体。与清王朝同时代的其他几个传统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无不如此。到了19世纪帝国的末年，它们都力图改变帝国内部的多元形态，竭力建构一个统一的国家，并试图打造一个同质化的国族。这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双重使命。

民族主义有两种打造的途径，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官方民族主义，就像19世纪的俄罗斯帝国，试图建构一个包罗国内多个少数民族的大俄罗斯主义；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途径，它可以采取西欧或美国式的公民民族主义方案，也可以以族群民族主义的方式追求民族自决或独立。晚清的统治者，到了辛丑之后，虽然开始重视建国，以新政的方式打造一个西方式富国强兵的近代国家，然而，无论是满清皇族，还是汉族的封疆大吏，对建立国族的重视远远不够，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帝国时代的多民族分治。作为统治者的满人是少数族群，故自清初以来就避讳族群之别，只是一味强调满汉之融合。以代表晚清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劝学篇》为例，张之洞注意到了保国（国家）、保教（圣教）和保种（华种）的问题，但他的答案却异常简单：“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顺则种不尊。”[19]张之洞虽然有超越满汉的“华种”之意识，但他绕过何为“华种”（中华民族）这一敏感话题，将保种简单化约为守护儒家圣教和国家强盛的问题，在他的心目之中，只有体用的问题，而无国族的问题，似乎只要中体（圣教）和西用（国盛）实现了，民族融合和国族整合自然水到渠成。在需要想象一个统一的国族的时候，清朝统治者裹足不前，面对民间汹涌的民族主义大潮，他们既严厉弹压革命派激进的汉族共和主义，又不敢回应立宪派温和的“五族君宪”的大中华主义，于是将民族主义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民间，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由于朝廷在创造同质化的官方民族主义上无所作为，听任各民族、族群和地方的四分五裂，以王权为枢纽的帝国无法主动地转型为近代民族国家，特别是缺乏一个想象性的民族共同体作为其国家基础，因而到了1911年被民间的民族主义推翻，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中华民族观念的出现，是20世纪初的事情。如今公认为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当为梁启超。[20]1902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最早提出作为一个整体民族的“中华”和“中华民族”。[21]以后中华民族这一观念逐渐流行于国内舆论。梁任公也是晚清最早提出“建国”的思想家，“建国”与“建族”是什么样的关系？在他看来，“国”也好，“族”也好，皆是“群”，他引用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Bluntchli Johann Caspar）的看法，认为民族是有着同一语言、风俗和精神的自然共同体，而国家乃是与国民具有同一性的人造有机体，民族是建国之阶梯，是建国之独一无二的源泉。民族与国民国家，虽然不同，但关系非常紧密。中国与昔日之罗马帝国、今日之美利坚合众国一样，国境里面有众多的民族，宜“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22]这一新民族，就是与国家建构紧密相关的中华民族。

众所周知，晚清的国族建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想象，一种是孙中山、章太炎、汪精卫等革命派所追求的汉族共和国，另一种是梁启超、杨度等立宪派所提倡的“五族君宪”的大中华主义。革命派将反满的种族革命与反君主专制的共和革命合为一体，而立宪派将汉、满、蒙、藏、回的五族融合与以君主为国族象征符号的立宪政治结合在一起。他们对国族与国家的想象是如此不同：前者的共和国家以纯粹的汉民族为单一的种族基础，后者的君主体制以五族融合后的大中华民族为新的国族。20世纪初发生在《新民丛报》和《民报》之间的世纪性大论战，便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建国与建族方案的大较量。理论上的针锋相对并不意味着历史实践中没有折中的空间，1911年辛亥革命最终的结局，乃是一种历史性大妥协，合革命派的建国方案与立宪派的建族方案为一炉。革命派赢得了共和的政体，却接受了五族融合的大中华主义国族方案，立宪派放弃了君宪的要求，将“五族君宪”改易为“五族共和”。直至今天，我们依然在享受辛亥革命这一大妥协的历史遗产。

中国的国族认同所面临的，是内部和外部的双重使命，除了打造一种建立在各民族与族群文化平等上的国族意识，同时还需要建立一个开放的、具有世界主义普世背景的民族主体性。一个对内平等、对外开放的中华民族，才是一个真正能够获得国内各民族和族群、国际各国家承认的伟大国族，而这个国族之伟大不是建立在种族意识和实力征服的基础上，而是如同古代中国那样，有着同样伟大的文明。文明正是中华民族的灵魂，而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则是她的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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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见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1—33页。

[2] 葛兆光：《宅兹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2页。

[3]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13页。

[4]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第17页。

[5] 参见王珂：《“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年6月。

[6]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第12页。

[7] 参见［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9—11页。

[8]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见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1页。

[9] 杨度：《金铁主义说》，见刘晴波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4页。

[10]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载《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9日。

[11] 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吴叡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9年，第7—57页；［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页；［英］厄内斯特·盖尔纳：《国族主义》，李金梅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第1—40页。

[12] 赵刚：《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盛清多民族帝国的大一统话语重构》，见杨念群主编：《清史研究的新境》（《新史学》，第5卷），第14—16页。

[13] 杨念群：《“感觉主义”的谱系——新史学十年的反思之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5页。

[14] 赵刚：《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盛清多民族帝国的大一统话语重构》，见杨念群主编：《清史研究的新境》（《新史学》，第5卷），第9、33页。

[15] 参见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236—240页。

[16] 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第106页。

[17] 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见《李大钊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93页。

[18]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5页。

[19] ［清］张之洞：《劝学篇·同心第一》。

[20]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出现以及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中的演变，黄兴涛作了很好的研究，参见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载《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创刊号，2002年2月。

[21] 参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560—561页。

[22] 参见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1067—10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