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恺撒任执政官的时期，罗马人就几乎公认几个民主派领袖在联合统治共和国，而在一般人观念中，庞培又显然位居首位。富有阶级称他为“非公开的独裁者”，西塞罗则曾在他面前匍匐而归徒然。毕布路斯最刻薄的嘲讽向他而发，在反对他的人士之私人集会中，最恶毒的言词也以他为矢的。
这是意料中事。依照众人所见的事实，庞培是那个时代无可争议第一将军；恺撒虽然是明敏的政治领袖，演说天才无可否认，却非常不好战，性情几近优柔。这类意见流行已久，不可能期望那些出身高贵的乌合之众会去费心寻找事情的真相，为了传说中恺撒在塔古斯河的英雄事迹而把已经形成的陈腐观念更改。恺撒显得只是在扮演副官的角色，去执行他的主官交下的工作——这些工作是弗拉维乌斯、阿夫拉涅乌斯等能力较差的助手所完成不了的。
即使他做了总督，也未能改变他在一般人心目中的这种地位。阿夫拉涅乌斯不久以前也曾出任类似职务，但并未因之获得任何重要地位。若干年之前，数省往往交在同一总督手上，一个总督也常掌握四个军团的兵权。由于他所执掌的任务远在阿尔卑斯山之外，而日耳曼国王阿里奥维斯图斯被罗马人认作朋友与邻居，因此在那里不可能发生有重要意义的战争。将伽宾尼欧—马维斯尼利亚法规（Gabinio-Manilian law）保护下的庞培地位和恺撒由瓦亭尼亚法规（Vatinian law）所取得的地位相较，处处可见恺撒的不利。庞培所统治的几乎是整个帝国，恺撒却只有两省。全国的军队与国库几乎都绝对听任庞培指挥与运用，恺撒所能动用的军力则只有两万四千人。庞培可以自行择定退休的时间，恺撒的指挥权虽然相当长却是有限的。总之，海陆一切最重要的任务都交托在庞培手里，而恺撒则被派往北方，为首都做守望，以确保庞培的统治可以不受干扰。
<h5>庞培和首都的无政府状态</h5>
但当庞培被联合执政团选为首都的统治者时，他所接下的实是超乎其能力的任务。庞培不懂治理，只懂下令。首都的骚动势如鼎沸，同时由过去和即将来临的变革所激扰，这个城市颇像十九世纪的巴黎——要治理这样一个城市没有兵力做后盾是极其困难的，而这个刻板而像模像样的军人要想完成这极困难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事情不久就发展到如此难以收拾的地步，以致不论他的朋友或敌人——其实这两者都让他不便——在关乎他的事情上都可以自行其是起来。在恺撒外调之后，联合执政团仍旧主宰着世界的命运，却不能主宰首都街道。
元老院也仍在维系着一个有名无实的政府，任随事情自然发展，其原因有数端：一，元老院中同情联合执政团的分子缺乏执政团的指令；二，反对联合执政团的元老则怒气填膺，采取了漠然或悲观的态度；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贵族阶级开始感觉到——即或尚未了解到——他们的根本无能为力。以当时的情势观之，罗马没有有决定力的政府，也没有任何真正的权力中心。罗马人生活在青黄不接的状况下，贵族统治已毁，军事统治尚未成熟。罗马共和国固然比古代及近代任何国家更表明了政治的种种原则，它也同样明白地展示了政治的无政府状态。
奇怪巧合的是，当恺撒在阿尔卑斯以北缔造历史业绩的时候，罗马本城却在上演着历史上最杂沓的政治闹剧。共和国的新摄政王并没有统治罗马，而只是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生闷气，在别墅里自叹，有时在元老院里合叹。凡是仍然渴望自由与秩序的公民，都对这种无政府的紊乱感到恼恨，但由于完全缺少领导者，也无人可做顾问，便只能采取消极态度；他们对政治活动不仅避免，而且尽可能与这个政治上的索多玛保持距离。
<h5>无政府主义者</h5>
暴民却再也找不到比这个更快乐的竞技场了。小号的大人物成千成万。政治煽动变成了一个大行业，有其专业性的标志——破旧的袍子，蓬乱的胡子，长发飞舞，声音低沉——而得到丰富报酬的也不在少数。为了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戏院供不应求。希腊人、犹太人、由奴隶获得解放的自由民和尚未解放的奴隶，是定规的听众，也是公共集会上叫声最大的；投票的处所却极少有有投票权的公民在场。
真正的权力握在有兵力的人手上；他们是出身高贵的冒险分子，他们召募了奴隶为斗剑士与黑卫兵。这些斗剑士与黑卫兵的主人开始时大部分属于民主派，但从恺撒——他是唯一懂得如何领导和控制民主派的人——离开之后，一切规律尽行破坏，党员都各行其是。即使现在，这些人还是在自由的旗帜下兴高采烈地奋斗，但实在说，他们既不是民主派，也不是反民主派。他们在不可少的旗帜上先写上人民之名，然后又写上元老院或某个党派首脑的。譬如说，克洛狄乌斯就轮流为执政党、元老院和克拉苏而战（或自诩为此而战）。这些武装之徒的领袖们只有在迫害他们私敌时才捍卫他们的旗帜——例如克洛狄乌斯反对西塞罗、米罗反对克洛狄乌斯时便是如此——他们的党派立场只是他们公报私仇的工具。这一段政治史上的群魔乱舞，确实可以写一段胡闹音乐来配一配。至于大量的谋杀、围攻住宅、纵火和首都内的其他暴力场面，我们也没有细说的必要了；嘘，叫，吼，啐，踩，以至于丢石头和拔剑相向更是家常便饭。
<h5>克洛狄乌斯</h5>
这个无法无天的剧场中的主要演员是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好几个摄政王已经利用过他，用他来对付加图与西塞罗。这个人具有影响力，有才分，精力充沛，确实也是个举足轻重的党人；在他任护民官而能自行其是的时候，他追寻的是过分的民主政策。他把谷物免费供应市民，限制检察官对不道德事件的指控，不准行政官用宗教规定阻止民众议会集会的进行。不久之前，为限制政治帮派的猖獗，对集会权订下了限制，他却把这些限制解除，重新设置“街头集会”，这种集会采用几乎军事性的街头清算，无异是把首都的无产阶级——不论是自由的还是奴隶的——都正式地组织起来。当然，以自由之名而行的这些行为，并不排除公民证书的买卖。像恺撒一样，这只恺撒的猿猴也用他大大小小的官职自肥，把自主权卖与属国的国王和城镇。
<h5>庞培和克洛狄乌斯的斗争</h5>
这种种事情，庞培都无动于衷地看着，若说他没有看出这如何严重损害了他自己的权利，则他的对手却看出来了。为了要求遣回一个俘虏过来的亚美尼亚王子这种芝麻小事，克洛狄乌斯竟有那个脸去跟罗马的摄政王争论，而这争论不久就变成了正式的仇恨，也正显示了庞培彻底的无助。一国元首竟要跟一个党人亲自用兵器来一较上下，可谓破败之极，而他使用武器起来又远不若克洛狄乌斯顺手。亚美尼亚王子的事他是被克洛狄乌斯愚弄了，反过来他则把克洛狄乌斯的敌人西塞罗从放逐中开释，因而使克氏成为他不共戴天的仇人。若说克洛狄乌斯的一派使街道成为危险场所，则这位胜利的将军也同样放出了奴隶与拳击家为狼犬。随之而来的街头战中，将军自然败给煽动家了，而加图则几乎不断地被克洛狄乌斯及其党徒围困在庭院中。这一出奇怪的戏还有另一场特殊的表演，就是摄政王与那流氓竟竞相争取那名存实亡的政府的青睐。庞培，一部分是为了讨好元老院，允许将西塞罗召回，克洛狄乌斯呢，则宣布朱利安法规（Julian law）为无效，并叫马库斯·毕布路斯公开作证，证明这些法规的通过是不合宪法的。
从这黑漆漆的闹剧中自然不会产生积极的成果，因为它最主要的角色根本不知自己演的是什么戏。即使像恺撒这样的天才，也得由经验才明白情绪的骚动已经完全用尽了，政治煽动已不再是通往宝座之途。在现在这共和与君主青黄不接的季节，如果还有两眼发直的人披上恺撒已经抛下的预言家法衣，拿起手杖，搬弄盖乌斯·格拉古式的伟大理想，则充其量只能算是权宜之计。民主的骚动由之而起的那个党派，实际实质已那么空泛，以致在决定性的斗争中它甚至连插脚的余地都没有。
我们甚至不能说这种混乱状态使中立的公民产生了渴望，希望有一个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强大的政府。这类中立公民主要居住在罗马城以外，因此未受首都骚乱的直接影响；而那些深受影响的人，也由于过去的经验——尤其是喀提林阴谋（Catilinarian conspiracy）——也已彻底倾向法治。那些真为首都的暴动而震惊的人，最恐惧的乃是法制被推翻后所产生的巨大危机，相形之下首都表面的无政府状态倒不那般可怕。这种无政府状态唯一明显的结果倒是庞培的痛苦处境，因为他不断遭受克洛狄乌斯党人的攻击，这在决定他未来的步骤时，则有实质的影响。
<h5>恺撒在高卢得胜及庞培的反应</h5>
庞培尽管厌恶主动，这时他却不得不想办法来改变他跟克洛狄乌斯与恺撒的关系了。克洛狄乌斯使他落入的丢脸处境，必定使天性凝滞的他都感到愤恨了。但更重要的却是恺撒与他之间关系的改变。他与恺撒这两个摄政王之中，他自己在政务的处理上是完全失败了，而恺撒则地位巩固，不再有任何顾虑与恐惧。恺撒不在乎是否可以得到允许，自行在他担任总督的南方一省——此省主要居民为罗马公民——征兵，使他的兵力增加一倍。他原先的任务是在意大利北方为罗马做看守，但他却领兵越过阿尔卑斯山，把辛布里人的一项入侵行动粉碎于伊始；两年之内（公元前58—前57年）他即将罗马部队带至莱茵河及英伦海峡。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贵族们那种惯例装作不闻不问，或仅是说说坏话，显然不发生作用。这个常被讥讽为优柔的人现在已经成为军人的偶像了，是著名的胜利英雄了，他胜利的光辉使庞培陈旧了的桂冠失色——甚至早在公元前57年，元老院就颁给恺撒庞培从没有得过的荣誉。庞培同他的副手之间的关系现在正和以前倒转了。恺撒是今日的英雄，是罗马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主人；庞培则是曾经著名的将军，但现在已经过气。
不错，在岳父与女婿之间还没有发生公开的冲突，但当两派的权力发生了实质的改变以后，政治的联盟实已从内部崩溃。同克洛狄乌斯的争执只会令人恼怒，恺撒与庞培地位的调换却对后者形成真正的危险了。恺撒及其徒众以往曾寻求军力的支持以对抗庞培，现在庞培则不得不寻求军力的支持以对抗恺撒了。即使高高在上的庞培那般不喜欢抛头露面，却仍旧得争取某种特别的行政官职，使他得以与那高卢两省的总督并驾齐驱，或甚至凌驾其上。
他的策略和他的地位，正和米特拉达悌战争（Mithradatic War）时恺撒的一样。庞培为了平衡遥远但兵力优越的敌人，也想求得类似的军事地位，于是他首先向政府机构要求。一年半以前，其实这是完全在他掌握中的。那时两个摄政王透过民众议事集会和元老院而统御全国；民众议事集会对他们绝对服从，把他们视为街头的主宰，元老院则完全慑于恺撒的威风。那时，庞培作为联合执政团的代表，也是公认的主脑，无疑可以从元老院与公民处获得任何他想要的任命——即使那任命是跟恺撒的利益相违背的。但他同克洛狄乌斯的难堪争执使他失去了统御民众的力量，在民众集会上他的提议不再可能赢得赞许。元老院对他的态度尚不至于如此不利；但即使如此，在长久而致命的静蛰以后，他是否仍然掌握着大多数元老，使他们给予他所需要的任命，仍属疑问。
<h5>共和派民众的反对</h5>
元老院——或宁说一般贵族——也同时经历了改变。正由于它已经沉沦到最低程度，它乃获得了新力量。在公元前60年的联合执政中，种种事情都已露了端倪，只是成熟的时机未至。加图与西塞罗的退出，恺撒与庞培的姻亲关系，都明显表露出君主政体性的流放和家族联盟。大部分公众，虽然对政治事件较为漠然，却察觉到君主政体的奠基工作越来越明了。
从那时开始，恺撒的目标显然已不是共和体制的修改，而是它的存亡；由于这个认识，许多有见识有地位而原先支持民主党的人，推崇恺撒为该党之首的人，现在都无可避免地倒向相反的一边。谈论“三君王”或“三头怪兽”的，已经不只是沙龙和乡村别墅里的人了。恺撒在发表其执政官演说的时候，拥挤的民众没有一丝声音，当这民主派的执政官走进戏院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鼓掌。但是当摄政王的爪牙之一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公众则发出了嘘声，当一个演员说出反君主制度或讽喻庞培的言句时，就连最持重的人都喝彩了。当西塞罗被流放，据说有两万公民，大部分为中产阶级，像元老们一样穿上丧服。当时有一封信说：“现在，没有比对民众党的厌恨更受民众欢迎了。”
<h5>摄政者尝试制衡</h5>
摄政者们传下暗示，如果这样的反对继续下去，则骑士阶级将要丧失他们在舞台上的特殊新地位，而人民则将不能再得免费谷物。因此，人民在表示不满时开始谨慎，但不满却仍然存在。金钱手段则更为奏效。恺撒的黄金源源流入。产业经营不善的富人，有影响力但经济拮据的贵妇人，无力偿债的年轻贵族，陷于困境的商人与银行家，不是越过阿尔卑斯山，亲领源头之水，就是向恺撒在首都的代理人求援；已经完全破产了的混混儿，恺撒是不予理睬的，但任何尚有体面的人，他却甚少拒绝。此外，他在首都兴建了相当多的建筑，上至执政官下至贩夫走卒，都因之得到利益，同时为了公共娱乐，他也花了大笔经费。庞培也做了类似的建树，但规模较为有限；他建筑了首都的第一座石材剧场，献礼的辉煌则前所未有。
这些措施自然会影响到相当多的反对者，尤其是首都中的，使他们对新秩序的态度趋于缓和。但这种贿赂办法却无法触及反对派的核心。现存的体制之深植人心，越来越为明显，而政治上中立的民众，尤其是乡镇中的，赞成君主政体的极少，甚至根本不愿忍受它的到来。
<h5>元老院的重要性与日俱增</h5>
如果罗马有其代表性的体制，则公民的不满可以在选举中得到自然的表达。在现存的情况下，立宪派者除了投身在元老院的领导下别无选择；元老院虽然已经败坏，却仍旧是合法共和国的代表与斗士。如此，现在显露了一个事实：元老院在已被推翻之后，却突然发现手上有庞大而可信的军队，比它推翻格拉古和苏拉时都更多更为可用。
贵族们感觉到了这一点，再度开始有动向。正在这时，马库斯·西塞罗在发誓不仅参加元老院的不管派，而且要倾其全力为摄政者们效忠之后，获得了摄政者们的同意回到了罗马。在允许他返回这件事情上，庞培只不过向寡头政府做了一个偶然的让步，一者是为克洛狄乌斯找点麻烦，二者是意图把这个能言善道的前执政官变作工具！因为此人在经过足够的打击之后已经唯命是从了；出乎意料的，西塞罗的回京却被共和派当做宣传工具，正如他被放逐的时候一样。由提图斯·安尼乌斯·米罗的一帮人做保护，抵住克洛狄乌斯一帮人的反对，两个执政官在元老院的紧急命令下向公民提议，要求公民允许西塞罗回京；同时，元老院促使所有支持宪政者参与投票。投票日（公元前57年8月4日），异常多的知名之士——尤其是来自乡镇者——群集罗马。西塞罗由布林迪西到首都的行程也成为一连串公众情绪表露的时机。如此，元老院和倾向宪政的公民之新联合公布了，这对贵族业已动摇的勇气有相当的振奋作用。
<h5>庞培束手无策</h5>
对这种大胆的宣示，庞培束手无策；而他同克洛狄乌斯的斗争之近乎荒唐的处境，使他大失信誉，他跟元老院的联盟亦然。因此，他的无能使元老院中拥护摄政者的一派士气大丧，而共和—贵族派则自然占据了元老院的上风。如果共和派勇敢而巧妙，这一局派系的斗争并不就此无望。因为现在它具有一个世纪来所未曾有过的力量——人民的坚定支持。如果它能信仰人民和其自身，则它就会以最短、最光荣的途径达到目的。为什么不公开果决地攻击摄政者？为什么元老院不出现一个出众的人物攻击摄政者，并以之为首脑，把摄政者的特殊权力取消，以之为不合宪法，并召令意大利的共和派起来反抗暴君？用这种方式或许可以再度恢复元老院的统治权。这样做，共和派固然冒险，但也可能这最冒险的决心是最明智的——事情往往如此。
由于这个时期的贵族已经几乎没有能力做这种简单而冒险犯难的事情，他们便找出另一条比较确定，或者说，比较适于这些立宪派的性情的途径：他们挑拨离间两个摄政者，以便最后重新掌握国家的船舵。两个统治者的关系松弛了，改变了，而恺撒的优势力量迫使庞培寻求新的司令权位。如果他能如愿，两人的决裂就可能以某种形态发生，而两人的斗争亦将随之而起。如果庞培无人支持，他的失败殆无可疑，而立宪派将发现他们的统治者由两个变作了一个。但如贵族跟较弱的一个联合，则联合派即可能获胜，因为庞培是个干练的将才，而立宪派的兵源众多。胜利后再处置庞培则容易得多，因为在政治上他并非能手。
<h5>庞培尝试获取元老院的任命 谷物供应的管理</h5>
因此，随着事态的推移，庞培自然与共和派可以产生谅解。至于这种谅解是否可以真正达成，两个摄政者与贵族之间的混乱关系究竟呈现如何的形式，则要在公元前57年秋季予以讨论，届时庞培要建议元老院将异乎寻常的权力交托于他。他的要求之根据和十一年前一样，是首都面包的大幅涨价（这和伽宾尼欧法颁行之前一样）。涨价是否由操纵造成——克洛狄乌斯有时即如此指控庞培，有时又如此指控西塞罗，而后二者又转而指控前者——则不得而知。海盗的劫掠，公库的空虚，谷物分配的监督不当，本身即足以造成首都食物的匮乏——这个大城的粮食几乎全靠海外供应。庞培的计划是要取得全帝国粮食的监督权，而为达此目的，则一方面要握取罗马国库的无限主宰权，另一方面则须握取陆军与舰队大权，同时要取得各行省的司令权，使其权力高于各行省总督。总之，他想求取的是伽宾尼欧法的改良版，依照此法，埃及战争之处理权亦将附加上去，就如米特拉达悌战争的处理权自然要附加于海盗围捕权上。
对于新专制者们的反对不论有何等根据，当这个提议在公元前57年提出讨论时，元老院的大多数却仍受着由恺撒所激起的恐惧之约束。在马库斯·西塞罗的动议下（这是他第一次按照授意表露他从被放逐的经验所习得的奴性），元老院谄媚地接受了这个计划的原则。但在细节的决定上，却跟原先的计划有非常实质的出入。庞培不但未得自由运用国库权，未能掌握海陆军权，甚至连高于各行省总督的权柄亦未取得。元老院们只答应交托他一大笔款项，十五名副官，以及此后五年全罗马帝国有关谷物供应的充分总督权。再者，这个命令还必须经过公民认可。
这几乎是对原计划的驳斥，而导致这种改变有许多原因。在高卢行省，要将与恺撒同等的权威授给恺撒的同事，甚至要比恺撒的权威尤高，这恐怕是连最胆大的人也不敢同意的。克拉苏，这庞培的世袭敌人与不情愿的盟友，也暗地里在反对。元老院的共和派反对任何增加摄政者权威之事，哪怕只是名义上的。而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庞培本人的暧昧态度；这个人即使在不得不行动的时候，仍不能公开承认自己的动向，必要由朋友出面，自己则以他著名的谦虚表示：即使再低的授权，他也会觉得满意。无怪别人就故意把他的话当真，授予他的少些。
<h5>远征埃及</h5>
虽然如此，庞培还是因为至少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差事而高兴，最主要的是他有了适当的借口可以离开都城。再者，他为都城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粮食——尽管行省为此而感到严重不满。他有权在各省具备地方总督之名——但这却只是空名，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军队。因之，不久他就向元老院提出第二项建议，要元老院责成他协助被逐的埃及王复位，势若必须，可以武力行之。但，他越是需要元老院，元老院越不尊重他的愿望。不久，从女预言家的神谕中就发现，派罗马部队入埃及乃是不敬神之举，而虔敬的元老院则几乎一致决定避免军事干预。庞培这般低声下气，以致即使没有军队也愿受此任务。但他的装聋作哑却又已到如此无可救药的地方，以致只让他的朋友去为他求取，他自己则说当派另一位元老前往。元老院当然拒绝这个提议，因为这等于是让一个贵重的人去冒性命之险。经过无休无止的讨论后，决定根本不插手埃及事务。
<h5>贵族试图复辟 恺撒颁布的法规受攻击</h5>
庞培在元老院所遭受的一连串挫折（更糟的是他都忍气吞声地吞了下去），自然使民众认为是共和派的胜利、摄政者们的失败。因之，共和潮流越涌越凶。公元前56年的选举就业已对摄政王有部分不利，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和盖乌斯·阿尔夫乌斯落选，而已颓的政府之热烈支持者格奈乌斯·兰图卢斯·马尔赛里努斯与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则各自当选为执政官与次执政官。公元前55年，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求任执政官，由于他在首都的影响力及其财富，要想阻止他当选甚为困难，而他对民主派的反对则明目张胆。
如此，民众议事集会反对，而元老院则与之鼓合。伊特鲁里亚人几个以智慧见称的占卜者提供了某种意见，元老院做了严肃考虑。天启显示，由于上层阶级的不和，全国的军力与财力将转入一个独裁的统治者之手，而国家将丧失自由（众神所指的似乎主要是盖乌斯·麦西乌斯的提议）。共和派不久就从天上落到地上来。由恺撒以执政官的身份所颁布的法规——如有关卡普亚之领土的等等——被他们宣称无效，早在公元前57年，元老院就表示了一个意见，就是这些法规务须废除，因为它们不合规定。如此，公元前56年4月6日，执政官西塞罗在元老院满额元老之前提议，坎帕尼亚土地分配当于5月15日辩论。
这是正式宣战，而由于宣战者是那些稳操胜券始做表示的人士之一，这项宣战便更为重要。贵族们显然觉到斗争的时间已经到来——不是站在庞培一边跟恺撒斗争，而是反对所有的摄政者。继之而来的行动不难看出。多米提乌斯并不隐晦他要以执政官之名，建议公民，立即从高卢召回恺撒。贵族复辟正在进行，以攻击卡普亚殖民地之举，他们实乃向摄政者甩下手套。
<h5>鲁卡摄政王大会</h5>
首都的事件恺撒天天都取得详细报告，在军事情况许可时，还从近处观察，只是直至此时未做公开干预。但现在贵族已向他的同事——尤其是他宣战；他不得不采取行动，而他行动得十分迅速。那时他正巧在邻近，因为贵族们甚至认为不宜在他越过阿尔卑斯山之后才宣布破裂。公元前56年4月，克拉苏离开首都，跟这个权力更大的同事商议必要的安排。他在拉文纳找到了恺撒，两人同往鲁卡。庞培也以从萨丁尼亚和埃及取粮为借口，在克拉苏之后不久离开罗马。三人会面。摄政体制最热烈的支持者，如近西班牙地方总督梅特鲁斯·奈波斯、萨丁尼亚地方执政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等多人跟随。一百二十名侍从及两百名元老参加了这些会议，与共和派的元老院对立的一个君主派元老院于焉形成。
决定权完全操在恺撒手里。他用此权重建和巩固现存的联合统治，但其基础则为权力的平均分配。从军事观点言之，除却两个高卢行省的总督职位以外，最重要的便是两个西班牙省和叙利亚省；西班牙省总督指派庞培充任，叙利亚省的则指派克拉苏。这总督职位系以人民的命令颁予，任期五年（公元前54至前50年），各有适当的军事与经济支持。另一方面，恺撒要求延长他的统帅权（原于公元前54年届满）至公元前49年，并将他的兵力扩充至十个军团，由国库支付他自行召募的军队之薪饷。庞培与克拉苏获准于次年（公元前55年）第二度任执政官，而恺撒则保留在公元前48年他的总督任期届满后的最高行政统治权，因为这时已符合同一人任两任执政官之间须隔十年的规定。庞培与克拉苏在首都急需军力支持，恺撒的军队原为做此之用，但由于不能从阿尔卑斯山北撤回，因此，他们需要另征新的军团；名义上这些军团是为派赴西班牙与叙利亚，但他们可以在觉得方便的时候才将军队派离意大利。
如此，主要问题解决了，次要的问题——对付首都中反对派的策略、此后候选人的规划等等——已不致长期留住他们。这位协调大师以其惯有的从容协调了各个人的不同，使最为针锋相对的分子一致行动。在庞培与克拉苏之间至少获致了表面的了解。甚至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也在劝诱之下保持安静了，不再进一步跟庞培为难——这确实是恺撒这位魔术大师的惊人成就之一。
<h5>恺撒让步的意图</h5>
综合种种情况可以看出，这次的协调并不是各个独立而互相敌对的摄政者们以平等的立足点而达成的，而是出自恺撒的善意。庞培到达鲁卡时是个无权无力的难民，来祈求他的对手的帮助。恺撒可以把他挥开，宣布联合统治解散，也可以接受他，让联合统治再继续下去；然而不论哪一途径，庞培的政治前途都已结束。如果他此时不与恺撒决裂，则他就变成了恺撒的依附者。如果同恺撒决裂——这实则不大可能——而同贵族缔结新的联合统治，则这种临危的结盟对恺撒不会有多大压力，他可以不予理睬。至于克拉苏，他跟恺撒的严重对立是根本不可能。
很难说是什么动机使恺撒放下他超越的地位，自动把第二执政官与军事指挥官的职位让予他的对手——即使在公元前60年，联合统治达于巅峰的时候，他都曾拒绝这种让步，而庞培此后（显然是意在武装以对抗恺撒）也曾不用恺撒的帮助，甚至违背恺撒的意思自行求取这种权位而归徒然。不错，被置于军事力量之首的不仅是庞培，也还有庞培的宿敌与恺撒的长期盟友；而克拉苏之所以获得这举足轻重的军事地位，仅为平衡庞培的新权力。然而，当庞培从一个无权无力的人变为重要的军事指挥官时，恺撒确实还是有重大损失。
可能恺撒觉得自己对部队还没有足够的掌握力，还不足以率领他们发动一场敌对政府的战争，因此担忧会因从高卢被召回而引起内战。但在这个时期，内战是否来临，主要是依首都的贵族而定，而非庞培。由于这个原因，恺撒可能不愿与庞培公开决裂，以免贵族们的反对会因之受到鼓励，但这个原因却不可能使恺撒做出他所做的那种让步。他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个人的原因。可能恺撒回想到他也曾处在庞培如今的地位，而只因庞培退一步（不错，是优柔寡断的，而非大度的），才使他免于毁灭。也可能恺撒不忍令他的爱女心碎——他这爱女诚诚恳恳地爱着她的丈夫——因为恺撒的心胸除了政治以外还有容得下很多其他事物的余地。
但决定性的因素无疑是高卢。恺撒认为征服高卢（这一点是跟他的传记作家们的观点不同的）并不是附带性的事业，以作为他攀登宝座之用，而是为了他国家的外在安全与内在重组——总之，是为了未来。他为了能够完成对高卢的征服，为了不致在这段时期缠身于意大利内部的事，果决地放弃了他独特的优越地位，给予庞培充足的兵权，使他能够与元老院及其附和者周旋。
如果恺撒除了尽快成为罗马之王以外没有其他目标，则这样做显然是重大的政治错误。但这个稀有的人的雄心决不止于称王。他有那种胆量同时要完成两桩艰巨的大业——整顿意大利内部，又为意大利文明赢取新土地。这两种任务当然有互相干扰之处，而他高卢的征服之举与其说有助于他取得王位不如说是有所阻碍。他本可在公元前58年发动意大利革命，却将之延至公元前48年，这让他经历了甚多的苦痛。但既为政治家又为将军的恺撒却是这般大胆的玩家，既对自己充满信心又不把他的对手放在眼里，因而总是出步奇伟，有时甚至显得异常。
<h5>贵族屈服</h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