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波河流域之征服 凯尔特战争</h5>
汉尼拔发动的战争打断了罗马向阿尔卑斯或向意大利的自然边界扩张的行动，也无暇组织和殖民化凯尔特的领土。现在，在迦太基战争胜利以后，显然要从被打断的地方重新开始了，而凯尔特人也很明白这一点。缔结和约的当年（公元前201年），首当其冲的波伊人便与罗马对立；一开始，由于罗马仓促成军，遭波伊人击败，再加上一个迦太基军官——此人名为哈米尔卡，原在马戈部队中，马戈远征军撤退，他却继续留在意大利北部——的鼓动，使得两个最受罗马人威胁的部族波伊人和因苏布雷人群起叛变。利古里亚人也由于燃眉之急而武装起来，即连塞诺马尼族的年轻人这一次也不肯听从酋长们的小心劝告，而奔赴他们血缘同胞的共同命运了。罗马人为阻挡高卢人而在普拉森舍和克雷莫纳构筑的两座堡垒，前者被攻陷——活命者不及两千人——后者被围；罗马军匆忙赶至，在克雷莫纳城前发生一场大战。迦太基军官的指挥虽然老练，也终不能弥补其部属的缺点；高卢人无法抵挡罗马军团攻击，尸横战阵，而其中之一便是那迦太基军官。不过凯尔特人仍继续奋战：这一年在克雷莫纳得胜的罗马军，次年（公元前199年）却几乎被因苏布雷人尽行击溃，考其原因，则又是以军事领袖的愚妄为主。直至公元前198年，普拉森舍才得以部分重建。但为求生而联合奋斗的诸部族却一直存在内部的不合：波伊人与因苏布雷人争执起来，而塞诺马尼人不仅从他们的民族同盟中撤退，而且无耻地出卖了他们的同胞，以此来买取罗马人的原谅；当因苏布雷人在明修斯河与罗马人作战时，塞诺马尼人攻其背部，帮助罗马人毁灭了他们的同胞与同志（公元前197年）。因苏布雷人遭此屈辱与背叛，又失去科莫，乃单独与罗马人缔和（公元前196年）。当然，罗马人向塞诺马尼人与因苏布雷人所提的条件，远低于其给予意大利同盟者；最用心的一点是他们在法律上为意大利人和凯尔特人立下界线，使凯尔特人永无可能取得罗马公民权。但他们允许这些波河以北的凯尔特部族生存下去，并维持他们的民族体制——如此使他们不致形成“市区”，而是他们原先“区域”——再者，罗马人似乎并没有要他们缴纳贡税。罗马人意在让他们成为波河南方的罗马殖民区之堡垒，抵挡阿尔卑斯山民游荡劫掠。再者，这些区域的拉丁化相当迅速，凯尔特的民性与文化当然无法抵挡它的影响，这跟文化较高的萨贝利人和伊特鲁里亚人不同。公元前168年去世的著名拉丁喜剧家斯泰提乌斯·凯基利乌斯便是解放过的因苏布雷人；亲临这些区域的波利比乌斯说，只有阿尔卑斯山中的少数几个村落边残留着凯尔特的语言与文化；这种说法容或有些夸张，却有其相当的可信性。维尼蒂人的民族特色则保持得较久一些。
<h5>为防止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高卢人之迁徙所采取的措施</h5>
在这些区域，罗马人的主要努力自然在制止阿尔卑斯山北的凯尔特族的南迁，并使分隔意大利本岛与欧洲内陆的自然壁垒成为政治界线。实则罗马人已经令附近的凯尔特部族闻风丧胆；阿尔卑斯山北的凯尔特人不仅眼见山南的同胞遭受毁亡的命运而趔趄不前，而且当罗马使者指责某些个别的凯尔特单位在山南企图和平定居时，他们不但立即提出官方否认，而且表示对那些凯尔特单位的责备之意。而这些移民单位本身，则不仅先到罗马元老院恳求土地配给，而且在遭受拒绝之后，一言不发即返回阿尔卑斯以北（公元前186—前179年），任凭他们在阿奎莱亚不远处所建的城镇被毁。罗马元老院下定决心，阿尔卑斯的门户此后永对凯尔特人关闭，不许例外，而意大利境内的罗马属民若意图协助此类移民计划，必严惩不贷。在意大利东北角，亚德里亚海的顶端，有一个最北方的意大利殖民地（公元前183—前181年）；罗马人为了防止外族入侵，为了确保亚德里亚海的航运，也为了制止那时在此海域仍未全然消灭的海盗，又为了阻断马其顿的菲利普的西进——他想从东方入侵意大利，如汉尼拔从西方入侵者然——意大利人在此建立堡垒，结果，导致同伊斯特里亚人的战争（公元前178—前177年），但由于几处要塞的攻取及伊斯特里亚王艾普罗的阵亡，战争随即结束。这场战争中唯一引起注意的是一小撮蛮人偷袭罗马军营，消息传出，使罗马舰队与全意大利扫过一阵寒颤。
<h5>波河南方流域之殖民化</h5>
波河南岸区域，罗马元老院则决心并入意大利，对这个区域自又采取了不同的措施。首当其冲的波伊人绝命抵抗；他们甚至渡过波河，意图激起因苏布雷人共同反抗（公元前194年）；他们将一个罗马执政官困在军营中，使后者几近投降；在土著的绝死攻击下，普拉森舍处境危殆；最后，在穆蒂纳发生决战；这场战争打得疲困经久而血肉模糊。但罗马人终于胜利了（公元前193年）；自此以后，两方的战争不再是战争，而是猎取奴隶。不久，罗马军营就成了波伊地区唯一一个难民营，当地残存的人大部分都逃至军营避难；而战胜者也可不夸张地向罗马报告：除却老弱以外，波伊人已经绝灭了。这个民族于是不得不接受派定给它的命运。罗马人要求割让其土地的一半（公元前191年）；这个要求波伊人无力拒绝，而即使在剩下的一半领土中，波伊人也不久就消失了，被他们的征服者所同化。
罗马人这样清扫地面以后，乃重新组织与规划普拉森舍与克雷莫纳二堡，派入新的殖民者；因为最后几年的战乱已使此二处的殖民者被扫光。新的根据地，在以前的塞农人区域内及其附近，为波坦蒂亚（在雷卡纳蒂附近，距安科纳不远，公元前184年）和皮萨隆（佩萨罗，建于公元前184年）；在新得的波伊区，则为博洛尼亚（公元前189年）、穆蒂纳（公元前183年）和帕尔马（公元前183年）。穆蒂纳殖民地在汉尼拔之战以前就已始建，但战争将殖民工作打断。照例，堡垒的构筑与军事道路的构筑并行。弗拉米尼大道从北方终点亚里米伦再向北延，名为“艾米利亚道”（Aemilian way），至普拉森舍（公元前187年）；此外，从罗马至阿瑞底姆的道路——名叫“卡西亚道”（Cassian way）——大约在公元前187年，也由罗马社团负责重新修筑；从阿瑞底姆越过亚平宁至博洛尼亚并通向新艾米利亚道的小径，也于公元前171年完成，为罗马与波河堡垒之间提供了比较便捷的途径。由于这些广泛的措施，凯尔特人与意大利人之间的界线就由亚平宁山移至波河。波河以南，主要是意大利人的文明区，波河以北则主要是凯尔特人的地区；若说亚平宁山与波河之间的区域仍旧标名为凯尔特区，则也不过是空名了。
<h5>利古里亚</h5>
意大利西北部的山区主要由利古里亚人散布其间，对这一带，罗马人也采取类似的策略。这个命运主要落在栖居于亚平宁山与阿尔诺之间的阿普亚尼人身上（他们原先不断劫掠比萨和博洛尼亚与穆蒂纳），能从罗马剑下逃命的，都被遣送意大利南方的贝内文托地区（公元前180年）；利古里亚族曾攫取穆蒂纳，罗马人于公元前176年夺回；其后，经极力奋战，将该族彻底摧毁于波河与阿尔诺河之间的山谷。公元前177年建构的卢纳堡垒（距拉斯佩齐亚不远）可以阻挡利古里亚人，正如阿奎莱亚可以阻挡阿尔卑斯山北的人。同时，使罗马人获得一个良港，成为通往马西利亚或西班牙航道上的要站。从罗马至卢纳的沿海道路——名为奥勒良道（Aurelian road）——在奥勒良道和卡西亚道之间，由鲁卡到佛罗伦萨的道路之构筑，或许也在这段时期。
更为西边的利古里亚人，盘踞了热那亚一带的亚平宁山区和阿尔卑斯的沿海区，罗马人同他们的斗争则是持续不断的。他们对邻族常进行陆上和海上的袭击劫掠。但罗马人跟他们的持续冲突并未产生长久性的战果，罗马人在此地区甚至也并无意追求长久性的战果。罗马人在此地区明显想达到的目的是在海路之外另辟一条陆路，跟阿尔卑斯山北的高卢人和西班牙相通；因之，罗马人致力于疏通卢纳经马西利亚到依波利亚的沿海路，使之至少到达阿尔卑斯山；阿尔卑斯山以外，海路与海岸陆路则由马西利亚人负责为罗马人保持畅通。内陆这些岩石的天险山谷及其贫困但机敏善战山民，则主要成了罗马人的战争训练所，训练罗马官兵的战术，并使他们的心变得冷硬。
<h5>科西嘉，萨丁尼亚</h5>
对科西嘉人和萨丁尼亚内陆居民，罗马人也进行着他们所谓类似的“战争”。罗马人常向这两个岛屿沿岸袭击，劫掠人口。提比利乌斯·格拉古于公元前177年的萨丁尼亚远征之所以特别值得一书，并不是因为他给该岛带来“和平”，而是如他所说，他屠杀和捕获了八万之众，自此以后拖往罗马的奴隶如此之多，以致“便宜得像萨丁尼亚人”（cheap as a Sardinian）一语变成了成语。
<h5>意大利的自然边界</h5>
罗马对非洲的政策则可以由一个短视而胸襟狭小的观念以概括之，即阻止迦太基的复兴，而因之就要对这个不幸的城市不断施以压迫，并使它随时恐惧罗马人会对之宣战。和约的条款之一是迦太基当保持其领土之完整，但其邻人马欣尼撒却可获有其本人及其先人在迦太基境内所取得之一切；这个条款的加入看似在为阻止争执，而实则益发激起争执。同一个条约又约束迦太基人，禁止他们与罗马的盟邦作战；因此，即使努米底亚人在迦太基人无可争议的领土之内，迦太基人均不得驱逐之。在这样的条约约束之下，再加上非洲的国界常处于未定状态，而邻邦又强大好战，则迦太基的处境可谓痛苦之极了；但事实却比预料更坏得多。早在公元前193年，迦太基人就发现自己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受了攻击，眼见其最富裕的领土，在小赛耳底的依波利亚省，被努米底亚人劫掠，有些部分甚至被强占。这类行为日益肆无忌惮，平原地区沦入努米底亚人之手，迦太基人备尝艰辛才保住了较大的城镇。只不过两年以后，公元前172年，迦太基人就声明他们的七十个村庄在违背和约的情况下被夺取。使节团一批接一批地派往罗马元老院，请求让他们武装自卫，不然就指定一个仲裁法庭，由权力让努米底亚人归还掠夺之地，再不然就重新鉴定边界，至少可以让他们知道他们究竟还有多少领土需要丧失；再不然，就宁可让他们成为罗马的属国，这样至少胜于把他们逐渐交到利比亚人手中。但罗马政府实则在公元前200年就已允许他们的受保护人领土的扩张，而此扩充当然是以迦太基为牺牲；罗马人似乎不甚反对他们的受保护人用其自己的力量去求取战利品；利比亚人则利用这个机会尽情报复他们往日的折磨者，太过火的时候，偶尔也受到罗马人制止；但罗马人之所以委派马欣尼撒为迦太基的邻人，就是为了折磨迦太基。迦太基的一切恳求与投诉均无任何结果，罗马只派了一个委员会到非洲做调查，却未做成任何结果，另外，当谈判在罗马举行的时候，马欣尼撒的使者装作没有得到指令，因之谈判不了了之。只有腓尼基人才有这样的耐心忍受这样屈辱的地位，甚至对全权大使百般奉承。他们还特别赠送谷物给罗马人，以讨欢心。
然而，在战败的一方，其韧性并非仅表示于这种忍让委屈。在迦太基仍有一个爱国党派存在，而在这个党派之首，仍屹立着那个无论命运把他置于何处罗马人均感惧怕的人。这个党派清楚预见罗马与东方诸国难以避免争战，而它则始终未曾放弃利用这个机会以图救国灭敌的意念；哈米尔卡与他的儿子们的雄图壮志之所以失败，主要就是失败在迦太基的寡头政治手里；因此，其当前主要内在目标便是重振国力以备下一次决战。两派的对立，汉尼拔清明、高贵与令人心服的心灵导致了政治与经济的改革。那寡头政治，竟在其种种祸国殃民的愚行之外，恬不知耻地想陷那伟大的将军于罪，指控他故意不攻罗马城，私用意大利战利品——这样腐败的寡头政府，终于在人民忍无可忍之下，由汉尼拔建议，而被推翻了，成立了民主政府（公元前195年之前）。由于将利息和被贪污的钱收回，经济迅得改善，再加较好的控制，以致摊还罗马的战费无需向公民另加任何特别的税捐就可缴纳。那正要跟亚细亚的大王开始决定性战争的罗马政府，自然对迦太基的这种情势发展深为戒惧；当罗马军团在亚洲作战之际，迦太基舰队登陆意大利，在汉尼拔指挥下第二次发动入侵战，并非只是幻想的危险而已。因此，罗马人乃派出使节团至非洲（公元前195年），很可能是要迦太基交出汉尼拔；鉴于罗马人的担忧，他们这样做自有其道理。那被推翻了的迦太基寡头政府首脑们满怀恶意，一封一封的信送往罗马，向他们国家的公敌告发他们的爱国英雄，说他跟某些与罗马不友善的国家相通；这些密告者的行为固为人不齿，但他们的情报却可能正确；承认迦太基的一个英雄竟然使那般强大的一个国家感到恐惧，确实是件屈辱的事，而扎马之役的战胜者竟需在元老院破例采取这样有失国格的一步，只不过说明了一个单纯的事实：汉尼拔是如此特异的英雄，以致罗马的政治家中，除了情胜于理的之外，都已再无法忍受让他位居迦太基政府的领导者。罗马政府对他的重视几乎没有让他感到意外。由于执行上次战争的是汉尼拔而非迦太基，因此背负战败者之命运的也必须是他。迦太基人除了屈从之外别无选择，而他们感谢汉尼拔的是他迅速而明智地逃往东方，免去了让他们把他亲手交给敌人的耻辱；他的本城迦太基是以只执行了屈辱较小的措施，就是把它最伟大的公民永远放逐于本土之外，没收他的财产，拉平了他的房子。自古就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即众神要降给他们的宠儿无限的喜悦与无限的悲愁：这句话在汉尼拔身上得到全副的印证。
<h5>罗马对迦太基余怒未息</h5>
在汉尼拔离开迦太基之后，罗马却仍然心神不宁，这就是罗马人的过分之处。对立的党派确实仍像以前一样存在，但在爱国派失去了那几乎改变世界的人物之后，它已经不再有多少作用，不会比埃托利亚或亚加亚的爱国派更有影响了。当时那不幸的城市中翻腾着的种种观念中，最合理的无过于干脆附庸于马欣尼撒，使他由迦太基人的迫害者变为保护者。但爱国派既未占据上风，倾利比亚派也未能获得多数附和；而政府则又落入对罗马友善的寡头政客之手，这些人，固然未曾完全放弃对未来的筹划，但他们所筹划的却只是保持物质繁荣，与乎在罗马的保护下维持通商自由。既然如此，罗马实已可放心了。但罗马的民众与一般的元老却无法忘却汉尼拔战争所带给他们的惊恐；而罗马的商人则眼红于迦太基的繁荣，因为这个城市在政治力量消失之后，仍有广大的经济依附区，拥有无可动摇的财富。早在公元前187年，迦太基政府即要求把公元前201年和约所订的战费之摊还一次付清；罗马政府自然拒绝，因为他们要迦太基摊还战费的用意不在金钱，而在使迦太基处于受制的地位。然而罗马人从迦太基的这个请求上却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迦太基城尽管经受着这么多的忧困，却并没有被灭掉，而且也是毁不掉的。罗马城到处流传着诡诈无信的腓尼基人在进行何种阴谋的风言风语。据说，提尔的亚利斯托出现在迦太基了，身为汉尼拔的使者，为一支亚洲舰队召募人员；另有一次，据说国会于夜间在康复之神的神殿集会，听取柏修斯的使者报告（公元前173年）；公元前171年又有传言，谓迦太基已为马其顿之战配备了一支强大的舰队。这些传言可能都是空穴来风。但它们却是一种讯号，表示罗马方面在外交上将有新的失误，也表示马欣尼撒将有新的侵略，而罗马人则越来越无法放下一个念头：迦太基问题必须第三次迦太基之战始得以完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