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合约后迦太基的情势</h5>

公元前241年跟罗马签订的条约给迦太基人带来和平，但他们付的代价却极为沉重。萨丁尼亚的贡税绝大部分都流入罗马人的国库，而不是迦太基人的，这还算是损失中最小的。更让他们恼恨的是东西地中海的交通正在完全要落入他们全部控制之际，却被迫放弃这久来的希望。现在他们看到，整个的商业政策破坏了；自从西西里陷落后，原先在他们掌握中的地中海西南水域已经变成各国各民族自由通航的大道，而意大利的商业已全然独立于腓尼基人的势力之外。然而好和平的西顿人可能愿意默认这种结果。他们早已遭受过类似的打击；他们早先曾经独占的东西，曾不得不跟马塞利亚人、伊特鲁里亚人和西西里的希腊人共享；其实，现在他们保有的地方——非洲、西班牙和通往大西洋的门户——也足以带给他们权势与财富了。但说真的，谁又能保证这些可以一直留在他们手中？

雷古卢斯几乎得手的条件，只有愿意遗忘的人才能遗忘；如果罗马现在从利利俾发动它原先从意大利所发动的攻势，迦太基必将灭亡。无疑目前他们拥有和平；但这和平却悬于游丝，而他们也知道罗马人民对这个条约所抱的不满态度。罗马现在可能尚未思及征服非洲，尚以意大利领土之扩充为足；但迦太基若以罗马人的这种暂时满足为依靠，则前途未可乐观。罗马人即使只为其意大利政策，也可能认为降伏非洲邻国不若将之消灭为便利——谁能保证不会有此发展？

<h5>迦太基的主战与主和派</h5>

简言之，迦太基人只认为公元前241年的条约是停战协约，只能用以准备即将来临而不可避免的战争。这并不是为了要复仇，甚至也不只是为了重新收复所失的土地与权利，而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不致依赖敌人的善意。但是，在一场毁灭战——尽管其来临的时间未定——悬于弱国头上，智慧、坚毅而忠于国族的人——他们会立刻为此不可避免的战争而准备，在有利的时刻接受它，因此以攻击政策来替代防御政策——总是发现自己受到另一群人的阻挠，这是慵懒而懦弱的金钱崇拜大众，是老弱残疾之人，是那些无心于家国之事，只想得过且过，生于安乐死于安乐的人；他们不计一切代价以推迟最后的斗争。如此，在迦太基，也有主和的一派和备战的一派，而两派也自然和业已存在的政治保守派与改革派相结合。前者的支持者是政府机构，是元老议会和百人议会——以被人称为的“伟大汉诺”为首；后者的支持者则有群众的领袖们——尤其是备受敬仰的哈斯德鲁巴——以及西西里军的军官们；西西里部队在哈米尔卡的领导下，虽然最后终无成果而回，却向爱国者显示了一种行动的途径，使他们相信依此而行能够脱出亡国之运。这两派间的宿仇可能由来已久，只是利比亚之战使他们不得不暂停相互的斗争，以救燃眉之急。关于这场战争，我们前已述及。西西里军官尽管做了预先的安排，但执政党的昏庸无能却激起了叛乱，并由政府的颟顸而使叛乱爆发为革命，再由军事的无能而陷于灭国的边缘（尤其是由于军事领袖汉诺的无能，此人足可称为军队的毁灭者）。到了这时，艾尔克特的英雄，哈米尔卡·巴尔卡（闪电），临危受命，要他将政府从自作自受的危亡中救援出来。他接下这个重任，甚至在他们指定汉诺跟他共掌指挥权时，仍有那气度不弃之不顾。真的，当愤怒的军队将后者送回家去，而当政府又紧急要求容许汉诺跟他共任指挥的时候，他仍能有足够的自制，第二度容忍他；虽然有那么多掣肘的敌人，虽然有这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同事，他却仍能以他对叛军的影响力，以他对努米底亚酋长们的巧妙对待，以及他无匹的组织与统御天才，在极短的时期内把叛变完全安抚下来，使叛逆的非洲重又成为效忠于他的盟友（公元前237年末）。

在这场战争期中，爱国派保持沉默；现在，他们的声音响亮了。这次的灾难显示出掌握统治权的寡头彻底腐败，其性质的有害于国家，他们的排外政策的不当，他们倾向罗马的不当。另一方面，罗马攫取萨丁尼亚，以及在这次危机中罗马人所表现的态度也使迦太基人——即使最卑微的分子——明了，罗马随时会再度向迦太基宣战，而如果迦太基以目前的国力迎战，则只有毁灭一途。或许，在迦太基有一批绝望的人，眼见自己国家未来不保，打算移民其他岛屿。而谁又能责备他们？但心灵高贵的人却不屑只求自救而不顾国家，伟大的人则更因群众为之绝望的环境而奋起。他们接受了罗马所订定的条约；除了屈从外，别无他法，在旧恨中加上新仇，小心地培养同仇敌忾之气——这受伤的民族最后的力源。于是，他们采取改革步骤[1]。他们已再确定不过，当权派的政治腐败已不可救药；就是这次战争，也未能让他们忘记他们的恶意，也没有学到更多的智慧；这可以从一件事看出，就是，现在他们厚颜无耻得几近白痴地在想办法归罪哈米尔卡，说他是佣兵的肇始者，因为他未得政府同意，即答应给西西里士兵薪饷。设若军官与民众领袖要推翻这腐败的政府，迦太基人几乎是不会反对的；但令人顾忌的阻力却会来自罗马，因为政府的主脑们跟罗马几乎已经维持了近乎卖国的关系。要想拯救自己的国家，除了种种困难之外，还得不让罗马人得知，也不能让倾向于罗马的政府看出。

<h5>哈米尔卡任总司令</h5>

因此，他们不碰政府的体制，任政府首长们去尽量享受特权与公有财产。他们唯一建议而得以实行的是，利比亚战争中的两位总司令——战后是军队的首领——汉诺与哈米尔卡，前者撤销，后者任命为全非洲总司令，任期不限定。在他们的安排下，使哈米尔卡的位置独立于政府机关——这使反对者们称之为违宪的君主力量，加图则称之为独裁——只有人民大会才可撤销他的职位和给予审判[2]。即连继承人的选定权，亦不交托首都当局，而交于迦太基军官——这些军官在缔结条约时，跟将军同时列名，认可权当然保留给人民大会。至于这算不算篡夺政权，只从一事就可看出，即主战派只把军队视为他们行权的范围。

在形式上，哈米尔卡的任务是相当谦冲的。在边界上，跟努米底亚人的战争始终未停；位于内地的“百门之城”瑟维斯特（泰贝萨）只曾被迦太基人短期占领过。边界战争交予新的非洲总司令了，但这战争的本身并不那么重要，它只是一个办法，让人民大会通过的命令不致受到迦太基政府的干预；至于政府本身，要如何腐败，都听他去了。罗马人却似乎完全未能察觉到此举的意义。

<h5>哈米尔卡的战争计划　军队　公民</h5>

如此，这个在西西里与利比亚战争中已证明命运注定唯有他可以拯救国家（设若国家还可拯救）的人，现在成为迦太基军队之首了。或许从未有一人在对命运的高贵奋斗中比他更为高贵了。军队意在拯救国家，但这又是什么样的军队呢？利比亚之战中，迦太基民兵在哈米尔卡的领导下，打得不差；但是他知道，在临危之际领导城市的商人和工匠以救亡是一回事，要把他们组成正式的军队又是另一回事。迦太基的爱国派供给他优秀的军官，但那几乎是清一色有教义的阶级。他没有民兵，充其量有几队利比亚—腓尼基的骑兵。艰巨的任务在于须由利比亚人与佣兵组成一支军队；在像哈米尔卡这样的将军手中，这个任务并非不能达成，但即使是他，也必须准备发给他们优厚的军饷。但是，从西西里的经验中他已知道，迦太基的岁入花在比军饷更急迫的事情上去了——尽管军饷是给那些与敌人作战以救国的人的。因此，他所发动的战争必须由他自己支付，而这一次，却不像比勒格林诺山的小数目，而是大得多。然而反过来看，哈米尔卡并不仅是军事领袖，而且是党派领袖。当权派已是跟他誓不两立了，又焦急又有耐心地等着推翻他；他只有向公民求取支持；然而公民的领袖们尽管可能再高贵、再纯洁，群众却已连根腐烂了，已经惯于那不幸的腐败习俗，没有立即见效的报偿，他们是什么也不肯拿出来的。不错，在特殊的危急情况下，由于情势所逼或由热情的突现，他们会有所行动，这是任何再腐败的社团都会有的；但是，设若哈米尔卡想要迦太基的社团长久支持他的计划——这计划需连续好些年才能完成——则他必须按时给他家中的朋友们送上财物，以使那乌合之众情绪良好。要这样，他才能求得或买通那些温吞水，让他们答应他去拯救国家；他不得不从那些他厌恨又不断征服的人的高傲里求取缓刑，以便完成他的目的；这些，他都委屈而沉默地接受下来；他不得不向那些卖国者——而那些人却自称是他本城的主人——隐藏他的计划与轻视；这高贵的英雄在国内国外两面受敌之下，只有少数几个见解与情怀相同的朋友；他只能依靠国内与国外数人的犹豫不决来进行他的计划，他蒙骗两者，又抗拒两者；只要他弄到钱，弄到人，他就可以执行他伟大的计划。要去跟远处那片土地抗衡，他的军队即使做好了攻击准备，也似乎难以到达，要想征服，更是渺茫了。他还仍是个年轻人，三十刚刚出头，但是，当他准备出发的时候，似乎预感到他将无法达成他的愿望，或者只能远远看到允诺之地。当他离开迦太基时，他带着儿子，九岁的汉尼拔，在至高的神的殿堂中发誓永以罗马为仇，并把他和他的小儿子哈斯德鲁巴与马戈——他称他们为“狮子的血脉”——培养成他计划的继承人，并继承他的天才与国恨。

<h5>哈米尔卡向西班牙进军　巴尔卡家族在西班牙建立的王国</h5>

在佣兵之战结束后，这位利比亚的新统帅立即离开迦太基（或许在公元前236年春）。看来他是想向西方远征自由的利比亚人。他的陆军——象队特别强大——沿海岸前进；他的旁边则是由他忠诚的同志哈斯德鲁巴所率领的舰队。突然消息传来，说他已在海格力斯之柱[3]渡海，登陆西班牙，在那里跟当地人作起战来——照迦太基政府人员的指控，那里的人本来对他无害，而政府又没有命令他这么做。不过，他们总没有抱怨他疏忽非洲就是了；当努米底亚人再度叛乱，他的助手哈斯德鲁巴如此有效地将之击溃，以致此后许久的时间前线得以保持平静，而原先好几个独立的部落都同意进贡。他个人在西班牙所做的事，详情已无从考证。他死后一个世代，老加图在西班牙见到他仍然新鲜的工作成果；尽管这老加图是那般怀恨迦太基人，却仍然叹道，在哈米尔卡·巴尔卡的旁边，没有任何帝王值得一提。他以军人与政治家在最后的九年（公元前236—前228年）所完成的成果，至少我们现在仍可概略见到；可叹的是他正当盛年，眼见他的计划开始成熟的时候，却在一场英勇的战争中，如沙恩霍斯特[4]一般，以身殉国。此后八年（公元前227—前220年），他职位与计划的继承人，他的女婿哈斯德鲁巴，以主人原有的精神来继承他的未竟之志。迦太基在西班牙海岸所拥有的，原先只是一个小商港，另加一个加迪兹人保护国，这些，迦太基人只当做是利比亚的附庸，可是现在，由于哈米尔卡的统御和哈斯德鲁巴巧妙的政治家手法，却已成为一个迦太基人的王国。西班牙最好的地区，南方与东方海岸，已经变成了腓尼基人的行省。城镇建立起来了；最重要的是，“西班牙的迦太基”（卡塔赫纳）在南岸唯一的良港由哈斯德鲁巴建立起来了，其中包括辉煌的“皇家城堡”。农业兴起，而由于幸运，在卡塔赫纳发现了银矿，此银矿在一世纪后，年产价值超出三十六万英镑（三千六百万塞斯特斯）。大部分社团，远至埃布罗，都依附迦太基，向它进贡。哈斯德鲁巴用一切办法，甚至联婚的方式，来笼络各酋长，使他们倾向迦太基。如此，迦太基又在西班牙获得了工商市场；岁入不但足以供养军队，而且有盈余可送回迦太基，并储存以备来日。在这个省份他们组织并训练军队，凡向迦太基臣服的社团都按规定征缴税收，战俘被编入迦太基部队。由各依附社团所提供的部队和佣兵要多少就有多少。士兵在长期征战的生涯中以军做家，以对伟大领袖的忠诚替代爱国热情。由于不断跟英勇的伊比利亚和凯尔特人作战，这支步兵，加上努米底亚优秀的骑兵配合，已成为可用之兵。

<h5>迦太基政府与巴尔卡家族</h5>

就以迦太基而言，巴尔卡一家人的作为是可以继续下去的。公民不但未被征收固定税捐，有时还分享所得；在西西里与萨丁尼亚的商业损失因西班牙而得到弥补；而西班牙的战争与胜利，不久就变得如此家喻户晓，以致在特殊紧急的情况下——如哈米尔卡阵亡时——竟还可以使得迦太基派遣相当的兵力去非洲增援，而当权派，不论高兴不高兴，都不得不保持缄默，顶多也是私下抱怨一番，或跟他们罗马的朋友通通信，责备一下那些煽动的军官和乌合之众。

<h5>罗马政府与巴尔卡家族</h5>

在罗马这方面，也并未有任何认真的计划要干涉西班牙的事情。罗马的这种消极态度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他们对那遥远的西班牙半岛缺乏认识——而一定也正是这个原因，哈米尔卡才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执行他计划的可行地点。罗马派使者到西班牙，收取该地的资料，并向迦太基将军们询问发展的原因，后者答称为了向罗马缴纳巨额的战争赔偿费；但元老院不可能相信这种说词。可是元老们可能只看出哈米尔卡计划的近期目标，即用西班牙来弥补迦太基人在贡税与商业上的损失；在他们觉得，由迦太基人发动侵略战，尤其是从西班牙来攻击意大利（从言词与事实判断上）乃属绝不可能。在迦太基，主和派中当然有不少人看到更远的发展，但不论他们做何想法，恐怕都很不可能去告知他们的罗马朋友即将来临的风暴；而迦太基当局则已不再能阻止此事的发生了——因为这会加速危机；而即使他们这样做，这种由党派之争而产生的告发，恐怕也未必得到罗马的信任。当然，迦太基势力在西班牙超乎想象的迅速扩充，迟早会激起罗马的觉醒与恐惧。事实上，在战争爆发前几年，他们曾试图为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发展立下界限。约在公元前226年，由于察觉到希腊主义的复活，他们同西班牙东岸的两个希腊或半希腊城镇缔结联盟，即是萨贡托（莫维德罗，距瓦伦西亚不远）和依波利亚（安普里亚斯）。他们通知迦太基将军哈斯德鲁巴，并警告他不得将征讨范围越过埃布罗，哈斯德鲁巴表示听从。这并非为了阻止迦太基军从陆路入侵意大利——因为如果一个将军要这样做，任何条约都是约束不了他的——而只是使已经可怕了的西班牙迦太基人的资源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则为在埃布罗河与比利牛斯山（这是罗马列入保护地区的）之间预置一个作战据点，在必要之际可以登陆，于西班牙作战。罗马元老院当然看出终必一战，但从西班牙所发生的事情看，他们所料想的至多是派兵至西班牙，而迦太基的部队，由于有西班牙的兵源与物资，可能会强得多；不过，他们毕竟毅然决定——这可以从公元前218年的战争看出——下次的战争只能在非洲始，在非洲终——而这样的战争当然也同时决定了西班牙的命运。罗马人的拖延还有其他原因，即开始几年迦太基年年分期摊还战费，罗马若宣战，迦太基自然拒付；接下来是哈米尔卡的阵亡，使他的朋友与敌人都认为他的计划必与他同埋黄沙。最后，当元老院已确信拖延决非上策时，他们却又必须考虑到波河河谷的高卢人；如果罗马发动大规模战争，阿尔卑斯山北部的部落必然会跟仍在滋事的凯尔特人联攻罗马背后。当然，不论是迦太基的主和派或任何条约，都不足以约束罗马人的行动；再说，如果他们欲发动战争，西班牙的敌意行动可以在任何时刻作为借口。在这种情况之下，罗马的行为非不可解；然而，无可否认，罗马元老院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表现了短视与迟缓——以同一时期他们对高卢人的处理言之，这错误显得更为不可原谅。罗马人的政策，向来就以坚定、狡猾与一致著称，但在组织之构想及速度上，则显然不及——而罗马的敌人，从皮拉斯到米特拉达悌，在这方面往往都超过它。

<h5>汉尼拔</h5>

如此，命运向哈米尔卡的计划微笑了。战争的资源——习于战争与征服而数量庞大的兵源，不断增加的库存——已经取得了；但为了发现正确的战斗时机、正确的战斗方向，必须有一个领袖。但那在绝望的危急中，为绝望的人民铺出拯救之路的人，当计划得以实行的时候，却已为国捐躯。他的继任者哈斯德鲁巴一直未采攻势，是由于他认为时机尚未到来，或由于他根本上是政治家而非将军，因而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做这番事业，我们已无从考证。公元前220年年初，当他死于暗杀者之手，西班牙的迦太基军官乃推举哈米尔卡的长子汉尼拔来接替他的职位。此时，汉尼拔仍是年轻人——生于公元前249年，因之，现在只有二十九岁；但他的生命却已由种种经验而千锤百炼。他最早的记忆乃是他父亲在远地征战，征服艾尔克特；他跟父亲共有那不可征服生命，有同样的情感，共同经历过卡图鲁斯的和平、苦痛的返国以及恐怖的利比亚战争；年纪尚幼，他就随父亲至军营，不久就表现出类拔萃。他轻灵而强韧的躯体使他成为杰出的赛跑家和拳击家，无畏的骑马者；缺少睡眠对他不生影响，而他又像真正的军人一样懂得如何享受食物或忍受匮乏。他的青年期虽然在军中度过，他所受的却是那时高贵的腓尼基人的教养；在希腊文方面，显然在他成为将军以后，在好友斯巴达的索西卢斯的指导之下，进步神速，以致可以用这种文字写国书。长大后，他加入父亲的部队，在父亲的注视下骁勇作战，而他的父亲也在他的身边倒下。自此以后，他在姐夫哈斯德鲁巴麾下指挥骑兵，以个人的勇武与领袖的天才而使天人共赞。现在，他的同志们在呼唤他了——这年轻而历经考验的将军——请来做我们的总司令——现在他可以执行他父亲与姐夫九泉之下未酬的壮志。他接受了那职位，而毫无愧对。他当代的人想用种种借口来污蔑他的性格；罗马人说他残忍，迦太基人说他贪婪；不错，他心中怀着只有东方的心灵才懂得的愤恨，而一个从不匮乏的将军几乎不可能不贪婪。尽管在他的历史上写着愤恨、嫉妒与小气，这些却绝不能污损他高贵的形象。除了那些恶意的虚构之外，除却他的助手——尤其是汉尼拔·莫诺马库斯和撒姆尼人马戈——以他的名义所犯的罪行之外，他所做的每件事都可以由当时的环境来证明其正确，并合乎当时的国际法则；所有的人都共认他以稀有完美将谨慎与热切、小心与精强融合为一。腓尼基人所特有的机巧，在他尤为彰著；他最善奇兵制胜；他熟稔一切埋伏与诡诈之法，他史无前例地精研敌人的性格。由无匹的间谍活动——即在罗马，他都有正式的间谍——他得悉敌人的计划；他本人则常微服假发出行，以便探取数据。那个时代的每一页历史都在在证明了他做将军的天才；而他政治家的秉赋亦正不弱——这可在与罗马媾和后见于他对迦太基体制的改革，以及他被放逐以后，以异乡人的身份对东方国家政治的影响。至于他对人的统御，则可以见之于他对他军队的无比控制——这军队系由语言不同的各种族所组成，然而，即使在最艰困的时刻，他们也从没有一次想要背叛他。他是个伟人；不论他走到何处，皆众望所归。

<h5>罗马与迦太基的破裂</h5>

在任命（公元前220年春）之后，汉尼拔立即开始战争。凯尔特人的地区仍如鼎沸，而罗马与马其顿之间的战争似一触即发；现在，他有很好的理由把面具抛却，在罗马人方便派兵至非洲作战之前，任意选择他自己发动战争的处所。他的军队不久就完成备战，而他的府库加上掠夺而来的财物强可敷用；但迦太基政府却绝不想向罗马宣战。哈斯德鲁巴的将军职位，在西班牙由他继承不难，但他作为全国爱国者之领袖的地位，继承起来就难得多了；主和派在家乡现在占据上风，用政治控诉来迫害主战派领袖们。那业已把哈米尔卡的计划切割损坏的当政者们，是不肯让那原先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他现在已身为西班牙总司令了——以国家为赌注来施展他的爱国抱负的；而汉尼拔也有所犹豫，因为他不愿公然反对合法政府，而自行宣战。他试图激使萨贡托人破坏和平，但他们却只向罗马诉苦一番了事。当罗马人接到诉怨后，指派一个委员会前来时，他想以粗鲁的对待来激使他们宣战，但委员们却明白情势所在：他们在西班牙保持沉默，却到迦太基告状，并通知罗马汉尼拔已准备攻击，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如此，时机拖延下去，安提柯三世的死讯——他约在哈斯德鲁巴遭暗杀时突然寿终——业已传抵；在阿尔卑斯山南面的高卢人所在地，罗马人在用双倍的热力建立堡垒；罗马已准备次年春季将伊利里亚的叛乱加速敉平。拖延一天就损失一天的成功机会。汉尼拔下定决心。他派人通知迦太基，萨贡托人在侵略迦太基的属民陶波勒特人，因此他必须采取攻势；不待回答，他便于公元前219年春围攻与罗马同盟的萨贡托，换句话说，也就是跟罗马宣战。从迦太基投降派的意见中，我们略可窥见当时迦太基对此事的流行看法。据说，所有“有声望的人”，都不赞成这种“未得命令”即行发动的攻势；他们说，这种行动须被否定，而那妄胆的军官则当逮捕。但不论话怎么说，迦太基议会对军队和家乡附近的群众之恐惧却超乎对罗马的；也许，他们察觉到要想收回这已迈出的步子是不可能了；或许只是因为他们的惰性使他们不愿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步骤。总之，到最后他们决定什么都不做，任那战争进行，而又不准备批准它。萨贡托以唯有西班牙的城镇才能做到的顽强来防守；设若罗马肯花一根小拇指的力量，并在萨贡托八个月的围攻中不以伊利里亚之战的琐屑理由置之不顾，他们这海上霸主将不致在有港口可以登陆的状况下，自食保护者之言，更或许可以使战局有不同的转向。但他们拖延，而萨贡托最后终被突破；当汉尼拔将战利品送回迦太基的时候，爱国主义与好战冲动因以抬头，使许多原先不闻不问的人都因之沸腾；而战利品的分配遂切断一切跟罗马和好的可能。萨贡托被毁后，罗马使者来到迦太基，要求递解将军及当时在军中的军官；迦太基人提出辩解，但罗马发言人将之打断，卷起其长袍谓：此袍中有战争有和平，端视迦太基军官选择之；诸军官乃鼓勇而言曰，选择权交与罗马；罗马发言人选择战争，迦太基人乃接受之（公元前218年春）。

<h5>攻意大利之准备</h5>

由于萨贡托的顽抗又损失一年的汉尼拔，在公元前219—前218年冬季照例隐退到卡塔赫纳，做一切部署工作——一方面准备进攻意大利，一方面准备防卫西班牙与非洲；因为他也像他父亲与姐夫一样，既是这两个国家的最高统帅，则防卫其祖国的一切措施也都落在肩上。他的兵力总计步兵十二万，骑兵一万六；另有象五十八只，五行桨的大划船有人员的三十二艘，无人员的十八艘，留守在首都的大象与船只尚不计算在内。在他的迦太基军队中，除却轻装部队里少许利古里亚人以外，没有佣兵；他的部队以迦太基属民——利比亚人与西班牙人——征召入伍的为主，另有少数几个腓尼基中队。这个深知其部属心理的将军，为了保证他对他们的信心，整个一冬放他们总假；再者，他有别于腓尼基人爱国主义的褊狭排外观念，他以将军之誓向利比亚人保证，设若胜利而归，每一个都可以成为迦太基的公民。然而，军队并非全数远征意大利。两万人派往非洲，其中小部分前往首都和腓尼基人的本土，大部分则往非洲西角。为保卫西班牙，留下步兵一万二、骑兵二千五、近半数象队，此外还有驻守的舰队。西班牙的军事与政治统帅权交由汉尼拔的弟弟哈斯德鲁巴。迦太基的直属领土卫戍军较少，因为在情势紧迫之下，首都本身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同样，西班牙目前所留兵力亦不甚大，因为易于征召新兵，相较之下，留驻于非洲的军力——包括骑兵与象队——就较多。非洲与西班牙之间的联系顾虑周详：为此，舰队驻守于西班牙，而西非则由极强大之部队防卫。部队的忠诚不但由收留于萨贡托要塞中的西班牙各社团之人质保证，而且士兵皆从征集地调往远处：东非民兵主要调至西班牙，西班牙调至西非，西非调至迦太基。如此，防卫做好妥善部署。攻击方面，一支二十艘五行桨战船的海军中队，载战士一千人，从迦太基驶往意大利西岸，劫掠之，另一支二十五艘五行桨战船的海军中队，则在可能的状况下，试图收复利利俾。汉尼拔相信政府至少可以做这种微量的支援。主力军，他则决定亲自带领入侵意大利本土；这毫无疑问是哈米尔卡的原本计划。要想对罗马做决定性的攻击，唯有在意大利，就如对迦太基的决定性攻击唯有在利比亚；罗马必然要在其下次战争中直攻迦太基本土，故迦太基也不当将其战争局限于次要目标，如西西里等地，或仅限于防卫——因为防卫战如果失败，固然与攻击战的失败同样是毁灭，但若胜利，则永不能与攻击战的胜利产生一样的成果。

<h5>攻击之法</h5>

但如何能得以攻击意大利本土？由陆路或海路，他都可能到达意大利半岛；但这计划若不仅于孤注一掷，而是具有战略目标的军事远征，则务须有比西班牙或非洲更接近意大利的基地。汉尼拔不能信赖舰队或设防过的港口，因为罗马现在是海上霸主。意大利联盟的领土也不大可能会提供可靠的据点。在非常不同的时期，在没有希腊的同情下，罗马曾抵挡住皮拉斯的震撼；因此，现在在迦太基将军出现之际，它也不可能粉碎；入侵军在罗马堡垒与巩固的联邦网之下必然退无死所。汉尼拔唯一可能找到的同盟是利古里亚人与凯尔特人，这正像拿破仑在进攻俄罗斯时唯有波兰可与之同盟一样。这些为求独立而争战未了的部落仍在创痛之中，他们既与意大利人在种族上有别，又感到罗马的连锁堡垒与大道——这两者目前就已将近将他们包围——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自然会把腓尼基军视为他们的拯救者（腓尼基军中凯尔特人为数不少），因之可以作为腓尼基军的支持者，可以供应物资与兵源。跟波伊人与因苏布雷人的正式协约已签订，后者负责派向导接应迦太基军，并在同血缘的各部族间为他们求取良好的接待与沿途的供应，一旦登上意大利本土，立即合攻罗马。总之，罗马与东方诸国的关系使得迦太基人踏入了同一地区。以塞拉西亚之役的胜利而重拾其伯罗奔尼撒半岛主权的马其顿，处于与罗马不合的状态；赫瓦尔的德米特里厄斯，本与罗马同盟，而后改投马其顿；因而被罗马夺去王位，现在以流亡者身份住在马其顿的宫廷，罗马欲索取其人，马其顿则予以拒绝。如果从瓜达尔基维尔河至卡拉苏河有一个地方可以结成联军以对抗共同的敌人，那个地方便是波河区域。因此，样样条件都将汉尼拔引向意大利北部；而他父亲显然早就选中此地，因为公元前230年，当罗马人到这一带的时候，曾大为吃惊地发现过迦太基的勘察队。

汉尼拔宁选陆路而不选水路，原因就不那么明显；因为罗马的海上霸权和其与马西利亚的同盟，都不足以阻止他们由热那亚登陆，这一点不但显然，而且由继后的事实可以证明。史学权威们未能为我们提出充分资料或解释，而只凭猜测又嫌不足。汉尼拔必须要在两个危途之间做一选择。或许他认为海路有自然的风险与难以预料的海战，不若陆路确定，因为波伊人与因苏布雷人的担保是毫无可疑的；更且，即使他登陆热那亚，仍须翻山越岭；但他可能并不知道翻越亚平宁山比阿尔卑斯山容易得太多。不管怎么说，他打算采取的路途是凯尔特人的老路，凭着这条路，更多更多的人马都曾越过阿尔卑斯：凯尔特人的同盟与解救者可能不需冒鲁莽之险即能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