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诺贝尔奖得主恩里科·费米提出了这个最著名的问题：“外星人在哪里？”他与物理学界的同行们讨论了这样提问的原因，如果宇宙中充满生命，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看到过外星人文明的任何迹象。数学家布乔克给出的答案是：外星人还没与我们接触是因为它们还没有时间发现我们。

经常有人问安·兰德，她首先是位小说家还是位哲学家？她的回答是：“两者皆是。”

哥德尔的举止以“新颖”和“古怪”著称。爱因斯坦是他要好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吃饭。麦克阿瑟将军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在麦迪逊大街举行隆重的庆祝游行。第二天哥德尔吃饭时煞有介事地对爱因斯坦说，《纽约时报》封面上的人物不是麦克阿瑟，而是一个骗子。证据是什么呢？哥德尔拿出麦克阿瑟以前的一张照片，又拿了一把尺子。他比较了两张照片中鼻子长度在脸上所占的比例。结果的确不同：证毕。

作家塞林格在第一次见到泰勒时曾为她的美貌倾倒：“她是我见到的最漂亮的女人。”

1957年，还是籍籍无名的马尔克斯在巴黎街头一眼认出名人海明威。二人素未谋面，马尔克斯不知道该上前去请他接受采访，还是去向他表达对他无限的景仰。最后，马尔克斯只是向对街的人行道大喊：“大——大——大师！”海明威明白在众多人当中不会有第二个大师，就转过头来，举起手像小孩子似的对马尔克斯大叫：“再见，朋友！”以后二人再也没见过面。

1957年，卡尔维诺退出共产党，他说：“我的退党决定是建立在以下事实上的，我与党内其他人的意见不同，对我能参加的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都已经成了一个障碍。”

1969年，滚石乐队的灵魂人物之一，布莱恩·琼斯死在了自家的游泳池里。为了纪念这位摇滚英雄，鲍勃·迪伦在专辑中重新演唱了《像一块滚石》：“这感觉如何？感觉如何？孤独一人，没有家的方向，像一个陌生人，像一块滚石。”

西蒙·温切斯特是著名的传记作家，他在谈到写书的动机时说，有一次他在逛哈佛大学附近的书店时偶然看到《中国科学技术史》，就问起谁是李约瑟。书店的职员大为惊讶，脱口说，先生您连李约瑟都不知道，还能算是文明社会有教养的人吗？温切斯特为此深受震动。

洛尔迦和聂鲁达则一见如故。聂鲁达喜欢洛尔迦的丰富以及他对生活的健壮胃口。他们俩都来自乡下，对劳动者有深厚的感情。洛尔迦对聂鲁达的诗歌十分敬重，常打听他最近在写什么。当聂鲁达开始朗诵时，洛尔迦会堵住耳朵，摇头叫喊：“停！停下来！够了，别再多念了？你会影响我！”

波兰学派的人喜欢在咖啡馆里讨论数学，库拉托夫斯基和斯坦因豪斯是有钱人，他们一般在高档的罗马咖啡馆里谈论数学；巴拿赫、乌拉姆和马祖尔穷一些，则待在一个苏格兰咖啡馆里，每次有什么重大发现，就记录在册，并保存在店里，这就是著名的苏格兰手册。当然，老板对他们好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每次都可以消耗大量的啤酒，据说有一次聚会长达17小时，其间，巴拿赫不停地饮酒，乌拉姆说巴拿赫是难以超越的。

除了对最佳雪茄、美食和美酒的敏感欣赏，钢琴家鲁宾斯坦还是位美术鉴赏家，他说：“我发现了毕加索，在我成为鲁宾斯坦之前。”

有一次，维特根斯坦对罗素再版《数学原理》评论说，《数学原理》有许多错误，靠出一个新版本也无济于事。维特根斯坦的苛刻是一种非常认真公正的态度。有一次罗素在学术会议上对“几个傻瓜”保持礼貌，结果维特根斯坦义愤填膺，认为罗素没有当面告诉那几个傻瓜，他们是多么愚蠢，是一种缺德的世故。

据记载，阿西莫夫曾宣称自己不喜欢看色情文学作品。他说：“我每次看这种书都觉得难为情。”朋友们可以为此作证。他曾在婚后光顾过纽约的下流剧院，但只去过一次，他认为整个过程枯燥乏味。有一次，在第42大街上，一位妓女找上了他。他后来声称，当时他根本不知道她是在拉皮条，但当他弄明白后，他吓得拔腿就跑。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是“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他感动得致电瑞典皇家学院：“极为感谢！激动！荣耀！惊讶！惭愧。”

厄内斯特·海明威不大注意拼写，例如动词have变成现在分词时忘记去掉字母e再加ing。连词nor用于否定时，他总用得不妥当。在他一生中，他总是把already同all ready混淆，还认为英文里确有alright这个词。但是他在中学读书期间在写作上所表现出来的冲天干劲和敢闯精神，以上这些缺点与之相比就显得十分次要了。后来，他有句口头禅：“你写文章，可请别人替你改正错别字。”

“二战”后，海德格尔曾认为，尼采把他弄坏了。他非常担心“人们会因为他卷入纳粹主义而认为他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伽达默尔在这方面帮助了他，以致海德格尔很感激伽达默尔。

当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通知电报来到肖洛霍夫身边的时候，他正在郊外的森林里打猎。后来，在他亲赴斯德格尔摩领奖时，大批记者来采访他。他说瑞典文学院迟了二三十年才颁奖给他，实际上他是第一位真正该得此项奖的苏联作家。他还说：“当我得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天，正好朝天放了两枪，除了掉下两只大雁外，还十分意外地掉下了诺贝尔文学奖。”

俄国人纳博科夫最终把自己归类为美国作家。1969年，他这样告诉记者：“在现时的概念里，一位美国作家意味着一位当了25年美国公民的作家，它还意味着我所有的作品都首先在美国发表，意味着美国是唯一的一个使我在精神和感情上感到是家的国家。”

奥登晚年公开披露了他的同性恋，他暗示说，他沾染这种恶习使他在这个不安宁的世界获得一段较为轻松的时刻。“在天国，”他写道，“我们都有着平等的意识，大家都有着独立的人格，都有着独立的世界观，都是一个种类。”

1972年，蒙塔莱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评论集《我们的时代》，在这部评论集中，他批评文学艺术被纳入工业生产的轨道，背弃了其作为“时代晴雨表”的庄严使命。1975年，蒙塔莱因“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以巨大的艺术敏感性和排除谬误和幻想的生活洞察力阐明了人的真正价值”，以其全部作品荣膺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蒙塔莱说：“这个世界上蠢人往往是胜利者。现在，我也成为其中之一了吗？”

卡内蒂跟穆齐尔的关系伴随了他一生，在获诺贝尔奖时，他仍提到了这位尊敬有加的作家：“穆齐尔的作品直到今天还使我入迷，也许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全部理解了他的作品。”

1975年，博尔赫斯在密歇根州大激流市接受公开采访，有人问他：“你认为作家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博尔赫斯毫不犹豫地答道：“创造人物。”有人说：这位伟大的作家本人从没有真正创造过任何人物。

有人问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否是自传性小说时，他说：“算是吧，当我完成这本小说时，我大大松了口气。我的少年时代和书中的男孩相当类似，向人们讲述这个故事是一种巨大的解脱。”

萨特是个勤奋的人。除了去世前几年间因半失明而辍笔外，他一生中从没有停止过写作。与许多人把笔耕看成是一种苦役不同，萨特把它当做是一种乐趣，一种需要，一种人生的基本支撑点。他这样说：“我没办法让自己看到一张白纸时，不产生在上面写点什么的欲望。”“无日不写”成了他的座右铭。

对20年后才出录像带的《E.T.外星人》，斯皮尔伯格有一种无可言喻的私密情感。他认为它是他心中最珍爱的电影，而且也绝不可能拍出一部比它更好的续集。他说：“既然不能更好，何苦玷污它的完美？”

在德勒兹心目中，福柯是同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评论《知识考古学》时指出，福柯是一位新档案保管员；在评论《监视与惩罚》时则说，福柯是一位新地图绘制者。而在福柯一方，同样表达了自己的由衷敬佩，在评论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和《意义逻辑》时，福柯说：“有朝一日，德勒兹时代也许会来临。”

布罗茨基曾说，曼德尔施塔姆的命运是出版自由与诗人之间最离奇的事件：“我不能不说，他是一位现代俄狄浦斯：他被遣往地狱却再也没有归返。他的寡妻在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东躲西藏，将一只暗藏他诗卷的平底锅握在手中，夜深人静时默默背诵他的诗歌，时刻提防手执搜查证的复仇女神闯入内室。这是我们的变形记，我们的神话。”

据说，希区柯克最喜欢开的一个玩笑是：挤在电梯的人堆里，等电梯到了他要去的那一层时，便对身边的人说：“我怎么也不相信只是开了一枪，那里到处是血。”说完走出电梯，让留下的人整天去猜测他究竟是在谈什么可怕的事。

1992年秋天，在关于茨维塔耶娃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曾宣称：“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有人问：“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吗？”他答道：“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有人又问道：“那么，里尔克呢？”布罗茨基便有些气恼地说：“在我们这个世纪，再没有比茨维塔耶娃更伟大的诗人了。”

1992年，曾有“欧洲好莱坞”之美誉的罗马电影城深陷危机，不得不拍卖道具等等财产。这是费里尼最热爱的地方，他深感痛心：“看到电影城没落，让我觉得自己老了。没有别的事像这样突然让我觉得老过。”

1920年，27岁的米罗到巴黎时，毕加索为了接济他，买下了他的一张自画像。当时，米罗也与以记者身份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海明威相处甚欢。生活拮据的海明威，为了帮助困难之中的米罗，曾经凑集了5000法郎买下了米罗的早期重要作品《农场》。到了2007年底，米罗题为《蓝星》的作品创下了1160万欧元的拍卖纪录。另一幅作品《鸟》，则以620万欧元成交。

毕加索在晚年很少离开他的山顶别墅。他似乎感到世界正在悄悄地从他身边逝去，尤其是他的朋友接二连三地死去。他把自己关在房门内，拒绝去接外来的电话。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仍在画画。他的另一位朋友说：“你可能会认为他是在试图用生命的最后时光去做几个世纪的工作。”

厄多斯这位曾经是20世纪最具天赋的数学家，他没有家，他说他不需要选择，他从未决定要一年到头每一天都研究数学。“对我来说，研究数学就像呼吸一样自然。”然而，他并不轻言休息，简直可以公认是巡回世界的数学家。他喜欢说：“要休息的话，坟墓里有的是休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