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期间，日军统帅大山岩的孙子问他靠什么指挥打仗，大山岩回答：“嗯，靠的是装糊涂。”

德国元帅兴登堡在“一战”中声名鹊起，受国人狂热追捧，被誉为“护国之神”。但他在战争中有个最大的特点——爱睡觉，在兴登堡去德国最高统帅部之后，对他不满的霍夫曼以假装敬畏的神情告诉到战地来采访的人说：“这里是战前元帅睡觉的地方，这里是战时元帅睡觉的地方，这里是战后元帅睡觉的地方。”霍夫曼曾愤愤不平地说：“真正有能耐的人是否也会碰巧当上元帅？”

“一战”期间，德国参谋总长法尔肯海因将军主张集中攻击法国，但他并不认为大规模突破是必要的。他打算选择一个在情感上被奉为神圣的地区“使法国把血流尽”，“为了保持这个地区，法国将不得不投入他们所有的每一个人”。“凡尔登绞肉机”由此概念最终成为事实，他自己则被称为“凡尔登屠夫”。

在索姆血腥大战中，有最好的人，也有最坏的人。在后来成为知名人士的那些人中间，有军人伯纳德·蒙哥马利和阿奇博尔德·韦维尔，诗人埃德蒙·布伦登、罗伯特·格雷夫斯、约翰·梅斯菲尔德和西格弗里德·萨松。在德国堑壕里怀着期待的心情等待着的，则是下士阿道夫·希特勒：“……我毫不羞愧地承认，我被热情所陶醉……并且承认，我跪了下来衷心地感谢上苍，为了荣幸地允许我活在这样的时候。”

在坦克到达战场前，劳合·乔治访问了黑格和霞飞。看到几千匹军马后，他反对说，对密集的自动炮火进行骑兵冲锋是屠杀。但指挥官们恳切地告诉他说，文官对军事问题的知识，充其量也是无足轻重的。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从来不完全相信，机枪和坦克已使骑兵袭击成为历史陈迹，在整个大战中，他的发亮的长筒靴总是带着踢马刺的。

在1914年马恩河战役中，德军向福煦的第九集团军发动猛攻，福煦并不抵挡，而是也发动进攻，和德军对着拼命。最终德军承受不了，被迫停止进攻。福煦在给霞飞的电报中说道：“吾左军崩之，吾右军溃之，吾中军退之，形势妙哉！吾正继续猛攻也！”

很多人认为马恩河战役的最大功臣并非霞飞这个“反应迟钝”的家伙，而是巴黎卫戍司令加里埃尼，后者在战时征用了包括出租车在内的巴黎所有的机动车辆，组建了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支摩托化部队，确实对战役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抬加贬霞”的人，霞飞的回答相当经典：“我不知道战役的胜利应该归功于谁，但我知道如果此战失败谁将为之负责。”

伊普雷之战，英军有着冲到英吉利海峡的宏大计划，但结果只得到几平方英里毫无价值的沼泽地，包括荒芜的帕尚达埃尔村庄在内。黑格的老对手劳合·乔治辛酸地说，这场战斗“连同索姆和凡尔登的战斗，将列为战史上所曾进行过的最残忍、最无益和最血腥的战斗”，乔治痛斥，这是“在所有灾难记录中无与伦比的顽固和狭隘的自高自大”的结局。

1917年3月，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被迫逊位；高尔察克是第一位宣誓效忠临时政府的海军上将。他说：“我不是为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政府服务，而是为被我视为高于一切的祖国服务。”

福煦做了协约国总司令后，跟麾下三位大将仍有矛盾，尤其是和美军总司令潘兴将军。有一次福煦要把美军拆开分给英军和法军，潘兴不同意，福煦把他的计划往桌上一丢，说完就拂袖而去。后来潘兴曾对别人说，那一刻他恨不得一巴掌把福煦抽死！

“一战”中，德军攻入比利时将军勒芒防守的阵地，发现勒芒将军被压在一大块砖石下面，看来已经气绝身死。一名满脸污垢的副官守卫在侧，他说：“请对将军尊重一点，他已经死了。”其实勒芒还活着，只是失去了知觉。他被救活之后送到冯·埃姆米希将军面前，他交出指挥刀说：“我是在昏迷中被俘的。务必请你在战报中说明这一点。”“你的指挥刀并没有玷污军人的荣誉，”埃姆米希答道，同时把指挥刀还给将军，“留着吧。”

“一战”期间，英国将军艾伦比出征前，劳治·乔合首相对他说：“我希望你能拿下耶路撒冷，作为献给咱们大英帝国的圣诞节礼物。”就这样，艾伦比从西线战场调到了中东战场。造化弄人，正是在中东战场，艾伦比才创造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战绩，使自己成为“一战”中最了不起的英国陆军名将。

意大利卡多纳将军有着顽固的军事纪律观念，可用古老的皮埃蒙特格言来概括：“上级总是对的，越是错时越是对。”唯恐士兵忘却，卡多纳向他的指挥官发出纪律指令，劈头一句就是：“最高统帅部要求，无论何时何地，铁的纪律应当统治全军。”对违犯规章的处分，他则采用了文明军队废弃已久的野蛮刑罚。

一次战役之后，德军伤亡1万人，中断进攻而不救援友军的俄国将军连年坎普夫的伤亡共达14.5万人。失去理智的连年坎普夫抛弃了他的军队，飞快逃回俄国。没得到救援的吉林斯基将军对他的懦怯行为大发雷霆，极力要求把他立即撤职。俄军内部混乱不堪，连年坎普夫甚至被指责为通敌：“他本是个德国人，你还能指望他做什么别的事情呢？”但总司令不但把连年坎普夫贬黜，还把吉林斯基也撤职：“因为他失去理智，不能掌握作战。”

英国将军贝蒂的名字常常跟日德兰海战联系在一起。其好战个性跟另一将军杰利科的过分沉着是两个极端，“一旦抓住绝不放手”是德国人对他的形容。当第一海务大臣要求第五战列舰分队归贝蒂指挥时，杰利科极力反对：“给的船越多，他的胆子越大。”

1916年5月，“一战”期间规模最大的海战——日德兰海战爆发。德英两国舰队都想引诱对方靠近自己的主力，然后再歼灭之。尽管初战不利，旗舰“雄狮”号受创，贝蒂对“雄狮”号舰长说：“我们这些该死的船今天有点毛病。”这种冷静泰然被日后的英国史学家所称颂，接着他下达了一道典型的纳尔逊式的命令：“再近一点接敌。”

因为指挥失利，小毛奇被免去德国最高指挥官之职。但此事暂时保密，以免震惊全国。为了粉饰表面，毛奇每天不得不去参加讨论战略，在那里，没有人征询他的意见或把他当做一回事。他不得不坐在他从前的对手、现在是他的继任人的旁边，一言不发。毛奇后来说：“但丁的地狱都容纳不了我被迫在那时遭受的这些痛苦。”

法国使者敦促俄国人在东普鲁士发动攻势。沙皇的伯父、总司令尼古拉斯大公，是一位亲法者，他向大使保证说：“我甚至可以不等我的几个军全部集合。我一感到足够强大，我就进攻。”可是，这位热心的俄国人，忽视了为他们的军队准备充分的食物、补给或运输工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与协约国斗得筋疲力尽之时，美军作为有生力量踏上欧洲的土地。但潘兴不急于投入战斗，而是认真地进行战前训练，这可把在堑壕里苦战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急得不得了。就连潘兴的参谋也提醒他：“我们的训练计划需要的时间太长了，会使人们感到德国人的预言是正确的——在英法军队垮台之前，美军到不了前线！”潘兴回答说：“我不知道德国人的想法，我只知道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打不了仗！”

施里芬从未亲自指挥过军队作战，因其制定的“施里芬计划”获得“统帅”的美名，他对此评论说：“我们已经堕落得太深了。”当小毛奇继他出任总参谋长后，因举办一次演习被授予高级勋章的时候，施里芬说，在他叔父（老毛奇）获得同样勋章的时候，必须冲锋陷阵，打赢数次战争。

“一战”期间，特伦查德指挥航空队主动出击，轰炸了德国的铁路、机场和工业目标。反对者批评他，说他让飞行员去送死，特伦查德回答：“岂有打仗不死人哉？不死人何以赢得胜利乎？！”他后来被誉为“皇家空军之父”。

“一战”时，隆美尔随部队开赴法国，后又在东线与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人作战，被德皇威廉二世授予功勋奖章。“一战”结束后，他担任过步兵营长和陆军学院教官。隆美尔有着惊人的军事素质，他把德国军事学说的进攻精神融于自己的军事指挥之中，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战机，敢于力排众议，果断发起进攻。丘吉尔曾这样评价隆美尔：“尽管我们在战争浩劫中相互厮杀，请准许我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

1930年1月，马其诺将争论多年的防御计划交由议会进行讨论以投票表决，马其诺发挥其演说才能说服了议会成员。他警告说：“不管新的战争会采取什么形式，战争的手段是空战，是毒气战……我们无人不晓遭受侵略的代价，随之而来的是财产物质的惨重损失和士气颓败。”拒敌于国门之外成就了军事史上著名的“马其诺防线”，英国军事家李德·哈特认为，法国的军事思想要落后20年。

丘吉尔在军队工作极为认真。据说，他经常戴一顶浅蓝色的法国钢盔穿行在阵地上，在官兵们面前表现得刚毅果决、勇敢机警。他经常对士兵们说：“战争是一种游戏，应当满面笑容地作战。”他的乐观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官兵们的士气。

戴高乐在德国人入侵前4个月大声疾呼，不管法国政府把马其诺防线加强得如何好，敌人可以摧毁它或绕过它。他警告说，如果突破一个缺口，那么整个马其诺防线就会崩溃，汽车到巴黎只有6个小时的路程。他说：“在上一世纪，每一次巴黎被侵占，法国的抵抗力量在一个小时内就被瓦解了。”1940年6月14日，那个时刻又到来了，戴高乐的预言成了现实。

1934年，富勒走出了更加错误的一步，他公开认可法西斯主义的一些思想，包括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态度。他在自己的一些文章中也对犹太人进行了谴责。30年后，富勒为自己这个时期的行为申辩，抱怨人们错误地理解了他的政治观点。他说：“我并不反对民主政治。我反对的只是过于泛滥的选举，因为这既不负责任，又缺乏良好的组织。我之所以部分认可法西斯理论，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与我一样都主张建设机械化部队。”

苏联五大元帅中的三位，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即加伦将军）和叶戈罗夫被枪决，剩下的两位，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也岌岌可危。1939年内务部的人包围了布琼尼的住宅，这位驰骋疆场的骑兵统帅端起机枪便向内务部人员扫射，逼得他们只好向后退，布琼尼赶紧给斯大林打电话：“斯大林同志！发生了反革命叛乱，有人来抓我。我向您保证：绝不让他们活捉。”斯大林听了哈哈大笑，命令叶若夫：“放过这个傻瓜吧，他对我们没危险。”

山本五十六心里清楚日本海军与美英海军的差距，他曾对近卫首相说：“如果真和美国打，我只能坚持一年到一年半。”

1927年，59岁的松井石根受命为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他得到了人生中最后一次扬名立功的机会。他学写汉诗，发出过这样的感慨：“汗了绒衣四十年，兴国如梦大江流，军恩未酬人将老，执戟又来四百州。”

1940年5月，二次大战的西线战役打响。古德里安率领装甲部队疯狂挺进，毫不停歇，第一天就越过了卢森堡和比利时，不久就攻克了法国色当要塞。德军速度实在太快，快得让法军根本反应不过来，待到他们清醒过来时，已在德军的战俘营里了。6月，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团神速挺进到瑞士边境。当古德里安汇报战果时，希特勒都不敢相信，他问是不是搞错了。古德里安说：“一点没错，我本人就在瑞士边境的潘塔利！”

打下新加坡没多久，山下奉文的本性暴露无遗，他下令对当地华人进行屠杀，同时又掠夺了大量财宝。战后这只“马来之虎”在马尼拉军事法庭受审，被判处绞刑，麦克阿瑟乐呵呵地批准了判决，麦克阿瑟说：“其犯罪是乃对文明之耻辱，其经历乃对军人之耻辱。”

莫德尔将军回到德军最高统帅部，请求增派一个坦克军归他指挥。希特勒答应了，但为坦克军用于什么地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希特勒固执己见，毫不让步，莫德尔最后大喊：“我的元首，是你在指挥第九集团军呢，还是我在指挥？”希特勒惊诧地抬起头，终于让步，但他强调说，莫德尔必须对由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