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6</h3>
1894年9月17日上午11点半，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甲午海战爆发。
这场海战的经过和结果，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我也不忍心再写一遍），单说说作为中方舰队最高指挥官的丁汝昌在这场海战中的表现。
后世的一大争论，是在两支舰队遭遇时，丁汝昌下令北洋舰队排成“雁行阵”冲向日本联合舰队，而日本联合舰队则采取纵队回应。由于北洋舰队的阵型只能发挥舰首炮的威力，而日本联合舰队则可以发挥侧舷炮数量多的优势，所以最终北洋舰队落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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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战中日双方舰队的阵型
而事实上，丁汝昌下令采取的阵型，也不是拍脑袋想的，而是按照平时训练，根据北洋舰队军舰的特性决定的——“定远”和“镇远”这批主力舰，当初都是以加强舰首方向火力而制造的。比如“定远”舰装备的4门口径为305毫米的巨炮，如果排成纵队放开侧舷，一侧只有两门炮可以同时开火，而如果舰首对准敌人，4门巨炮都可以开火。
而日本联合舰队的军舰有不少都是加强侧舷火炮的。换句话说，在一场遭遇战的情况下，大家都只能率先反应：用自己最擅长的阵型投入战斗。
而且，丁汝昌在甲午海战中，至少对得起军人的本分。
这场战斗是以北洋舰队的“定远”号先开炮拉开战幕的。可惜的是，不知道是因为年久失修还是什么缘故（“定远”舰当时已经下水12年了），“定远”巨炮一响，舰桥就开裂了，坐镇指挥的丁汝昌跌了下来，信号旗装置也废了。
但后来的事未必所有人都知道：手下要把满脸是血的丁汝昌抬进内室，但丁汝昌坚持不肯，坐在甲板上指挥作战，直到战斗结束。
至于信号旗系统被毁，确实是天数，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北洋舰队失去指挥，各自为战。
但丁汝昌当时在战前发出过三条训令：
1.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
2.始终以舰艏向敌，即保持位置，而为基本战术。
3.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
如果丁汝昌不负伤，信号系统不被摧毁，北洋舰队还是会按照这三条训令进行战斗。
事实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事后日本人复盘，自己舰队的各种操作也是漏洞百出。抛开意外因素不谈，丁汝昌在这一场战斗中当然要负指挥失败的责任，但要说他一无是处，也不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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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世昌的“致远”号在甲午海战中沉没。图中右侧为日舰“吉野”号，中央倾斜的是“致远”号。绘制此图的是观战的英国远东舰队“利安德”号上的军官，他对“致远”“经远”号的奋战都给予了极高评价
问题就在于，5个多小时的激烈海战之后，日本联合舰队其实也损失惨重，4艘主力舰基本丧失战斗力，但就是一艘也没沉。
而北洋舰队虽然“定远”“镇远”等主力舰岿然不动，但沉了“超勇”等5艘较弱的军舰（“广甲”号逃离战场，几天后触礁沉没）。
日本即便胜，也是惨胜，所以率先退出战场。
而失去5艘军舰的丁汝昌，注定要接受悲剧的命运了。
<h3>7</h3>
困守刘公岛后，丁汝昌其实并没有放弃。
那个时候，丁汝昌已经被革去了尚书衔，待旅顺陷落之后，又被革去全部职位。不过，光绪帝很快又收回了谕旨，改为“暂留本任”——丁汝昌走了，谁来接着保卫大清帝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丁汝昌还在坚持抵抗。他看到威海陆路上的炮台防守薄弱，怕被日军攻占后调转炮口倒轰北洋舰队，所以建议先自行炸毁，结果又被当成“通敌卖国”的证据禀报朝廷。“清流派”再度怂恿光绪帝要将丁汝昌革职，在李鸿章力保、刘步蟾等将领请愿的情况下，朝廷才决定“秋后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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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南岸的炮台。后来炮台果然被日军攻占，调转炮口，吊打停在港口里的北洋舰队，丁汝昌只能再组织敢死队去炸掉炮台
即便如此，丁汝昌还是率领舰队击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并主动用舰炮支援陆地战斗，击毙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为甲午战争中日军被击毙的最高将领）。
丁汝昌在抵抗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开始在“但求一死”了。
1895年2月9日，丁汝昌登“靖远”舰与日本舰队作战，“靖远”舰被陆地炮台上发来的炮弹击中（也是我们自己的炮台，被日军夺去），丁汝昌准备与船同沉，被部下拼死救上小船。
2月12日，日本联合舰队指挥官伊东祐亨写来了劝降书，丁汝昌断然拒绝，并把劝降书派人送给李鸿章，以表明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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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汝昌给伊东祐亨的信，退回了伊东祐亨的三件礼物
但他知道，手下人中，很多人已有降意了。
2月8日，北洋舰队的“左队一号”管带王平，率13艘鱼雷艇和两艘快艇集体出逃（结果被日军击毁和俘虏14艘，只有1艘逃到了烟台），丁汝昌自己对李鸿章承认：“自雷艇逃后，水陆兵心散乱。”
而为了避免被日军俘获后利用，丁汝昌下令舰队炸沉自己的军舰。众人因为怕失去投降的本钱，已经没有人肯执行，只有“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一人服从，在“定远”号打光所有炮弹后，炸沉军舰，然后自杀殉国。
丁汝昌知道，战斗已经持续不下去了，部下都在等着投降，而成为阻碍的，无非就是他还活着。
2月12日深夜，本文开头的一幕发生了。
据身边人回忆，丁汝昌服药后并没有立刻丧命，而是非常痛苦地挣扎到了后半夜才断气。他死后没多久，手下军官牛昶昞就盗用他的名义，与日方签订了《威海降约》。
俘获北洋舰队所有残存舰只的日本人，将军舰收编，甚至将“镇远”号开到日本展览（后编入日本联合舰队，参加了日俄战争中的“对马海战”）。
但他们专门用一艘中国商船，郑重地送回了丁汝昌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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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画的丁汝昌
日本海军大尉子爵小笠原长生这样描述丁汝昌：“日清和平破裂之后，在许多战斗中没有像威海卫那样的义战。为何称其为‘义战’呢？因为敌人极尽忠义。其他无论旅顺还是平壤，皇军所到之处立即陷落。然而据守在威海卫内刘公岛的丁汝昌，对日本海军的进攻则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竭尽全力之后，最终自杀以救部下，这实在是战则以义战，降则以义降。”
馒头说
大一刚入学时修了“中国近代史”，第一次被要求写论文。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写“甲午海战”——这一直是我觉得最揪心的一段近代耻辱战史。因为第一次写论文，什么都不懂，还给文章起了个自己觉得很有意境的题目《日落北洋》，没错，像小说一样。
然后就一头扎进了图书馆，开始寻找各种资料。
看了一个星期的资料后，发现很多自己以前以为是正确的东西，全被颠覆了。
什么“慈禧太后为了庆寿挪用海军军费”，什么“李鸿章当缩头乌龟避战求和”等等，在这些我认为是北洋舰队覆灭的“主要原因”背后，我了解到了很多自己原先并不知道的东西。
比如，那时候的我，第一次知道了“速射炮”的概念。当时日本联合舰队的炮筒口径虽然比北洋舰队的小，但北洋舰队的主力舰打一发炮弹，日本联合舰队的军舰能打6发——当时有英国人算过，整个海战过程中，联合舰队的火力其实是北洋舰队的3倍。
又比如，我一直以为北洋舰队的实力当时在亚洲是遥遥领先的，但事实上，日本人经过励精图治，在海战开战前，他们联合舰队参战的军舰，无论是在总排水量、平均航速节、火炮数量、鱼雷发射管数量等各方面，都是领先于北洋舰队的——我们哪有资格说什么“痛失好局”啊！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回过头来看丁汝昌，就很让人唏嘘了。
尽管日本人一直很尊敬丁汝昌，认为他是“义死”，但在当时的中国，他无可避免也要“出把力”，一起将整个甲午战争失败的“锅”背起来。尽管他已经自裁以谢天下，但身后依旧遭受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和评价。1910年溥仪当皇帝时，才恢复他生前的官衔（主要是袁世凯力主，他当年在解决朝鲜危机时和丁汝昌搭档愉快），而在后来的活动中，他的墓还被掘开过。
丁汝昌在自杀前可能还希望，自己能以一死，换一了百了。
甲午一战，马关签下耻辱条约。日本的伊藤博文对前来谈判的李鸿章说过这样一句话：“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背后的意思是，你们的失败，不是你一人的失败，是你们整个政治改革太慢的失败。
你看，这个锅，连李鸿章都背不起，更何况丁汝昌呢？
[1] 1英尺≈0.3048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