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他的名字总是和一场海战连在一起,因为那场海战是一场耻辱的败局,所以这个人,似乎也总是以一个窝囊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印象中……
<h3>1</h3>
1895年2月12日,刘公岛,深夜。
丁汝昌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杯葡萄酒。在写完给李鸿章的最后一封信后,丁汝昌拿起了酒杯。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只是催的并不是琵琶声,而是刘公岛港口外,数十艘日本军舰的隆隆炮火声。
而眼前的那杯酒,也并非葡萄美酒,因为里面溶着生鸦片。丁汝昌是准备用它来结束自己生命的。
没有人知道,丁汝昌在举起酒杯的那一刹那,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在酒入口的一刹那,丁汝昌五十九年的人生,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而他麾下那支曾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八”的北洋舰队,也就此灰飞烟灭。
<h3>2</h3>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2/1-200602002550M1.jpg" />
丁汝昌
1836年,丁汝昌出生在安徽庐江县的石头镇。丁汝昌出身贫苦,父亲丁灿勋务农为生,所以丁汝昌只读了三年私塾,就靠帮人放牛、放鸭、摆渡等,补贴家用。
在19世纪50年代,很多穷苦人家的孩子都去跟着做一件事,那就是参加太平天国的起义——丁汝昌也没有例外。1854年,在太平军占领庐江后,父母双亡的丁汝昌就参加了太平军,成为程学启(后来苏州杀降事件的主角之一)的部下,驻扎在安庆。
1861年,曾国藩的湘军合围安庆,程学启带着丁汝昌等300多人在夜里翻越城墙,投降了清朝。
这也是丁汝昌被后世不少人诟病的第一点:变节。
对于前来投降的程学启部,当时在前线统兵的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并不信任,之后每逢战斗,都将他们放在最前列,胜则最好,败则炮灰。但程学启和丁汝昌因为熟悉太平军的里里外外,作战又勇敢,所以一路出生入死,屡立战功,而且毫发无伤。
1861年8月,安庆终于被破,立下大功的程学启升任游击,做了湘军“开”字营的营官(相当于营长),而丁汝昌做了哨官(相当于连长)。程学启确实比较会带兵打仗,李鸿章也比较倚重他。
没多久,曾国藩命李鸿章组建“淮军”,并配了湘军几个营作为“嫁妆”,丁汝昌所在的“开”字营也在其中。他坐着火轮,随着李鸿章浩浩荡荡地开往江南。
自此,丁汝昌的命运开始和李鸿章联系在了一起。
<h3>3</h3>
丁汝昌到底会不会打仗?当然会。
如果丁汝昌不会打仗,不会在到江南没多久,就被名将刘铭传看中,调入自己的“铭”字营担任哨官。太平天国灭亡后,丁汝昌随刘铭传剿灭捻军,统率骑兵,再度屡立大功。等到东捻军被消灭的时候,丁汝昌已经官拜“总兵”(差不多相当于师长级别),授提督衔。
那一年,丁汝昌也就32岁。应该说,他的顶戴花翎,还是靠自己打出来的。
但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在太平军和捻军等内乱基本被扑灭后,识时务的曾国藩一声令下,湘军开始裁军。1874年,一轮轮的裁军风潮波及刘铭传时,刘铭传让丁汝昌裁撤他的三队王牌骑兵营,丁汝昌修书抗辩,惹恼了刘铭传,丁汝昌怕引来杀身之祸,索性辞职回家了。
在家赋闲了几年后,毕竟还在壮年的丁汝昌想做点事情。1877年秋,丁汝昌奉旨发往甘肃等候差遣。走之前,他拜见了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
丁汝昌的到访,让李鸿章眼前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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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传也是洋务名臣,后任台湾第一任巡抚,有“台湾近代化之父”之称
丁汝昌向李鸿章说起自己想做点事,李鸿章是这么回答的:“刘铭传和你闹矛盾,我若用你,肯定会得罪刘铭传。”[“省三(刘铭传)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省三龃矣。”]
那怎么办?李鸿章给丁汝昌指了一条路:我正在创办海军,你现在在我的安排下去学习各种海军知识,我会委你大任。那时候,左宗棠还想调丁汝昌一起去收复新疆,但被李鸿章找了个借口推辞了(由此也可见丁汝昌的战功确实比较有名)。
那个时候,李鸿章其实已经在盘算北洋水师提督的人选了。
<h3>4</h3>
谁来当北洋水师的提督,确实是一个难题。
朝堂上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支舰队将来肯定是大清帝国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这个北洋水师提督的位置,不是谁来当都可以的。
李鸿章心里又何尝不明白?他曾为这件事专门请教过当时的两江总督、福州船政学堂的创始人沈葆桢。当时李鸿章提出,这个提督人选必须“既懂海军,又有资历”。沈葆桢向李鸿章两手一摊:中国之前连海军都没有,难道还有这样的人才?
无奈之下,沈葆桢建议李鸿章先让海军科班出身的年轻人迅速挑大梁,担任骨干军官,加速磨砺,再选一个有资历、打过仗的老将来统领,所谓“一老带群新”,这样搭班子,还是合理的。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也是中国近代造船、航运和海军的奠基人之一。他当时担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受命组建南洋水师,但他支持优先组建北洋水师。
“群新”是谁?那就是福州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邓世昌这批人。这些人确实后来被大力提拔,成为北洋舰队上各舰的管带和核心骨干。
那么有资历的“老将”呢?
李鸿章有自己的小算盘:这个提督的位置,首先不能放给外人,不然将来不听指挥,等于为他人作嫁衣;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地提拔自己的亲信,因为这会引来其他人的反感。
那么,谁合适呢?
丁汝昌啊!淮军旧将出身,对李鸿章有忠心,但在家赋闲多年,并非李鸿章嫡系。曾经叱咤战场,年纪轻轻,官拜总兵,而且愿意去一个新兴军种当差(当时清朝很多将领不愿去海军,所以北洋水师官兵的薪俸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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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
所以,后人诟病李鸿章任人唯亲,提拔丁汝昌统帅北洋水师,多少也有那么一点不公平:放眼当时全中国,能找出来的合适人选确实不多。
<h3>5</h3>
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立,担任提督的,正是丁汝昌。
“一个带骑兵的去管海军,怎能不败?”这是后来很多人对丁汝昌的评价。
丁汝昌确实是陆军出身,虽然也有人曾说,他最初到刘铭传麾下管的其实就是湘军的水师,但内陆江河的船和海军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点无须洗白。
但是,丁汝昌主观上还是非常努力的。从业务能力上来说,丁汝昌留下的大量亲笔文件和电报可以证明,他其实一直在认真学习现代化海军知识,而且对舰队的日常管理、士兵操练和轮船修理这些细节都非常熟悉。有一次,运到舰队的煤炭少了10吨,丁汝昌不仅明察秋毫,还一直盯到补齐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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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师中的“镇边”舰就是一艘“蚊子船”。“蚊子船”即炮船,每艘造价15万两;木质船身外包钢板无装甲,长127英尺[1],宽29英尺,吃水9.5英尺;排水量440吨。清廷认为这种船性价比高,但其实在海战中用处不大
从职位升迁来说,丁汝昌也不是纯粹的“空降干部”。丁汝昌最初只是被李鸿章派到一艘新买的“蚊子船”上随同学习,职位只是“督操”。1881年,丁汝昌带着北洋水师官兵200余人前往英国接收“超勇”号和“扬威”号巡洋舰回国,一路顺风顺水,处理得当,回来后才被授予“统领”职务。
从部属关系来说,虽然也有刘步蟾等一批青年将官一开始看不起不懂业务的丁汝昌的说法,但总的来说,大家还是能接受丁汝昌领导的。而且从后人的材料来看,丁汝昌“为人随和”是得到大家公认的。北洋水师的旗舰是“定远”号,也是丁汝昌的居所,但“定远”号的管带(舰长)是刘步蟾。按理一艘军舰上最好的房间只能是留给舰长的,为了避免刘步蟾有心理负担,丁汝昌自己住到了一艘小船上(后来丁汝昌被革职,刘步蟾带头联名为他请愿,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
从军中威信来说,丁汝昌也树立得不错。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日本人借机出兵朝鲜,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等军舰开赴朝鲜,当机立断,将幕后操纵者、朝鲜太上皇李昊应押往天津软禁,一举打破日本干涉朝鲜的计划。丁汝昌因此还被授黄马褂。
1885年,丁汝昌率“定远”和“镇远”两艘当时的超级铁甲舰前往日本长崎港访问(其实是去保养,中国当时没有能容纳这两艘军舰的船坞),其间中国水兵在岸上与日本警察和民众发生大规模械斗,丁汝昌制止了部下要求“开炮开战”的要求,加以斡旋,最终让日本向中国赔款5.25万元了结。这次事件被认为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第一次“外交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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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械斗被称为“长崎事件”(也有称“镇远骚动”),日方称“长崎清国水兵事件”,其实是因为清朝水兵上岸违纪(因嫖妓发生争执)而引起的一场纠纷,后演变为与日本警察与民众的一场大规模械斗,清朝水兵有10人死亡,44人受伤(日本警察亦有5人被杀)。最终受“定远”舰等巨炮威慑,日方赔偿中方5.25万元(中方亦赔日方15.5万元),宣布到此为止
这件事大大刺激了日本——外国水兵到本国来寻衅滋事,最终却以本国赔款终结。全国上下激发起了赶超清朝海军的雄心,大大促进了日本海军的发展。
不能说丁汝昌在“北洋水师”是受到全军将士的一致拥戴,但至少,作一个合格的领导,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当然,作为一个指挥官,最后是否合格,还是要体现在战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