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项研究有关并且业已完整出版的外交书信集包括Dèpèches diplomatiques de M. De Longlèe, Rèsident de France en Espagne（1582-1590）, ed. A. Mousset（1912）; Nègociations diplomatiques de la France avec la Toscane, ed. G. Canestrini and A. Desjardins, Vol. IV（1872）; Relations politiques de la France et de l’Espagne avec l’Ecosse, ed. A. Teulet, Vols. IV and V（1862），最后这一本经过了带有一定主观色彩的筛选。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Foreign, XXI（4 parts）and XXII 给出了完整而可资利用的材料摘要，多数内容只是经过轻微的缩写，涉及的对象则涵盖了 Public Record Office 中范围相关的所有文件。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Venetian从威尼斯的存世档案中精妙地撷取了相关的历史文件，Calender of State Papers, Spanish, Elizabeth, Vol. IV（1899）同样对 Simancas 总档案馆的文件进行了相似的处理，唯独在可靠性上略有欠缺。
就已出版的有关无敌舰队一役的海军文献来看，在英格兰方面，目光敏锐的 J. K. Laughton 带来了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Navy Records Society, 1895）；J. S. Corbett 有The Spanish War, 1585-1587（Navy Records Society, 1898）存世；在西班牙方面，C. Fernández Duro 著有La Armada Invencible, 2 vols.（Madrid, 1885, 下文简称 F. D.），E. Herrera Oria 也有同名著作La Armada Invencible（Valladolid, 1929, 下文简称 H. O.）。在 Vol. IV of The Naval Miscellany（Navy Records Society, 1952）中，G. P. B. Naish 从位于格林威治的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中辑录出一部有关西班牙一方的小型文献集，又从 British Museum 中的 MS.中将 Ubaldini 的二手叙述资料翻译了过来，无论对于西班牙抑或英国的已出版文献，这些都是有益的补阙之功。Duke of Maura 已将 Medina Sidonia 公爵家族档案中迄今未获使用的文件公开付梓，并附有相关说明，这为后人研究 Medina Sidonia 与 Philip II 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见 Gabriel Maura Gamazo, duque de Maura, El designio de Felipe II（Madrid, 1957）。
至于本国的防务以及无敌舰队一役在国内激起的反响，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II（1581-1590）对于 Public Record Office 中的相关文献提供了指导意见，另外 Dasent 的Acts of the Privy Council和 H. MSS. C. Salisbury MSS, Vol. III（1899）也都在这方面多有助益。
同时代的叙述
我看过七八十种同时代人的作品，包括小册子、单面印刷的报纸等不同种类，内容都与无敌舰队直接相关，印刷时间则在 1587 年至 1590 年之间。这已经比我知道的任何一个主题下的原始文献目录都要更加数量庞杂了，但是我毫不怀疑，只要继续寻找，一定还会有新的文献出现。当然，有的材料只是重印或翻译，但是大多数仍然包含了足以自立的相异性。其中的一些是用早先的两份乃至更多的小册子中的要点拼凑而成。另一些纯属异想天开。还有一些全然是宣传的产物。可是尽管 16 世纪的这类新闻报道的水准并不比自那以后的总体状况更高，这些小册子对我而言却并不像在 Julian Corbett 先生眼中那样大可视而不见。有时候它们携带的信息细节还可以在其他报告和战士的叙述中出现，有时候它们又详述和解释了这些报告的内容，或者从迥异的角度反映了同一起事件的不同面貌。至少这些小册子告诉了我们在时人的脑海中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事，有什么事即将发生，又或者某位大人物想要让时人认为什么事正在发生。我很高兴用到这些材料，只要它们看上去确实重要，我便会在需要的时候一一加以援引。
本着同样的精神，无论什么时候，一旦发现新的材料，我都会加以利用，这里面既有以上提及的单面印刷的报纸、时事通讯和政治小册子，又有同时代编年史家和早期历史学家的著作，尤其是 William Camden 的Annales...regnante Elizabetha, ed. Hearne, 3 vols.（1717）; L. Cabrera de Córdoba 的Felipe II, Rey de España（1877）; A. de Herrera 的Historia general（1602）; B. Porreño 的Dichos y hechos del señor rey Don Felipe segundo（Cuenca, 1628）; E. Van Meteren 的Histoire des Pays Bas（La Haye, 1618）; C. Coloma 的Las guerras de los Estados Baxos（1625）; F. Strada 的De bello Belgico（1647）; J. A. de Thou 的Histoire Universelle（Basle, 1742）。
当代权威著作
Julian Corbett 先生在Drake and the Tudor Navy（1899）第二卷中有关无敌舰队一役的描写依旧堪称海军史上的经典，尽管读者在领会书中的许多篇幅时必须持有严肃的保留态度。Corbett 有些过度依赖 Ubaldini 的二手叙述（B.M. Reg. 14, A, xi，用意大利语写成；另有一个译本近来被 G. P. B. Naish 辑录在The Naval Miscellany, IV 之中），还倾向于把阐释时遭遇的一切繁难全都诉诸一种假设，那就是 Drake 在每一次出战时都必然有出色的表现、能够提出合理的建议，仿佛他是霍拉肖·纳尔逊和马汉的合体似的。J. A. Williamson 在The Age of Drake（New York, 1938）涉及无敌舰队的章节里提出了有助于平衡 Corbett 的正确意见，在那之后，Michael Lewis 发表在The Mariner’s Mirror, XXVIII（1942）, XXIX（1943）上的“Armada Guns”一文就双方舰队的战术提出了新的见解。对于这场英西海战的第一个阶段，我所见到的最新研究首先来自 D. W. Waters，他发表在The Mariner’s Mirror, XXXV（1949）上的“The Elizabethan Navy and the Armada Campaign”一文很好地利用了潮汐的效用来阐释相关问题，此外提出创见的还有 A. L. Rowse 的The Expans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London, 1955）和 Thomas Woodrooffe 的The Enterprise of England（London, 1958）。
一般而言，接下来的各章注释并未专门提及某些杰作，诸如 G. B. Black 的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以及 A. L. Rowse 有关伊丽莎白的相关研究，这并不意味着我未能从中获益，我只是假定任何需要查考注释的读者都已经对二人的成果谙熟于心，因此没有必要以罗列文献的形式来展示这些已经在历史学公共领域内证实过自身价值的名著。
饶是如此，另一些惠及本书的著作因其影响的无处不在和历久弥坚，不能不专门在此谨申谢忱。所有研习都铎时期海军历史的学生都会从 J. A. Williamson 的作品中受益良多。特别是他关于约翰·霍金斯生涯的系列研究，这在Hawkins of Plymouth（New York, 1949）一书中臻于顶峰，这部著作对于本书的帮助在他的所有作品里无与伦比。
与之相似，我还多次求教于 Conyers Read 的Mr. Secretary Walsingham, 3 vols.（Cambridge, Mass., 1925），并且一再从中获得启发和裨益。遗憾的是，他关于 Cecil 的第二卷传记没能及时出现，我也由此错过了从中汲取营养的机会。
在关于 Parma 领导的尼德兰战役这一研究领域，Leon van der Essen 的Alexandre Farnese, 5 vols.（Brussels, 1937）可谓超越了前人之功，虽然我没有盲目照搬书中的内容，但每次与之偏离，我的心中总会难免生出一丝不安。
我对于 Philip II 的御笔书信和国事诏书的研究始于吾师 R. B. Merriman 的指导，当时他还在致力于完成Philip the Prudent（New York, 1934）一书。我认为这位君主具有复杂性格的观点，即使不是全然来自于我的导师，也必然受到了他的影响，无论是他已告出版的作品，还是他与我在超过 20 年间的通信和对话，均对我深有启发。
与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研习都铎王朝历史的大多数学者一样，我对 Elizabeth I 以及她的性格、统治手腕和政策的看法，深刻地受到了 John Neale 先生的濡染，他的女王传记、有关 Elizabeth 一朝议会的皇皇三卷本大作，以及他对于 Elizabeth 时期财政、外交的专项研究，乃至他给予我的个人建议，均以相似的方式启发了我的思考。且借此处一并敬表的谢意代替理应出现在各章节中的叨谢，虽然下文中每一次提及女王之名，实则都不啻为一次专门的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