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 1587 年 3 月 24 日至 30 日
得知玛丽·斯图亚特死讯的当天,博纳蒂诺·德·门多萨赶在睡前口授了三封急信。第一封是给主人西班牙国王腓力的。第二封是给帕尔马的,比较简短,因为他与帕尔马历来保持着频繁的联系。第三封将要寄给西班牙驻罗马大使奥利瓦雷斯伯爵恩里克·德·古兹曼。马德里、布鲁塞尔、罗马构成了一个楔子的三角,门多萨则期待将这枚楔子钉入英格兰的心脏。舰队如若想要起航、陆军如若想要开拔,必须要由马德里一锤定音。入侵部队部署在布鲁塞尔,门多萨自己曾在这支部队中效命,至今仍然怀有强烈的自豪感,认为它是世上无与伦比的常胜之师。还有罗马。门多萨并不喜欢将教士与政治结合起来,但从很久以前他便认为,教士在这项计划中不可或缺。
在门多萨眼中,奥利瓦雷斯伯爵深谙与教士的相处之道。他以一种古兹曼家族(或者门多萨家族)应有的姿态与红衣主教交谈,不卑不亢。他不仅对上任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毫不妥协,也不曾对现任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稍加让步,在罗马,敢于这般对待西克斯图斯的人再没有第二个。奥利瓦雷斯与门多萨一样,对于主人腓力的行动迟缓缺乏耐心,虽然他并不像门多萨那样怀着个人怨憎,却也和后者一样急于和英国人清算总账。在当前情况下,任何为形势所需的事务,奥利瓦雷斯都毫无疑问堪当重任。
有关玛丽之死的新闻传来后,门多萨心中的洪钟随之叩响。他有一种直觉,强烈到难以形诸言语——事态的紧要关头乃至转捩点已然到来。当前这个时刻将至关重要,在罗马,任何西班牙可能有所作为的外交事项都不应当遭受忽略,着力点应当清晰、显豁、拳拳到肉,无论它们此前已经被强调过多少次。
门多萨开始逐条检视这些事项。首先,苏格兰女王理应得到殉道者的身份;她惨遭谋害,原因在于她是天主教徒,是英国天主教的希望所在。教皇大人应该明白无误地知道这一点。同时,她已经在数月之前临死之际多次彻底断绝了与其异端不孝子的关系,并将对英国王位的主张以及她对英国人民的垂恤遗赠给了最虔诚的天主教国王陛下——西班牙国王。女王曾在信中表达这一心愿,而门多萨持有这封信函的副本。另外两份副本则分别保存在西班牙和罗马。教皇大人也有必要认识到法国国王的狡猾,后者假称曾差遣专使赴英拯救玛丽,但这只是彻头彻尾的欺骗。事实上,法国大使很可能怂恿了伊丽莎白,反而加速了玛丽的死。门多萨对此言之凿凿,仿佛他曾亲耳听见会谈的内容。现在除非严厉恫吓亨利三世收手,否则他必然会为了伤害西班牙而联手异端。应当有人提醒教皇大人,在法国,教会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吉斯公爵和洛林家族。同时,鉴于攻取英格兰的大业即将开启,教皇应当对英国天主教徒给予特殊关怀。一旦帕尔马公爵的军队登陆英格兰,他们的支持将必不可少,但现在他们需要的是一位领袖。威廉·艾伦博士理当立即受封红衣主教,以便届时能以教皇特使的身份伴随登陆的西班牙军队同行。那时所有的英国天主教徒,无论身份公开或隐秘,都将信任和遵从艾伦博士。就这样,门多萨的沙哑嗓音陪伴着秘书的鹅毛笔在纸上疾走,而他半盲的双眼则在凝视火炉中的死灰。大使终于口授完毕这漫长一日的最后一封急信,那些掷地有声的句子碾过信函,如同西班牙长枪兵终于迎来了敌人——士兵们并不会加快步伐,而是在新的压力下彼此靠近,紧密合作。这是一封长信。
没有谁的信使比门多萨的更加卖力。但在那个季节,在巴黎到罗马的最短路线上,冰雪尚未融尽,一路污秽难行,更不要提南方还有胡格诺教徒沿途袭击。直到 3 月 24 日清晨,门多萨派赴罗马的信使才马蹄得得地经过了西斯托桥<small>① </small>,沿着朱利亚大道<small>② </small>来到了西班牙使节宅邸的庭院。他是所有携带着相同消息赶往罗马的各地信使中最早抵达的一位。
奥利瓦雷斯随即着手行动。当天下午,他面见了教皇的国务秘书红衣主教卡拉法,将门多萨的来函要旨知会后者,并附加了两条自己的意见。其中之一是一则建议,或者毋宁说是一点要求,即教皇应当为玛丽女王在圣彼得大教堂<small>③ </small>举办安魂弥撒。另一则提议是,眼看对于异端女王的复仇已越发刻不容缓,教皇应该预先为西班牙提供一笔贷款,以弥补美洲的银矿运抵延迟造成的损失。这笔贷款可以以教皇此前以个人名义允诺的一笔款项担保,当时双方商定,一旦西班牙士兵登上英格兰的土地,他们将从教皇这里得到 100 万达克特
<small>④ </small>。为了从这允诺的款项中预支部分现金,奥利瓦雷斯已经在软磨硬泡中耗费了一年多的光景,在他和卡拉法之间,这是一个老话题。苏格兰女王的死讯令卡拉法颇受触动,他应允奥利瓦雷斯,自己将立即与教皇就这些提议进行商讨。当晚的某个时刻,西克斯图斯五世获悉了福瑟林格的行刑事实,但我们并不知道他就此发表了怎样的言论。
即使我们知道他说了什么,也依然会如堕五里雾中。终其一生,西克斯图斯五世的性格和政策始终隐藏在泡沫般的词句之后。我们对他的部分了解来自他人的言说。在他担任教皇期间,罗马充斥着关于菲利斯·佩莱蒂<small>⑤ </small>的各种故事,有的恶毒,有的惊悚,有的意在戏谑,有的充满尊敬,有的纯然出自激愤,有的满纸荒唐言。他让罗马人意乱神迷,在五年的时间里,两具会作押韵诗的塑像帕斯奎诺和莫福利奥<small>⑥ </small>以及代他们发言的作者们,几乎没有谈论过教皇之外的任何话题。西克斯图斯还令外交使臣们神魂颠倒。所有大使都在转述有关教皇的逸闻,内容大多活灵活现地刻画了他的荒谬和轻率,而这些也许是各国使臣们出于恐惧的报复之举。不过菲利斯·佩莱蒂的形象之所以被淹没在驳杂的言语中,至今难以辨认,主要原因还在于教皇自己。当他开口时,词语汇聚成一汪急湍,不由自主地、不可预料地奔涌而出,不顾后果地表露情感,表面上显得十足赤诚。然而所有这些话却又没有揭示任何隐情。有人揣测,此举之所以频频出现,与其说是出自有意的欺骗,倒不如说是一种宣泄,严肃、慎独的性格使他无法疏导表面的冲动,语言的洪流因此就成了有效的发泄途径。虽然正是他为教皇国带来了和平与秩序,为罗马城带来了水源<small>⑦ </small>,从他留下记录的言论以及围绕着他的闲言碎语中,我们却几乎得不到任何理解这位伟大统治者的线索。想要理解西克斯图斯五世,人们必须观其行,而非听其言。
譬如,他时常提及英格兰的伊丽莎白,言语中洋溢着钦佩之情:贤哉此女!赫赫圣君!她虽然只统驭着一座小岛的半壁河山,却将基督教世界的两大国王玩弄于股掌间。她有一颗何其勇敢的心,又多么好谋善断,泰然自若!她若是天主教徒,世上还有谁比她更值得欣然结交,引为知己!相比之下,教皇倒也经常提起西班牙的腓力,然而此时他的口吻若非谐谑般的不耐其烦,便是干脆大发雷霆。可是人们却不应仓促得出结论,以为西克斯图斯在祝福伊丽莎白,诅咒腓力二世。腓力与教皇犹如辕下并辔的双马,背负着同一具重轭,二人为此大受其苦,但彼此间却因此成了永远的合作者。恢复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是他们共同肩负的任务。为此腓力将是不可或缺的同盟,而敌人恰恰便是伊丽莎白。西克斯图斯明白,异端负隅顽抗之处,背后总有英国人的诡计和黄金在撑腰。在曾经的法国、如今的尼德兰以及近来的苏格兰,新教革命无不仰仗英国的支持。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新教君主们也在寻求英格兰的帮助,以求将天主教东山再起的兵锋拒之门外,保持安全的距离。西克斯图斯兴许会对腓力报以哂笑,或者怂恿腓力出于自身的考虑与英国人做个了断,但他也深深明白兹事体大,知道这关乎基督教世界的全体命运,在后特伦托会议<small>⑧ </small>时代,没有哪位教皇像他那样专心致力于克复失地,希望将路德启衅后易手的地区重新收归公教。西克斯图斯兴许不吝于高声赞美英格兰女王,但与此同时,他又会对任何旨在推翻女王的行动给予所有力所能及的支持。无论西克斯图斯对苏格兰女王之死怀有怎样的感受,报以何种言辞,他所重视的问题只有一个——这能否充当一根马刺,激励驽钝的西班牙国王付诸行动?在随后的几个礼拜,西克斯图斯的行动似乎表明他对此颇以为然。
截至 24 日夜,奥利瓦雷斯的消息已经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给法国、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各主要国家的驻罗马使节,多位红衣主教也已获得信息,在罗马的众多屋顶下,许多人从不同的侧重点出发提出了西克斯图斯所重视的问题。但有一座狭小且疏于装饰的屋舍,它生硬地嵌在英国学院<small>⑨ </small>的身旁,距离西班牙大使馆不远,别处再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的提问更加焦急了。将信息透露给其他使节的方式或许多种多样,但奥利瓦雷斯派往这一处卑微住所的却是自己的侍从,甚至似乎在他知会卡拉法之前,侍从就已经出发,而且还携带着奥利瓦雷斯亲笔书写的字条。那里住着门多萨曾向奥利瓦雷斯热心推荐的一位人物,他便是坐落于杜埃的那座英国学院的创建者和校长,也是位于罗马的这座同名英国学院的联合创建者——威廉·艾伦博士。
罗马的英国学院今天依旧矗立在蒙塞拉托大道旁,大抵保留了艾伦所处时代的景致,只是紧邻的那座小房子已经不复存在。好在我们可以从散落的古代信件里约略窥见这座小屋的样子。小屋的门直接迎向大街,它的旁边是一条逼仄的小巷,或许只能算是一条有天顶的过道,将人们引向后方的昏暗庭院。穿门而过,你将步入外厅,艾伦博士的访客会在此等待主人出现,这里是艾伦的仆人夜间入睡的地方,白天也时刻回响着他们嬉笑和打闹的声音。外厅的后方想必就是奴仆们烹饪用的厨房。艾伦博士的房间在二楼的主楼层,位于整栋宅邸的前方,有双螺旋的楼梯通往那里。那是一间书房,里面陈放着一张大桌、几条板凳和长凳、一口巨大的箱子(这还是来自教皇陛下的馈礼)以及一个用来放书的悬挂式吊架;往前有一座低矮的圆拱,圆拱下有一块如单人小室一般的内凹的空间,大小刚好足够摆放光秃的床架。在床架上方供奉着十字架苦像,旁边还有一些悬挂衣物的木钉。
这里的朴实无华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贫穷。诚然,艾伦博士收入无多,却要面对频繁的索取,但他还不至于负担不起些许挂饰,或是一两张座椅。多年后,当他已经在红衣主教的职位上度过好一段时日,他却仍然像当初一样身无长物。不过,这种物质上的匮乏绝非刻意标榜的自我节制,再没有比这种想法与威廉·艾伦的初衷更加背离的了。毋宁说,真正的情况是,尽管寓居此处达两年之久,他依然只将这儿视为近期的人生逆旅,并不值得大事安顿。在许多晚近的被放逐者的住处中都能看见一样的场景,他们只是将当下的落脚看作暂时的寄宿。威廉·艾伦离开英格兰已经 22 年了。从那以后,他再没有去过牛津,他早年曾在牛津大学为自己赢得值得尊敬的地位,在良心的驱使下,30 岁前便牺牲了从大学得到的一切。已经有比 22 年更长的时间,他没有见过父亲位于兰开夏郡罗萨尔的住所,纵然他曾在年轻而又疾病缠身时思乡之苦日趋强烈,以至于他的比利时医生告诉他,必须在回家和死亡之间做出选择。自从离开英格兰,他与很久之前的另一位流亡者一样饱尝放逐之苦,知晓了在陌生人家中,楼梯的上下何其陡峭,流浪者吃到的面包何其咸苦。<small>⑩ </small>
背井离乡的这些年中,艾伦从未停止工作和计划,总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重归故里。1561 年,当他辞去牛津大学圣玛丽学院的院长一职时,他和多数海外避难的英国天主教徒一样,曾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一些被放逐者已经将希望寄托在年轻而孀居的法国王后身上,当年夏天她乘船驶抵了苏格兰。另一些人开始谈论教皇对伊丽莎白的罢黜谕令,盼望法国或西班牙早日行动,又或者,最好两国能彼此协助,一道实施惩罚。但更多人还是寄望于不那么暴力的方式。希望上帝要么带走安妮·博林之女,要么软化她的心。他们之中的乐观派,甚至连同一些老道的政治家,都对后一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心怀希冀。一个女人不可能长时间独自统治像英格兰这样暴乱的国度,而她最有可能的追求者都是天主教徒。一旦结婚,她就将脱离清教徒的掌控,届时英格兰自然会与罗马言归于好。许多年中,流亡者们始终对美梦成真的可能性坚信不疑。
事与愿违,希望的曙光终究黯淡了下来。当艾伦在 1562 年返回英格兰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目睹了古老信仰的衰落,看见众多曾以天主教徒自居的人民正在参加国教的仪式,他们的所作所为还得到了教区神父们的首肯乃至鼓励。艾伦在 1565 年离开英格兰,事实证明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此时他已经确信,他的国家若想在未来回归公教的羊圈,一支经过训练的全新的教士队伍将必不可少。这就是他在杜埃协助创建英国学院的初衷。
随后,北方叛乱爆发。叛乱失败后,新一波流亡者到来,比起前辈,他们要更加愤恨和绝望。他们见证了为宗教冲突而流的第一滴血,当绞刑和充公在北方愈演愈烈时,他们甚至变得更加怒不可遏。尽管他们之中的多数选择待在尼德兰,但是其他人还是高喊着复仇的口号,为了寻觅良机涌向巴黎、马德里和罗马。只有罗马听取了他们的呼吁。腓力国王心中尚有其他挂碍:永不安分的尼德兰人、反叛的摩尔人、胆敢在他的海上横行的土耳其海军,无不令他分神。他也曾遭到英国人的严重挑衅,但眼下他几乎愿意以任何代价换取与不列颠之间的和平。倘使法国能够结束他们的国内宗教战争,他们可能会比西班牙更愿意攻打英格兰,可惜事实并不如愿。虽然只有英国人在聆听,教皇庇护五世还是在 1570 年 2 月 25 日颁布了谕令《至上统治》,宣布伊丽莎白女王为异端,是真正信仰的迫害者,将之革除教籍。此外,庇护五世还行使了一项罗马教廷历来宣称拥有但经常有名无实的权力,他剥夺了伊丽莎白“对于王位的虚假所有权”,取消了人民对她的效忠宣誓,命令所有人从此以后不得遵守她的法律和命令,违者将同样以革出教门论处。
这份谕令仅仅使一项业已紧张的事态更加严重。“我理应坚信教会的原则,而非议会的法令。”一位天主教流亡者曾经向伯利勋爵阐释了一种温和的立场。但是,对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来说,如此行事意味着要选择遵从国际权威,而非本国法律。各国政府因而纷纷否定这项谕令,尼德兰的腓力政府、法国的瓦卢瓦政府、英格兰的都铎政府都将这些人斥为叛国者和造反分子,并采取相应手段予以打压。但在 16 世纪,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有很多人随时做好了准备,愿意在良心驱使下以任何方式捍卫自己的信仰,包括密谋和武装反抗。庇护五世的谕令似乎正是要号召英国的天主教徒走上这条道路。
教皇的谕令必定从一开始就对威廉·艾伦产生了影响。他在信中经常把英国称为自己“迷失的祖国”,我们并不清楚这份谕令是何时让他得出结论,认为这指明了救赎的唯一道路。到 1575 年,他已深深卷入了一起密谋,试图以武力拯救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并将那位在他眼中逐渐沦为僭主和篡位者的女人赶下王位。当他的朋友尼古拉斯·桑德尔<small>⑪ </small>在 1577 年来信声称“基督教世界的形势将依赖于一场对英格兰的勇敢袭击”时,我们可以确定,他对此表示了认同。而在桑德尔赶赴爱尔兰起事并命丧他乡之后,艾伦更成了英国流亡者的主要发言人,现在他们都在高声呼唤一场针对伊丽莎白的境外干涉。
在接过桑德尔重担的第一个十年,艾伦屡屡失望。各种言之凿凿的谋划、确定无疑的新十字军远征,一起接一起地无果而终。“如果这一次计划仍然不能顺利实行,”他在 1582 年写道,“我的生命将永远充满苦涩。”几个月后,这场精心安排的计划化为泡影,可他只是耐心地继续投入到下一轮长达数月的准备工作中,伺机卷土重来。当下一次计划复遭落空时,他已准备好在绝望中放弃政治了,可是就在直诉衷肠的同一封信中,他又再度宣告了新计划的开启。他无时无刻不在争辩、写作,解决实际问题,指导两座学院的管理,安排书籍的付梓和秘密发放,积极参与地下工作的运行,忙着将教士和学生、信使与流亡者送进或送出英格兰。恼怒的政府搜出他的书,付之一炬。但据他估算,仍有数十个题目超过 2 万册的印本在英格兰暗中流传。王室代表在乡间追逐他的教士们,骇人听闻地折磨他们,采用旧式的中世纪下作酷刑,包括绞刑、用马拖拉和大卸四块等<small>⑫ </small>,来处决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士,又用船将其他人送出国外。但截至 1587 年,艾伦依然自信有超过 300 名教士得以保全性命,他们生活在贵族和主要地方绅士的宅院中,遍布整个王国,保护了信徒们的精神和心灵,敦促后者随时做好准备迎接解放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