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必须做的事，就是告诉德国人，他们可耻地背叛了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人，特别是音乐领域的人物……德国人再一次真正懂得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时候，他们的普世主义和国际主义就会被唤醒。

——保罗·奈特尔[567]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时刻，同盟国的报纸和刊物上充满各种建议，关于怎样才是把德国人拉回到文明民族的最好方法。在音乐方面，重新教育德国人、清除他们意识中最激进的民族主义成分的工作在表面上看很快就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正如大卫·莫诺德（David Monod）和托比·撒克尔（Toby Thacker）最近所揭示的，同盟国并未针对德国音乐生活实施完整的、有计划的去纳粹化措施。[568]

在第三帝国时期，莫扎特尽管实质上被晋升为荣誉纳粹分子，总体上还是逃过了围绕在某些充分服务于纳粹政权的作曲家身上的意识形态包袱；后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瓦格纳。因此，继续上演莫扎特作品的行为不会被污名化。根本上说，他的音乐对各方面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对战后占领方来说，莫扎特和贝多芬、巴赫一样，被视为普世的作曲家，是向所有人言说的。与此同时，战败的德国人急于重建对自己音乐传统的信念；对他们来说，莫扎特的伟大和人性是能够超越纳粹主义的恐怖的。因此，许多最精于莫扎特的演奏家和音乐学家，包括出于本人意愿参与了有政治问题的活动的（包括纳粹化的萨尔茨堡音乐节和1941年维也纳的莫扎特庆祝活动）最终是受益于这种开明的态度的。大部分人未受惩罚，在1945年之后重新获得了在德奥音乐生活中的显赫地位。

由于莫扎特本人不需要平反，强加于他的音乐的种种伤害很快就被遗忘了。许多歌剧院由此认定，达·蓬特歌剧用意大利语来演会更好，这种做法显然能帮助人抚平、跨过刚刚过去的种种回忆。此外，关于《魔笛》中共济会元素的荒唐讨论也很快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b>延续过去</b>

即便人们希望清除过去的记忆，一些在纳粹时代推广起来的莫扎特项目在战后重新出现了。最突出的例子包括格奥尔格·许涅曼翻译、编订的达·蓬特歌剧。这是获得纳粹宣传部赞助和支持的项目。在20世纪50年代，许涅曼的作品再次得到推广，彼得斯出版社莱比锡分社从1942年起开始重印钢琴缩谱版；另一家莱比锡公司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了剧本。甚至连许涅曼为乐谱撰写的、政治含义明显的前言也几乎完全保留。最明显的修订是，在提到赫尔曼·莱维的成就时去掉了加括号的缩写Jd.（即指犹太人）。许多年后，许涅曼版总谱由纽约的多弗出版社（Dover）出版，《唐·乔万尼》出版于1974年，《费加罗的婚礼》出版于1979年，《女人心》出版于1983年。这些出版物标明了原先的版权日期：1941年。但不奇怪的是，表明戈培尔和宣传部赞助此项目的那一页不见了。

另一部由戈培尔启发的莫扎特政治宣传作品在战后没几年就重新浮出水面。但它重现的语境却颇让人感到意外，艺术上也值得质疑。1948年，《纽约时报》宣布，由此前在欧洲的制作人乔治·莫斯科夫（George Moskov）和亚布拉罕·海姆森（Abraham Haimson）新近创办的帕特里先电影公司（Patrician Pictures）完成的一部关于莫扎特生平的英语电影，将定名为《莫扎特的故事》（The Mozart Story）。但这部电影不完全是新摄制的。虽然有20分钟是在美国新拍的，但影片的大部分实际上是英语配音版的《众神所爱之人》，一部1942年的纳粹战时宣传片。出于明显的原因，莫斯科夫和海姆森误导了《纽约时报》，声称该片于1945—1946年完成。他们刻意误导的还有其他方面，特别是，他们从原片中删去40分钟，给新摄制的关于莫扎特的“死敌”安东尼奥·萨列里的内容留出空间。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莫斯科夫声称，因为国际政治原因，萨列里没法出现在原先的奥地利版中。[569]《莫扎特的故事》由两段完全不同的影片拼合而成，反响十分冷淡。《纽约时报》的影评人认为，该片“呆板，无趣，混乱”，“主角选错了演员，人物没有说服力，也不有趣”[570]。由于商业上不成功，最终也没有人去更仔细地检查它的原始材料。

纳粹历史中有一项遗迹无法轻易除去，这就是关于莫扎特之死的阴谋论。此论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玛蒂尔德·鲁登道夫最为积极的推广，她后来被戈培尔下令禁言；在战后则被一个存活于联邦德国的极右组织复活。20年后，约翰内斯·达尔肖（Johannes Dalchow）、迪特·凯尔纳（Dieter Kerner）和贡特·杜达（Gunther Duda）将这一传说变得板上钉钉般确凿。[571]这三人都有医学背景。在接下去的40年中，他们孜孜不倦地研究这个选题，出版了大量成果。和玛蒂尔德·鲁登道夫不同，达尔肖、凯尔纳和杜达以高度复杂的科学探索来研究莫扎特之死。然而，三人都是德国上帝知识联盟（Bund für Deutsche Gotterkenntnis）的成员。该组织成立于1937年，随第三帝国的覆灭而成为非法组织，后于1951年重新成立，其目标是传播鲁登道夫的种族和宗教论。这三位始终致力于为她的观点——莫扎特是被共济会士毒死的——添砖加瓦。[572]关心莫扎特身体状况的主流音乐学家一直在仔细审查他们的作品，但始终对他们的论证保持怀疑。对他们的作品做出最详细评价的是威廉·斯塔福德（William Stafford）1993年的《莫扎特诸迷思》（The Mozart Myths）一书。斯塔福德虽赞赏三位对原始素材和二级素材的彻底评估，但称他们对素材的审视“相当不诚实，有违学术规范”。[573]虽然这样的批评减小了他们的影响力，但他们坚持深入研究自己理念的意志让人不安，也提出一个困扰人的问题：新纳粹思想在多大程度上仍在冲击着德国战后的莫扎特研究？

其他作者对莫扎特的书写要灵活得多，他们愿意随政治气候的变化而修正自己先前的观点。由此，一部分借莫扎特年庆典之机、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在战后通过恰当的修订而延长了生命力。其中之一就是伯恩哈德·鲍姆加特纳的莫扎特传记研究。鲍姆加特纳此书第一版完成于1927年，随后经过扩充，于1940年在柏林出版了第二版。战后，他再次修订此书，于1950年推出新版。[574]

鲍姆加特纳虽然难以算作纳粹政权的支持者，1938年被解除萨尔茨堡莫扎特学院院长职务，但他在1940年出版的莫扎特传还是反映出极端民族主义的时代气息。1950年版修正了这种姿态。马蒂亚斯·帕佩（Matthias Pape）挑出1940年和1950年两版中的一些段落，特别能够揭示莫扎特形象在这段时期内的变化。特别明显的是战后版除去了描写莫扎特爱国情结、对德意志灵魂格外认同的姿态鲜明的话语。例如，在1940年版第44页，鲍姆加特纳说，莫扎特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始终是“为德意志民族增光添彩”（引用他1778年5月1日给父亲的信）；而在1950年版第27页，这段话被改成莫扎特只是不时会受到这种炽热志向的感染。类似地，在1940年版第45页，鲍姆加特纳写道：“莫扎特的德意志性反映出他振奋地意识到不受国界约束的德意志精神的强大力量。”在1950年版第28页，这句话被改成“莫扎特的爱国主义反映出他人性地意识到不受国界约束的日耳曼精神的强大力量”。帕佩引述的两版之间的其他区别，包括一些因某些语句具有特定含义而在1950年版中被删除的段落。在1940年版的第421页，鲍姆加特纳写道：“曼海姆的回忆深深地感动了这个德意志灵魂。在哀叹时势艰难时，他的悲伤转化成一种高贵的人民意识（edlen Volkbewußtseins）的纯粹动力。”但在1950年版第334页，这句话被换成很短的一句，即“曼海姆的记忆又一次深深触动了他”，把关于莫扎特“德意志灵魂”的话以及该段其他内容都删掉了。[575]

<b>战后的莫扎特流散群体：和解与抗争</b>

第三帝国期间附会于莫扎特音乐上的那些令人不适的诠释得到迅速压制，而占领势力又带来较为开明的氛围；这无疑让莫扎特流散群体的一部分人更容易和驱逐了他们的国家达成一定程度的和解。一些人在20世纪50年代和故国重新建立联系，指挥家弗里茨·布什1951年接受了西德的指挥职位，制作人卡尔·埃伯特1954年在柏林重任剧院经理一职。布鲁诺·瓦尔特在1948年5月和维也纳爱乐乐团深情地重续前缘，次年在战后的萨尔茨堡音乐节首度亮相，指挥莫扎特《G小调交响曲》和马勒的《大地之歌》。四年后的1956年是莫扎特诞辰200周年，他重访萨尔茨堡，在告别音乐会中指挥了莫扎特的《安魂曲》。

然而只有很少的流亡者考虑永久地返回故乡。奥托·埃里希·多伊奇是一个显著的例外。1952年，他从剑桥永久迁回维也纳。他作为学者在纳粹时代之前的奥地利享有盛名，当地人张开双臂欢迎他回来。除继续孜孜不倦地研究舒伯特和亨德尔之外，多伊奇直到1967年逝世为止，一直是战后莫扎特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1954年起，他在《新莫扎特全集》（Neue Mozart-Ausgabe）的成形过程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的主要贡献是两部巨著：《时代图景中的莫扎特和他的世界》（Mozart und seine Welt in zeitgenössischen Bildern，1961）和《莫扎特：生平文献》（Mozart：Die Dokumente seines Lebens，1961）。[576]另外，他和威廉·鲍尔（Wilhelm Bauer）合作编辑了莫扎特书信的多卷本决定性版本《莫扎特书信和编年生平》（Mozart Briefe und Aufzeichnungen，1962—1963）。[577]

保罗·奈特尔的战后活动显示出更为特别的和解姿态。他虽然大声谴责纳粹滥用伟大音乐家，但正如1945年致《纽约时报》的一封信所示，他一直坚信德奥音乐学家从未真正信服于这些虚伪的教条。[578]这大概解释了他于1955年在法兰克福出版的莫扎特研究专著中纳入了阿尔弗雷德·奥雷尔关于莫扎特和维也纳、汉斯·恩格尔关于莫扎特管弦乐音乐、罗兰·腾舍尔特关于莫扎特和教会的研究。[579]由此看来，奈特尔作为研究莫扎特和共济会关系的专家，是否读过奥雷尔1941年和1944年出版的莫扎特研究著作，就耐人寻味了：奥雷尔这两本书充满政治意味，强烈地反共济会，试图把莫扎特剥离和共济会的种种关联。

有一个音乐学家在战后仍抵制德国，拒绝任何和解。他就是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莫扎特专著由亚瑟·门德尔（Arthur Mendel）和内森·布罗德（Nathan Broder）译成英文本，在1945年出版。两年后，德语原文版由斯德哥尔摩的出版商贝尔曼—费舍出版，当即被奉为莫扎特德语研究的标杆，至今仍是如此。这真是特别讽刺。即便如此，爱因斯坦拒绝任何回到德国的建议，也拒绝和在纳粹政权下寻求立足之地的音乐学者重建联系。他对奥地利学者也同样原则分明，在1949年拒绝接受萨尔茨堡学院国际协会颁发的金质奖章。[580]他在美国刊物《音符》（Notes）1946年12月号发表的对1943年卷《新莫扎特年鉴》的恶评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对故国的恨意。他不仅哀叹所选文章可怜的学术品质，更蔑视出版此书背后的原则，如其最后的评论所示：

最重要的是前言的最后一段。在全世界，出版一本书就是出版一本书，甚至在战时也一样。在1943年的德国，出版一本书是“Zeugnis unseres unerschütterten und unerschütterlichen Kulturwillens”——“见证未被撼动也无法撼动的”——哈，要怎么翻译“Kulturwille”呢？6大概一定是兽性的反义词吧。[581]

<b>莫扎特，战后奥地利和纳粹的遗产——延续和变化</b>

在许多方面，战后的莫扎特接受中最显著的变化是把他从描述为一个德国作曲家变成描述为一个纯粹的奥地利人。1945年起，莫扎特和国家的这种共生关系在几个层次上被操纵，特别是被用来振兴国家的经济和旅游业。最大张旗鼓的盘剥利用发生在2006年莫扎特诞辰250周年时。毋庸置疑，奥地利人非常强烈地视莫扎特为自己人。2003年，德国电视二台（ZDF）组织了一次评选，把莫扎特提名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德国人之一，导致奥地利驻德国大使克里斯蒂安·普罗斯尔（Christian Prosl）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对普罗斯尔和奥地利国民来说，莫扎特是奥地利籍，根本不应加入这种评选。[582]

莫扎特从德国偶像迅速转变为“奥地利性”最有力的代表人物，这让人思考这两个牌子的民族主义到底有多少共同点，而这个问题也触及一个更大的问题：奥地利在战后有多成功地让自己脱离了纳粹共犯群体。[583]当然，在第三帝国崩溃后的几个月里，有人努力要决定性地和过去一刀两断。1941年莫扎特音乐周的设计师海因里希·达米什被迫辞去维也纳莫扎特协会会长和《维也纳费加罗》编辑的职位。在埃里克·韦尔巴的领导下，《维也纳费加罗》继续出版，摆明了要抹去不洁记录。韦尔巴上任后试图和刚刚过去的历史划清界线，一个早期的动作是发表了埃贡·冯·科莫尔任斯基的一篇文章，写的是莫扎特和他的剧本作者达·蓬特的建设性关系——这个选题两年前肯定是个禁区。[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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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战后最早的《费加罗的婚礼》演出的节目册，1945年由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部分成员上演，使用赫尔曼·莱维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