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乔万尼》序曲最后几个音消逝了。音乐厅掌声雷动。这其实不是他最喜欢的音乐——莫扎特太甜美，太细致，太轻巧。但莫扎特是和布拉格相联系的，鲁道夫宫的开幕，没有别的音乐更合适了……莫扎特仍然是德国音乐，即便它充满共济会和只有上帝知道的其他东西；而这说到底也是一个德国音乐厅，会持续响起更多德国音乐。捷克的政治家不会再打开他们的脏嘴了。

——耶日·魏尔（Jiří Weil）[456]

莫扎特的作品除了被用来在后方提振民心以外，也服务于德国在占领区开展文化扩张主义的目的。把莫扎特用于这种目的的方式，则依被占区所属的国家或地区而定。例如，在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莫扎特的作品被用来鼓吹德国文化霸权。在苏台德地区，这一点相对来说直截了当。但在布拉格，莫扎特则同时服务于统治的德国当局和被统治的捷克人民。纳粹似乎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态度，允许德国治下的捷克音乐家和受聘于德国开设的音乐机构的音乐家演奏莫扎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督纽赖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的秘书卡尔·赫曼·法兰克（Karl Hermann Frank）在1940年8月发给希特勒的备忘录中申明了这一立场。他建议说，尽管捷克人在种族上是日耳曼人的劣等亲戚，但随着时间消逝，他们可以被“日耳曼化”。因此，在捷克人中推广莫扎特会成为良好的历史范例，以显示占领者能够塑造文化和智识生活。[457]

在东北方的德占波兰，音乐生活被彻底摧毁。纳粹采取了严酷得多的文化策略。纳粹认为波兰人在人种上劣于其东欧邻居，因此禁止波兰人在莫扎特庆典中担任任何有意义的职位，只能在由总督汉斯·法郎克（Hans Frank）建立的乐团里当杂役。

在西方的德占区，莫扎特被用来扮演略有不同的角色。纳粹强调的是当权者和被占国音乐界的“顺民”要能实现积极合作。资金充裕的宣传机器开动了，莫扎特一方面被当成疗伤工具，另一方面被强调为双方共享的价值和共同的目标，以期创造出和解的氛围。达到这一政策最有效的机构是1940年在一些城市建立的德国学院（German Institute）。这些学院要不动声色地满足被占国的需求，同时始终显示德国人的文化优越性。法国的德国学院还有另一个层面的活动。他们通力协作，拉拢知识精英，以期其他人能效仿受教育阶层。[458]

莫扎特也作为一个象征，被用在和盟友外交时。这是本章将简要考察的第三个方面。这方面，此前在论述1939年萨尔茨堡音乐节有关轴心国的节目和人事构成时就提到了。这种公然展示团结的做法在后续的文化活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在维也纳莫扎特音乐周期间最为显著。一个庞大的国际代表团出席这样的活动，被视为他们在战争的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在道德和政治方面予以支持的明确表现。大多数与会国家对德国人的好客予以回报，在本国也举办了莫扎特年庆典活动。但是，德国的盟友并未全心全意地接受纳粹对作曲家形象的构建。

<b>“我的布拉格人民理解我”——布拉格，第三个莫扎特城市</b>

莫扎特和布拉格人民互相敬仰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已有充分记述，至今仍是这个城市格外骄傲的一点。1787年1月17日，莫扎特在国会剧院（Estates Theater）观赏了《费加罗的婚礼》，演出非常成功，作曲家被赞美声淹没。在他起身接受喝彩时，他说了这句话：“我的布拉格人民理解我。”——这句话就此刻进这座城市的文化史。[459]同年，莫扎特和达·蓬特获得委约，专门为布拉格创作《唐·乔万尼》。该剧于1787年10月世界首演，其成功不亚于《费加罗的婚礼》。

几世纪来，布拉格对莫扎特的敬重成功地超越了音乐风尚的变化，也超越了占多数的捷克人和占少数（约35%）的德意志人之间的分歧——这是1918年时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大致人口组成。在1906年，庆祝莫扎特诞辰150周年之时，尤泽比乌斯·曼迪切夫斯基（Eusebius Mandyczewski）在《音乐时报》上报道说，在布拉格，“捷克人和德国人在政治上是死敌，却竞相向这位大师致敬”[460]。德语和捷克语剧场同时把《唐·乔万尼》搬上舞台，爱乐协会、音乐学院和大大小小的室内乐组织、合唱协会上演了无数场莫扎特作品的音乐会。

尽管曼迪切夫斯基声称布拉格的捷克人和德意志人敌对情绪强烈，但在捷克共和国的头几年，两个民族在音乐活动上还是能够维持建设性共存的氛围。虽然表面之下氛围一直紧张，但当时更敏感的问题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关系。几世纪以来，捷克在奥地利统治下受苦受难，因此独立后在保卫自己的身份和自决方面异常坚定。特别是，来自任何前统治者的文化干涉都会遭到有力挑战。1925年8月1日的一项法律裁决要求，根据爱玛·波佩尔科娃（Emma Popelková）的遗嘱，莫扎特写下《唐·乔万尼》最后几小节的地方——他的朋友弗朗茨和约瑟法·杜谢克（Franz and Josepha Duschek）在布拉格市郊的别墅“贝特兰庄园”（Bertramka）——将归萨尔茨堡的国际莫扎特基金会所有。布拉格人对此表示强烈愤慨，也就不奇怪了。

一座年久失修的历史建筑的所有权归属这等小事虽然可能并不足以引起两个国家之间的争议，但布拉格当局对这座庄园维系着强烈的情感，反对奥地利人对它享有所有权。国际莫扎特基金会同意把庄园卖还给布拉格市，索价343000捷克克朗。奥地利人漫天要价，激怒了捷克人；后来，他们发现萨尔茨堡把出卖庄园所得仅仅用于改造莫扎特学院的结构，就更为愤怒了。[461]

尽管如此，让贝特兰庄园回归布拉格市的愿望是压倒性的。这导致布拉格莫扎特协会于1927年组成。该协会的任务是为买回庄园筹措必需的资金。幸运的是，因为从布拉格市立储蓄银行获得贷款，莫扎特协会在1929年1月就成为贝特兰庄园的主人。许多赞助人慷慨出资，包括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TomášMasaryk），使协会能够开始修缮庄园。

马萨里克也赞助了一些活动，例如捷克爱乐乐团在1931年12月以莫扎特协会之名举办的慈善音乐会。这些活动帮助筹措了一些资金，以偿还为购买庄园而融资所产生的极高额的利息。政府最高层给予这样的支持，也被视为一种政治姿态，以造成布拉格人民——而不是萨尔茨堡人——才是莫扎特遗产的真正守护者的印象。

有一个人和这种情感有着非常强烈的共鸣，他就是捷克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瓦克拉夫·塔利赫（Václav Talich）。实际上，塔利赫甚至想把莫扎特敬为和德沃夏克、斯美塔那一样的民族英雄。在1937年1月9日在国会剧院举行、为纪念莫扎特首次胜利访问布拉格150周年而举办的特别音乐会之前，塔利赫向同事胡伯特·多勒热尔（Hubert Doležil）承认，他对于莫扎特的志向，甚至超过了把布拉格视为和萨尔茨堡同等级别的莫扎特城市：

我们这些在布拉格的人完全有权把莫扎特看作我们的人，而且，就艺术延续性而言，我们绝对比他的家乡更有权这么说。[462]

塔利赫的雄心壮志于十个月后实现。1937年10月，布拉格举办了为期一周的纪念《唐·乔万尼》在布拉格首演150周年的音乐节。庆祝活动包括一系列管弦乐、合唱和室内乐音乐会，而其高潮自然是这部歌剧一个新制作的上演。演出由塔利赫指挥，就在该剧首演的剧院上演。

1937年的布拉格莫扎特音乐节给了捷克一个完美的机会向外界展现她“完全有权把莫扎特看作自己人”。无疑，在这个其生存能力逐渐脆弱的时代，以具有民族色彩的方式挪用莫扎特，对这个国家的自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点最有力地表现在10月28日《唐·乔万尼》的演出里。演出用的是卢杰克·曼道斯（Luděk Mandaus）的捷克语译本。10月28日正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19周年纪念日。观看演出的观众包括贝奈斯总统（Edvard Beneš）和一群特别邀请的国际宾客。正如赫伯特·F.派泽尔在《纽约时报》报道的，各界对演出的兴趣“极其高涨，观众挤满了这座老戏院，特别光彩，具有代表性”[463]。

在庆祝莫扎特和布拉格密切关系的音乐节期间，还有一系列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也证明捷克人在国家层面赋予莫扎特的重要性。也许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煤市的一幢莫扎特曾经居住过的房子上一块新修复的纪念牌的揭幕式。另一个重要的活动是在查理大学举办的莫扎特纪念品展。展品有《〈唐·乔万尼〉序曲》的签名手稿，借自巴黎音乐学院，以示外交善意。在小心翼翼的谈判后，原本估计要500万捷克克朗的保险费降低了一些；不过，捷克人对莫扎特在布拉格创作的音乐有着极强的情感，展览组织者还是愿意出大价钱保证借到这件展品。[464]

在布拉格莫扎特音乐节举办的同一年，捷克音乐学家保罗·奈特尔完成了著作《莫扎特在波希米亚》（Mozart in Böhmen）。他希望这本书能复兴“过去的精神”，即德意志人和捷克人在“和谐与谅解”的气氛中共同把这位作曲家敬为“他们的大师”。[465]德意志人积极参与布拉格莫扎特音乐节，德语剧院制作的《后宫诱逃》和《魔笛》也引来评论界的热烈反响，奈特尔无疑会为此感到宽慰。一个更积极的信号是，布拉格日耳曼音乐学院（German Music Academy of Prague）师生用一场莫扎特《安魂曲》的演出纪念1937年9月去世的马萨里克总统。

然而，虽然奈特尔呼吁宽容和谅解，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第三帝国在苏台德区的问题上，关系却逐渐恶化。1937年的相关争议渗入音乐界，两国都做出先发制人的举动。例如，在春天，捷克政府发布禁令，帝国音乐局局长彼得·拉贝的著作《第三帝国的音乐》（Die Musik im dritten Reich）和《德意志音乐生活的文化意志》（Kulturwille imdeutschen Musikleben）被禁止发行，引起德国人的愤怒。[466]德国人做出反击，在苏台德掀起民众情绪，并公开支持在莱辛堡（Reichenberg，即利贝雷茨〈Liberec〉）和特普利茨（Teplitz，即特普利采〈Teplice〉）举办的苏台德音乐节。[467]在这种情况下，布拉格莫扎特音乐节在邀请国际宾客时就没有邀请第三帝国的客人，而《音乐时报》1937年12月号很明显地以最为草草而过的方式批判报道了音乐节的节目。[468]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2/1-200602002500593.jpg" />

27.汉斯·瓦茨利克的莫扎特小说《加冕歌剧》（1935）的封面和封底。

1938年，德国的音乐媒体加强了反对捷克当局的宣传运动，一有机会就对苏台德区予以道德支持。莫扎特也被卷入斗争，出生于苏台德的作家汉斯·瓦茨利克（Hans Watzlik）的历史小说《加冕歌剧》（Die Krönungsoper）流传甚广。这部小说初版于1935年，重印过几次，到1944年时已发行12万册。瓦茨利克在其中重构了莫扎特1791年最后一次造访布拉格并创作最后一部歌剧《蒂托的仁慈》的情景。德国媒体盛赞此书，称应向“莫扎特专家和普通德国人都热烈推荐”。此书的样板是爱德华·莫里科（Eduard Mörike）写于1856年的著名中篇《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路上》（Mozart auf der Reise nach Prag）。[469]不同之处在于政治内容。瓦茨利克在书中坚信德国在苏台德区的主导地位，坚信波希米亚和巴伐利亚、上奥地利的农民社群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在《加冕歌剧》中，莫扎特一踏出维也纳，前往布拉格的波希米亚乡间，就成了瓦茨利克的世界观的代言人。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场景：在一个离奥地利首都不太远的地方，莫扎特的助手苏斯麦耶听到一个当地农民姑娘说另一种语言，深感困惑。莫扎特斥责了他，说他们“根本没到廷巴克图（Timbuktu）”，“还认得出鸟鸣声和教堂的钟声”，不用担心。苏斯麦耶仍然狐疑，莫扎特却强调说他相信“波希米亚的小提琴和圆号都用清楚的德语歌唱”，“这个地区的市镇主要是日耳曼的，特别是布拉格”。[470]

根本不用猜瓦茨利克的小说引起了什么反响，特别是在捷克人里。只消说，在慕尼黑事件1和1938年10月德国强占苏台德区之后，这样的东西只能让布拉格的德意志人和捷克人社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这种紧张关系也反映在莫扎特协会面临的情境中。1938年6月，协会成员大约四分之三是捷克人，四分之一是德意志人，但到年底时，德意志人基本不活跃了。[471]9月26日，由于政治压力和经济困境，布拉格德语剧院被强制关闭，对两族未来和平共处的前景又是一次重大打击。

1939年3月16日，希特勒的军队开进布拉格，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Reichsprotektorat of Bohemia and Moravia）成立，和解已不可能。尽管犹太人和反纳粹主义者都遭追踪逮捕，但音乐生活在很窘迫的情况下得以继续。塔利赫之前有一段时间专注于捷克音乐，此时在布拉格五月音乐节（Prague Musical May Festival，即布拉格之春音乐节的前身）转向莫扎特，于5月10日在国家剧院指挥上演《魔笛》。据战后记述，塔利赫特意决定演这部作品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是为了在面对“恶”时能够“扬善”。[472]

捷克被占的头两个月里，塔利赫的公开活动非常积极，可见布拉格文化生活的日耳曼化并未像希特勒所要求的那样迅速地进行。也许一个障碍在于保护国内只有3.5%的人口是德意志血统。[473]不过，纳粹的意图还是非常清楚，他们关闭了鲁道夫宫的捷克议会，把建筑功能还原为音乐厅；另外还于6月还在布拉格组织了一个德国文化周，在保护国总督纽赖特的庇护下，上演了3部歌剧、5场音乐会，举办了6次讲座、3次作者朗读会和7个展览。不过，莫扎特和布拉格的密切关系却是整个活动最显著的热点。汉斯·海因茨·施图肯施密特（Hans Heinz Stuckenschmidt）在《基督科学箴言报》发表的文章特别列出在国会剧院上演的《费加罗的婚礼》和在重开的德语剧院上演的《唐·乔万尼》，将它们视为整个活动的亮点。[474]

由于这是保护国庇护下举办的第一次大型文化活动，组织者希望请到和这个地区有地理关联的演出人员。他们确保指挥家弗朗茨·康维茨尼（Franz Konwitschny）指挥歌剧演出，用的制作出自已经去世的阿尔弗雷德·罗勒（Alfred Roller）之手。请这两位的理由主要是，他们都是在摩拉维亚成名的。然而，由于德语剧院公司在前一年已经解散，完全由本地团队上演这两部作品已不可能。所有主角都不得不请自慕尼黑和维也纳，合唱团也是直接从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请的。乐队主要由前德语剧院乐团和赖兴贝格苏台德德意志管弦乐团（Sudetendeutsche Orchester Reichenberg）组成，并专为德国文化周而更名为苏台德德意志爱乐乐团（Sudetendeutsche Philharmonische Orchester）。[475]在夏季稍晚些时候，他们被宣传部委以“确保德意志音乐在布拉格的未来”之重任，乐团的名字又改为布拉格德意志爱乐乐团（Deutsche Philharmonische Orchester Prag）。[476]

除乐团名称外，宣传部在德国文化周之后不久还启动了其他改变。康维茨尼出生于摩拉维亚，这让他看起来是担任布拉格德国音乐总监的合适人选，但这个职位还是给了卡尔斯鲁厄的音乐总监约瑟夫·凯尔伯特。凯尔伯特被召来领导德意志爱乐乐团，和奥斯卡·瓦列克（Oskar Walleck）合作，后者是位于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的前总管。瓦列克的任务是在布拉格建立一个永久的德语剧院公司。他出生于摩拉维亚，有部分捷克血统，是个热忱的纳粹党员，致力于推广“德国的殖民利益，以娱乐和教育当地人为首要目的”[477]。他甫一上任，几乎立刻行动，没收了几家捷克语剧院，将其转为德语剧院。1939年12月，帝国政府部门给这些新机构200万帝国马克的资助。此后，布拉格的德语剧院始终耗费大量资金，每年预算平均在160万帝国马克左右。[478]

在这段动荡时期，莫扎特和布拉格的关系始终是德国帝国主义的一个有力武器。当年早些时候，柏林的托比斯电影公司（Tobis Film）和导演利奥波德·海尼什（Leopold Hainisch）开始摄制《弦乐小夜曲》。这是一部关于莫扎特于1787年访问捷克首都的传记影片，结束于《唐·乔万尼》的成功首演。影片大致以莫里科的《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路上》为底本，由罗尔夫·劳克纳（Rolf Lauckner）编剧。剧本意在保留德意志特色的剧情及其主要人物。相应地，劳克纳删去了莫里科原著中所有和捷克人物有关的情节，把莫扎特的朋友，激发他完成歌剧的“缪斯”约瑟法·杜谢克换成了欧根妮伯爵夫人。这个角色由海莉·芬肯采勒（Heli Finkenzeller）饰演，带上了明显的巴伐利亚口音。

《弦乐小夜曲》1939年12月18日在布拉格首映。它被视为捷克首都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被评为保护国成立后首部在这个城市上映的德国新电影。帝国范围内对这部电影都赞赏有加，认为它是一部非常有效而及时的逃避主义影片。然而，劳克纳把约瑟法·杜谢克这个人物完全去掉的做法却没有引发任何评论，当时的观众若对莫扎特的生平没有详细的了解，恐怕也不会注意这点。[479]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2/1-200602002500M3.jpg" />

28.1939年首映于德占布拉格的电影《小夜曲》的杂志广 告。

和《弦乐小夜曲》不真实的迷幻世界相反的是，布拉格的莫扎特协会很快就感受到占领者越来越强的干扰。整个1939年，协会委员会都可以不受外界压力地执行自己的任务，但1940年1月5日，情况变了。这一天，保护国总督要求协会主席雅罗斯拉夫·帕特拉（Jaroslav Patera）以“不可信任”为由强行辞退委员会中的捷克成员，并以德意志族成员取代之。在被迫辞职的委员中，工程师博胡米尔·利班斯基（Bohumil Libánsky）后来被捕，死于茅特豪森集中营。[480]

虽然帕特拉得以继续代表莫扎特协会工作，但保护国总督亲自批准一位新的德意志族会长走马上任。帕特拉收到一份文件，通知他协会资产将被转移到萨尔茨堡的总部，理由是“德国文化的集体所有权要求各地的同类组成部门被合并、集中化”。因此，所有的莫扎特协会都会“在理念上加入萨尔茨堡的莫扎特学院基金会，无论其坐落何处。这一命令适用于全世界的莫扎特协会，甚至包括在英国的”[481]。

讽刺的是，“重组”莫扎特协会的指令反而带来了一些好处，特别是对贝特兰庄园。这座建筑被重新以德语命名（Bertramhof），得以大幅整修。花费总计884249克朗，用以重修建筑和还清布拉格市立储蓄银行的贷款。这一举动对德国人特别有意义，这样他们就能自视为明智的慈善家，让庄园不再背负巨额债务，让莫扎特圣殿重焕光辉。此外，虽然莫扎特协会辞退了所有捷克委员，但帕特拉面临的环境不像预想的那么紧张。莫扎特协会仅在要出售贝特兰庄园或将其易主的时候才须支付萨尔茨堡莫扎特学院75000克朗，而这事不太可能发生；尽管重组令要求将所有莫扎特协会集中在萨尔茨堡管辖之下，但当局从未来得及把各协会的资产转移到帝国账下。[482]

根据帕特拉的战后评述，德国人似乎总体上并不关心贝特兰庄园。只有在适合他们需求的时候——1941年庆典年期间，他们才积极地利用他们因经济投入而对庄园所拥有的权利。总体而言，他们似乎让帕特拉自由决定如何修缮和改造建筑，设置参观程序，向捷克观光者解释庄园的历史。帕特拉说，他对庄园的管理虽然不时引起当局的怀疑，但德国人极少到访。不过，莫扎特协会被禁止以捷克语发行任何材料，其刊物《贝特兰庄园通信》（Briefe vom Bertramhof）只以德语印行。[483]

德意志人和捷克人组织各自的音乐活动，其区隔在1941年下半年引起最高度的关注。9月25日，希特勒任命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为保护国总督，取代在一些圈子里被认为对捷克人太过宽大的纽赖特。海德里希有音乐背景（其父布鲁诺是作曲家，瓦格纳的拥趸），他抓住机会，以更大的力度支持德意志文化，特别是音乐方面。正如他对马丁·鲍曼所说，他的目标是“悄悄地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加强德国的影响，消除捷克人对自己的民族意识”[484]。与此同时，海德里希的副手卡尔·赫曼·法兰克的影响力逐渐加强，此人“对任何捷克的东西都有几乎任性的仇恨”，对布拉格公民“口是心非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485]

海德里希的任命恰好发生在布拉格市准备莫扎特年庆典的时候。音乐节持续一周，将在10月最后几天举行。作为前奏，保护国总督在10月16日宣布发行四枚莫扎特纪念邮票。尽管帝国也会设计莫扎特年邮票，保护国发行的这些有着独特的设计，强调的是莫扎特和捷克首都的特殊关系。每枚邮票和一枚价格相同的慈善邮票共同发行，慈善邮票销售所得将赠予元首文化基金（Führer’s Cultural Fund）。两枚低价邮票为棕色和绿色，图案是《唐·乔万尼》首演所在时期的布拉格国会剧院。慈善邮票上有莫扎特的名字、《唐·乔万尼》标题、序曲前两小节缩减为两行谱表的缩谱，以及该剧在布拉格首演的日期。两枚高价邮票为红色和蓝色，设计更为传统，图案为莫扎特的肖像。慈善邮票的图案是一架饰有花环和珠宝的古钢琴，配有莫扎特生卒日期。[486]

10月23日，莫扎特纪念邮票开售。德语报纸《新日报》（Der neue Tag）揭晓了即将举行的“布拉格莫扎特音乐节”的节目。担任音乐节主角的是约瑟夫·凯尔伯特指挥的德意志爱乐乐团，主要在前捷克议会所在的鲁道夫宫演出，曲目大都和捷克有关联。因此，10月26日的开幕音乐会的曲目包括《F大调交响曲》（K.43），这是莫扎特11岁时在奥洛穆克（Olmütz, Olomouc）写的。之后的管弦乐音乐会曲目有咏叹调《别了，我美丽的火焰》（K.528）和《布拉格交响曲》。这首咏叹调是1787年2月为约瑟法·杜谢克创作的，由活跃于慕尼黑的费莉西娅·许妮—米哈切克（Felicie Hüni-Mihacsek）演唱。除这些音乐会外，音乐周的亮点是贝特兰庄园的重新开张和瓦列克新制作《唐·乔万尼》在国会剧院的三场演出。第一场于10月29日举办，这天正是该剧在布拉格首演的154周年正日。这场演出不对公众开放，票全留给纳粹党员、国防军和国家领导。[487]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2/1-200602002500946.jpg" />

29.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于1941年为 纪念莫扎特而发行的两枚特别设计的邮 票。

布拉格1941年上演的《唐·乔万尼》和1937年首演150周年的纪念演出有着天壤之别。1937年是用捷克语演唱的，歌唱家和乐队是全班捷克人马，观众则包括不少国际名流，捷克总统也亲临现场。四年后，观众仅有纳粹官员和士兵；包厢装饰着纳粹十字，里面坐着海德里希、法兰克及他们的夫人们，以及军队高官、警察总管和党卫军、冲锋队和纳粹党的高层人物。当局为这场音乐会专门制作了一份装帧精美、插画丰富的62页纪念册，封面上有“纪念1787年10月27日2在国会剧院的首演”浮刻文字。纪念册中大段引用了莫里克的《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路上》、E.T.A.霍夫曼的《唐璜》、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的诗句，以及莫扎特、歌德、瓦格纳的名言。重要的是，节目单里没有列出莫扎特的剧本作者洛伦佐·达·蓬特。观众也未被告知首演不是用德语演唱的。[488]

莫扎特音乐节中显示出重要政治信息的事件，除了纳粹高层令人瞩目地莅临《唐·乔万尼》演出外，就只有贝特兰庄园的重新开放了。冲锋队少将库尔特·冯·布尔格斯多夫博士（Dr.Kurt von Burgsdorff）在宣布庆祝仪式开始时传达了海德里希的祝贺。他称赞莫扎特协会的德意志人委员会为恢复建筑旧时荣耀而做出的努力；他说，复原行为遵照了如下原则：“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保存伟大子民的记忆，让它们更接近德国人民的心灵，是一种特别的荣誉和责任。”布尔格斯多夫没有提到的是，莫扎特协会在被强制德意志化之前，就已经投入精力修复贝特兰庄园了。[489]

批评家施图肯施密特在应召入伍前为《新日报》撰写的最后一系列评论中，对莫扎特音乐节有详细的评述。他描写了贝特兰庄园所经历的惊人的修复重建，特别是莫扎特创作《唐·乔万尼》的那个房间。他对许多音乐会赞赏有加，特别表扬了凯尔伯特的精彩表现。[490]在谈到《唐·乔万尼》时，他更是不吝溢美之辞。和1937年曼道斯的制作不同，瓦列克这次选择了传统得多的处理。这个制作的灵感来自E.T.A.霍夫曼，聚焦于情节的悲剧、魔鬼的一面，大大减少列波莱罗一角所涉场景之喜剧性所起到的慰藉作用。由于布拉格没有合适、够格的德意志族歌唱家来担任主角，组织者再次请来柏林、慕尼黑、维也纳歌剧院的独唱家。瓦列克请的是帝国境内最好、最有经验的歌唱家，因此演出几乎不可能出错。凯尔伯特强有力的指挥和流畅的宣叙调演奏（是在钢琴上而非羽管键琴上演奏的），再加上瓦列克的制作和弗兰克·舒尔特斯（Frank Schultes）吸引人的舞台布景，演出“达到了令布拉格以外其他许多城市艳羡的程度”[491]。

布拉格莫扎特庆祝活动的高潮其实不是《唐·乔万尼》的上演，而是两个月后，在12月5日，鲁道夫宫前莫扎特纪念碑的揭幕。占领国排出和当天在萨尔茨堡、维也纳可堪比拼的排场，在活动现场聚集了大批忠诚于党的人士。为增加到场人数，学童允许请假。当局宣布，鲁道夫宫外、莫扎特纪念碑所在的广场，名字将从斯美塔那广场改为莫扎特广场（Mozartplatz）。[492]

庆祝仪式被编排为一次盛大的戏剧景观，吸引了大量观众，包括政界精英、军队、警察、党卫队、冲锋队、国家社会主义汽车军团（National Socialist Motor Corps）、国家劳役团（Reich Labor Service）、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少女联盟，以及身着棕、蓝两色冬季制服的希特勒青年团幼童组织（Pimpfe，6岁至10岁成员的组织）。许多人手持纳粹十字旗，旗子在空中飘扬。正午到来前，在场观众静默肃立，聆听圣尼古拉教堂的钟声以及稍后敲响的全市各大教堂的钟声。接着，一位官员宣布海德里希的副手卡尔·赫曼·法兰克到场，他将发表纪念讲话。一位荣誉卫兵向法兰克敬礼。法兰克正步走向讲台时，党卫队“德意志”部队（Regiment SS Deutschland）乐队演奏了《魔笛》中的祭司进行曲。[493]

法兰克的讲话包含了意料之中的国家社会主义常见修辞，也选择性地介绍了莫扎特的成就。在这方面，他的讲话和巴尔杜尔·冯·席拉赫以及戈培尔在维也纳的讲话并无显著不同。法兰克把莫扎特描述为“诚实、真诚”的德国人，并称，国家社会主义者特别会被音乐中的“通俗性”吸引，没有音乐天赋的人也能接受。他反复强调作曲家在布拉格享受到的真切的快乐，宣称这座城市现在的居民因为和萨尔茨堡、维也纳“并肩”成为真正的“莫扎特城市”而格外自豪，特别是在德国士兵在东线奋勇保卫他们所珍视的文化的时刻：

今天，为了担起我们的德国的责任，我们必须以特别的方式，用特别的姿态表现出对这位大师的爱和敬仰。今天，我们所做的就是以一块巨石铭记这种荣誉。这个纪念碑将请位于此地——布拉格心脏——的一位德国艺术家用双手打造而成，它将成为莫扎特在这座城市所得到的返乡永居权的象征……祝愿这个纪念碑永世传达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对德国性的无可辩驳的忠诚！[494]

法兰克走下讲台，轮到分区领导人（Kreisleiter）康斯坦丁·赫斯（Konstantin Höss）上台。他读了一段话，是即将被放在莫扎特纪念碑奠基石上的那份文件的内容：

在我们时代的激烈斗争之间，当来自我们无可比拟的国防军的英勇战士们在和所有文化的死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激战中俯视着圣彼得堡、莫斯科和顿河时，莫扎特纪念碑的这块基石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督的命令下，由布拉格莫扎特协会揭开面纱。愿它向子孙后代传达我们对德国文化永恒造物的崇奉——即便是在为民族生存而斗争之时；愿它成为我们——布拉格公民——对大师和他不朽杰作所怀之真诚喜爱的重要象征。布拉格，1941年12月5日。[495]

文件被庄严地置入基坑，一个长号四重奏在鲁道夫宫的阳台上奏出莫扎特的《圣体颂》。在念出元首致辞之后，全体齐唱德国国歌，仪式结束。

虽然在《新日报》的报道中，莫扎特纪念碑揭幕仪式报道像是一个纯粹德国的事件，布拉格的捷克人民并未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德意志每周评论》第589期（1941年12月17日）播出了该仪式和当天早些时候在贝特兰庄园举办的一次相似仪式的影像片段，其中就有拉法埃尔·库贝利克（Rafael Kubelík）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出《魔笛》序曲的场景。可以认为，影片制作人觉得有必要放入这些素材，以向外界显示德国占领军没有阻碍捷克人继续他们的音乐活动。但事实远非如此。特别是，指挥家瓦克拉夫·塔利赫（Václav Talich）面对巨大压力，不得不向新政权妥协。战后，他为自己在这段时间的行为辩解，说他的首要目的始终是要不计任何代价地保留在国家剧院的工作：

起先并不太难，但随着法兰克影响力的增强，压力也越来越大，套索越来越紧。我呢，要努力维持现状，就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作为个人，我是不会做出这些妥协的。在良心面前，我只能视之为为了整个群体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496]

尽管艺术自由受限，塔利赫依然能够在1941年12月16日以一场在国家剧院的周年特别纪念音乐会来向莫扎特致敬。演出曲目包括莫扎特《降B大调交响曲》（K.331）、咏叹调和回旋曲《让我忘记你吗》（Ch’io mi scordi di te, K.505）和《安魂曲》。同一套曲目在1942年5月27日再次上演，作为布拉格五月音乐节（Prague Music May）的一部分——这一天，捷克激进分子刺杀了海德里希。

塔利赫在歌剧院也继续排演莫扎特的歌剧。1941年12月4日，他指挥了《魔笛》的复演，主演阵容和1939年类似。1942年在国家剧院又上演了12次。次年轮到《费加罗的婚礼》，用的是约瑟夫·蒙克林格（Josef Munclinger）的新制作，首演于4月21日。这部歌剧之后又上演了20次，直到1943年年底为止，每一场都满座，观众都满怀热情。1943年11月23日的《唐·乔万尼》，塔利赫因病未能指挥，由鲁道夫·瓦萨塔（Rudolf Vašata）代替。最后，在1944年2月6日，塔利赫指挥了《魔笛》一轮三场演出的第一场；这三场的最后一场是2月15日。然而，到了这个阶段，布拉格的常规歌剧演出已经越来越受到全面战争紧张状况的限制。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被刺杀前几周察看了布拉格五月音乐节的曲目计划，略带嘲讽地说，应该联合庆祝莫扎特和德沃夏克，这样德国和捷克文化就合到一起了：

音乐对那些有艺术和音乐细胞的人来说是创造性的语言，是他们内心生活的表达媒介。在困难的时候，它帮助听者减轻痛苦；在斗争的伟大时代，它是一针清醒剂。但相当重要的是，音乐是日耳曼种族文化运作的永恒的外在呈现……在这种意义上，布拉格音乐节是对“掌握现在”的一个贡献，是未来的健康音乐生活的一个基石。[497]

然而，对布拉格的捷克公民来说，莫扎特的音乐几乎不代表“日耳曼种族文化运作的永恒的外在表现”。相反，用扬·涅梅切克（Jan Něme ek）的话说，莫扎特被看作——

几乎是一个本国作曲家，在一个音乐会曲目中必须有一定比例德国作曲家的时代里，莫扎特的作品不需要德国官员强制要求就会上演。莫扎特不需要宣传推广，始终是最受喜爱的作曲家之一。他身上没有任何大德意志主义的矫情或沙文主义的印迹。[498]

<b>布尔诺——莫扎特和摩拉维亚</b>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境内，布尔诺（Brno，德文名为Brünn）一直是德语居民比例最高的城市。1918年之前，该市70%的人说德语；此后数量骤减，但捷克语和德语社区里，音乐活动一直非常丰富。和布拉格一样，布尔诺也有分开的德语和捷克语剧院，各有各的乐团和合唱团。然而德意志人和捷克人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张。尽管捷克统治者有所包容，但德意志人只被批准有限使用市立剧院，且几乎只能在条件和设施稍逊一筹的剧院里上演他们自己的制作。1933年后，随着经济环境日渐困难，德意志人对捷克人急速增长的厌恶情绪被纳粹有力地利用了。德意志人社区被号召起来，由他们剧院领头，聚集起来宣示民族团结。

在文化事务上，民主派和民族主义派的斗争在1938年到达紧要关头，后者占上风。慕尼黑协定之后，市政由德意志人操持。他们重新控制了市立剧院，强迫捷克语地区剧院（Czech Regional Theater）搬到一个不那么干净的房子里。新任歌剧院院长泰奥多·安东·莫德斯（Theodor Anton Modes）在康拉德·亨莱恩（Konrad Henlein）的苏台德自主运动的强烈支持下上任。他决定在12月6日以德语版《费加罗的婚礼》为“解放了的剧院”的第一个演出季揭幕。在该剧之后的则是该市之前演过的其他核心德语剧目。两个月前，占领者当局在布尔诺建立了一个新的乐团，延续此前由德意志爱乐乐团设立的传统。该团在保护国范围内独树一帜，其名称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布尔诺地区交响乐团”，直接显露出政治寓意。尼克劳斯·雅诺夫斯基（Nikolaus Janowski）——一个在布尔诺活动的诗人，轻歌剧《来自东方的少女》（Mädchen aus dem Osten）的作曲者——被聘为首席指挥。[499]

在莫扎特年，捷克语地区剧院以六场《伊多梅纽》表示纪念，第一场在2月25日举行。计划于11月14日开演的《唐·乔万尼》新制作因剧院被德国人强制关闭而取消了。纳粹当局把剧院总监和首席指挥交给了盖世太保。[500]与此同时，德国人以源源不断的音乐活动展示他们对莫扎特的忠诚，活动的高潮是12月在纳粹党庇护下组织的莫扎特音乐周。[501]节目册声称，莫扎特是“一个正面意义上的革命者，他不因为受到轻侮、感到失望、经历物质和精神的穷困而动摇，而是工作到最后一刻，带着一个志在完成日耳曼使命的天才的英雄意志”，因此，纳粹党直接参与此次演出是合理的。[502]

莫扎特音乐周的演出，参演者包括两个由纳粹建立的机构，以及两个来自奥地利的乐团，后者的参与意在反映此前有大量奥地利人定居布尔诺这一点。演出追随萨尔茨堡和维也纳重点强调的“青年”主题，在12月3日以希特勒青年团的莫扎特追思仪式开始。仪式上，雅诺夫斯基和地区交响乐团演奏了《“朱庇特”交响曲》。12月5日，布尔诺德语歌剧院为音乐节上演了《魔笛》特别演出。为了和党的路线一致，莫扎特的宗教音乐没有演出。[503]

虽然布尔诺和莫扎特的历史渊源并不像布拉格那么显著，莫扎特1767年12月23日造访摩拉维亚、在布尔诺登台演出一事，还是得到大张旗鼓的宣传。当时，莫扎特是萨尔茨堡大主教3弟弟的座上宾。在欧洲被占区的众多城市，莫扎特在短暂的生命中短暂造访当地的历史都被拿来大做文章，表现得值得用正式的仪式来纪念。布尔诺也不例外，于12月7日在新市政厅举办了庆典仪式。来自维也纳的教师弗里德里希·格莱塞博士（Friedrich Glaeser）做了讲话，之后，圈饼巷（Krapfengasse，捷克语为科布利日纳街〈Kobližná ulice〉）4号的房子上新设的纪念牌揭幕，这是莫扎特当时居住的地方。

1942年夏，布尔诺任命弗里茨·格哈德·克林根贝克（Fritz Gerhard Klingenbeck）为新院长，负责剧院事务。克林根贝克加强了和维也纳剧院的关系，为帝国各地的德意志艺术家签订演出合约，把演出内容重点向轻歌剧倾斜，因此吸引了更多的观众。但1944年，战事波及德语剧院，1944—1945演出季未能实现。一些演出人员成功地逃到奥地利，另一些被强制带走服劳役。无论如何，布尔诺在战后驱逐德意志人社区，也终止了他们的艺术贡献。因此，回顾这段历史时，1941年的莫扎特音乐节虽然带有浓重的政治意味，但很可能是摩拉维亚都城在德占时期所举办的最具规模的音乐活动。

<b>莫扎特在被占领的波兰和更东部的地区</b>

希特勒的律师汉斯·法郎克在1939年10月被任命为波兰总督。纳粹一占领波兰就开始残暴地镇压波兰人、屠杀犹太人，而法郎克把文化当成烟幕弹，有效地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法郎克把自己的政府总部设在克拉科夫（Kraków）；为提升他作为领导人的地位，他把克拉科夫变成一个“德国文化之世界力量的前哨站”[504]。他是个热情的乐迷，和理查·施特劳斯、汉斯·普菲茨纳交好，因此立志要对该市的音乐生活施加强有力的影响。1940年，他创建了自己的乐团——“总政府爱乐乐团”（Philharmonische Orchester des Generalgouvernements），并监管所有的演出曲目。他公开宣称自己的目的是让这个乐团“在东方具有绝对的领导地位”[505]。乐团大多数人是乌克兰和波兰的音乐家。有鉴于法郎克对波兰人的蔑视，这情况颇为讽刺。不过，乐队的关键职位，包括乐队首席和首席指挥，都是德意志人。常驻慕尼黑的汉斯·罗尔（Hanns Rohr）被聘为音乐总监。[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