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称……《魔笛》为共济会歌剧的人，我们的人民都不会认真对待。”[92]

——巴尔杜尔·冯·席拉赫

阿道夫·希特勒在他的政治证言《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攻击了共济会，称其为犹太人的密谋机构。他认为：“犹太人为了加强他们的政治地位，试图拆除曾经每一步都限制着他们的种族和公民障碍。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以与生俱来的狠劲，为宗教宽容而战斗着。而共济会已经完全顺服于他们，成了他们的一件称手的斗争工具，用来实现目标，渡过难关。政治和经济资产阶级的统治圈子及高层被他们用共济会的绳索网罗进来，从不怀疑到底发生了什么。”

希特勒说，共济会也和报界合谋，而报界也是犹太人把控的。“他们坚韧不拔，灵活善变，将报界收入囊中。他们开始用媒体慢慢地控制、诱导、引领、推动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因为他们身居要职，能够创造、指引现在以‘大众观点’之名远较前几十年知名的那种力量。”[93]

希特勒妄想症似地担忧共济会—犹太联盟正慢慢控制着全世界。这种忧虑在20世纪20年代其他主要纳粹人物的演讲和写作中也有反映，如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格雷戈尔·施瓦茨—博斯图尼希（Gregor Schwartz-Bostunich）[94]。随着希特勒及其支持者在德国议会中占得越来越多的席位，针对共济会的打击也加剧了。例如，在1931年，纳粹官员收到了一份“指南和指导信”，信中称“农民对犹太人的天然敌意和对共济会的敌意，必须被加强到狂乱的程度”[95]。

纳粹在上台后，对共济会士实行无情的压制，和对犹太人的迫害遥相呼应。迫害的模式经历了相似的发展。最开始是突击队员随意行动，或由地方官员下令，强行终止会所活动，并扣押共济会财产。之后，通过1933年4月7日《公务法案》（Civil Service Law）的实施，共济会成员个体被盯上。许多人丢了工作，有一些被投入监狱。在接下去的两年里，共济会士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1934年5月，国防部（Ministry of Defence）通过命令，禁止武装部队队员成为共济会士，并要求已加入者退出。帝国内务部（Ministry of the Interior）部长威廉·弗利克（Wilhelm Frick）在10月28日通过法令，斥责共济会士为国家公敌，下令没收他们的资产。1935年8月，纳粹德国境内所有的共济会组织不是被禁止就是被迫解散。会所大厅被破坏，档案被收缴。[96]

尽管最重要的共济会架构在几年之内都被击垮，当局仍不懈地和境内残存的共济会精神做着斗争。特别是，纳粹试图抹除共济会对德国社会和公务系统的据说有颠覆性的影响。不过，对当局来说，继续鼓吹“犹太共济”共谋的神话也是个有力的宣传工具。因此，本质上说，共济会在德国被打压之后很久，依然是纳粹的核心事务之一。

即便莫扎特、歌德、席勒都曾是坚定的共济会士这一点已经成为常识，在纳粹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这样的结合仍然显得非常不舒服。在这种情况下，最合适的做法或许应该是认为这些德国文化的伟大楷模并未受到共济会影响的污染，或者把他们对它的热情看作是受到了误导。然而，就莫扎特而言，要作出这样的论断，从而扫除他那些和共济会的隐藏联系，却是特别困难。除了质疑那些毫无争议地证明了莫扎特忠于共济会的史料以外，我们要怎么才能解释一些事情，比如他那无比流行的歌剧《魔笛》中的共济会符号体系，比如他写了康塔塔《共济会的欢乐》（Die Maurerfreude, K471）、《共济会葬礼音乐》（maurerische Trauermusik, K477）和《共济会小康塔塔》（Eine kleine Freimaurer Kantate, K623）？

<b>阴谋论——道默、阿瓦尔特和玛蒂尔德·鲁登道夫</b>

让莫扎特和共济会一刀两断的想法却不是源自纳粹的。实际上，对《魔笛》中和共济会的那些关联的关注，在莫扎特于1791年逝世之后的几年内就出现了。奥皇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及其继任者弗朗西斯二世（Francis II）都担心法国大革命会对奥地利君主形成潜在的冲击，认为秘密社团都是雅各宾派的代理人，因此开始对其实行越收越紧的政策。共济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关停压力，最终，1795年6月通过的一条法律强制关闭所有的会所。[97]奥地利当局面对此时《魔笛》一剧日益流行的情况，在1794年发布了一份小册子，说莫扎特和剧本作者席卡内德（Emmanuel Schikaneder）的这部歌剧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讽喻，有反雅各宾派的意思，试图以此让大家不再关注其中的共济会元素。[98]

对《魔笛》中共济会成分的揣摩在19世纪中期又浮出水面。奥托·雅恩在1856年至1859年出版的四卷本莫扎特研究中，认为这部歌剧之所以有高贵的尊严和夺目的光彩，作曲家对共济会理念的倾心忠诚是基础。[99]类似地，利奥波德·冯·索恩莱特纳（Leopold von Sonnleitner）受雅恩的启发，在1857年完成一篇文章，提出《魔笛》所寻求的是以最正面的方式描述共济会。[100]一如18世纪90年代中期，一份反对意见仅过数年就出现了，尝试将莫扎特、他的歌剧和共济会割裂开来。另外，鉴于莫扎特去世一事有着诸多未解之谜，这位作者提出他的死是共济会同僚背叛、下毒所致。

这一假说的作者是19世纪的诗人和哲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道默（Georg Friedrich Daumer）。道默是由新教改宗的天主教徒，他在一篇文章中攻击共济会的恶劣影响，发表于《阁楼来言》（Aus der Mansarde）1861年第4期。他认为，莫扎特在混沌无知之中被人拉进了共济会，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自由和品位的支持是假装的。道默承认《魔笛》中有共济会的象征，但他认为这部歌剧实际上反映了莫扎特在对共济会的忠诚和内心深处的天主教信仰之间的挣扎；莫扎特在第二幕临近结束处的武士二重唱“谁走在这条路上都会充满恐怖”（Der, welcher wandert diese Straße voll Beschwerden’）悄悄地用了一首圣咏，道默便以此为证据。莫扎特的遗孀在1799年给出版商布莱特科普夫的一封信中称，莫扎特计划建立一个名为“岩洞”（Die Grotte）的敌对教派，这证明他在创作《魔笛》时已经对共济会失去了兴趣。而走出这一步让他丧了命。道默重复了一个阴谋论，类似于18世纪90年代的一个有关奥皇利奥波德二世早夭的理论，认为莫扎特是被共济会士背叛的，他们毒死了他，并眼看着他被葬在贫民墓地。[101]

道默关于莫扎特之死的理论对其他格外敌视共济会的人来说，有如一针催化剂。这些人开始给这个传说添油加醋。1910年，满怀敌意的反犹主义者赫尔曼·阿瓦尔特（Hermann Ahlwardt）给这个说法又增加了一个层面，他提出，除共济会士之外，犹太人在毒杀莫扎特一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102]相似的说法在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将军1926年的一次演讲中被重复。鲁登道夫是1923年那次失败的暴动（即啤酒馆暴动——译注）中希特勒的共谋者，强烈反对共济会。[103]但是，把这个空口无凭的理论最成功地带入主流视野的则是埃里希·鲁登道夫的妻子玛蒂尔德（Mathilde）初版于1928年的著作《对路德、莱辛、莫扎特和席勒犯下的未被补偿的罪行》（Der ungesühnte Frevel an Luther, Lessing, Mozart, Schiller）。

书的第三章题为“会所对莫扎特的谋杀和犹太人对其尸骨的诅咒”（Der Logenmord an Mozart und der Judenfluch über seine Gebeine），玛蒂尔德·鲁登道夫在其中认为道默的文章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能证明莫扎特是被共济会士背叛的。她也提出，谋杀作曲家的罪行是通过犹太人和耶稣会士的邪恶同盟才实现的，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犹太的普世秩序，而莫扎特的爱国情怀则对这一秩序产生了威胁。莫扎特对共济会士的罪念天真无知，但是当他知道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一些事情时就醒悟了——法国大革命时，“带着嗜血仇恨的犹太人谋杀了巴黎的金发贵族”，并把玛丽·安托瓦内特处死，以报复她的母亲女皇玛丽娅·特蕾莎在奥地利查禁共济会的罪行。[104]

在一个让人不自主地想起18世纪90年代中期反雅各宾宣传的段落中，鲁登道夫用这套纯属子虚乌有的说法来支持一个观点，即莫扎特在《魔笛》中设置了反共济会的主题，而这个危险的策略导致他过早地死在共济会士手中。她提出，犹太人害怕阴谋暴露，引起公愤，就强迫莫扎特和剧本作者席卡内德写一部歌剧颂扬共济会。但《魔笛》把两个矛盾的传说纺织在一起，而莫扎特技法之高超，令任何熟知内情的观众都看得出他以象征手法表达了真正的意图：

魔笛是帕米娜的父亲（日耳曼人民）取自千年的日耳曼橡树刻成的，它就是日耳曼音乐；塔米诺（莫扎特）想用这支魔笛来劝诱黑暗邪恶兄弟的内心，让他们拯救因母亲夜后（玛丽娅·特蕾莎）而被俘虏的帕米娜（玛丽·安托瓦内特）；若不成功，则注定成仁。[105]

到1936年，《对路德、莱辛、莫扎特和席勒犯下的未被补偿的罪行》已经印行了55000本。[106]同年，玛蒂尔德·鲁登道夫把关于莫扎特的一章扩成一本专著，题为《莫扎特的生平和暴亡》（Mozarts Leben und gewaltsamer tod）。这本更大型的著作只不过把早先那一章的说法重新说了一遍。然而，素材细节却更为详尽，大量引用格奥尔格·冯·尼森（Georg von Nissen）出版于1828年、由莫扎特的遗孀康斯坦重新编辑的《莫扎特传》，引用部分几乎占到三分之二。

玛蒂尔德·鲁登道夫的阴谋论于是贯穿了莫扎特的整个人生。第一个遭受指控的是利奥波德·莫扎特（Leopold Mozart）——他只在意剥削儿子的才能，为了换点钱而强迫他周游欧洲，让他思乡病起而不可自拔。利奥波德还说服他的儿子加入萨尔茨堡的共济会，而他的赞助人，同一会所的另一个会士科罗莱多大主教（Archbishop Colloredo）则因为莫扎特拒绝以其所要求的意大利风格创作而迫害他。莫扎特搬到了维也纳，通过创作德语歌剧而尽力克服意大利影响，但这一努力再次被他的共济会同伴葬送。在这一语境中，鲁登道夫全文引用了莫扎特在1785年3月21日写给安东·克莱恩的那封广为流传的爱国主义信件，信中谈到了想开创德国民族歌剧的愿望。鲁登道夫在引文前加了如下评论：

由于莫扎特开创了德语歌剧，由于他一举成功，决定性地为德国人民征服了意大利音乐，将其替换为更珍贵的事物，由于他在世俗音乐领域内成就了巴赫和亨德尔在圣乐领域成就的事业，由于他在所有音乐创作领域都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对于超国界的共济会力量及其目标而言就成了一个强劲的敌人。德国人永远可以从他不朽的作品中获得力量，因此他让那些想要“把人民从种族、民族和语言中解放出来”、强迫他们进入犹太或犹太—基督教世界帝国的人无比憎恨。这就是这个阳光而善良的人处处遭到暗算的原因，每一个天才卓绝的人物都会招来不那么天才的嫉妒者如此暗算。[107]

鲁登道夫的书对莫扎特的诠释是反共济会、反犹、反教会、反世界主义的，看上去和纳粹德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氛围完全契合。但它没有获得官方认可，甚至被宣传部长戈培尔否定，最初可能是因为希特勒和前盟友埃里希·鲁登道夫在1933年后关系日益紧张。[108]它未获宣传部长首肯，更具体的原因则是玛蒂尔德及其同僚源源不断地在具有崇高地位的民族人物身上炮制阴谋论，如费希特、莱布尼兹、尼采、舒伯特和J.S.巴赫等，而戈培尔对此日益恼怒。他决心不计代价地叫停这样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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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玛蒂尔德·鲁登道夫关于莫扎特的反共济会著作的封面和扉 页。

促动当局对鲁登道夫采取行动的是她的另一项主张，即歌德和共济会士在毒杀弗里德里希·席勒，致其于1805年早逝一事中起到重要作用。歌德协会对此感到极为愤慨，并在1935年委约席勒专家马克斯·海克尔（Max Hecker）写下《席勒的逝世和下葬》（Schillers Tod und Bestattung）一书反驳鲁登道夫的观点。另一位席勒专家尤利乌斯·佩特森（Julius Petersen）紧随其后，在《歌德协会季报》（Vierteljahrsschrift der Goethe-Gesellschaft）1936年第1卷中谴责她的著作为“追求轰动效应的文献，在民族自我指控的泥淖中洒了一杯有毒的鸡尾酒”[109]。在同一年，席勒的死因由沃尔夫冈·魏尔医生（Dr.Wolfgang Veil）进行了细致的医学调查。他没有找到席勒被谋杀的证据。[110]

戈培尔对鲁登道夫理论的敌意反应最初于1936年1月在《柏林地方导报》（Berliner Lokal-Anzeiger）的一篇文章里明确提出。他对她并未点名批评，但把她的思路——将德国艺术和文化史细分为“一系列罪案并尝试在犹太神秘主义数字学的帮助下推导是不是席勒毒死了歌德或是谁杀了莫扎特”——攻击为“廉价而毫无原则”[111]。

由于《对路德、莱辛、莫扎特和席勒犯下的未被补偿的罪行》和莫扎特那本书在1936年夏天加印，鲁登道夫似乎并不在意戈培尔的攻击。宣传部长意识到自己的权威遭到侵犯，便进一步采取行动，削弱她的影响。在1936年10月17日于柏林召开的一次全国媒体大会上，他再提此事，警告与会者要防范鲁登道夫作品潜在的破坏性影响；他认为这种影响正在破坏文学和音乐艺术方面的一次正处在细致调控中的颂扬德国至上的运动：

甄别以前的哪个诗人或作曲家和某个共济会会所有关系，或和犹太人厮混在一起，同样没有必要。比如，在有些地方，有人说莫扎特曾属于某个会所，而这层关系现在应该被永远剔除。有人指控瓦格纳和犹太人混在一起。有人说歌德毒死了席勒。这种对人物的窥私癖很容易走向一种情形，即，某一天，我们会完全没法再上演任何伟大的英雄先辈的任何作品。如果我们放过这些人，那德国的文化生活很快就会变得肤浅而愚蠢。[112]

戈培尔对鲁登道夫的最后一次谴责出现在1936年12月27日帝国文化局（Reichskulturkammer）的第三次年度大会上。他引用了《柏林地方导报》文章里的一些词句，宣布官方已经禁止鲁登道夫的书继续重印。1938年6月，禁令进一步延续。[113]

一如1936年的席勒一事，医学证据被用来驳斥鲁登道夫关于莫扎特之死的阴谋论。最初是汉斯·霍尔茨（Hans Holz）的一篇论文，该文首先宣读于耶拿（Jena）的席勒大学（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出版于1940年，讲了关于作曲家之死的一些细节。霍尔茨以对莫扎特书信和同时代人回忆的细读为基础，得出结论说，他的死因是结节性红斑（通常和肺结核有关的皮肤肿胀）。重要的是，作曲家或被共济会士毒杀的说法在霍尔茨的文本中未得到任何认同。[114]

<b>《魔笛》和纳粹</b>

纳粹虽已把玛蒂尔德·鲁登道夫对《魔笛》作出的反共济会诠释撇到一边，但仍然面临着如何用意识形态上最能接受的方式向德国公众呈现莫扎特作品的问题。由于在纳粹上台前，学界已经挖掘出压倒性的学术证据，证明要欣赏这部歌剧，其与共济会的关系是根本性的要点，莫扎特专家、剧院制作人和宣传部官员在这一点上要建立任何共识都特别困难。

鉴于当局已能容忍对莫扎特其他作品的意识形态曲解，它并未鼓励对《魔笛》采取类似做法是让人感到意外的。之所以没有这么做，完全是因为希特勒本人对这件事的立场。传记作家布莉吉特·哈曼（Brigitte Hamann）在研究希特勒和维也纳的关系时，曾讲到一件时间不明的事：一个“过于积极的人”向元首呈上一份“雅利安化”的《魔笛》新剧本，以取代席卡内德那份“被当成犹太思想产物”的文本。但希特勒显然拒绝了这项提议，明确表示他不想在世人面前显得荒唐可笑。[115]

希特勒肯定在1937年的纽伦堡党代会上回忆了这个插曲。在一份专讲过去的伟大艺术品的讲稿中，有一段号召德国人对《魔笛》这样的作品要抱有最高的敬意：

目前有一些经过润饰的诠释，多为时势所致，但将此标准用于强有力的艺术界英雄所创造的伟大文化作品，则是错误的。只有无力欣赏艺术的人才需要用这种极不适宜的方法。但不只是这样。这种方法对我们伟大的过去是不敬的，在史观上是狭隘的。只有一个对民族不敬的人才会因为莫扎特《魔笛》的剧本可能和他的意识形态相对而贬低它。同样，只有不公正的人才会因为瓦格纳的《指环》不符合基督教理念而拒绝它，或者因为《唐豪塞》（Tannhäuser）、《罗恩格林》（Lohengrin）和《帕西法尔》（Parsifal）